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民情和官情聚焦为三个问题，一要制约权力、解决腐败问题；二要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三要推进民主发展，切实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举国上下已有了"改革要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共识。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且特别强调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人做了统计，改革在报告中被提到了86次，其中多次提到"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等，可见，改革已成为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改革，从哪里下手。财新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

把"思想家"的活派给学者，把"实干家"的活归于执政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首创者是邓小平，主要是认为执政者不要尽说些空话，要干实事

财新《中国改革》：从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篇讲话、习近平南方之行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们用"习李新政"来表达那种如沐春风的心情。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什么作用？

许耀桐：新领导层的言行主要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带头的作用。在新领导层的诸多言行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领导力与执行力方面，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有"自上而下"和"从下至上"两种。两种方式比较起来，自上而下的力度会大些，时间更快些，效果也更好些，这就是中国古代常言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现今流行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说法。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层很注意这一点，他们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的道理。所以，习近平明确地说，"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他还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些都说明了，自身不动，难以服众。以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条规定"为例，上行下效，中央政治局作出规定后，下面各级就很快跟着动起来了，纷纷制定了相应的规定，收到普遍的成效。

其次，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务实的作用。习近平有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话，显得特别高亢响亮，特别引人注目。由此可见。"习李新政"的一个根本风格就在于务实和实干。仍以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条规定"为例，这是"习李新政"务实和实干的鲜明体现，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具体，不是空洞无物、游戏文字；第二，实在，直刺时弊，一针见血；第三，简约，扫却奢华，尽显素朴。现在，"八条规定"已经很好地重创了这几年日见猖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促进了文风、会风等一系列风气的好转。

财新《中国改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不谈主义，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提法有什么深意？

许耀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原话是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巡视南方在汉口火车站时说的。当时，他讲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邓小平这样说，主要是认为执政者不要尽说些空话，而要干实事。

"空谈误国"这句话，也与"清谈误国"有关。"清谈误国"是清代学者顾炎武先生的一个著名观点。说的是魏晋时代，风流名士以清谈为荣，被王羲之针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以为两晋亡于清谈。顾炎武怀有明亡的家国之恨，痛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的士风之危害，故有"清谈误国"之说。

其实，早在魏晋之前，中国的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东汉时期有"夺席谈经"，这都是士人学者思想辩论的学术活动。魏晋时期的清谈不过是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清谈，不仅是古已有之、包括魏晋时期的士人学者学术交流方式，也成了这之后的士人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其本身来讲，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而是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形式，它跟国家衰亡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客观公正地说，对于士人学者而言，没有什么也不存在什么"空谈误国"的事，他们恰恰要善于清谈。

问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承担着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的角色，可谓一身二任。在一身二任的情况下，如果"思想家"的成分过多了一些，"空谈、清谈"的话充斥了生活、实践，"实干家"的成分过少了一些，"务实、肯干"的事少做了，甚至不做了，国家确实不能兴盛，而只会走向衰亡。

现在，执政党以及国家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也同时承担着"思想家"和"实干家"的两种活。因此，在我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当务之急，我们要把这两种活分别开来。把"思想家"的活儿派给学者，把"实干家"的活儿归于执政者。这样，"空谈误国"才不至于被泛化，对执政者本身才是贴切的、有所指的。把这两种活儿分开后，执政者确实不应该再去谈什么"主义"了，因为已把"谈主义"的事交给学者去了，他们只需择善而行；执政者确实要专注于"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执政者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政绩。

解答民情的"低迷""焦灼"迫在眉睫

民情的"低迷""焦灼"极易转向愤懑和狂躁，转向民粹运动

财新《中国改革》：当下的民情官情如何？人们当前的期待主要集中在哪里？"习李新政"于此怎样呼应？

许耀桐：近几年来，从民情方面说，呈现出负面的"低迷""焦灼"状态。根据我所听到的和了解到的，可以说现在，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四个低迷"：一是民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信任度处于低迷；二是民众对党政方针政策的支持度处于低迷；三是民众对党政机关作风的满意度处于低迷；四是民众对党政公务人员的总体评价处于低迷。与这"四个低迷"相联系的是，民众的情绪显得十分"焦灼"。这种"焦灼"感一方面是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改变现状、有所起色；另一方面又感到无望，相当地失落，觉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山河依旧，党风政风好转不了，由此极易转向愤懑和狂躁，滑向民粹运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从官情方面说，也有四种情况堪为忧虑，一是感到干得好的不如关系好的；二是感到老实厚道的不如能说会道的；三是感到亲近群众的不如亲近领导的；四是感到勤于职守的不如捞个实惠的。现在，官员之间要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 "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显得太难了，本来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和同志式的关系。但是，现实状况是，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猫鼠关系等。

