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峥:走不通的复兴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9 次 更新时间:2013-03-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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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峥  

前不久,习总书记关于“复兴之路”的讲话深深触动了每一位中国人,平实的话语中孕藏着坚定和执着,令人感佩。但是我的理性却要我发出这样的疑问:富强梦,是必将实现之梦还是必将幻灭之梦?作为善意的提醒,为了对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我在此表达我个人的判断和忧虑:现在走的这条复兴之路是走不通的道路,不改变目前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国家和民族就有“死于安乐”的危险,民富国强的梦迟早将幻灭。

一个资源枯竭问题,一个生态危机问题,这是中国的两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确实有效的措施应对,所谓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就只能是盲目自信。而我认为: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逐渐暴露出很多有违科学发展的理念的地方,很多根本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模糊认识。从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角度进行分析,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做法与科学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即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下面是我的详细论述。

一.“调结构、转方式”可以导致资源加速枯竭

应该说,资源枯竭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资源枯竭的速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为此,我们国家寄希望于调结构、转方式。但我们仔细分析结构、方式都已经调整到位的发达国家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如果计算上为了满足本国消费需要而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那部分资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那么发达国家在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方面就并非是我们的榜样。而如果拿美国为例,我们更是发现:即使去除美国为了满足本国消费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那部分数量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美国自己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指标仍然远高于中国。高度消耗资源和能源的美国模式,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根本学不起!

那么,发达国家实现了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的优化,却维持了高水平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一事实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

先从消费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三驾马车最终都可以归结于消费):如果科技创新、社会发展是以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消费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和增加人民的消费能力为目标,那么,这种调结构转方式不但不能解决碳排放和资源枯竭问题,反而因财富的增加、消费能力的提振而拉动了三驾马车,从而拉动了物质原料的消耗速度,加剧了这些问题。社会财富增加——消费扩大——生产扩大(伴随着资源消耗增加),这形成了一个反复的循环,表面上是社会财富增加的良性循环,里面却隐藏着资源加速消耗的恶性循环。就这样,资源消耗的速度在逐年递增,同时,资源的存量在逐年递减,而且这样的递增递减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个循环完成得越是高速度高效率,消耗资源就越是急剧。这就必然使经济因原料枯竭而崩溃的这一天加快到来。我们知道:心脏过度劳累,今天的供血不足情况日益发展,就必然发展到明天的心肌梗塞而造成血液循环停滞,导致猝死,如果把资源比作工业的血液(尽管原理有略微差异),情形发展与之非常相似。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先不考虑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产业结构普遍的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或许通过调结构,中国真的能很快地把资源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产业大部分(包括大部分钢铁产能、汽车产能、电子产品产能等等)从中国的东部转移到西部,紧接着就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只留下高端产业(其实中国国情决定了在中短期内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顺便指出,现在的旅游业也已经变成资源能源消耗密集型的产业),实现所谓的产业升级,但即便那样,因为“转型成功”,我们和其他国家社会财富会明显增加,进而产生比现在更多的物质消费和资源消耗(钱总是要花的嘛),转型前的那些低端产业的资源消耗并没有消失,而会随产业一起向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以满足全球的消费需求,除非这种消费需求被淘汰。这样,从全球范围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仅仅是把经济猝死的风险的一部分转嫁到新兴的制造业国家,丝毫不能阻止人类社会消费自然资源的胃口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反而会因为财富效应、消费效应强烈地推动这一趋势。任由这种趋势发展,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的资源快速枯竭。而在资源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源枯竭也必将是全球性的。这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的经济一旦因此崩溃,就意味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全球实体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在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时候,调结构这一对策,只孤立地考虑治理本国的生产环节的资源消耗,而没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考查这一对策对国内、国外消费的影响,消费对生产、对资源总消耗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生产、消费和资源消耗的互动关系。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在面临全球性资源枯竭问题的时候,调结构对全球的(制造业)生产、消费、资源枯竭都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因而不是解决资源问题的出路,而是将全球经济和本国经济都推向加速资源枯竭的死亡之路,只不过那些留着本国资源暂时不用的发达国家,经济将晚死一些时候罢了。

说了调结构,再谈转方式,也就是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同时意味着,科技创造了欲望、创造了实现欲望所需的手段,创造了满足欲望所需的财富,也就成为第一消费推动力和第一资源消耗推动力。以计算机为例,从第一台计算机到现在的计算机,尽管完成同样的功能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少了成千上万倍,但这正刺激了人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反而使计算机的产量和与之相伴的资源消耗量快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令人咂舌。因为人民越富裕,就越会喜新厌旧,在占有、享用资源上相互攀比,对住房、汽车、手机、玩具、旅游、结婚等等所有能产生欲望的东西都会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如果把这贴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的标签,可以预见,不断进步、不断推陈出新的科技产品迅速普及千家万户甚至人手一件的情景剧在未来将不断上演,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从过去的几十年缩短为现在的几年,甚至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直至资源被抽干时,这种现象才能突然停止,与此同时,因为没有了资源,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过程就会瘫痪,于是大家都Game over了。历史已经证明:人们的辛勤劳动,高度发展的文明如果违背自然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换来的必将是对自己的严厉惩罚,历史必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曾几何时,当中华大地掀起对毛主席登峰造极的狂热崇拜的时候,毛主席不无清醒地写道:“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现在,在整个世界都对科技,对财富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其顶礼膜拜的时候,资源枯竭的这一天会因为财富剧增、科技发展的助推而加速到来!一旦今天的“美好生活”突然被枯竭的资源和生态危机“摔得粉碎”,党和人民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么?!

最后,说说循环经济。应该说,理想化的循环经济在思路上是能够解决枯竭的问题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就地循环的经济的典范。但是,不全面考虑和认真实施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全过程的治理,特别是通过对消费环节的治理,实现集约化的消费,节约型的社会,而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大规模高频率地淘汰旧的过时的产品,更换为新的时尚的产品,每年在全球分散地产生成百上千亿吨消费垃圾、再大规模地对垃圾进行储运集中,回收再加工成为成百上千亿吨的新的产品,而后运送到全球分散销售,这样的“循环经济”,其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损耗,都伴随着高强度的碳足迹,想解决资源能源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这样是搞不出来循环经济和零碳经济的,搞出来的,只能是消耗大量资源能源,然后回收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垃圾做焚烧发电或填埋处理的伪循环经济,能做到垃圾分类实现回收比例的提高就很不错了。这种不彻底的循环经济思路,同样解决不了资源枯竭问题。

