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走向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避免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 “历史怪圈”，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我国上、中、下三个层次围绕这一问题各有重点的探索，不仅是 “中国经验”的实质内容，而且也构成 “中国经验”的一个个亮点和成长轨迹，其中，中央的经验是核心、灵魂和指导。从理论上来说， “社会运行论”包括的所有机制都涉及到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从整合机制和动力机制出发，要应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要正确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要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合作，要实现 “组织构架的再造”，处理好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关系，要在解决好各种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科学管理。
［关键词］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整合机制；动力机制；有序；活力
在有关社会管理的各种讨论中，大家最为担心的是，当我们强调社会管理时，容易把社会管死，从而又陷入我国社会管理中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 “历史怪圈”。这就尖锐地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这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我国上、中、下三个层次都做了各有重点的探索。
一、三个层次对有序与活力兼具问题的探索
笔者曾多次指出，整个中国经验由中央经验、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三个层次构成［１］。在三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探索中，中央经验是 “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 “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一）关于中央层次的探索
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了下述一段具有纲领意义的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这个讲话表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在寻求新的突破。
第一，这一段话明确地提出了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目标，提出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这个总要求事实上说的也是既要有活力，又要减少影响社会运行有序的不和谐因素，而且社会活力是要最大限度地加以激发，而和谐因素则是要最大限度地加以减少。在这一段话中，把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说明在活力和有序的有机统一中，在当前激发活力是更为重要的，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第二，后面紧接着提出的抓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几个主要方面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社会管理体系，都是为实现这个总要求服务的。
第三，这个专题研讨班所发的六个参考材料，还使我们看到了中央指出的研究社会管理的思路和路径。这六个参考材料是： （一）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情况；（二）我国历史上社会管理的内容和做法；（三）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形势、存在问题及经验做法； （四）我国城乡基层群众的实践与创新；（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 （六）社区管理２０例。这六个材料从一些侧面反映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探索的路径和比较研究的视角。参考材料之一：“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情况”，反映了我们应该和必须借鉴国外、汲取它们有益经验的路径，表明了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即 “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洋为中用”视角；参考材料之二：“我国历史上社会管理的内容和做法”，反映了我们应该和必须开发传统、参考我国古代管理和建设的有益经验的路径，表明了一种古今比较的视角，即 “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古为今用”；参考材料之三、四、五、六，涉及中国经验的中央、地方和部门、基层社区三个层次的探索，反映了立足现实，从现实出发，提升实践、探索中国道路的思路，表明了一种现实比较的视角，即 “立足现实，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上述的路径和比较研究说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国外、与传统、与现实的三种关系，处理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背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探索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总结 “中国理念”，概括 “中国道路”。沿着这些路径和把握研究这些视角，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果。
（二）关于地方和部门层次的探索
对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我国各个地方和部门，也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和统一部署，进行了并且还在进行着各有特点的探索。
在地方经验中，在我们团队做过实地调查的城市中，可以以杭州经验为案例加以说明。对杭州这个城市，我和我的学术团队，搞过两次系统的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是在２００８年，调查的成 果是《“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 “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第二次是２０１１年，主要成果是 《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品牌网群———以组织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 “杭州经验”》。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理解到，杭州市是如何从初级发展走上科学发展的，如何从以初级资源 （土地、民工、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为主转变为以开发、挖掘人的资源为主的，也理解到，杭州市如何从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多年来，杭州市以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价值共识作为共同行动的基础，通过连续不断的系列创新，对 “中国经验”的内核———构建 “国家－社会”新型关系、促进 “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使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形成优化配置———给予了独特的探索。最近几年中， “杭州经验”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品牌网群的新跨越，对 “政府－企业－社会”合作三维的具体组织构架、作用模式和运行机制等做了开创性的探索。这一通过组织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使杭州作为 “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的发展步伐再次提速，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激发出社会活力，使杭州成为活力和有序兼具的城市，达到了社会管理科学化的较高境界。
