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如何解释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优异成绩，台湾内部仍是众说纷纭，且甚至成为蓝绿派别性对立的一部份。台湾在解严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论述，大致是将成长归功于或是日本殖民统治、或是美国的协助、或是人民的努力，而国民党只是为一己之私致力于建立垄断性党国资本共生体，无功于经济发展。本文认为落后国家要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必须要同时具备抵拒外力以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志、能力与外在条件。上述主流论述只强调美日因素等外在必要条件，而忽略了另一重要条件──即发展的意志。本文也探究了战后早期台湾经建事务主要推动者的背景与言行，认为应将他们视为是承继中国救亡图存使命的知识份子，「以实业救国的儒官」，与今日通称的财经官僚实有所不同。台湾战后推动发展的意志与动力，实源自中国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今日台湾各阵营都切断了历史，因而难以建立现实有效的主体意识，缺乏有效可行的经济发展论述，遑论发展的意志。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联系了解过去及现在，才能重新建立台湾经济共同体的主体意识，找到台湾经济再出发的可能。

一、前言

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绩相当优异，在落后国家中名列前茅，被称为经济奇迹，入列东亚四小龙。不过，对于如何解释这「经济奇迹」，在台湾内部却是众说纷纭缺乏共识，且争议度甚高，甚至成为政治上党派对立的一部份。 大致说来，对于如何看待这问题，近年来在台湾社会中已经形成一个主流论述，虽然这论述并没有正式的书写来支持，但是却深入人心，成为解严以来主流的论述。在这论述中过去的威权统治近乎一无是处，在各方面都应是被改革的对象，虽说改革的具体内容并未被清楚界定，但无碍于「改革」本身就得到很高的正当性。 这主流论述将国民党本质性地定位为一外来的独裁殖民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受肯定，而台湾战后经济成长则多归功于以下因素：或是日本殖民统治，即认为高效率的日本殖民统治奠立了现代化发展；或是美国的协助，即美国军事及经济援助使得台湾得以发展；或是人民的努力。 在解严初期，由几位澄社经济学者提出的「党国资本主义」概念，适时的提出国民党经济上垄断特权的说法，成功的为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论述提供了经济角度的支持。此「党国资本主义」说法认为国民党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在位数十年实施一党专政，在台湾创造出一种以维护一党独裁政体为能事的特权体制，其中一部份就是这具垄断性的党国资本共生体，因此国民党不单对经济发展无功，更阻碍了民营资本的发展[1]；因而政治上的独裁专政，与经济上垄断特权相连结。其实，这本由经济学者纯就经济理论所写的书，只是描绘了战后公营及党营事业的范围比重及角色变化，并讨论了如何民营化等具体的政策性议题，主要指控是国营企业比重过高及党营事业的不当存在，妨碍了市场正常运作，因此此书并没有提出完整的全面性论述。不过，这党国资本主义说法仍成功地适时为反对国民党专政提供了支持。 总之，上述这套主流论述虽并未正式完整提出，且并无学术研究支持[2]，但近二十多年来已取得正当性，成功的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 国民党一向自我定位为战后经济发展功臣，但对此问题却也是没有完整的一套说法。在战后执政前期，则充斥着诸多歌功颂德式的「都是政府功劳」形态的论述。近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前后，虽然开始强调其原先经济发展的成绩，但是似乎只是强调其「执政能力」比对手较为优异，这不单不构成论述，随后现实政治上的发展更证实其不堪一击，无法对上述主流论述带来任何挑战。 台湾近年来深陷于蓝绿党派对决的泥沼之中难以前进，党派立场混淆了是非与道德。本文在此讨论这问题的用意，绝不是要为任何党派辩护，而是希望能够超越蓝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问题，从而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如此才能找到再出发的可能。 本文要提出的看法如下。首先，本文追随结构学派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即如Amsden (2001, 2007)所言，落后国家必须抵抗帝国主义政经力量才能发展自身的经济，也只有依赖在抵御过程中发展出的民族主义，落后国家才能凝聚力量抵拒外力推动发展。落后国家发展途径上充满荆棘，但最大的阻力来自强势西方力量的干预，必须要具备抵拒这外力的意志与能力，才有可能发展自身的经济。依赖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这抵拒必须采取与西方经济隔离的方式，而结构学派中的修正学派，藉由总结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显示了这抵拒不需要是隔绝式的，可以是藉由参与国际经济而发展自身经济[3]。战后六十多年来的经验显示，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是一个极为困难的挑战，多数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落后国家各自的民族主义的构成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徒有形式上的民族主义不足为训。 简言之，落后国家要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必须要同时具备抵拒外力进而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志、能力与外在条件，缺一不可。 关于本文要处理的问题──台湾如何能够成功的发展了经济，本文提出以下的看法。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三个因素都具备了。以往的讨论多半强调上述后两项的各种相关因素，即能力与外在条件，如冷战、美日角色及国府能力等，这些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亦即以往的讨论多忽略了第一项因素，即「发展的意志」[4]。推动发展要有动力因素，才能逐步克服困难踏上坦途，而这动力必然来自落后国家抵御外力的民族主义。而战后台湾是由国民党强力推动发展，其发展的意志与动力，则是源自中国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 以下将逐项讨论这几项因素的作用，第二、三节分别探讨日本及美国的影响，国民政府的角色则于第四节中讨论，而第五节则较详细的呈现战后早期主导经济事务的「财经官僚」的组成与其动力，第六节综合检讨相关论述，最后一节则试图从历史的视野来作结语。

