去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评论以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和俄印欧等主要国家地区“东望”为宏观背景，提出中国应该反向行之，有“西进”的战略谋划，即和包括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区的西部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王缉思写道。

文章甫出，便在美国引起讨论。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身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之位的王缉思是国内极具分量的中美关系专家，并曾在培养党务干部的中央党校任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更因为文章中所讨论的“西进”谋划和美国及北约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吻合。一个天然的疑问随之产生：中国是否欲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填补美国及其盟友留下的空缺、成为一个新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活跃程度日益显现。在过去七年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30%左右，高于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而和南亚、西亚各国的贸易额也在过去十年中迅猛增长了30倍，远超中国外贸的平均增幅。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同西部各国频频签下的有战略意义的合约也成为“西进”大局酝酿之中的有力注脚。2007年，中国央企中冶集团斥资30亿美元拿下阿富汗最大铜矿艾娜克的开采权，随后，中石油继建成中亚天然气管道后又成为首家获准在阿富汗开采石油的外国企业。今年年初，中国接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运营管理，被认为是向波斯湾拓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解读王缉思的“西进”谋划时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曾经有一条著名的战略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但是这样的解读忽略了王缉思文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即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已经呈现“零和格局”的思维模式，而在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风险的西部地区，两个超级大国在投资、能源、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与其将西部地区看作又一个中美两国的角力场，不如看作对东亚零和博弈的有益缓冲。

在王缉思看来，中国本不应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东亚国家”。中国的名字，如果直译成英文，应该是Middle Kingdom（中间的王国），理所应当考虑多向发展自己的地缘优势。

3月12日，笔者和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王缉思教授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王教授首次公开阐述他提出“西进”谋划背后的外交逻辑。

以下为对谈实录，经过缩减和编辑，并经王缉思本人审阅。

问：您提出的“西进”战略谋划，从内容上来说，和过去20年国家逐渐对西面开放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您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是否和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即将从阿富汗撤兵有关？

答：“西进”不是一个很短暂的策略性的周旋，不是“敌退我进”。主要不是针对美国的。“西进”应该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第二个“中国”指“中间的国家”——编注）。西进不是一个战略，只是一种战略思路。

在《环球时报》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展开谈的是中国要搞西部大开发。中国从地理上来说是西高东低，从经济上是西低东高，因此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再平衡。在中国古代，首都是在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地方——当然燕国和明清时也到过北京，但首都自古不是集中在沿海，而是在内陆。“西进”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内部的平衡。

西部开发自然要对中国西边的国家开放。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可以生产很多穆斯林喜欢的商品，向西出口不是很好么？新疆同中亚发展经贸关系很近便，但同日本韩国通商就是舍近求远。西藏可以同尼泊尔发展经贸关系，云南经济向缅甸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面貌就可能尽快改变。

问：所以“西进”首先是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驱动的？

答：对，首先是中国内部的经济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会影响外部的平衡。中国在西边遇到了一些挑战：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即所谓三股恶势力。如果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乱起来，这些恶势力可能向中国蔓延。中美在这个地区有合作余地。

从连云港和中国东部其他港口修高速路可以一直通下去。可能一些国家有所顾虑，但是早晚是要通的。现在有几个路径可以走，走西南方向从四川、云南走到缅甸，到印度洋的出海口；或者从新疆经中亚、土耳其到地中海；还可以从经里海地区走到阿姆斯特丹。这个欧亚大陆桥是若干方向的，把这种基本建设加起来考虑，对中国经济是很有意义的。也帮助“沿路”国家共同发展。“要想富，先修路”，还有油气管道。克林顿国务卿提出在中亚、南亚建“新丝绸之路”，中国也应当考虑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或者几个国家合作来搞。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设想，是地缘经济的设想。过去鸦片战争是从中国东边敲开的大门，不是从西边，所以比较发达的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

我刚开始学习国际政治的时候，非常羡慕美国。美国是两洋国家，中国是“一洋”，但是现在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地缘的劣势可以变成地缘的优势。我们东边向海洋发展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一边洋一边陆，为什么不用呢？原来西方国家很强，把中国说成“远东”，我们也自称为东方国家，现在我们的地缘地位有很大改变，可以把中国重新想象为“中国”。

问：但是国内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讨论也不少，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习惯看自己为东方国家，所以感觉美国要到我们的地盘上来了？

答：美国战略重点往亚太地区转移，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需要考虑积极应对，但没有必要做出强烈反应。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东亚，而我们也只想着在东亚这个地方转悠，就被套住了。

许多美国战略家和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将中国看作东亚的一部分。美国和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种族上接近，我们说它是“西方”。其实美国在中国东边，中国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从政策、战略上讲，美国一直将中日韩、东南亚放在一起来考虑，潜意识将中国定义为一个东亚国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人到东亚，最先侵入的是日本，然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来打了三场战争——太平洋战争即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规模和代价都比伊拉克战争等大多了。美国人一想起中国，就会想起这三场惨烈的战争，他们是绝不会放弃在东亚的战略存在的。由于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他们的想法，就有可能限制我们自己的战略思维。李光耀（新加坡前总理——编注）提出：中国当然想要成为东亚霸主，那怎么能不排挤美国呢？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亚太霸主，怎么可能容得下有两个霸主并存呢？这样一种“零和格局”的战略思维不摆脱，中美就不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如果你把这个视野放大，把中国想成是正在向西发展的亚洲大陆“中间国家”，利益和影响不仅向东发展，更迅速拓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拉美，从地区强国向全球角色转变，成为各个大国的全球合作伙伴，那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理念就不同了。中国没有想当东亚霸主，甚至没有必要当东亚霸主。如果讲雄心或者野心（在英语里是一个词），中国的雄心是要在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东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是像美国那样想当霸主。