在部门经验中，在我们团队做过实地调查的城市中，可以以北京经验为案例加以说明。对北京这个城市，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在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１年搞过实地调查，成果是 《“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 “北京经验”》。两年多前， “大民政理念”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民政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各级民政干部的切实贯彻，受惠群众和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也受到社会科学界的众多好评。两年多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民政的理念就是体现 “民生为重、造福于民”这一本质的理念，大民政的实践就是贯彻 “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大民政的重大意义越来越得到显现。经过我们团队两次系统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我把大民政的重大意义凝炼为、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大民政是大力推进现阶段中国特色现代民政的艰辛探索；是社会管理从原有体制转向新型体制不懈努力；是社会成员从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夯实世界城市建设基础的北京经验的生动体现；是促进建构 “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有力抓手。同时，这一探索和实践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社会活力，使北京成为活力和有序兼具的城市，达到了社会管理科学化的较高境界。
（三）关于基层社区层次的探索
在社区层次中，这些年来，我们深切体会到社区文化 （特别是睦邻文化）在促进社区既有活力又有序运行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体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为了 “社会人”、“社区人”；社会身份体制的变化：社会身份不再依附于固定的个人；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新利益群体的形成，初级群体的疏松化；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流动和开放，终身拥有的现象日益罕见；社会关系体系的变化：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为基础的传统纽带进一步趋向瓦解，契约关系逐步取而代之。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不能不引起一系列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后果，如 “熟人社会”陌生化了，“陌生人社会”却常态化了；“集体化社会”日渐萎缩，“个体化社会”不断兴起；社会世界、生活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非预期性造成 “匿名化”、 “去责任化”，造成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的能力明显削弱。所有这些都对社区管理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考量、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其中，邻里关系同样也陌生化了，造成了功利、冷漠、封闭、失信、纷争等邻里关系病态状况。这种由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病、社区病和邻里病，必然影响到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如何克服这样一些现代社会病、社区病？实践表明，以邻里节活动为平台、以睦邻文化为纽带，克服邻里关系的病态，无疑是一个切入点和抓手。
首先，睦邻关系有社区居民容易参与、乐于参与的特点。社区居民容易参与、乐于参与，相关活动就会容易取得成效，事半功倍。反之，社区居民不容易参与、不乐于参与，相关活动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还会起到反作用。其次，睦邻关系毕竟是中国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贫病相扶、老幼相携的睦邻关系，毕竟是我国多年来为人们传诵的一种美德，它们还在民间起着作用，关键是要我们去发掘、去引导、去弘扬，使这种宝贵的传统资源为发展我们现代人际关系服务。第三，以邻里节活动为平台、以睦邻文化为纽带，还是使基层社会从市场经济形成的 “陌生人社会”走向 “新型熟人社会”的有效途径。陌生人在邻里节活动中、在睦邻文化熏陶下，相互交流，逐渐熟悉，加深感情，彼此关心，形成不同于传统 “旧式熟人社会”的现代 “新型熟人社会”。这种新型的熟人社会，既是有序的，又是富有活力的。
基层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许多城市基层社会就开始了对新睦邻方式和新睦邻途径的探索和创新。在这过程中，涌现了许多作出了贡献的区、街、社区。这里提到的是一些带有关键性、转折性的区、街、社区。第一，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是探索这项工作的先行者和取得重大突破的代表。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他们规置了邻居节，以德为邻、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把一年一度的邻居节办成了街道、社区的一项制度性品牌。讲文明、树新风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也成为辖区单位和居民的一项自觉行动。通过加强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增进了居民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推进了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天塔街道这一创新性举措通过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区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在全区各街道社区全面推开并收到显著成效，也在更大的面上进行了宣扬、推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由当时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区人民政府，在天津市举办了 “全国首届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在论坛上作了精彩发言。我本人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邻里和睦的社会意义，即：邻里是社会初级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邻里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素；邻里和谐有利于减轻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失衡的消极后果；邻里和谐是加强和谐社区建设的有效切入点；邻里和谐是潜移默化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在这次 “高层论坛”和对天津市河西区睦邻文化建设经验的推广以后，杭州、哈尔滨、南京、武汉、重庆、济南、深圳都局部或全部推开了 “邻居节”或 “邻里节”的活动，和谐社区、和谐街道、和谐城区、和谐城市的创建活动有了很大的推进和发展，也推进了这些地方既有活力又有序运行的局面。