二、日本殖民统治影响

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否帮助奠立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过，这只是意味着战后发展工业化得以有比较好的启始条件，而并不意味工业化必然会自动的随之而来。 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之后，丈量土地清理产权，建立了各种现代化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政治统治及法律体系、金融机构及企业组织等，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硬体基础建设，包括铁公路、电力及水利设施等，同时帮助建立了较为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工业以制糖业为主，战争后期则进行了军需工业化，不过工业化程度有限，譬如本省男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到1940年也只达到7％。同时殖民政府不容许台湾人独资成立现代企业，现代工业日资所占比例超过九成，现代工厂中管理与技术阶层超过八成是日本人，因此现代工业部门可称作是一个从日本移植到台湾的飞地，与台湾本地人经营的传统手工业截然有别[5]。同时，政治官僚体系的上层也主要是由日本人构成，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湾之前，在日本殖民政府中，委任以上的官僚中只有2.2％为本地人，其中主要包括如杜聪明这样的学术机构主管。而在1946年底陈仪主持的长官公署中，委任以上的本省人则增到四成[6]。 这方面的重要学者凃照彦先生对此问题，就曾清楚表示反对矢内原忠雄的台湾资本主义化的理论[7]。凃照彦认为日本殖民者保留了台湾本地传统的地主制，容忍买办，而积极培育以日本资本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说，新兴的资本主义部分只是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资本，而本土的传统地主经济并未因而动摇，因此不足以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他因此认为在日本战败全面撤离之际，日本殖民统治并没有在台湾留下会自行启动的经济发展的机制，台湾战后工业化是由战后才开始启动的。 就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而言，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并且甚为幸运之处，其实是在于日本势力在战后必须完全撤离，也就是说，这旧殖民母国在战后无法如欧美列强一般，延续其在殖民地经济的主导性地位。试想，当初台湾制造业就主要由日本三井三菱等大财阀的相关企业所垄断，它们的资本规模、技术与管理水平远远超过本地的传统手工业者，若这结构在战后得以持续存在，则本土企业必将难以有出头的机会。就经济发展而言，相较于其他落后国家，台湾的处境实在较为幸运，能够将殖民者既有的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排除，创造了在地经济力量发展的空间。二战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与义大利殖民地有此特殊优渥的位置，其他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多仍需要进行独立战争。譬如在东南亚，英法荷等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夺走了大部分殖民地，但在日本战败后竟仍都回来重占，企图维续以往帝国主义的位置。同时，落后地区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既有的殖民经济势力也多继续留存，压缩在地经济力量发展的空间。