结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民生、就业、财政等这些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发展GDP这个联系的中介(中间环节),与资源消耗增加、碳排放增加牢牢捆绑在一起,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依赖关系。国家被这样的锁链、这样的“硬道理”绑架了。只要以GDP为中心,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的思维行为方式不变革,那么,这种意义上的调结构转方式,或许能够实现单位GDP里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有所下降,但在总体上它会推动资源加速枯竭(之所以使用“总体上”这一词,是因为有些产品,有些科技进步和循环经济可以实现一些节能减排和资源节约,但这种节约是不彻底的,而且与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相比,它们根本不具备扭转全局的能力)。这也就揭示了为什么我们国家可以在提高GDP上表现出雄心勃勃,而在提出节能减排目标上则显得慎之又慎。在消耗资源和碳排放这方面,“调结构、转方式”通过财富效应、消费效应,往往使情形变得更坏,而不是变好,它是“涸泽而渔”的经济的升级版和精美包装版,因而挽救不了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地球)内,70亿人口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以这样一种方式(财富增加——消费和生产增加——财富增加)正反馈循环,就必然迅速产生资源的有限,资源的越来越少和消费的无限,物质消耗的越来越大这一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这一矛盾只会随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而迅速激化,逼迫人们采取涸泽而渔、饮鸩止渴的方式向大自然开战。正如将金字塔倒立是不稳固结构一样,建筑在(资源)越来越少的基础上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只能是高危险的,用不了太久建筑就会倒塌。

必须指出,否定“调结构、转方式”也是武断的,全然否定财富、科学更是不可取的。“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种具体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思考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具体观点考察问题,似乎可以这样得出结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要不要调结构、转方式,要不要财富、科学,实质在于:在资源枯竭,气候恶化的前提下,满足什么条件的调结构、转方式才是现代人类可持续发展所真正需要的。我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将调结构、转方式、发展科技、发展经济等等的目标和立足点由追逐人的私利,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享受欲望,变更为谋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这种发展的聚焦点是人的创造,人的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发展,在物质享受上则宜奉行俭以养德、健康自然的原则),为人类和自然的长远福祉服务和奉献,向着零碳排放、零资源(指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永续经济的理想境界尝试、创新、不断突破,不懈努力,那么,人类的未来才有光明和希望。

二.海洋战略和资源接续战略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海洋战略是国家应对资源能源供应紧张而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可是,但凡头脑清醒的人,在详细了解中国资源消耗的实情后,对此稍加分析,就能做出判断:海洋战略仍然是着眼于对自然的攫取而不是修复;是在疯狂攫取陆地资源,造就一个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大陆后,迫不得已,又把疯狂攫取资源的目标转向海洋的举措;是使用涸泽而渔的思路,打造外强中干的“空心中国”的延续版。它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是延续不可持续发展,直至地球上的所有资源都被掏空挖净的战略!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必须对我国资源储量和消耗现状有清晰的了解。国家前不久刚刚完成的历时4年的矿产资源摸底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权威的数据:

“中国累计粗钢、精炼铜、原铝、水泥消费量在2000~2010年11年间,分别为39亿吨、43亿吨、91亿吨、62亿吨,分别是是1950~1999年50年间累计消费量的1.9倍、2.5倍、3.1倍、2倍。回望昨天,中国处在快速奠定物质基础的工业化历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巨量、快速消耗令人咋舌。”“初步判断,未来20年,中国能源与矿产资源需求量将远远超过过去60年的总和,且需求量巨大;而未来10~15年,资源需求将陆续达到峰值,这一时期是供需矛盾最突出的时期;多数矿产已探明储量难以满足2020年需求,矿产资源对外依存从个别矿种向全面发展。” 出处:腾讯新闻《中国到底有多少矿产资源》

请想一下,仅仅用20年时间(2000——2020),就能把全中国的资源消耗到全面供给不上的程度,还伴随着空气、河流、土地等环境的严重污染,国外的资源、海洋的资源又能撑多久呢?在不久的将来,这么巨大的年需求量将完全靠国外,靠谱么?靠海洋,还不把海洋扒个底朝天?抽空海底资源,一旦海洋环境、海洋地质因此被破坏,怎么办?如果实现了GDP翻番,大幅度提振了消费,资源消耗岂不是更多,富强是富强了,但那时经济要想生存,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就要看国外的脸色,要仰人鼻息地活着(就像今天的钢铁企业这样),人家想让你不富强,猛涨资源价格或者干脆给你切断资源供给就行了,这样的富强岂不是外强中干,这样“富强”的中国在国际上腰杆难道能直得起来么?如此依赖国外资源、鲸吞国外资源,西方国家会怎样对付中国?这样的方式(靠GDP增长)解决民生问题,难道不是一个赌博行为么?是长久之计么?中国的富强梦,需要的不是GDP等发展指标的宏伟目标,需要的是在实现经济永续性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大幅减少碳排放总量等方面的宏伟目标,需要我们更加务实,更加的切合中国国情,老老实实地降低发展预期。发展不是硬道理,生存才是硬道理,发展的道理服从于生存的道理,透支资源,耗尽资源换来的富强不可能长久,寻求大幅降低资源需求强度同时又能较好地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才是正路! 而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就难以降低资源需求强度,因为每一件消费品都是资源、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的结晶。一旦实现我们预期中的每年新增成千上万亿元社会消费,我们国家的资源、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将会达到何等可怕的规模!

如何降低资源需求强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党和政府最近提出的循环经济思路不失为解决方法,但我认为更根本的还是节约、是艰苦朴素!节约是最高效最彻底的循环经济。可以这样打比方: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是树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意识是树干,循环经济是从这一树干上分出来的一个树枝。没有这样的树根和树干,循环经济就只能是被动做而不是主动做,只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有利可图时就做,当没有利益时就抵制。我们推环保袋,为什么效果大打折扣,农贸市场上还是用不环保的塑料袋?大超市里也还是经常买卖塑料袋。我们推行垃圾分类,为什么总是推不动?为什么大多数城市严重缺水,国家为此宣布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但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水依然我行我素,感觉不到“严格”,更不用说“最严格”了,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社会缺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意识,人们觉得太麻烦,不自由,不值得,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这样的行动。只有使勤俭节约的精神和意识,成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共识和自觉行为,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重新成为受社会尊敬的行为风尚,纠正追求奢华时尚的社会价值观,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发展模式虽是可持续的,但却是抑制消费、抑制生产的。这样,解决民生、就业、养老、医疗就需要全新的思路和做法,对追求幸福的含义要有更高层次的认知,并且,这一切需要人民的理解,而只有人民自觉地提升内心的爱的境界,将博爱和关怀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人类、子孙后代、整个自然界,了解体认他们真正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与自身的长远利益的关系,通过理性来激发内心的同情和怜悯,通过理性激发人类求生的本能并以此抵御人类贪婪的本性,才能真正地理解、接受和实践“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对自然资源(包括海洋等资源)的攫取。

最后补充一点,在充分论证所有的负面影响并能妥善控制的前提下,海洋资源和其他接续资源也不是一点不可以使用,因为第一:为了彻底摆脱经济对资源的严重依赖,客观上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以过渡到几乎零资源消耗的永续型经济),在这段过渡时期为了经济的平稳运行,海洋资源是可以使用一些的,尤其是诸如潮汐能、风能等非掠夺性的资源利用,还是应当在考虑周全、兴利除弊的前提下鼓励利用的。第二:未来的人类不仅需要应对温室效应,也可能需要应对冰河时代,而在冰河时代,适当的温室效应是有益的,海洋的油气资源作为大自然花了亿万年时间积累的资源,应该尽量多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三.节约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存在理念上的根本冲突