第二，社区邻里节和睦邻文化发展推进期。２００７年３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专此联名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了 《创立 “邻居节”和谐邻里关系》的议案。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 “第二届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会议强调：要把发展社区睦邻文化、构建新型的邻里关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加以研究和推动；要充分认识发展社区睦邻文化、构建新型邻里关系，对于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要着力研究支持、扶持社区睦邻文化的政策措施，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大力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创新活动载体，探索建立开展社区睦邻文化活动的长效机制，推动社区睦邻文化活动的有序发展；“邻里节”活动是建设和谐邻里关系与和谐社区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沟通交流平台，应该作为弘扬睦邻文化，提升社区内涵，创新社区精神的重要内容来抓，在实效性、群众性、持续性上下功夫，丰富内容，扩大成效。会议助推了社区睦邻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从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全国４０％以上的城区、５０％以上的街道和６０％以上的社区居委会，都陆续建立起了具有各自特色的邻居节，出现了许多丰富多彩、居民喜闻乐见的特色社区睦邻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同年１１月下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同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政府一起在无锡市召开了 “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推进会”。在该会上，对１８个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示范区、１６５个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示范街道、１５０个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示范社区、８个全国和谐邻里建设示范单位和１００名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 “好邻居”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第三，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系统化。随着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在和谐社区中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加强，邻里节活动很快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发展，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于２００８年４月在西安市新城区举办了 “全国第三届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活动由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承办。１２６个城区和街道在论坛上展示了自己开展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特别是西一路街道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 “六有”：有机构、有规划、有制度、有阵地、有队伍、有典型； “五主题”：相知、相亲、互助、互动、风采；“三抓”：抓参与面、抓结合点、抓影响力和 “自然人与自然人的睦邻、自然人与法人的睦邻、法人与法人的睦邻”，有力地提升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境界，大大地拓展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第四，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推行的社区“睦邻点”活动———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开始走向了群众化、常态化和可持续化。第三届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把全国各地社区睦邻活动推向了高潮，在丰富多样的社区睦邻活动中，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推行的社区 “睦邻点”活动，极大地推进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深入和发展。为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同上海市民政局及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一起，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９日在上海举办了 “嘉定镇街道 ‘睦邻点’建设专家论证会”。嘉定镇街道为了使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扎根在基层、扎根在群众中，被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达到规范化、合理化、人性化、常态化，他们根据群众的意愿，在辖区内培育和建立了４２个 “睦邻点”， “睦邻点”由热心公益的社区居民自觉发起、由社区志趣相同的居民自愿参加、开展的活动由参与的居民自由设计，街道负责指导、协调和服务保障工作，很受居民群众欢迎，融洽了居民邻里间的感情，陌生的邻居熟悉了起来，疏远的邻居亲近了起来，寂寞的楼门热闹了起来，困难的邻居幸福了起来。对于 “睦邻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参加论证会的专家学者同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及上海市民政局的领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一是 “睦邻点”建设使社区人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多的归属感和更多的凝聚力；二是它具有草根性、民主性、群众性的基层特色，是和谐社区建设模式的再一次创新；三是找准了政府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权力边界，拓展了居民民主自治的范围；四是为社会治理微观化、基层化、生活化、日常化和细节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形式。