三、美国的角色

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湾提供了及时且很关键的援助[8]，美国政治军事上的介入，使得国民党得以留在台湾，美国经济上的援助，则对于台湾战后初期经济的稳定有极大助益。不过，这援助可以解释台湾的「经济奇迹」吗？恐怕不行。美国的援助遍及全球，诸多不同的国家在各种不同的时期与阶段曾受到援助，但各地的成效有很大的差异，很多情况下美援对受援者的经济并无帮助，甚至只达到扶植腐败威权统治者的作用，以致于美援的角色曾受到学界甚多严厉的批评[9]。即使是同一个国民政府，它在1949年之前在大陆时期所得到的美援不可谓不庞大，但也失败的极为彻底。如果美国的援助是台湾经济奇迹的主因，那美国就只需要到他处复制同样作法，不就可以将全球落后国家都推上工业化之路了？显然事情不是如此简单，被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关键，即美援只有在受援的主体能够适当地运用援助时，才能发挥正面效应。美援让中华民国的存续成为可能，但并不必然会使得台湾能够工业化[10]。 台湾战后处境的另一个特殊也是幸运之处，在于支持国民党的全球新霸主美国并不觊觎台湾本地的经济利益[11]。美国提供保护伞及军事与经济技术等援助，稍后甚至提供出口市场，并且竟然容忍国民政府的保护国内市场、抵拒外资控制及补贴出口等作法[12]。当然，这些东亚发展型国家推动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标准作为，到了八十年代就已经不见容于美国，不过这是后来的发展变化了[13]。 美国战后早期在东亚的作为，与它在其后院拉丁美洲的作法大相迳庭，美国很少容许拉丁美洲国家拥有管制外资进入的自主权，譬如企图进行国有化的智利阿叶德总统就被美国推翻，像巴西这南美大国的主要工业多由外资企业主导。 相同的案例是美国在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之后，于1946年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条约要求中国对美国全面开放门户，在当时中美发展差距极为巨大的情况下，要求美国资本可以享有国民待遇自由进出中国，必然对本土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14]。因此也难怪在1949年初，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和谈八大条件之中，就包括了「解除卖国条约」。这条约清楚显现了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长期觊觎，但吊诡的是，正是这同样的对中国市场的企图，竟使得美国在五十年代，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自主发展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包容，与战后对中国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包容固然部分是因为美国在台湾当地没有既有的投资利益，不过更是出于冷战的考量，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体制，为了围堵共产中国，也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觊觎。 在台湾，旧殖民母国日本的退出是依靠了美国与中国的努力，因此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在全球新霸主美国的协助下接收台湾，接收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资产与在社会中主导的地位。同时，因为支持国府的新全球霸主美国，并不觊觎本地的经济利益，因而给当地留下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半现代化的国民政府在现代治理能力上当然不如现代化的日本殖民政府，以致于无法完全填补空缺，但却带来了动力，说明如下。