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中,一方面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一方面又在提建设“消费社会”。必须指出,这是两种存在根本冲突的理念。

所谓消费社会,是为了让消费这架马车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国家GDP发展的新的强劲引擎而提出来的。从GDP的定义可以知道,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GDP基本上是正比于资源消耗速度,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就是在拉动资源消耗,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此,消费社会在理念上是资源消耗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二者进行取舍或者平衡呢?对此,我们不妨先将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的相关的思想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心中,二者的分量显然是不同的:

“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

——毛泽东同志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心中有一个矛盾结点:他非常想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又对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可能产生的问题深深忧虑,以至于他时常向往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困难时期,他和身边卫士们谈起当年,毛泽东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能够想出战胜困难的办法来;我们中华民族越是在逆境中就越能够焕发出一股朝气。富了就不妙了,富了就出问题。”

1964年,中国度过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好转,人民生活改善。毛泽东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贫富问题,他警告卫士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张耀祠说,中国老百姓苦难深重,绝不允许复辟,毛泽东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简单地是几根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根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毛泽东同志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与陪同人员的谈话

(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环境的、思想认识的、体制利益的、个人性格的多方面的局限性,为了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精神、革命精神,毛主席采取的方法是“斗”,而不是“爱”,革命的目标和手段错了,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笔者注)

而邓小平同志呢?

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找江泽民、李鹏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对于革命前辈的不同思考,需要结合目前中国的国情、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辨别、分析和选择和扬弃。

毛主席的思考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这里面有他对人性的某种领悟,更有“长期观点的辩证法”注①(这种“长期观点的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精髓“实事求是”。笔者注)。根据我对周围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了解,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寻求刺激享受安逸的心思过重,对子孙后代、对国家、人民、社会担负责任的心思太轻(甚至抵触这些东西,排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从中折射出来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水准的滑坡,这已经印证了毛主席说的“富了就出问题”、“ 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一下: 如果13亿中国人民都向着富裕主义、消费主义不断迈进,而且是以每年新增数万亿消费额的疯狂速度,长期来看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资源、环境会透支到什么程度?运用毛主席“长期观点的辩证法”,我断言:如果全社会都把努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当做第一重要的目标,不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最终会因资源枯竭最终无法维持、将被打回原形,而且环境将不断恶化、温室效应带来的极端气候将很快超出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那时,有钱未必就能有饭吃),还有,由于对物质的贪念,将使大多数人民的需求层次始终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较低的需求层次,在精神层面也将离真正持久的幸福越来越远。(注:在一个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价值观被扭曲的社会,发展经济,实行形式上的自由、民主,结果经常会背离初衷,所有这一切,往往演变成为争取和维护私利的工具。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假丑恶现象,党和政府负有责任.邓小平同志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同意这一说法,但同时我还认为,教育是一个社会工程,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仅限于经济基础),除了教育本身的问题,还应当跳出教育来看教育,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教育、看教育失误。)

邓小平同志的思考对不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存在几方面问题:

其一,是过于突出经济发展速度对于国家、社会稳定的意义,其实,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政权、政府能得到人民的认同。经济发展速度固然是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相比而言,经济发展的质量应该比经济发展的速度更重要,就是说,经济发展上的公平、合理、稳定而可持续比速度更重要;人民的精神面貌,信仰追求,对社会的认同和快乐幸福的感受比富裕程度更重要;道义上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层面的软实力优势比经济的优势更具有决定意义(这些道理可以解释为什么解放初人才向国内流动,改革开放后人们更富裕了,但人才却严重外流了;为什么不丹国虽然相对贫穷,但却不存在人才外流问题,出国人员大都能回国效力)。不丹国虽然经济不算发达,但依靠其身体力行的幸福指数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不丹出国留学的人员更愿意回国,更认同不丹的文化;日本最近几十年似乎经济停滞不前,但日本是一个具有自然关怀和人文关怀的民族,日本民族的节约意识、崇尚自然的意识强于中国,人民的不满意更多地集中于反对核能、生态环保等方面,人民对社会的不满意程度不但低于欧美,也低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这种现象的根源不应该从经济发展速度上找,而应当从日本的文化,整个日本社会的无阶层化,无特权化这方面找。苏联东欧的解体固然存在经济上的失败的原因,但意识形态的内部瓦解,政府丧失公信力,是更根本原因和更直接原因,是它们导致了经济的失败而不是相反,这种瓦解,根源于列宁体制的缺陷,在赫鲁晓夫时代缺陷才真正暴露,但这种缺陷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追求速度的思路,源于一种冷战思维、竞争思维、或者某种面子情结,往往使人更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更在乎表面上的胜利以巩固政权,取得政绩,更不易做到谦虚谨慎、客观冷静、居安思危和长远打算。退一步讲,就算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经济的竞争,但是我不妨大胆断言:在人类社会日益人道化的时代,未来国家间良性的经济竞争,更主要的是经济可持续的竞争,而不是经济规模与实力的竞争。面对全球性的资源枯竭,对资源的依赖性越高,经济就越脆弱,就越容易率先被淘汰出局。这种情况下,不争是争,船小好调头,生活过于安乐享受,GDP太高、资源需求量太高是劣势而不是竞争优势。越是想方设法去掌控资源,寻求实力的发展就越是容易得到打击、遏制。日本、欧洲都在逐渐把环境、生态置于发展GDP,提高生活水平之上,限制甚至禁止对页岩气、核能的开发,储留资源,中国却因经济对资源依赖太深,磨刀霍霍准备大肆开发资源能源,不开发,经济就危机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无法全面考虑环境、资源的要求,资源饥渴症几乎病入膏肓。谁更高明更智慧,谁更精明但却短视,谁的经济发展更脆弱,更有害,谁在为子孙后代承担责任,不是很明显么?

其二,片面理解了发展。

列宁说“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但为什么列宁又说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呢?这是因为现象、过程之间的联系,有些刚刚出现、刚刚发现,有些还没有出现或者没有被发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此。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在邓小平时代还不突出,至少没有成为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开采(水、矿产、土地)资源的各种负面效应和温室效应在今天才被全面发现和认识。中国现在成为全球资源矛盾环境矛盾最激化最集中的国家之一。新的情况要求我们站在首先保证生存、实现可长期持续的角度重新反思发展、定义发展。GDP是商品和劳动的货币化,在GDP上,做加法是发展,做减法也可以是发展;让劳动与GDP挂钩是发展,但发展也有可能表现为劳动与GDP的脱钩;许多增加GDP的发展有可能得不偿失,同时,在科学和人文的指引下减少GDP则未必不是发展,往往还是使社会系统更加优化、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例如,从自行车时代到汽车时代是以享受为目标的不可持续的发展,从汽车时代再回到自行车时代是以低碳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新版《第五项修炼》的序言中就提出需要建立模仿自然的全新的能源系统、交通系统、教育系统和农业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建立后往往是降低而不是提升GDP);依赖能源的机器大工业是发展,设计自然化的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系统,充分发挥大自然的生产力也可以是发展;生活的时尚化、舒适化、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可能成为涸泽而渔、难以为继的发展,生活的简仆、自然、低碳、生态化,缩小内需,集约消费则能成为更利于长远的发展。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的理念指导下,我们可以也应当做到在基本能够实现人民生活的无忧无虑的前提下,科学地大幅降低GDP,以便把节能减排做到极致!