最后，专家们形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嘉定镇街道 “睦邻点”建设的实践与探索，是社区睦邻文化工程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式创新和内容创新，是目前我国社区邻里和谐的新亮点，代表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新水平。它对于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创造人们的幸福生活，激发人们的内在活力，培养人们的自治精神，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互助，把陌生人社会变为新型熟人社会，促进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嘉定镇 “睦邻点”建设论证会把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社区睦邻文化建设从发动、造势开始向深入发展转变，从一般性活动的开展向专题活动的延伸转变，从要群众参与向群众要参与转变，从居民为主向辖区单位的共建共享转变，从注重外在形式向深化文化内涵转变。邻居节、邻里节在一些街道、城区、城市甚至省级行政区域出现了制度安排，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开始走向了群众化、常态化和可持续化，一些有创见的专家学者和开拓型的领导干部都决心要把这项活动做大做强，通过弘扬社区睦邻文化精神，优化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促进人自身和谐、环境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谐、楼门和谐、小区和谐和社区和谐，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五，中共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委、区人民政府开拓邻里节的活动形式，深化内涵。他们通过每年一 度 的 “邻 里 乐 ”———猜 灯 谜 大 赛、“邻 里弈”———百人象棋大赛、 “邻里绘”———绿色家园我来秀绘画作品赛、 “邻里展”———变废为宝手工艺制品展、 “邻里夸”———远亲不如近邻朗诵会、“邻里尝”———邻里厨艺大比拼、“邻里亲”———低碳环保进千家承诺签名暨废旧电池收集兑换、 “邻里暖”———为孤寡老人爱心六敲门、“邻里唱”———邻里街坊对歌赛、 “邻里评”———创先争优党员践诺群众评、“邻里宝”———收藏献宝展示生活变迁、“邻里 廉”———一 身 正 气 两 袖 清 风 展、 “邻 里诗”———楼门文化诗词赛等丰富多彩的邻里活动形式，把社区睦邻文化建设丰富化、具体化、深入化、群众化和常态化了，把居民和辖区单位的参与积极性广泛调动起来了，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 “左邻右舍之歌”，制定了充满邻里一家亲的邻里公约，把 “邻居节”做成了一个大品牌。
如今，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如雨后春笋，已在全国许多地方蓬勃发展起来。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有很强的时代感、很强的生命力，已成为和谐社区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社区社会工作理念的延伸和丰富，已成为社区社会管理形式的拓展和创新。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或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区工作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他们在这６－７年时间中，已经倡议和发起三次 “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高层论坛”（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天津；２００７年９月北京；２００８年４月西安），两次 “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推进会或推进年”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无锡；２０１２年４月北京），一次 “嘉定镇 ‘睦邻点’建设专家论证会” （２００８年４月上海）。他们还长期为争取把和谐的邻里节活动作为法定的国家节日、全民节日而付出持续的努力。这种高瞻远瞩和坚持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他们实实在在地在实践上为探索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区和社会做出了贡献。
二、对有序与活力兼具问题探索的理论分析
在理论上，跟有序与活力问题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是笔者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 “社会运行论”。当时，笔者给社会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把这观点简称为 “社会运行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特别是社会运行论这样的社会学，它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它的社会运行机制部分，都是为了推进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运行。社会运行论提出快３０年了，但是它对社会现实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涉及到社会运行机制的所有机制即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受制于篇幅，本文仅以整合机制和动力机制为例，做些分析。
（一）有序和活力兼具与整合机制
在社会学上，把社会不同部分连接起来、团结起来的机理，叫做社会整合机制，它起着一种社会粘合剂的作用。社会整合机制中最核心的是利益整合的问题。当然除了利益这一最基本整合之外，还有一些由此而衍生的整合如情感整合、组织整合、规范整合和功能整合。
１．利益整合
利益整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利益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与此相对应，有关利益的整合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即认同性整合和互补性整合。前者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将某一种利益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连、产生一致性认同时，就会努力去维护这种利益；后者是建立在特殊利益基础之上的，是由于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和相互需要而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促使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凝聚为社会整体。显然，互补性整合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整合方式，而且与认同性整合相比，其整合过程充满矛盾与冲突，而且整合程度也较为松散。