四、国民政府的角色──殖民政权？

这里就必须要来讨论国民党在战后台湾的角色了。在当今台湾主流论述中，日本这旧帝国主义者以及美国这新霸主，却变得身影模糊起来，而上述的历史变化，即旧殖民者必须退出及新霸主的别有他图，使得这模糊化成为可能；而同时，在这主流论述中国民党则成了唯一的外来殖民政权。这说法或许能帮助反对势力将国民党拉下台，但显然并非事实。将国民政府当作殖民台湾的帝国主义者，不只是高估更是错估。没有美国的翼护国民党将无法守住台湾，除了台湾也无处可去，它本身的现代化水平也滞后，如何有当帝国主义者的资格？比较接近现实的看法应该是，当时它就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威权政权，是一个败守台湾一省的中央政权，将台湾当作它最后一块领土，虽说是个有相当隔阂不易统治的省份。 落后国家的政府进行威权统治是一普遍的现象，而它的人民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必然要反抗其威权政府。只是在台湾因为特殊历史因素，反对力量最后形成的论述，是将这威权政府指为是外来殖民政权。这样论述附带的代价，就是模糊了自身为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身份，无法去指认真正的殖民者为帝国主义，也无法理解落后国家要能抵拒帝国主义才能发展经济的道理。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应该主要展示在对抗帝国主义力量来建设本土经济上，若将威权政府当作外来殖民者，则只可能起分化社会作用，对追求自主经济发展空间并无助益。威权政府应被改革的是其威权，而不是其「外来殖民」，这对于台湾近年来「改革」的空洞化，以及主流论述中缺乏推动发展的因素有密切相关。 南韩的民主运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解释其成功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以威权统治强力推动工业化的强人朴正熙的角色。不过，在南韩对以民族主义为动力推动现代化工业化则有高度的共识，他们的问题比较是如何评估强人功过的问题，而不像台湾则对民族主义的动力也予以否认[15]。 不过，到底国民党在败守台湾之后，是否如主流论述所指涉，只顾一己之私迳自发展垄断性党国资本主义？其实，对于当时台湾如此一个百废待举的落后经济体，如果国民党确实只是如此，而台湾经济却还能快速成长，那就真可谓世界奇迹了。 在当时极为困难的处境中，国民政府确实具有一些相当有利的外在条件，如日本留下的基础建设与现代化农业，如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以及有利的发展空间，即上述的旧帝国主义所留下的及新霸权所容许的自主空间。不过，这些只能是经济发展所需的部分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仍可能被错误的统治与政策所挥霍掉；发展成功仍须动力方面的条件，这包括主政者推动发展的意志以及执行的能力。即国民政府以其有限的资源，为求生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这个背负惨痛败绩的国民党，为何在此时居然能够成功的推动经济发展，为何在此时能够展现出成功所必备的发展意志与能力，这些我们则必须从中国的历史脉络去了解。

（一）党国与土地改革

在1949年初，国府已兵败如山倒，解放军虽尚未渡过长江，但国民党败象已明，亟需稳固台湾作为最后立足之地。陈诚临危授命，于一月初接手台湾省主席，随后立即在还没有任何法源根据的情况下，于二月初宣布进行三七五减租。这些事件的主要背景如下：一月十日国共内战中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在激战两个多月后终告结束，将近六十万的国民政府军队，被邓小平等人所率领的解放军彻底击溃歼灭，解放军兵临长江，直接威胁到了南京政府。随后就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提出了和谈八大条件，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解除卖国条约等，要理解陈诚的政策行为必须要参照这当时的背景。 土地改革是一重要且有深远影响的变革，并且它必然会带有「革命」的性质，因为是用政治强制的力量改变土地的所有权。现代化工业化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要从一个由地主主导的农业经济转变到以资本家主导的工业社会，这转变必然会侵害到既有地主阶层的利益。而既然地主是传统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这转变能否产生，就牵涉到社会上是否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有够坚强的意志与执行的能力去挑战地主的利益，而这多半需要社会革命性的变化。在多数落后国家此种革命性变化并未发生，因此譬如至今菲律宾仍因被大地主阶层垄断而动弹不得，南美大国巴西的农村仍还在进行激烈甚至流血的土地斗争。或许因为如此，到了二十一世纪，曾任世界银行副总裁的知名经济学者Stiglitz就还认为很多落后国家应该效法台湾南韩进行土地改革[16]。 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进行着中国现代化领导权的争夺战，而中共则采取了以土地改革争取农民的战略路线，清楚的与国民党有所区隔。中共于抗战期间已练就出以土地改革组织动员农民的模式，它就藉此在战后几年内出人意料的打败了有美国强力支持的国民党。而国共内战也可说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延续。中共藉由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历练，成功组建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统治组织，取得政权后强力全面推行了农村的土地革命，终结了中国过去传统的地主经济，开启了由国家全面主导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时代。 国民党为何会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一般的说法是说因为它与台湾的地主没有渊源所以没有包袱。不过，这因素最多使得进行土改或许较为容易，但并不意味国民党会因此有改革的动力。譬如，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之时，并未显示出任何要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意图。更何况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庞大，其中大陆地主力量当时仍然心念着返回大陆，并不乐见台湾进行土改[17]。因此，陈诚在解放军兵临南京、毛泽东提出包括土改在内的和谈八大条件之际，立即在台进行减租，只能是因为被中共农民革命的成功所迫，为了不让中共势力渗入台湾，为了保住台湾，只好立即实行，是一被中国革命形势所迫而进行的由上而下的改革[18]。并且如刘进庆所言，「面对着以解放台湾为目标的强大的中国解放势力，台湾地主为求自己的生存，必须对国民政府让步，并且选择了与其共存的道路」[19]。他同时指出此次土地改革是以安定为主，立基于国府、地主及农民三者之间的妥协。 当然陈诚当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镇压左派肃清共产势力。台湾部分的本土菁英也参与了惨烈的国共内战，左派力量在从1949年至白色恐怖时期几被彻底肃清，导致台湾战后的社会长期的左右失衡。 在1949年初开启的土地改革影响极为深远。台湾传统的地主经济，在日据时期虽镶嵌于现代商业农业之中但仍继续维持，而后在日本战争动员时期则被高度弱化，但最终仍是由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来结束其在台湾经济中的主导位置。土地改革意味着台湾传统的地主经济不复存在，国府此后必须义无反顾的全力推动工业化[20]。

