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二大已过去30年了。回顾这次代表大会，一个最大的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就是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随后，在省、市、自治区一级也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当时，它是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解决省级以上党的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和省级的领导班子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它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新鲜事物，邓小平称之为“史无前例”的组织形式。顾问委员会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成立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被撤销，共存续了10年。30年过去了，笔者觉得今天仍然有必要对顾问委员会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大书特书”。为此，笔者在这里就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如何成立的、它起了哪些重大作用、最后又因何原因被撤销等问题作一回眸，以飨读者。
顾问委员会设立的酝酿过程
考察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我们的党情、国情作出的科学决策。笔者认为，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至少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领导者缺乏制约机制、党内民主缺失、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弊端。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丰富的政治阅历使他思考着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治体制。而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则是邓小平在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1979年11月，他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出过，我国要实行退休制度，“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顾问制度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他认为，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实际存在，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国家兴旺发达的要求。因此，必须坚决地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正常退休制度。二是实实在在的干部年龄老化问题。还在“四人帮”垮台前的1975年，急红了眼的王洪文就肆无忌惮地叫嚷：“10年后再看。”邓小平等几位老革命家从这句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现在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大权，那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将会继续一次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翌年7月以后，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相继回到领导岗位。他们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呈现出老化的趋势。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确实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然而，在一些老干部里，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把退休、让位与中途退出革命混淆起来，认为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决心革命到底，现在让我半途而废中途退出革命，心里不能接受；有的认为自己受迫害多年，刚落实政策出来工作，板凳还没坐热，又要让位，难以转过弯来；有的担心年轻人经验少、资格嫩，压不住阵脚。凡此种种，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醒和告诫老同志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有意识地退让。特别是针对“让路”问题障碍重重的状况，邓小平疾呼：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亡党亡国。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账。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也会出现干部断档问题。况且，老干部是骨干，有着各方面丰富的经验，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利。这就是中国的党情和国情。因此，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让年轻的同志在一线顶事，老干部利用自身经验在二线做参谋。当时在全国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扶上马，送一程，帮一把”。
找一种什么办法呢？邓小平在深深地思考着。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中央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
1981年正值建党60周年，7月2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重提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批老同志，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198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党的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但同时又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邓小平接着又说，“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
这样，在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已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顾问委员会从成立到撤销历经10年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除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外，一个最耀眼的亮点或者说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法定的形式对外宣布：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
与会代表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由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同志担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由于邓小平当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因此，根据邓小平的推荐，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后来回忆说，“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自己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在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调查研究和综合试点工作。一天，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告诉我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将由他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我去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中央的重托，有小平同志压阵，日常的事情可以由我们去办。这将是我继在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之后，又一次直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协助他工作”。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解决新老干部交替、为后来老同志的正常退休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新党章对中顾委的性质、职能、任务和条件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中顾委委员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
据有关方面统计分析，在172名中顾委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级以上干部，大多在中央、国务院、军队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军队系统的委员54人，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为74岁。
1982年9月13日举行了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作了全面阐述。他强调：“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因为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然后，他反复提醒大家，中顾委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会议根据薄一波的提议，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等6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研究中顾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拟出几条，提交中顾委常委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
薄一波带领临时工作小组很快就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其要点是：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二、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三、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四、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顾委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交接工作认真做好。五、中顾委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六、中顾委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对已经选拔到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七、中顾委委员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在遵守党章和宪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并且同各种违法乱纪和败坏党风的行为进行斗争。在同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谦虚谨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老领导自居，发号施令。八、中顾委的工作一般说来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九、中顾委的办事机构要精干，秘书、信访、行政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此后，中顾委便开始扎扎实实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开展自己的工作。