问题的难点恰恰在于，在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社会认同是以互补性的社会整合为主。例如，许多城市把外来农民工命名为 “新北京人”、“新深圳人”等，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主要就是一种互补性的社会整合。这里，从互补性的整合逐步发展成为认同性的整合，是社会整合在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这中间，户籍制度的改革，教育、医疗等的城乡统筹，都是必要的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在维护不同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基础上，增加和发展共同利益。
现在强调民生为重的社会建设、强调源头治理的社会管理，其要点是：要以加大财政投入来体现民生为重、要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２］。这三个要点体现了把全体人民进一步整合起来的趋势，它的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
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２］，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并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所以必须要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加服务。增加收入，就是要强调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实，我们的劳动报酬只占ＧＤＰ的３７．２％，还不到４０％，这与发达国家占６０％以上相比，差距太大了，与我们自己１９８５年比，也下降差不多２０％。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７％，同时也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７％以上［１］。把ＧＤＰ的增长与居民收 入 增 长 明 确 挂 起 钩 来，使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与ＧＤＰ保持一致，在中国社会，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雄辩地表明，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以民生为重的社会，也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显示，中国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的稳步提高：改善民生确实正在一步一步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
增加服务，就是要增加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这是拉近老百姓与社会发展距离的最有效的手段。社会服务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
２．情感整合、组织整合、规范整合、功能整合
利益整合是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其他的整合也很重要。
第一，情感整合。社会情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主观体验和感受，表现为社会主体对社会事物所持态度的体验。社会情感具有多维性，在社会情感引导之下的社会行为也就具有多向性，有符合社会运行目标方向的，也有背离社会运行目标方向的。社会整合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使具有多维性的社会情感与社会运行目标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社区整合、邻里整合、家庭整合，都离不开情感整合。上面提到的睦邻文化与睦邻节，好多都是从邻里参与中培养感情开始的。
第二，组织整合。组织整合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成员开始在专门的生产领域从事专门的生产劳动，就产生了专业化生产组织，产生了专业化的管理机构。这许许多多的组织、机构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所有社会成员编织在一起，结成有机的社会联系。同时，这许许多多的组织、机构彼此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也有共同利益，使它们形成协调、有序的结构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组织整合。上面提到的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 “六有”：有机构、有规划、有制度、有阵地、有队伍、有典型，就包含有组织整合。
第三，规范整合。规范整合的涵义有两层，一是指以规范为整合手段将社会成员联结为社会一体，二是指在规范系统内，规范与规范之间的协调和谐。就后者来说，规范整合的核心内容是正式规范之间以及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整合，在我国当代社会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第四，功能整合。功能整合是指社会系统内各子系统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应该是相互耦合、相互补充的。由于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和社会运行的多样性，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并不完全相一致，这就要求对这些功能进行整合，使之相互耦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比如，睦邻节、睦邻文化功能的发挥，也要同执政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功能、党员的带头功能、社会组织的志愿功能等进行整合，而不能各唱各的调。需要强调的是，社会运行的其他几大机制之间也需要实现功能上的整合。
（二）有序和活力兼具与动力机制
在社会学上，给社会运行提供适度动力的机理，叫做社会动力机制。社会需要是社会的适度动力。与需要本身有三个层次一样，动力主体也有三个层次，它们是个体行动者 （微观层次）；群体、集团 （中观层次）；国家、社会 （宏观层次）。三个层次的主体所发生的动力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介互相传递。传递既可以在同一层次主体间进行，也可以在不同层次主体间进行。
１．适度动力的重要性及衡量
第一，适度动力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发展过程表明，一个社会只有当它拥有较为适度的社会动力的时候，它才能保持持续、稳定而富有活力的发展趋势。适度动力是相对于动力不足和动力过度而言的。动力不足，社会运行要么启动不起来，要么会使原来的运行态势减缓甚至停滞下来；动力过度，超过人们驾驭社会运行的能力，社会矛盾和冲突即会激剧上升，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剧烈震荡，从而最终导致社会运行的瓦解、崩溃。适度动力既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又较好地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动力。
第二，适度动力的衡量。适度动力中的 “适度”是一种度量，包含两个维度指标：向度 （动力方向）、量度 （动力大小、强弱程度）。对于动力向度是否适度的评价，首先要看它是否与社会运行总体目标一致。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的动力，都有可能是适度的。但是，动力方向还与动力大小相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与社会总体目标相一致的动力，如果超过某种限度，则可能出现动力方向的逆转。比如，个人满足自己生存的基本需要，获取生活资料等需求满足物及需求满足物的中介———金钱等，这种动力是正当的。然而，如果将这种动力不加限制地扩大、膨胀，变成以攫取金钱为直接目的，则会使动力方向逆转，从而为社会所不容。