（二）党国资本主义的问题

国民党是否利用其政治垄断力量，在战后台湾建立了垄断性的党国资本主义？答案应是只有部分属实。战前现代企业日资所占比例近八成，在制造业中占了九成，其中在台日人经营的中小企业约占两成，其余为日本财阀资本[21]。而在战后接收的过程中，日资作为敌产全被没收，其中占大部分的日本在台独占资本，就被国府接收成为国营企业，规模较小的除少数拍卖之外，主要是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时转售给了地主阶层。当时虽然台湾民间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完全接手如此庞大的国营体系，但必然对此独占体系非常不满，会要求国府能给民间资本较多的空间。在为平抚二二八事件的官方言论中，尽量转移轻工业给民间的说法也时有所闻[22]。 不过，在战后初期，国民党除了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时，曾将四大公司（水泥、纸业、工矿、农林）做为地价补偿而拨售给地主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称述的私有化的案例。显然当时国府持续握有关键的国营企业，作为其统治的基础的需要甚强，私有化只是说说而已。同时必须一提的是，当时接收日产约八百多家，其中较具规模的399家留为公营，分国营、国省合营、省营等形式，其中还有19家由省党部接收[23]。如果这局面持续维持，则党国资本主义的称呼就会名符其实了。 不过，更重要的发展是在新兴的部分，即国府其实是将新成长的部分，主要留给了新兴的民营资本。国民党在台湾接收了这些庞大日产之后，对公营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其实相当审慎与节制，而党营事业部分当时则规模甚小，因为在当时党国不分的时代，其重要性有限。 从战后开始，国民政府在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给予相当大的空间并予以扶植。这扶植民营资本的政策，应部分源于国民党在大陆战后时期在处理经济事务上惨痛的失败经验。国府在大陆战后接收日伪财产的过程不只腐败问题严重，同时将其主要部分收归为党国资本，不单成效不彰并且备受批评，以致于「没收官僚资本」被列入毛泽东和谈八大条件之一。再则，国府深知其必须在台湾争取民心，如陈诚所言，其「统治基础尚未树立…隔阂未除…要树立信用…以免二二八重演」，「人民至上、民生第一」，「要扭转颓势…故在争取民心...治台要义，在不与民争利」[24]。国府既然做不到将国营事业私有化，就必须在新兴部分少与民争利了。 因此在1950年代，国营十大公司成长有限，公营工厂数目几乎没有增加，而私营企业的数目及产值则快速成长。譬如，公营工厂与民营工厂的数目，在1950年分别为245与7229，在1953年则分别为264与13175[25]。因此，早在1958年之际，在台湾工业产值之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就已赶上公营企业，并从此年之后持续的直线上升。其实，若去除公营独占的水电部分，只看工业中制造业的产值部分，则民营比例赶上公营的年代更要提前到1954年[26]！ 譬如，除了很少数来自五大家族（林本源、林献堂、陈中和、颜云年、辜显荣）及其他既有利益之外，台湾战后的主要私营资本几乎都是战后的新兴者，并且多半为学徒出身白手起家者，如台塑、国泰、新光、台南帮等。他们起家的场域主要是纺织食品等民生轻工业，以及特许寡占行业，如金融、水泥与地方性产业等。后者也是国民党为了统治考量，采取地方菁英利益均沾的一向作法[27]。 这些数字与案例清楚显示国民党并未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如笔者在他处所指出，刘进庆先生所提出的显示官商结合的「官商资本」，是一远较为合适的概念，而不是党国资本[28]。近二三十年来，台湾社会已有长足发展之后，官商资本概念有助于社会去讨论如何对政商关系进行规范，党国资本概念则除了有助于私人资本的扩大之外，主要是来帮助反对势力向国民党夺权而已[29]。

