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封建治世的典范——“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不仅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为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形成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思想和原则，取得了卓越的政治成就，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不仅为有唐一代的施政创立了规制，有力推动了大唐帝国的强盛，而且为后世诸封建王朝留下了丰厚的施政遗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天，贞观之治依然为国人萦怀追慕，其政治思想、原则及智慧仍需予以深刻审思，其中施政上所体现出的包容性颇值珍视。
概要而言，贞观之治的施政包容性，可举出如下数端。
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尤其是针锋相对的政见，是大智慧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关键是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尤其是针锋相对的政见，显然是政治上的一种包容和成熟、一种豁达和开放，是大度量，也是大智慧。与其相反，不了解掌握全面情况，偏听偏信，狭隘固执甚至刚愎自用，历来是施政之大忌。
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还认为不能以自己所下的诏、敕等代替法律，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学界公认，《唐律》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
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教和道教皆可益于教化，利于施政，说：“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与汉代自武帝之后“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比，显然具有兼容性。由于各有自己的宗旨和理论体系，三教之间的冲突辩难时有发生。
唐高祖、唐太宗等皇帝都曾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即所谓由皇帝主持的“廷争”，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三教讲论”成为了有唐一代的传统，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而且体现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兼容和多元，促成了相当宽松和自由的思想氛围，促成了唐代文化宏大开阔的多元发展格局。三教之间经过唐代长期的相互吸收融通，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三教融合的产物，成为宋明以来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其中儒教着重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佛教讲求人的身心的内外协调，侧重人的自身矛盾的调节;道教讲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平衡。可以说，三教各有价值，功能各有侧重，渗透互补，汇通融合，保障了唐宋以后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研究这一绵延发展过程，明显可见唐太宗确立的“三教并用”政策发挥了奠基与开创作用。
对反对派人士和贫寒之士的信任与重用，使得贞观群臣的组成呈现出多元性特点
唐太宗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高度重视官员尤其是朝廷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同时，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唐太宗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
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登基即位后，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勣，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的任用，颇能展现唐太宗选官用人上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创建唐朝的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
魏徵最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时，魏徵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徵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徵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他表现得不卑不亢，气概非凡。唐太宗很欣赏魏徵耿直的性格和出色的才干，“改容礼之”，捐弃前嫌，擢拜魏徵谏议大夫，视为股肱之臣。魏徵后来位至特进，成为对唐太宗进谏最多的大臣，前后论及200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影响和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
对反对派人士和贫寒之士的信任与重用，突出反映了唐太宗在选官用人上求贤若渴、大度容人的宏博度量，使得贞观群臣的组成呈现出多元性特点。这种多元性反映了群臣所代表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能够更加广泛地关照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障了施政的更多合理性。与此同时，唐太宗还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录取名额，更多地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任用官员，进一步扩大了政权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力保证了贞观政治的先进性。
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彰显了唐代社会发展高度的自信心和开放度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唐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观场景，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大唐天子。大唐帝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昌盛和开放，“怀柔荒远”、“协和万邦”，引领着世界潮流。同时，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唐代文化的多元繁荣。以仁和宽厚的胸怀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彰显了唐代社会高度发展的自信心和开放度，也为大唐帝国不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唐代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国家繁荣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