其三,就是过于突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矛盾的统一性,而掩盖了二者的对立性。我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在中国资源枯竭的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碳排放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二者的对立性也就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清楚这种提高对资源、生态的影响,必须清楚未来每年增加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社会商品年零售总额会带来多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必须清楚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应当长久持续、是否能够长久持续,并以此作为决定提高与否的先决条件,每年的资源使用量和碳排放必须考虑百年、千年的持续需要,发展的“硬道理”必须服从于生存的硬道理并以之为基础和前提,不能搞涸泽而渔使资源枯竭,不能搞饮鸩止渴使温室效应加剧,使生态环境恶化。毫无疑问:勤俭将是化解未来矛盾的重要倚靠。

因此,站在今天的角度,以面向未来的姿态来重新审视毛主席的艰苦奋斗思想,还会有新的理解:这些思想,不仅仅在塑造高尚精神(俭以养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有积极意义,而且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长久生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面都具有合理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随着资源的不断紧张,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是一个资源穷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资源)将越来越穷!(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产品的丰富也是相对于理性、高尚、勤俭节约的人民来说是丰富,而不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的极大丰富——笔者注)资源越来越穷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至少在中国人口大幅度减少之前中国将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居家过日子,如果家里穷,我们都知道要省着过,量入为出,不可以寅吃卯粮。同样的道理,对于国家而言,穷家底,能过富日子么?13亿人口的生计问题依赖于每年对地下50亿吨的开采量 注②,能持续么?子孙后代怎么办?不去想办法减少这种巨大的开采量需求,反而急剧扩大它(因为GDP还要翻番,消费还要扩大),合适么?把每年至少50亿吨的矿产索取量,转移向海洋,海底的地质、生态条件能承受吗?或者把这么大的资源需求量转移到国外,资源价格能不飞涨么,长此以往,能不产生国际冲突么?把本国的资源耗尽了,而每年的资源需求量却更大了,在现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这等于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自主权拱手交与别国,这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后果,经过深思熟虑了么?借用阎锡山日记里的格言:“凡事都有该不该,是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该什么,是什么,能什么,一定要搞清。”“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

必须承认:追求富裕的生活是挡不住的诱惑,是符合人性的,也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但正因为如此,其负面作用需要时刻警惕和受到制约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欲望像海水,越喝越渴。富裕的生活或许正是上帝给我们的陷阱,首先,因为这种富裕的生活本身只能延续几十年,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它将耗尽地球的资源,而后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它还必将因为碳排放恶化气候,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存;其次我们对富裕生活、对财富的不知满足地追求,是得不到持久的幸福的,物质欲望不仅仅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从长远看最终会破灭的,就如同股票市场的牛市中,在不断演绎人类的贪婪本性,希望更多的财富,更好的享受,但那些最贪婪的人总会迎来万劫不复的恐慌;最后,它使人类逐渐丧失了自由,使人类戴上了枷锁。为什么这么说呢?借助猎人抓猴子的真实故事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中华网有个湖北网友说了这样的故事:在湖北神农架山里,经常有成群的猴子,弄坏了地里的包谷,老乡们为了抓住猴子,就想了个这样的办法:他们挑一个大南瓜,然后在上面照着一个苹果的大小挖一个洞,这个洞刚好苹果能放进去,于是就把这个装有苹果的南瓜放在猴子经常出没的包谷地里,猴子是很贪心的,一旦有了苹果,它就不要包谷了,当猴子抓住南瓜里的苹果以后,老乡们就去抓那个猴子,这时猴子的手因为抓住了南瓜里的苹果拿不出来,于是它并不打算放开手中的苹果,而是带着大南瓜一起逃跑,一只瘦猴子还带个大南瓜,自然是跑不了几步就被老乡抓到了,而只到老乡把猴子带回家,它手里的苹果也不懂放下的,非等到老乡拿来砍刀,砍开南瓜,然后才能把猴子的手从南瓜里拿出来。(类似的抓猴子的故事在广西、印度、非洲等地也有流传)这个有趣的故事启迪我们:人生最难的并不是获得成功:还有比成功更难的,那就是超越自我,领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放弃看似即将到手的成功陷阱,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把人类比作那贪吃的猴子,把富裕、安逸、舒适的生活比作放在南瓜里的诱饵,把大自然的惩罚比作抓猴子的猎人,我们不也能得到警示么?

五.生态文明必须立足于能够挽救人类的生存危机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作为重点提出来,并在随后的政策中开始考虑永续型经济的问题,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山川秀美、空气清新这些虽然是老百姓直接关心的,但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到碳排放问题(从碳排放这个角度而言,清洁能源不清洁)!而且不仅仅是单位GDP的碳排放要降低,碳排放的总量也应当有大幅降低,甚至要努力在整个中国实现零碳、负碳经济模式,并以此影响世界,以扭转气候变暖的趋势,这是可持续发展、子孙后代生存的必然要求。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国际上的质问,我们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仍在为自己的现时私利狡辩。我们以所谓的“公平”名义,跟发达国家攀比。我们还在以缺钱为借口,对自己的责任进行减少和推脱。我们没有考虑,在我们这一代把资源掏干挖净,让气候不断恶化,举中华之物力,博现世之欢欣,对于我们的子孙,这又“公平”么?!革命先烈,共产党员李卡在狱中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就是施肥的一代,用我们的血灌溉快要实现的乐园,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一切幸福,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烈士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难道,作为他们的遗志继承者,我们不想着为子孙后代多留些后路,多留些资源,留下适宜的气候和环境,却为了自己的享受,要越来越多地占用原本就有限的资源,越来越严重地进行碳排放,从为后代施肥的一代变为给后代刨根掘坟的一代人么?!这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共识:实现生态文明必须立足于能够挽救人类的生态危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人类的生态危机是什么?首先是由地球温室效应引发的、以可燃冰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当然还有环境污染等同样不能忽视的危机。之所以把可燃冰危机提到突出的地位,是因为这是已经可以看到的近在眼前的威胁,而且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是自人类文明史以来,人类空前紧迫危急的危机。理由如下:第一:可燃冰资源储量惊人,达到几千亿吨油当量,相当于现代人类1000年的能源消耗量;第二:可燃冰可视作是百倍浓缩的甲烷,而甲烷的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21倍,可见可燃冰释放造成的温室效应之烈同样令人感到吃惊;第三:温室效应暖化海水,而可燃冰在海底和永久冻土区稳定存在需要一定的压力和温度条件,暖化的海水已经并将越来越加速地破坏这一脆弱的条件,使之分解释放出更多甲烷,进一步强化温室效应,构成生态上的失控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达到一定程度就实现可燃冰这一定时炸弹的自行反复引爆;第四:失控的甲烷释放和温室效应,将迅速破坏生态的平衡,恶化气候条件,进而从温度、氧气、水、气候、动植物等几个方面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影响森林、草原、湿地、沙漠、海洋、冰川、河流的布局和演化,最终将毁灭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科学家对地球的古生物史进行研究证实:地球上曾经发生两次大量甲烷释放给生物圈毁灭性打击的事件);第五:现在的北极正在大量释放甲烷,而按目前的趋势,预计只需几年,北冰洋的海冰将会出现全部融化的景况,失去了海冰融化的吸热制衡,整个北半球的海水势必加速暖化,分解上万亿吨海底可燃冰或许是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我相信这五点在国际相关领域的科学界可以得到证实或基本认同。事实是:仅仅在今年一年,北冰洋海冰面积又创纪录的大幅减少,同时,格陵兰岛全岛的冰川也被观测到正在全面地急剧地融化、北极的甲烷也被观测到从未有过的剧烈喷发现象,这些事件,我认为是预示人类可能走向灭亡的重大事件)。 部分参考文章见 注②、注③、注④