衡量动力大小是否适度的标准有两个：人们需要满足和社会秩序。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社会运行动力是一条运动着的曲线，它是否是适度的，主要视个人需要的满足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而定。当个人的需要过于旺盛，对社会期待值也就过高。一定社会的需求满足物是有一定限度的，扩张的欲望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欲望愈盛，挫折感就愈强，社会中非安定性因素也就会越积越多，因而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秩序，这时社会就不可能良性运行下去了。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片面强调社会秩序，忽视个人的需求，将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与民生无关的地方，经济发展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却改善不多。
从一个短时期看，这种强力统治能使社会保持一定秩序。但是，在这种秩序下，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人们并不会长期向这种社会提供动力。一个没有动力的社会，它的权力基础是脆弱的，社会运行秩序也是僵硬的，也经不起较大的社会冲击。
２．适度动力的开发与转化、贮存与培育及分配与反馈
（１）动力源的开发。开发合理需要动力源的手段主要有激励手段、利益手段、文化手段。激励手段是凭借社会运行激励机制，使人们的内在需要与社会价值观念、目标相一致，保证社会运行动力方向的合理性，即保证动力向度的适度。
利益是动力传导的媒介和手段。在利益传导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必须遵守，即 “优势需求”原则，这个原则最初是由马斯洛提出的。他认为，他所列出的五种需要像个梯子，只有较低层次的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另一种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而当下总有某一层次的需要是个体急需满足的，它比其他层次的需要表现得更为强烈和迫切，该层次的需要就是优势需要，它支配个人的意识，使人这样而不那样行动。宏观动力主体可利用利益分配调整权力，将利益分配到人们普遍的优势需求上去，从而使宏观社会需要达到合理状态。
文化也是动力传导的媒介和手段，但文化手段与利益手段的实现方式不同，它在传导动力时主要会使人们内化某种社会价值观念、价值目标，从而改变人们的需求结构。宏观动力主体可以通过政治宣传、大众传播媒介、教育等方式，将社会整体需要升华到关于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水平，然后内化到个体心理中，使改变后的需求结构和优势需要同宏观动力主体、中观动力主体协调一致，同时也能保证获得需要的合理性。
（２）适度动力的转化。动力转化就是要将潜在形态的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动力，转化为一种实现需要满足物的社会行动。由需要到社会行动之间，有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构成 “需要－行动”链条。
第一，个体层次的 “需要－行动”链条是：需要－欲望－动机－目标－社会行动。“需要－行动”链条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机制，但又不是单纯的心理过程，社会制度、体制、结构等社会条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欲望。只有人们意识到的需要才能产生欲望，需要通过转化为欲望，在复杂的需要结构中它才明确起来。另一方面，需要是可以延期偿付的。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非优势需要在需要结构中转化为潜在形态，在短时期内不能转化为欲望，它等待被延期支付。欲望也可能脱离需要的现实可能性，发生欲望膨胀现象，这也直接影响适度动力的形成。欲望膨胀，人们期望值过高，动力就会过度。因此，必须对欲望加以调节和约束。
动机。人们的欲望满足不是简单地对当下社会情景的适应可以实现的，必须借助一定的工具，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主体基于需要和欲望所形成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的念头或想法就是
动机。任何一种动机总是指向某一目标的。
目标。目标指导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动机、目标，是动力机制要研究的。动机形成是内在条件（需要、欲望）与外在支持系统 （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与分层流动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合理需要才可成为个人的适度动力之源，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报酬、满足需要，而且劳动与报酬成正向比例。但是，一旦人们缺乏劳动场所，合理的分配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人们劳动的动机就会隐没，当然就更谈不上有积极工作、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开发自己作为主人翁的创造精神的动机了。无疑，这将导致社会动力的严重缺乏。在一个健全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微观社会运行动力由潜在形态向现实形态的转化应该是这样的：人们的欲望处于活跃状态，而欲望并不总是对整个社会有益的，并且大多数都是要求自私地满足，有的还处于膨胀状态，这就要求社会对它们进行调节和约束，使之变成社会认可的目标。社会体制和结构 （条件支持系统）的弹性越大，社会可以认可的目标就越广泛。人们通过对目标的追求实现自己需要的满足，又正是以社会体制和结构为凭借和手段的。
第二，中观、宏观动力机制的 “需要－社会行动”链条由需要－目标－决策－社会行动构成。中观社会组织的建立，追求共同的组织目标，以满足群体、集团的整体需要。组织、集团实现目标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而且还面对其他组织、集团的竞争等压力，因此必须维持整体的统一行动，计划好活动的时间、场所、步骤，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矛盾等，这就是决策过程。整体的社会行动则是对决策的贯彻执行，其结果反馈回来，使决策者调整自己的需要，或者调整策略。宏观动力主体即国家、政府也有自身的需要，如社会主义中国的宏观需要就是一方面寻求稳定与发展的和平环境 （国际、国内），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总动力。
（３）适度动力的贮存和培育。某一动力由潜在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后，可以推动动力主体去完成某件事情或某一时期的工作与任务。而要在进一步稳定和发展时期，仍然拥有相适应的适度动力，动力主体就必须有动力的积累、贮存、增长与发展。这时，培育动力贮存体就成为动力机制运作的必要环节。
三个不同层次动力主体有三种不同的动力贮存体 （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分别是：现实生产力水平与权力体系；集团凝聚力与政治、经济实力；个人能力），因而动力培育的手段、过程各不一样。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是对宏观主体的动力培育，要么会涉及到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提供了广泛的发展前景。但是，公有制的优势若是被人为地破坏或阻碍，发挥不出来，也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体系既可能会对他人和社会带来利益，也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就一般情况来说，无规则、无秩序的权力运行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健全民主与法治，建立权力的运行秩序是培育国家权力体系这一动力贮存体的重要手段。国家在向下推行某项政策时，权力是最重要的力量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行动力，很多时候即是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惯性力量。