问：所以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是俄罗斯和非洲。

答：我个人认为，这个出访路线不是故意设计来针对美国或者日本的。中国没有结成反美同盟的想法，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巩固原来的伙伴关系，发展新朋友。中国不是要“突破”美国的包围圈，美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包围中国。俄罗斯一直就很重要，至于南非，是开金砖五国峰会，早就定好了的。金砖国家的峰会不能放到美国或者日本开吧？

东亚对于中国还是很重要。中国是东亚的核心国家，但并非中国的所有部分都属于东亚，比如新疆和西藏在文化上就更为接近中亚、中东、南亚，而不是中国以外的东亚。中国西部地理上比较靠近欧亚大陆的中间了。

刚才说完了“东西”，另外一个地缘战略的概念是关于“南北”。中国从经济上看好像是一个南方国家，即77国集团所说的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很大一片领土是北方，冬季寒冷，跟别的南方国家差别很大。中国不想永远当发展中国家，目标是进入发达国家也就是北方国家的行列。现在中国经济水平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上”水平，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所以它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middle state（中间国家——编注）。

问：但事实是，中国这段时间的国际新闻还是比较集中在东亚问题，例如钓鱼岛和朝鲜半岛上。

答：我喜欢到处跑，之前去日本、韩国、东南亚比较多，就把自己的眼界放在那个地方了。后来往西边看一看，眼界大开，某些方面颠覆我的世界观。你可以说亚洲是中国加上它的邻居，但是你不能说亚洲是日本加上它的邻居（笑）。国际新闻的热点问题，过去几十年换过好多次了。

问：所以“西进”只是外交战略的关键一步。

答：对。如果只是说“西进”，会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短期的设想，但实际上我想的远远超过这个。这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外交战略、奠定全球地位的根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dominant power（统治性的力量——编注），但是一个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国家。这种迎合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内生驱动的，机遇大得很。当然，挑战和风险也越来越大。

问：中国经济利益向全球流出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非经济利益的输出。譬如现在沙特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它的石油输出主要是从海上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由美军护航的。那么今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石油利益越来越大，美国不愿意让中国搭便车，是不是就要中国自己来保护经济利益？

答：会有这样一个趋势，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考虑在更大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正是这样一种需求，促使中国必须加强和各个地区国家的合作，也包括美国这样的海上强国的合作。放眼看，中美在印度洋、非洲、拉美不是零和格局。非常现实地讲，中国不可能很快造出十艘航母，到世界各地去游弋。不但财力无法做到，政治上障碍也很多。保护海上安全、海洋通道，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现在连美国也感到它当海洋霸主力不从心了，它也想要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分担责任。

问：所以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是没办法保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的。我记得有一年赞比亚总统大选，一个候选人承诺如果当选，会改善和台湾的关系。当时中国这边是做了一些干涉。

答：我认为中国的作用还是middle state。美国总是想着怎么改换别国的政权，比如（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朗政权，但是它在把伊拉克政权搞垮后，伊拉克现在一塌糊涂。美国也在重新思考，接受教训。美国和欧洲的干预有它的局限性。对于发生内乱的国家，西方总会考虑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其他国家，有的是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利益，有的是有利益而没有干预的手段。中国是有利益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手段，就这点来说，也是处在中间状态。不干涉内政还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但有了利益，就不可能完全袖手旁观。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要帮助其他国家做好本地治理，维护自己在那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至于具体怎么做，中国还在摸索、实践。

问：所以将来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外交大战略的话，是需要把眼光从东亚放开一些，成为全球治理者。

答：东西南北，大家都是利益攸关方。G2的想法比较狭隘，讨论基本上限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实际上，其他各国也有各自的势力和影响。说得直白一点，中国力量发展以后，应该能够平衡其他国家间的利益，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全球帝国，可以通过调整美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来影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平衡，也可以设法调整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平衡。中国这么大，不能只看别人玩牌。

问：现在全球经济放缓，中国GDP增速预期目标降低了。盘子大了，经济不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怎么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答：现在其他国家经济都不怎么景气，中国GDP增长率自然要降低。中国原来吸引了很多外资，现在人家自己钱都不够用，引进外资当然会比较困难。中国自己的对外投资现在也要仔细盘算，和谁做买卖、向哪里投资能挣钱，要好好谋划，不能像一开始那样，出了事故、遭受了损失才开始注意。要增强自觉性，研究风险规避。

另外，中国需要有和他国合作的态势和意识，并且形成战略。现在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基本是独资。需要让他国分担我们的风险。当然，合作意味着你也需要承担别人的风险。

中国企业将来在海外做大了，要做成上游的，像一个融资公司那样。不是别人请你去盖房子、去修路，你就去，干完了再换个地方。做个比喻，要从一个装修公司发展到一个房地产公司。中国企业和中国战略一样，要学会往上游走，最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撰稿人包蓓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与国际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

来源: 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