(不要轻易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不要轻易断定这是杞人忧天,不要轻易认为这离我们还遥远,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心态,多多聆听一下国际上顶尖科学家的意见,多多分析卫星遥感和实地考察探测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多多咨询各国科学院的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去听那些因资源开发而有利可图,容易为利益所干扰(利令智昏)的专家的意见,对这些事情,真正做到“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用这样的全面性的要求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

温水煮蛙的寓言我们都不陌生。如果把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立刻跳出,夺路而逃;但如果把青蛙放进室温的水中,也不去惊吓它,它会安然不动。要是把水放在加热器上慢慢加热到21℃~27℃,青蛙还是不会动,而且会悠然自得。如果继续加热,青蛙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再也无法爬出来。虽然没有任何限制青蛙逃生的障碍,它还是待在水里,最终被煮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青蛙体内感应生存威胁的感官,只能针对环境中突发的改变,对缓慢渐进的改变却毫无察觉。可燃冰危机正是这样的看似“缓慢”的深刻危机,人类能对突发的干旱、暴雨采取救灾措施,也能对浓烟滚滚的工厂以及由此引发的酸雨进行反思并进行行为的修正,但人类能否对可燃冰、页岩气这样的“清洁能源”的碳排放问题保持足够的警惕,用理性战胜欲望,成功解决正在迅速威胁人类生存的可燃冰危机呢?恐怕不易吧。但愿人类不要成为被温水煮熟的青蛙!但愿现在还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子孙所处的危险境地担忧了,由于灾难性的气候是全球性的,因而这种危险也是全球性的,就是子女们到了美国也在劫难逃。我们这一代的辛劳和创造,不就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得更美好么,如果看到这种情况无动于衷,看着自己的可爱的儿孙一代即将遭受人道主义灾难而不去尽最大努力去救他们,良心何安!于心何忍!

或许,我们应该体谅政府,政府也有苦衷。在政府的思路里,人民要吃饭,要就业,要致富,要奔小康,政府也要吃饭,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就只能靠发展,靠做大蛋糕,靠涓滴效应和分配调节惠及民生。

但这样,就必然把碳排放,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放在第二位,于是乎,眼前的事要紧,至于子孙后代的事,大家都认为如果要认真考虑,那就是因噎废食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别跟钱过不去。那就先不去太认真了吧,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页岩气破坏环境、地质,还耗费、污染更加宝贵的水资源,法国政府因为环保压力暂时禁止开发,最近美国的有的州也开始禁止开发,但中国能源缺口巨大,顾不了那么多了,那就只能先开发再说了,而且一旦承接开发任务就要限期开发;长江中上游建百座水电站,可是说是圈地运动,生态资源肯定会破坏,但中国太缺能源了,所以只能大干快上了;邻国不丹将水电站建在地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水电站对生态的影响,但那种方式投资大,来钱慢,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中国怎么能用呢?核电,日益暴露出弊端,特别是几十年以后核废料的处理,要把带有放射性的废料从东部沿海地区运输到西部,而且十万年以后才能基本消除核废料的辐射,那又能怎么样,还能不发展了么,所以不管其他国家民众怎么反对政府发展核能,我们的老百姓还没有觉悟,告诉老百姓有利可图,就可以大批量地上马核电项目了;汽车是碳排放大户,许多地方政府不是想办法全力引导、大力支持全绿色交通(自行车),而是向新能源汽车要GDP增长点,殊不知,即使是全太阳能汽车,在生产过程中却也伴随着超过普通汽车的能源消耗,因而新能源汽车在制造流程中的资源能源耗费一点不少,节能减排的效果却会大打折扣;陆地上的资源用光了,环境破坏了,那就向海洋进军吧,海洋资源用光了,环境破坏了,那就像外国进军,先下手为强!那么外国的资源也用光了呢?就不想想,像这样对资源实行“三光”政策,子孙后代怎么办?!可燃冰,是所谓的清洁能源,大有钱途,于是眼睛光盯着利益,岂知照目前气候加速暖化趋势,可燃冰恐怕只能先用来毁灭人类而来不及造福人类了!

习总书记讲了一个道理:没有国家、民族的前途,就没有个人的前途,这是对的;但我觉得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没有全人类的前途,就没有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前途!今天的情况是:改革红利即将耗尽了,中国地下的资源即将耗尽了,人民开始由俭入奢、享受生活的同时,安定感却比毛泽东时代明显下降了,对理想、信仰、社会的关注越来越转移到对生活、挣钱的关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的贵族化虽然贡献了GDP,但路子越走越窄,大多数人越来越感到承担不起了,人民对此也越来越不满。难道民生真的只能被GDP绑架么?难道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只能伴随着资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和碳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只能牺牲子孙后代,牺牲人类的未来么?难道国家发展、企业经营、人生在世的主要目标都在赚钱么(GDP,利润,富裕)?难道百年之后的人类长远利益真的不能和眼前利益兼顾么?现在这条死路真的要不撞南墙不回头地走下去么?