1987年，中顾委在党的十三大上进行换届，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薄一波仍然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
两年后的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从党的十四大起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要他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转达他的意见。陈云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薄、宋听了陈云的意见后，也表示他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常委会也一致赞同，并向陈云作了报告。陈云听后很高兴。
1992年10月7日下午，薄一波在中顾委会议室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中顾委向十四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到会的144人对中顾委5年来的工作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则反应强烈。多数委员主张中顾委再保留一段时间。于是，薄一波向大家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说，关于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考虑这件事不是现在，而是两年前。当时，他从北戴河回来，请尚昆同志通知我：一波，你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没有意见。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决定，我就怎样执行。出于遵守纪律，没有对别人讲。我估计，尚昆同志不只对我，也对中央常委讲过小平同志的意见，直到十四大前，小平同志又严肃地讲：中顾委必须撤销。接着，薄一波又叙述了陈云托陈丕显带给他和宋任穷关于十四大不再设立中顾委的意见。薄一波说：“小平同志讲了话，陈云同志讲了话，他们两位先后是十二届、十三届的中顾委主任，中央又作了决定。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和任穷同志只有执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这样，与会的中顾委委员鼓掌表示赞同。
1992年10月9日，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至此，由邓小平、陈云同志领导，薄一波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10年之后，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顾问委员会也随即予以撤销。顾问委员会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
顾问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顾委成立后，主持工作的薄一波在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向委员们提出了明确要求：“老同志在退居二线、三线以后，生活要求要适可而止，说话做事要慎思而行。不要过于计较生活、政治待遇，不要干预过去领导过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使新上来的同志为难。中央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老同志是很照顾的。在生活上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党和国家的大事，我们都能参与一份意见，尽一份力量，中央已经给了我们这种机会，使我们能够尽到自己的义务，参加整党工作就是这样。至于慎思而行，就是我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多了解些情况，把事情搞得准确一点，把握得好一点。”
在谈到老同志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时，薄一波强调“要服老，还有用”六个字。他语重心长地说：“人老了，年纪不饶人，要服老；老而还有用，还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在一些大事上出点主意。我们正走在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上。”
中顾委成立后，每年都组织一些老同志离京到外地进行考察，并指导省一级顾委的工作。1986年4月，薄一波到湖南考察时，在湖南省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怎样做工作》的讲话。他说：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应该怎样做工作呢？1983年我曾经在黑龙江省顾委讲过三句话，叫做“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宜粗不宜细”。总之，就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又总结了几条，叫做“六要六不要”。六要：一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条；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做各级党委、政府没有精力顾及的事情；五要学习，包括学习政治理论著作、中央的方针政策、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便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开阔我们的思路；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六不要”：第一，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第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第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第五，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不要当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第六，不要发牢骚，即不分场合、不看对象，随便议论党的现行政策和人事方面的问题。不难看出，这“六要六不要”相对中顾委成立初期的一些规定更加全面了，更加具体了，也更具可操作性了。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为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
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随即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全会并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顾委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中顾委应该在经济工作、整党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干部工作四个方面发挥作用，要求中顾委在整党中大力担负宣讲、检查、督促、验收的任务。薄一波在会上就整党工作作了报告。中顾委先后选派39位委员参加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在长达三年半的整党工作中，薄一波既担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又担负中指委的常务副主任，负责主持两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可见中顾委当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特别要提到的是，为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工作的步伐，中央决定1985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退出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志，增补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做好这次人事调整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当年5月作出决定，由胡耀邦、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工作小组，指导三个委员会的人事调整工作。接着，薄一波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研究中顾委的人事调整问题。他提出以下四种情况的同志退出顾问委员会：一、85岁(含)以上的同志；二、80岁(含)以上身体不大好的同志；三、身体多病、丧失工作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四、在人大、政协有职务的中顾委委员，只能在一头任职，职务不交叉。与会同志一致赞成薄一波的意见。
根据薄一波提出的四条杠杠，由薄一波牵头，萧克、伍修权、陈野苹、荣高棠参加的五人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最后拟定了36位老同志退出中顾委的名单。薄一波要中顾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分头走访这36位委员，征求本人意见，了解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家，都以党的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拥护和接受，并联名致信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中顾委还为更多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层、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据1985年9月13日新华社报道：从1984年5月开始的中央主要办事机构和国务院系统各主要部门的领导班子调整已基本落实，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中央和国务院新任命的127名正副部级干部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近百名。国务院系统81个部门的领导班子的正职领导干部平均年龄为56.6岁，55岁以下干部的比例由百分之十增加到了百分之三十。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有131位老同志主动退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面对这种可喜的局面，邓小平欣慰地笑了。他在中顾委会议上兴奋地说，几年来新老干部的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的，顾问委员会尽管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但它成立后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确实是需要当时人们和后人大书特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