这种惯性力量若处于无序状态，就会面临国家的解体和崩溃。而动力的积累，需要在逐步发展民主与健全法治的基础上，使权力运行秩序从一种有序平衡过渡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有序平衡。中观主体的动力培育主要在于增强集团、组织的凝聚力。微观社会运行主体的动力培育主要是使个体的能力得到增长。集团凝聚力可以分为认同凝聚力与互补性凝聚力。
（４）适度动力的分配。动力分配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给其余各社会运行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等供给动力过程；其二，指各层次主体的社会运行动力在社会运行整体的各部门、各单位、各领域的供给、调配过程。社会运行动力机制主要是为社会运行提供适度动力而存在，因此，它不仅要产生、培育出适度的动力，而且还要将这种适度动力恰当地分配给社会运行的每个机制、每个部门和领域，从而保证运行动力发挥功能作用。
（５）适度动力的反馈。经过动力源开发、动力转化、培育、分配等环节的动力机制是否给社会运行提供了适度动力？其中每个环节的状态如何？整个动力机制是否良性运转？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反馈才使得动力主体获取有关信息，从而使动力主体对自身动力产生过程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几点小结
结合上述实践和理论的分析，对有序与活力兼具及其应对，提出几点，作为本文的小结。
第一，有序与活力兼具是一个非常复杂、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在中央、地方和部门、基层社区三个层次中，与有序活力兼具相关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各色各样，千千万万。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各个层次、各具特点的探索，汇成了推动和促进社会建设的巨大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潮流，它们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显示了 “中国经验”的成熟过程，形成了 “中国经验”的广阔前景。
从理论上看，在社会学的元理论、本理论的总问题和本理论的分问题三个层次上，在论、史、法三个领域中，与有序活力兼具的相关的迫切的研究课题，也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例如，从元理论上说，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元关系派生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运行井然有序和个人行为充满活力的关系问题，它跟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等一样，都是 “个人与社会”这个元问题的 “设问形式”，是元问题的展开。所有这些层次和领域的探讨，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提炼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概括 “中国经验”发展的过程，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成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形成相互友好争鸣的不同学派的现实源泉。
复杂性决定了要真正做到有序与活力兼具是非常不容易的。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才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
第二，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和合作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三大部门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主体。促进社会有序运行的整合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都要通过这三大社会发展的主体来落实、来显示。现在，各个层次的实践经验已经越来越表明：要使有序和活力兼具，必须自觉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积极探索发挥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志愿互助力量的合力，既要避免它们各自的 “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又要避免它们之间关系上的越位、错位、虚位、缺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个深层次功能，就是要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和社会的新型关系。
现在，在这方面一个好的趋势是，各个方面对这一点越来越自觉，并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例如，一个基层文件中说到：他们 “以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合作为主体，以社区便民服务为核心，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为重点，通过无偿、低偿和有偿相结合等多种方式，使社区全部低保户、残疾人、优抚对象、妇女儿童等急需提供服务的弱势群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法律维权等六大系列５０余种服务。”这就极大减少了不和谐因素，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了基础条件。如果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不协调，出现错位、越位、缺位和虚位的情况，那社会运行既不可能有序也不可能充满活力。
第三，处理好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关系，实现统筹兼顾
要把有序与活力统一起来，使得社会有序与活力兼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最根本的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也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是公平正义的。这种公平正义，在客观上，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在主观上，体现为社会成员的感受，也就是他们的公平感、认可感。如果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的公平正义这两方面出现了问题，不管是客观结构的问题，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那么，有序与活力统一，就会表现出不是 “管死”的问题，就是 “放乱”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客观发展和百姓主观感受的关系、推进百姓从 “无感增长”到 “有感发展”。［３］我国经济连续多少年强劲增长，这是世界公认、国内共识的。但是，这种增长与很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氛围和现实，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影响居民安居乐业，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 “无感增长”。这种 “无感增长”的社会心态，既影响社会活力，又影响有序运行。现在，各地的实践，特别是适度普惠的福利制度的构建，公共服务的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全民享受经济成长的成果，增加民众的幸福感，特别是让社会弱势群体，老者、弱者、残者等能够这样。如此就能促使老百姓从与自己关系不大的 “无感增长”到与自己直接相关的 “有感发展”。而“有感发展”的社会心态则既能促进个人的活力，又能推动社会的有序运行。