或许有人认为:反正人类迟早是要灭亡的,而且挽救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时间之窗可能已经接近于关闭了,在自己的子孙那一代即使面临人类灭亡的厄运也无所谓,今日有酒今朝醉。但是,我总认为,没有理性或者缺少爱的沙漠中,长不出结满幸福果实的树,如果人类这样活在无知、麻木、冷漠中,这样的日子就算再舒适安逸富有,也不会是真正幸福的,而是悲哀的!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即使遭遇厄运或者贫困,只要人们心中充满的是爱的雨露和理性的光芒,也会是幸福的。对于我们的子孙的生命,我们珍视了;为了未来渺茫的希望,我们真情付出最大的努力去呐喊、去争取、去行动了,我们也就无怨无悔。

四.为了GDP的快速城镇化为未来社会不稳定埋下祸根

根据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在扩内需过程中,一条主线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论述的,扩大内需就是在扩大对资源的需求,扩大资源消耗的经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因此,由于资源的制约,着眼于扩大内需的城镇化的思路也是只可能短期延续,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城镇化的负面作用:

1.首先是土地资源的代价。土地资源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民以食为天,但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中国粮食依赖外国的比重已经达到10%左右,而且呈快速上升趋势,原先能够自给的主粮也在加大进口量以满足国内需求,中国进口的粮食已经占到世界几乎半壁江山,这就越发凸显了土地资源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用地与农业用地的矛盾会相当尖锐。在气候恶化日益极端化和地球总人口不断膨胀的大背景下,各国粮食生产的前景都不容乐观,指望增加粮食进口不现实,而我国粮食生产用地的土壤质量已经在不断下降,再加上水资源日趋枯竭,如果农业用地的数量再缩减,是非常危险的。在粮食增产压力越来越大,粮食安全非常脆弱的背景下,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应当以能够增加耕地和生态用地为前提(可以借鉴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人民公社的做法 注⑤ 和一家绍兴纺织企业的做法 注⑥),着眼于为人民谋长远福祉,立足于低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和财政压力)、低GDP,低碳,和提高人口素质;反之,着眼于增加GDP、创收致富的城镇化稍有不慎重,很可能给未来的粮食安全和社会不稳定埋下伏笔。

2.城镇化将堵塞农业向可持续农业转型的通道。

现代农业依赖于农药化肥机械的高投入,农药破坏生态,化肥产生温室效应,因此有待向节能、低碳、高效、生态转型。为此,政府提出循环农业是十分正确的。但只有现代的生态农业,才能解决农业不可持续的问题。而现代的生态农业需要劳动力,有机农业的由低产到高产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转型现代生态农业要求在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上要留有回旋空间,但城镇化可能会挤压这一空间,从而堵塞农业向可持续农业转型的通道。

3.就业资源的代价。

农村是农民的根,农民在城市生存不下去了,可以回农村,不至于产生生计危机。一旦把农民吸引到城镇就业,同时又完成了农村的土地流转改革,以家庭农场的模式完成了土地兼并,农民就回不去了,农民的退路就没有了。这样,就必须保证农民在城镇的就业是长期可持续的,必须让农民在城里呆得住,过得幸福。但实现农民工长期可持续的城镇就业的可能性恐怕不大; 挤干水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分是指那种拆了建,建了拆的建设)可持续么?很难,难在土地资源的持续供给; 制造业就业岗位可持续吗?很难,难在工业原材料(矿产资源)和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实体经济是否可持续下去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国外说了算,而国外的资源也在不断趋紧!况且中国由于长期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资源、能源、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过剩,而让过剩产业吸纳更多的就业是不现实的,并且这种对能力过剩产业的再投资实际上是一个不计资源环境成本,去寻求生产成本降低的过程; 管理性、事务性、技术性的岗位可持续么?也很难,难在僧多粥少,要与城里人、大学生拼关系、比知识、拼实力、抢饭碗。看来,营销性、服务性的岗位最有潜力,但就业的容量未必那么大,而且会受实体经济波动影响、受资源枯竭制约。如果农民工失业的同时被断了退路,再遭遇物价上涨,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4.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代价:

以城镇化带动消费的大幅提振,这是中央实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但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粮食危机、水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无处不危机,应对这些危机,开源的潜力有限,使用开源的方式只能延迟危机的到来,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而且开源的做法往往得不偿失、顾此失彼(比如页岩气、可燃冰、核能),因此处处更需要节约来化解危机,都需要节制消费。中国的消费过多还是过少?从GDP角度,维持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的角度,是少,还有提升空间;从解决危机,保证国家安全角度,维持人民长远生存需要的角度是过多,不但没有提升空间,还急待压缩。消费,需要提振还是抑制,该如何取舍?在我看来,中国需要寻找的是一条新道路,实现GDP平稳良性下降,但民生、就业、生态持续改善的道路,在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上做文章,搞创新。例如搞循环经济,能够自我循环的,小范围循环的(比如生态农业)就不搞大循环,大物流,能实现本地供应和消费,零碳距离的供应和消费,就不搞全球化的供应和消费,就把人力物力用在可持续发展的刀刃上,而不是GDP上,挣钱上,在战略层面实现大节约。当然这也需要因地制宜,另外,科技、管理、教育、文化应当实现资源全球共享,用信息化带动人的现代化是必须的,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是必须的,把能源资源用在这些方面,也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总之,不能为城镇化而城镇化,也不能为致富、为GDP、为扩大内需而城镇化。合理的城镇化是为了人民的长久幸福的城镇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并以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另一方面,只要能让老百姓拥有幸福的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采取的措施越低碳、环保、越可持续,就越好,不一定非要城镇化,也不一定要让老百姓的钱包快速鼓起来。物质过丰的生活未必幸福,也未必有安定和保障。生活在城市中的老百姓未必比生活在农村中的更幸福,但城市中的老百姓碳排放等指标远远高于农村;今天的老百姓心理感受未必比雷锋时代幸福,但今天的老百姓的对安定生活的危机感和生态生存危机远甚于雷锋时代,为钱而忙碌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在淡化!不丹和古巴虽然物质贫乏,但人民的幸福感却遥遥领先于我们。在物质、消费方面,政府的引导很重要。要引导老百姓知足常乐、生态环保,要引导老百姓更关注长远利益和精神追求,用理性、博爱、自由的阳关照亮老百姓的内心,克服贪欲,克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使老百姓远离真正幸福的思想意识。所谓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汽车文明并不是顺应自然的、是不符合生态文明的,甚至从长远眼光来看,可以认为这些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政府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应当设法把这种认识贯彻到政府的行为和老百姓的生活中去。

六.令人担忧的未来

前文已经提到,现在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战场将向经济可持续转移。从经济可持续程度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是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大城市,中国占据大半壁江山;从对资源的需求量来衡量,中国的吸金大法已经超越了美国,让世界感到瞠目和恐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一方面利用中国谋求发展中所暴露的人性弱点,不断吹捧中国,让中国继续成为其工厂和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培植西化的经济专家,在经济理论上西方三驾马车理论已经主导理论界,自由市场主义和消费至上的价值观也已占据主流地位,使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和民生)自愿地越来越依赖于资源消耗的增长,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恐龙经济体”。