五、以实业救国的儒官的抬头

国民政府在大陆军事溃败与经济崩盘之后退守台湾，这惨痛的经验以及仍然危急的局势，使得国民政府主政者从1949年起，救亡图存振兴经济、不能重蹈覆辙成为共识，并维持着高度的危机意识。迫切的生存危机除了迫使它进行土地改革之外，也努力稳定并发展台湾的经济。在蒋介石授权陈诚主持下，尹仲容、严家淦等财经官僚能够主导经济事务，并得享有高度的自主权。 陈诚在那风雨飘摇的1949年，于六月成立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总管经济，同时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并开始筹画地方自治。在那几年中，台湾的经济实处于高度危机的状态，新增百多万人口的压力，财政与贸易赤字庞大，恶性通货膨胀，民生物资缺乏等等。或许是因为有过去失败的经验做为教训，一些有能力的财经官僚（如尹仲容等）得以凭藉工作绩效出头，并进而掌握权力主导财经事务。在他们努力下，以及在美援的协助下，不到几年内物价得以稳定，并在1952年使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准。美国援外总署于1965年夏终止对台美援，在关闭分署办公室的典礼上，美国大使就宣称台湾为受援的模范生及美援计划第一位毕业生[30]。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为救亡图存而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主义，也背负着国共内战失败下的迫切使命感。因此，他们在求得经济稳定之后，持续推动台湾的工业化，从纺织业的进口替代，到五十年代末的外汇改革，六十年代初转向出口导向，六五年的加工出口区，六八年的一轻，七十年的中钢，七十年代的推动高科技产业计划等等。若回头看，尹仲容等在五十年代初所建立的推动产业政策的组织制度与人事[31]，几乎就奠立了台湾日后产业政策的框架，以及这些经建单位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命[32]。