因发展而引发的问题并不比未发展引起的问题少；富裕引起的问题也并不比贫困引起的问题少。有的地方，发展起来后，随着集体资产大幅度增加，如何分红的问题日益突出。各地实践表明，只有处理好利益多元格局的统筹兼顾，落实公平正义，才能较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像 “外嫁女上访”之类的问题，将很难消除。
第四，合理的治理结构需要组织构架的再造现代社会是组织化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和着力点。社会管理的任何构想、政策和措施通过组织的运作得以 “落地”［４］。因此，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必然涉及到组织自身的创新。“组织构架再造”的问题在基层主要涉及如何更好处理党的领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问题，以使社区更有活力，运行更加有序。这方面全国各地的创新探索很多。芜湖市镜湖区把 “组织构架再造”具体落实为 “一个核心三个支柱六个站点”的 “一三六”模式。所谓 “一个中心”，即是以社区党委为核心；所谓 “三个支柱”，即是以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联合执法中心和居民委员会为支柱；所谓 “六个站点”，指社区警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文体活动站、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站、社区日间照料站和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站。各区可以根据社区的特点和中心任务在社区另行成立相应的站点。同时，他们还把 “一个核心”具体化为 “四个负责”的工作机制，即党委书记负责社区、党委委员负责小区、党小组长负责楼栋、党员负责居民家庭，实现了社区 （村）党组织、党员管理和服务全覆盖。这种 “一三六”组织模式和 “四个负责”的工作机制，体现了健全党的领导、居民自治、中心服务、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的管理新格局，也体现了这里的基层社会运行是有序的，同时也是有活力的。
与上述基层 “组织构架再造”相应，在社区等自治组织的治理和自我管理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转变，这就是： “政府退一步，党委进一步”。所谓“政府退一步”，是指过去社区承担了许多政府职能，现在，社区要依法自治，政府要依法行政，那些不该社区承担的政府职能将由社区工作站或社区服务中心来承担，它们作为政府设在社区的服务性行政机构，履行社区内社会管理和服务居民的职能，成为一站式开放型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这不仅为政府职能归位、社区自治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新型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所谓“党委进一步”，是指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进一步深入社区，更好发挥核心作用、领导作用和服务群众的作用。上述 “一三六”组织模式和 “四个负责”的工作机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政府退一步，党委进一步”，都是为了使基层社会的运行更加有序，更有活力。
第五，扩展和深化社会成员参与度是激发活力的关键
在社会活动中，群众的参与是社会有无活力的测量器。因此，树立多方参与的理念极其重要。而社会成员的参与是和多种参与渠道、多种参与平台分不开的。没有合适的参与渠道、参与平台，社会参与往往是一句空话。
在基层社区的参与中，做出成绩的往往是那些能够自觉树立多方参与的理念，创新群众参与机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了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形成了社会管理合力的城区、街道和社区。他们善于设计出多种群众参与的渠道 （例如，邻里活动参与、志愿活动参与、兴趣活动参与、互助活动参与等等）。他们也善于打造一些群众参与的平台，如邻里节参与平台、社区节参与平台。正是通过不断开发、更新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扩展和深化了各个阶层群众的参与面，社区呈现出有序又有活力的生动局面。
第六，处理好六个结合的关系，实现科学管理
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是要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要提高社会管科学化水平，应当注意六个结合，这就是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５］
关于这一问题，我已专门写过文章，这里就不重复了。第七，正确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科学的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框架下的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的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以下两种倾向：一是离开社会建设讲社会管理。只管理，不建设，势必忽视源头治理、忽视服务在管理中的重要性，这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同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人为地把不可割裂的割裂了。二是单纯就管理讲管理。单纯强调社会管理，势必就会把社会管死，从而又容易陷入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正确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是使社会保持有序和活力兼备的前提之一。
［参考文献］
［１］ 郑杭生，高霖宇．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社会学解读 ［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１，（４）．
［２］ 郑杭 生．注重源头治理促进社会管理科学化［Ｎ］．学习时报，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３］ 郑杭生．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从社会学视角解读 “大民政”的本质和重大意义［Ｊ］．新视野，２０１１，（６）．
［４］ 郑杭生，杨敏．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品牌网群———以组织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 “杭州经验”［Ｊ］．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１，（４）．
［５］ 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 ［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