以上这些民情和官情，集中到人们对新领导层的期待上，那就聚焦为三个问题，一要解决腐败问题；二要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三要推进民主发展，切实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我认为，"习李新政"已经注意到这三个棘手的问题，并力图通过推动和加大改革的途径予以解决。

以制度建设深化改革

如果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不可能彻底

财新《中国改革》：从目前的动作来看，以转变作风带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已经初现成效。就腐败和民主问题来说，尚待制度性的推进。尤其在推进民主发展问题上，民间的呼声和官方的应对有多少契合？

许耀桐：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存在于政府等公共机构肌体上的痼疾。现在还远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仅仅开了一个好头。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固然要靠端正思想作风，靠施行政治教育，但是，主要还是靠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靠制度建设。如果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不可能彻底，就是不容乐观的。过去多次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推进民主发展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也只能通过制度手段、方式。现在，在推进民主发展问题上，民间和官方是有交集的、契合的。在民间方面，我们通过网络可以看到，对民主的要求向来呼声非常高；从官方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发出的声音，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试想，如果我们忧惧实行和推进民主，难道还要搞专断独裁不成？

现在，在推进民主发展问题上，民间呼声和官方态度有着一致的方面，也有反差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对于民主发展，民间有着强烈的甚至是焦虑的期待，可以说要是一声令下的话，他们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官方则显得动力不足，瞻前顾后，彷徨犹豫。公道地说，官方对民主发展确实准备不够，筹划不周。因此，我们希望官方沉下心来，实实在在地拿出一些实际措施步骤。须知，一个行动比十篇华丽讲话更管用。

财新《中国改革》：就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建设上，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呼声很高。你对此怎么看？

许耀桐：公众对官员财产公开呼声很高是有道理的。因为反腐败在国外已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这就是建立官员财产公开或申报的制度。反腐败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措施，但是，要求官员实行财产公开或申报，这是反腐倡廉非常有效的制度规定。在美国，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又颁布《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做出了详细要求。

由于美国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财产申报制度体系，官员腐败的丑事虽也偶有发生，但是，长时期来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这样看来，反腐败势必要走这一条路。不走这一条路，必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现在要制定和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或申报制度已没有悬念，因为如果拖着不搞，反而会使执政党陷入困境、蒙受耻辱。邓小平早就说过，老百姓就会问，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反倒做不到？中共也早已反复声明，自己与腐败"水火不容"，反腐倡廉是始终高举的旗帜，十八大更明确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既然干部要清正，公布官员的财产就在必然之中。中共有很多清廉的干部，他们也希望公布自己的财产，避免因不公布而有贪腐之嫌。所以，要不要制定和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或申报制度已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以及怎样来实行，比如，先在拟提拔的官员中实行财产申报或者给现有的官员三年的缓冲期，三年后开始公开申报财产，不公开申报的必须离开官员队伍。

改革是走出来的，也需要提前设计

改革设计本身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测试，不断改进

财新《中国改革》：改革，一直在提。对这次新领导层提的"改革"，怎么理解？

许耀桐：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人们之所以把新领导层的执政称为"习李新政"，并抱有期待，主要还是基于"习李新政"强调了改革的极端重要，展示了改革的决心毅力，同时付诸实践，开始发力推行改革。雷厉风行、快速出击，这就是这次新的领导层提出的"改革"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我说"习李新政"开始发力推行改革，你可能感到诧异，其实确是如此。我还是要提到刚才讲的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条规定"，其中要求领导外出不实行交通管制、不封路，精简会议提高实效、开会讲短话，减少文件、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件一律不发等等，这就是在改革嘛。改革是什么呢？就是革故鼎新，破除旧规约、推出新制度。提出新举措，建立新制度，这是最重要的改革。

此外，这次新的领导层提出的"改革"之所以和以前不一样，还在于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出了强烈的信息，改革要搞"顶层设计"，要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一下子提振了大家的信心。3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除了在一些基层单位，在知识与经验尚少、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领域，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外，在中、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已有探索的领域搞改革，则必须依靠"顶层设计"，搞总体规划。我们期望中央尽快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就是思想库，由它提供改革的设计方案，供中央决策使用。