（一）资源委员会

而这些人才源自何处、有何理念呢？国民政府在民国时期于1920年代北伐之后，虽开始进行建立现代化政府的工程，但在各部门的成效不一，不过比较幸运的是在建设工业方面有相当成绩。在那时期国府成功组建了一个致力于建立现代工业，且标榜现代化、专业化、企业化的经济建设单位──资源委员会[33]，有效的集结了当时中国优秀的专业人士一起投入工业救国。而这机构之能够成形也必须部分归因于当时日本军事侵略的强大且立即的压力。 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夺取东北之后，日军开始直接威胁华北，很多知识份子发觉「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34]，亡国的危险使得一些具有清望的大知识份子开始愿意与国府合作抗日。譬如，在钱昌照推动下，著名地质学者翁文灏，应邀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35]，开始调查全国矿产资源，三年后改组成为资源委员会。后在战争爆发前与德国合作[36]，利用易货偿债协定以锑钨换来德国的机器设备及技术援助，负责推动矿业及重化国防工业。战争期间，资委会则负责在后方建立基本工业，并自行开发了玉门油田（这部分就成为日后中国石油公司的前身，中油至今仍保有资委会时期的资记企业标志）。美国参战后，资委会就甄选中坚干部赴美接受实务训练，规划战后的接收及建设事宜，如孙运璿与李国鼎就在其中，而王安（王安电脑创办者）则是其中极少数留在美国发展者。资委会强调专业化企业化，着重人才培育及管理，吸收了不少优秀理工人才，且独立自主性高，并抗拒党部介入，是当时国府中较有清望的机构。 再则，例如有极高清誉且公认是文理兼备的奇才的俞大维，也为了抗战而加入了国府，他之前已先后取得了哈佛与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在柏林时曾在爱因斯坦主编的刊物发表论文。为了抗战他后来转而钻研军事学，并于战前在德国为国府采购军备，并于抗战期间在重庆担任兵工署署长，帮助建立现代化军工产业[37]。兵工署培育的人才也为台湾战后经建体系所用，如台湾战后担任过经济部长的人才，除了多数来自资委会之外，也有出身于兵工署的，包括江杓、杨继曾与陶声洋[38]。 在二战胜利后，资委会负责接收全中国的重要工业，因此也来台接收重要日资企业，成立了十大公司（包括台糖、台电、台船等）[39]。在各种接收工作中，因资委会组织能力较好，在台湾其所负责的十大公司皆能顺利逐步恢复生产。诸多人才包括孙运璿李国鼎，都是当时派来接收的人员，只是因国府战败而在台湾留下来了。资委会建立及接收的大型工矿企业，就成了战后两岸国营企业的基础。主要源自资委会的这些经建人才，在五十年代担负起振兴台湾工业的重任时，他们已经累积了不少相关技术与管理能力，同时互相之间以工业救国为国奉献互相督促砥砺。 在1948年底，留在大陆的资委会高层因对国府已彻底失望，因而决定集体投共，成为国府中唯一投共的部级单位[40]。这使得国府随即于次年将在台湾的资委会改组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形式上解除了资委会掌控在台国营企业的权力。同时，更进一步将台湾两家最大的国营企业台糖与台电的博士总经理沈镇南与刘晋钰，以通匪嫌疑予以枪决，杀鸡儆猴的意图至为明显。或许是因为这难以言喻的因素，资委会虽然对台湾经建体系至为重要，但它在1952年被正式解散之后，在当时受白色恐怖压抑的社会气氛下，几乎不再被人提起。Kirby (1990)就曾感慨这工业救国的专业组织，因国共斗争而分处两岸，日后又在两岸不同的制度下发挥了不同的角色。 但是国府当然必须继续依赖这些人才，来管理经营公营企业，他们日后也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干、经济官僚体系的主要成员。同时，这些公营企业也持续进行人才培育的工作。在台塑企业刚成立时，工业委员会就推荐台肥的资深人员前去支援，其中一位王金树先生至今仍为台塑的高级主管[41]。公营企业的高级主管也很自然的继续为经济官僚体系提供人才，此模式一直延续至国民党下台[42]。