但是,西方同样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对中国这一经济“恐龙” 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食物——资源,却坚决地设法加以控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遏制中国拓展生存的资源空间(为的是自己获得掌控资源的主动权和影响力)。钓鱼岛、黄岩岛的争端背后恐怕就有这种考量,美国的立场可谓相当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对立方一边。不仅仅对海上资源,对其他国家的资源,西方谋求资源霸权,获得自身生存发展主动权的努力从未间断,中国获得可靠、大量的接续资源的前景不容乐观。看来,中国这一“经济恐龙”的GDP身躯越来越庞大,食量(即对资源的需求量)也在越来越大,而生存环境在不断地恶化,食物(资源)在不断减少,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在国际上,某些西方国家通过抨击中国对资源的巨大消耗,碳排放量的不断上升,使中国陷于道义上的劣势和孤立,为打压中国,摆脱自己提供借口。

在中国国内,西方通过六四事件等的宣传,对中国政府的缺点和错误加以妖魔化扩大,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手段,使社会意识进一步趋于分裂化,再加上党本身的官僚化和整个社会的腐败化日益严重,中国社会由过去的万众一心变为一盘散沙状态。借助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西方正在完成对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的革命事业的全面丑化,信仰的贬低和对政府的丑化。现在,反政府观点、反政府政策的言论往往得到先入为主式的“理性”推崇,迷信、洗脑式基督教、邪教、传销的盛行说明普通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信仰缺失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而大部分知识分子要么被西方化,要么被功利化、体制化,中国现在尤其需要既清楚现有体制的长处、致命缺陷和目前道路的问题,又清楚西方的长处、短处和西方道路的问题的人,并能有所作为的人。可惜,这样清醒的中国人为数不多。

可以预见,照目前趋势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因资源枯竭而崩溃、或者人类因环境气候恶化遭遇灭顶之灾几乎成为必然,到时候,西方将借机掀动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习惯于自私自利思维的人们会将罪责归于政府而不是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由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借助危机引发社会瓦解,真到那个时候,千百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倒在其次,社会动荡、人民遭受苦难却没有出路则更加令人担忧。

七.出路何在?

当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不能维持社会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时候(无论这种不可持续是因为终端消费能力的枯竭还是因为源头生产原料的枯竭或是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势必会迎来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的一天。而一旦这种破坏是毁灭性的、不可修复的,那么它对社会生产的危害、对人民的摧残必将是致命性的。

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会进行变革,不是主动地变革,就是被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逼着进行变革,如果是后者,代价将是国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对这种必须变革的需求和子孙后代即将承受的苦难,是等闲视之,还是坐以待毙?!都不能!“我们不去做,谁去做!现在不去做,什么时候去做!”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以这样的姿态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在我个人看来,把现实选择同李大钊同志的宪政自由、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观和毛泽东思想取长补短的有机结合可以帮我们找到走出困境的大体目标方向和实现途径,而盛田稻夫的管理哲学和圣吉彼得的《第五项修炼》理论与经验则可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的创新指南,不丹的人民幸福指数和古巴、以色列在农业、医疗等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则为我们提供了实践的借鉴,科技的发展,也已经赋予了人类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依赖的能力。如何能够引领人民群众以最小的代价脱离险境,如何在变革的自始至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而不是与群众脱离,如何让人民在为了子孙后代主动做出奉献牺牲的同时普遍得到幸福感的提升,如何遵循社会变革的内在运动规律和引导社会的内在动力去成功地有步骤地实现运行平稳的变革而少走弯路,如何尽可能多地通过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而尽可能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权力来实现道路的转型,这些无疑是并非不能实现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变革无疑需要一个支点,借助这个切入点,可以撬动整体的社会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执政党的建设等等)。我以为,这个支点就是教育。因为我深信:没有高瞻远瞩的理性思维的能力和系统思考的修炼,没有对他人、对子孙后代、对自然界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博爱情怀,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意识,共同富裕所带来的,将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人民的灾难!

借助教育的革新,我们才能够重新规划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进而,我们才能设计出大量绿色就业的岗位来实现经济的“滕笼换鸟”,才能以全新的思路解决老龄化、少子化社会中人民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交通等问题以及化解钓鱼岛的危机,才能从低碳的角度彻底地反思工业化、城镇化、出口加工产业西移、大物流建设、提振消费、全球化等战略存在的问题,真正可持续地实现千百万仁人志士所向往的独立、自由、平等、博爱、富强、民主、全面发展的共和国之梦。

我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我欣赏圣经里的一句话:“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乃是信心!”。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怀疑理想和信念的力量,这信心来源于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光辉,来源于对向往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的社会的人们,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内在的真实的吸引力。

基本实现国家甚至全球零碳排放、不可再生资源零消耗的理想的循环经济,同时使人民感到比较幸福,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实现这一系统工程的路线图不是没有,但是,第一:任何路线图都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下的,都必定会遇到现实中无数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一个从局部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以完成平稳过渡;第二:任何路线图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没有政策的支持和正确而有力的领导,可能性是无法变为现实性的。没有顶层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再好的底层设计也无能为力,同样,没有很好的底层设计,一个好的顶层设计也会步履维艰,我们需要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良性互动;第三:正如革命往往都会有牺牲,人类要赢得未来,必须懂得舍与得的辩证法,机会稍纵即逝,既要钱又要命,鱼和熊掌兼得的贪婪是不可取的。

八.对分歧的分析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有分歧、有争论是很正常的。但是动机同样都是在为人民谋求福祉,我的观点与官方的、多数民众的观点却存在着上述的种种分歧,这就有一个分析原因,和如何对待这种分歧的问题。我认为,对待分歧,首先需要的是理解和包容,因为允许分歧存在就是为思想的生长提供土壤;然后,应当鼓励质疑、批评、争论,而不是搁置、不争论;最终,我们需要探究分歧的根源、本质,分析分歧背后的逻辑,从而获得思想的启迪,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产生以上这些分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将站在我的立场,尝试着进行一下分析。(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论证我的观点正确,而更在于引起注意和思考,是为了引玉而抛砖,从而为破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难题提供更好的智慧解答)

第一:我认为分歧的产生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别,或者说,是由看问题的高度不同导致的,所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所关注的是系统的整体还是系统的局部的差异。

我所研究的是整个人类和整个自然界,以及二者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整体思考,更长期的利益衡量,是在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和博爱的胸怀。谋求的是人和自然界的共同福祉和长远福祉。这就要求我们跳出经济看经济,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人类看人类。正因为有这样的整体观,才能更敏感地注意到可燃冰危机、水资源危机,才能产生雄心勃勃的节能减排意愿,并甘心为此牺牲今天的许多得不偿失的享受的利益。这是一种奉献型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上建立的幸福必定更持久,更长远。

而政府和多数人民所追求的是各种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即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研究的方法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看国家,以国家为中心看世界,以人类为中心看自然界。这是一种索取型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上建立的幸福是现实的,但却是现时(即暂时)的,往往是见利忘义,见利忘弊。人们开始会感到幸福的增加,但随着历史的演进,随着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人们的幸福感受会经历一个抛物线形状的改变,变为不断减少,而痛苦会不断增加。