财新《中国改革》：还有一种看法提出，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许耀桐：这样的说法比较偏颇。改革固然和现实实践紧密联系，即所谓是"走出来的"，但改革确实需要提前设计。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攻坚期的时候，这时的改革越来越复杂，没有通盘的全面的周到的考虑，不可能顺利和获得成功。如果以为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改革设计没有必要，只凭着实践摸索，只凭着一股率性，这必然助长改革的随机性和盲目性，这对于我们的改革事业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当然，改革可以设计，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凭空设想、随心所欲、异想天开。改革的设计是科学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改革设计本身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测试，不断调整，不断改进。

以讨论、争鸣等自由、民主的方法形成改革共识

思想认识的问题，是不能靠权力打压、行政裁决的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能够继续往前走，需要共识和凝聚，现在的共识在哪里？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许耀桐：十八大召开之后，我相信现在上上下下已有了共识和凝聚的力量。这个共识就集中在要改革，不希望停滞，甚至是倒退。中央新领导层想有所作为，不想因循守旧，必然要推进改革；人民群众不满足于现状，不喜欢过死气沉沉的日子，也要求实行改革。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且特别强调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改革已成为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改革，从哪里下手，应该拎出一个整体设计来。改革也要搞试点，可以搞几个试验区。改革当然需要共识、动力和合力，但怎样才有共识、动力和合力呢？就是要有改革设计、要有改革试点，要有改革实践。有了改革设计、改革试点和改革实践，就不怕没有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和合力。所以，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和合力，首先要来自上层，有了上层的共识、动力和合力后，就会转化和形成为下层的共识、动力和合力，最终组成大共识、大动力和大合力。如果要说担心的话，就在于担心上层没有改革的共识、动力和合力。

财新《中国改革》：就共识来说，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和官方对于如何改革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中，阶级斗争的意识还存在于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比如民间动辄以"汉奸"来称呼某些主张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如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价值观）的同胞。有些官员动辄以否定党的领导、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等等来打压不同意见。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各方如何才能够达成共识？共识的达成是一个力量博弈的结果么？

许耀桐：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各阶层、各群体、上上下下，或者说从公民到官员，确实也存在着共识又很差的情况。不过，改革当然要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达成100%的共识才能推进改革。如果这样，就会贻误改革时机、延缓改革进程。那样的话，执政者和执政团队的责任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需要执政者和执政团队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执政者和执政团队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大趋势，根据法律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开展改革的"顶层设计"，拟订改革的总体规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就像当年邓小平搞改革时曾经明确指出，不能优柔寡断、拖拖拉拉，看准的事，就要下决心干起来。邓小平当年搞改革时，主要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人民的心愿和期望，但如果要说那时事事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很难这样讲，有些邓小平要做的事情，至少起初碰到的阻力还特别大。反过来说，后来邓小平领导改革成功了，反对的声音就渐渐小下去了，大家才有了共识。

至于说在普通老百姓中，在知识分子中，甚至在官员中，对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存在着左、中、右的谱系，有着激进、稳健或开明、保守的不同政治倾向，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也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是可以争论的。例如，对于是否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就可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谈到共识问题，这是属于思想认识领域的问题，是不能靠权力打压、行政裁决的。

因此，我们千万需要警惕和反对的是，对某种观点、某种看法，采取片面压制的办法，扣帽子，或者采取污蔑谩骂的下流手段。关于共识的达成，我不主张是通过所谓力量博弈的结果，这样的话很可怕的，它往往会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各方共识的达成，只有运用理性公开的讨论、争鸣等自由、民主的方法，大家渐渐地才能寻求或形成某种比较一致的认识。

财新《中国改革》：就你的研究和观察来看，中国需要和能走的改革路径何在？

许耀桐：从政治学研究方面看，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必须选择三条路径：

一是要走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是主体的道路，发展如十八大报告说的"三个更加民主"，即"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三个更加民主"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搞不切实际的"普选"，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二是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走制约权力的道路, 即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我们不搞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制衡"和"三权分立"，也一定要搞我们自己确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制约"和"三权分设"。

三是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走积极、稳妥、有效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顶层设计，基层做起"，不可急躁、不求一揽子能解决所有问题，而要渐进发展、安定有序，保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的稳定、持续和明显成效的同步发展。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杜珂

原载：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