利益的当局者容易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对子孙万代的重任,要求我们不仅仅要深入最基层,在微观层面调查研究,而且要在极宏观层面作客观的调查研究,要站在最高处极目远眺,放大自己的视野,用整体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观点体察整个自然和整个人类社会之间的种种内在的互动关系,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考察人类现在的行为长期作用的必然后果,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营造新型的学习型组织。在胸有全局的前提下再来寻求现实矛盾、微观问题的根本解、全局解,设计未来的前进方向。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的。极宏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不足,我们会变成井底之蛙,看不到危险、歧途和正确的方向,会将西方正在反思的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道路当做我们的学习榜样,会把经济,把人民带进发展的死胡同;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不足,我们会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脱离群众,让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变成空中楼阁,变成强拧的苦瓜,让我们的种种努力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要吸取理论上似乎正确、全面,实践结果却错误、片面的教训。这种教训很多,例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建设精神文明的措施也不少,但实践效果却是社会的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精神文明却不断滑坡,发生了缺乏理想、文化、道德、纪律的整体社会的危机;在再例如节能减排,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是必须大幅降低还是仍有发展余地;是应该现在就开始大幅减少碳排放总量,还是增加和减少同时进行,先适当迁就碳排放的增加,等经济发展“到位”了,碳排放又大幅提升了之后再缓慢降低。须知:理论、道路错了,努力实干的方向错了,将满盘皆输,而且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国家,而是全体人民,全体人类。让减排迁就发展就等于是将发展放在生存之前,就是先造孽后挽救治理的思路的延续。

第二: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而导致的,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判断分歧。

首先,分歧在对本世纪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与问题紧迫性的判断。对这一问题的估计,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我认为:只要可燃冰等危机在逻辑上成立的,是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或者是一个有着极大的发生概率的事情,那么,未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是整个人类灭亡)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现在时刻就需要用智慧与果敢的挽救措施与灾难的发生进行时间上的赛跑。

其次,分歧在于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如果经过理性分析,我们能够认识到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那么,正如当年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替代阶级矛盾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一样,生存、生态矛盾也将代替发展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的党和人民摆脱发家致富的思维惯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去除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真正的精髓,而不再拘泥于邓小平理论的某些教条和结论,把解决人民的生存危机作为根本出发点,对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都进行认真的反思,追寻正确的全新的道路前进。请记住:如果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需要反思和扬弃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将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发展历程。批判性地思考人类文明所建树的一切,这是马克思的态度,也应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持有的态度。

第三:分歧在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区别

主义,反映的是人们心中的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什么主义就是以什么为根本,什么观念理念至上。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我从字面理解: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本,以人为本。作为与之相对的参照物,资本主义就是以资为本,以钱为本。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我按照我的理解进行一下比较。

首先:同样是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本,这种发展,是在物质最基本需求(温饱医居等)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的精神层面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本质属性——人的人文精神的大发展,而不是基于动物本能的、把人向物质异化的人的物质欲望满足方面的大发展。物质的适当满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进取精神主要是围绕着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至少是二者的统一。套句老词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这个革命不应是阶级斗争,而应是发扬人类的友爱互助精神,不应是批斗、专政,而应是自由、平等、博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而不是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人的富裕为本,就是说,表面上是以人为本,但其实是以人的钱(即富裕)为本的。在国家政府层面,是GDP财富(生产力)为本,以招商引资为本,在企业层面是利润和资产增值为本,在个人层面,是以富裕为本。这与资本主义没有差别。可以说,这是得到人民认同的(因为追求富裕至少符合人民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披着以人为本外衣的以资为本。在这里,物质追求(富裕、生产力、利润)从社会发展中割裂出来,成为最主要目的而不是手段了。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物质文明建设成为专门考虑的对象,这一对象与思想道德、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生态文明等其他各项建设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却被人为剪断了或者扭曲了,因而私有制、你死我活的竞争模式也就成为合理的了,公有制早已成了有名无实的行尸走肉(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尽管还挂着社会主义的名字,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被扭曲了,由一切向钱看,以富为纲而导致的种种社会乱象就不足为奇了。而所谓共同富裕的实践结果,贫富的差距比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同样是追求幸福,接受不同教育的人,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幸福是什么,我的理解幸福就是因满足而快乐。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满足和快乐,也能反映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念区别。 1.建立的基础和结果不同:如果这种满足和快乐建立于对精神的追求上,能使人的人格提升,幸感持久(可以伴随一生),幸福普遍(人人都能享有),幸福永无止境(越来越幸福,由较低层次的幸福走向更高层次的幸福);而如果这种满足和快乐建立于整个社会对物质的追求上,对大多数人而言,他能使人的人格降低,幸福感短暂,欲望无止境使幸福人人攀比,因满足而幸福的人属于少数,贪婪导致不幸福的感觉永无止境(因为欲望得不到完全满足,除了少部分知足常乐的人能获得低层次的幸福,收入相对偏低的人群和不能克制贪欲的高收入人群会因为攀比心理经常处于不满足、不幸福的心理状态)。 2.幸福的含义不同。社会主义者的幸福是奉献、贡献,资本主义者的幸福是索取,享受。世界因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我也会因此而获得幸福的心理体验,没有这种伴随着牺牲的心甘情愿的感觉,体会不到这种因奉献而幸福的人,是不会认同社会主义的。 3.建立于对物质的追求上的幸福还有一个特点:目光短浅,醉生梦死。正因如此,当考虑到我前面提到的的人类面临的可燃冰危机等生存危机时,如果提倡这种基于物质的幸福,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将无解,而反贪污,反腐败也就失去的内在的道德防线,成为了说教,只能靠法律和强制等同样可能被腐化的权力来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幸福观会旗帜鲜明地强调精神幸福,提倡健康自然的生活,淡化物质幸福。

本文观点也必定会有考虑不周之处,欢迎任何批评指正的意见,我也希望能借由“自由意见的交锋”来深化认识,接近真理。

部分参考文章:

注①:关于长期观点的辩证法,引自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注②:http://discovery.163.com/09/1219/14/5QTF28G6000125LI.html

可燃冰开采双刃剑:或可加剧温室气体甲烷释放

注③:http://news.163.com/09/0602/14/5AQDCCGB000120GU.html

北极甲烷"大爆发" 专家称或使全球温度提高10℃

注④:http://news.qq.com/a/20080924/000572.htm

全球变暖使冰冻层融化 北极海底成"甲烷定时炸弹"?

注⑤: http://www.mlr.gov.cn/xwdt/dfdt/200909/t20090911_125355.htm

30年,这样坚守——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耕地保护纪实

注⑥ http://money.163.com/photoview/0HH40025/4410.html#fr=email

浙江绍兴一纺织公司楼顶建“空中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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