（二）这一代「财经官僚」的背景

今日一般已习以「财经官僚」称呼尹仲容、李国鼎那一代开创台湾经济发展局面的负责人，但这样的称谓其实不单无法呈现其全貌，在今日语境下甚至会起误导的作用。比较贴近现实的看法，应该是将他们看作是中国传统的以经世为职志的知识份子，甚至可说是中国最后一代接受传统士大夫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读古书、用毛笔字批公文、写律诗绝句。更重要的是，他们承继了中国知识份子自鸦片战争以降的整体屈辱感及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他们学习工程与财经，只是因为认为救国以工业救国最为有效，他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救亡图存赶上西方而发展。 在此将以「以实业救国的儒官」来称呼这一代「财经官僚」。称他们为「儒官」是表示其仍有儒者的经世之志。在前现代中国的官必为儒者，因此没有儒官的称呼，但现代的官僚多被假定不是儒者，因此这些有儒者取向的官就可以称为「儒官」[43]。再则，因他们是以推动实业救国为职志，故称之为「以实业救国的儒官」，强调救国则是要凸显他们当时救亡图存的急迫感。 在今日，官僚似乎意指通过高考、依据专业谨守规章分际、并听命于长官成命的人；而相关政策方向则应由政务官或政治人物来订定；而相关的规章制度在今日当然较五十多年前严谨细密甚多，进一步限制官员行事的空间。若从这视野来看，尹仲容等人就会成为只是刚巧「行政能力与道德比较好的官僚」而已。但他们并非仅此而已，某一个时代也不会无端的就出现（或无法出现）一些「行政能力与道德比较好的官僚」，他们实在是那大时代下的产物。 相较之下，台湾今日的官僚比较没有儒家读书及经世的传承，稳定的环境也不会赋予他们救国的使命感，因此「科技官僚」是比较贴切的称呼，即其主要强调现代化及科技。 这称他们为「以实业救国的儒官」的论点，或许看来无法以「科学方法」证明，但对于我们要了解台湾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而言，却是极端重要的。本文在此将从三方面对此论点提出佐证，即他们并非只是能力与道德较好的官僚，而应将他们看为是负责担任推动工业化任务的知识份子，是以实业救国的儒官。首先，将简要的从现实层面来指出（一）他们必须具有高度使命感，才能稳定当时的乱局，（二）具有发展愿景才能为未来发展奠立下良好的基础，随后（三）将呈现当事人的言行案例作为补充说明。详细说明如下。

（三）使命感与勇于负责

在战后初期，台湾当时可说是百废待举，经济情况极为严峻，而相关的体制则非常的混乱，若无人负担风险积极任事开拓方向，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必然是有使命感的人才会去作此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如前述，日本殖民统治的上层皆由日本人担任，他们在战败后撤离时所留下的空缺，并无法完全由大陆的接收者填补。然后1949年国府中央政府在溃败中迁台，相关的财经部会在大陆时期原本就不甚完整，部分迁台后更是制度不全人力不足纷乱不整。在政治高层给予经建事务负责人高度自主空间的情况下，能够崭露头角的必然是积极任事大力主导政策方向的人，绝非是被动的执行者。在这情况下，要能解决经济问题，必须非常主动找出问题与方案，这在在需要主事者高度的自觉与动力，这必然来自其某种的使命感[44]。 在此且以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尹仲容为例来作说明，并引用他推动台湾早期棉纺织业的发展及其他案例来做为佐证[45]。 尹仲容原虽不是资委会出身，但抗战时期被派驻纽约，担任资委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负责采购及协调。在台湾战后初期，在混乱及白色恐怖下官场倾轧激烈，被认为恃才傲物的尹仲容能受到重用，实在是因为他极为勇于任事，在一片混乱之中积极处理问题并有立即成效，以能量与业绩取得经济事务的主导权。他被认为「敢于改革、敢于负责、敢于说话、敢于认错」[46]。但同时他也不断承受指责与攻击，甚至被正式起诉而罢官两年，但复出后仍然维持既有的勇于承担风险的行事作风。以下就举一些例证来呈现当时的情况。 譬如，在1950年春，中共已取得大陆统治权，两岸的经济关系因而为之完全断绝。台湾的出口在二战结束后的前四年，从原先日据时期的完全依靠日本市场，转为完全依赖大陆市场。但四年后此时，则又因国府的战败而导致大陆市场瞬间全失，立即造成外贸上重大的危机，要为台湾传统的出口品（糖为大宗）寻找出路、赚取亟需的外汇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日本是由美国占领军总部管理，其必然以日本的利益为先，同时美国政府才因「失去中国」对国府极度失望下，刚发表不再支持国府的白皮书。在此非常不利的大环境下，尹仲容主动以经济部顾问名义，率台银总经理瞿荆洲赴日商讨贸易协定。到了日本经过为时三个月的密集交涉，他们竟然向盟军总部争取到了以双边记（外汇）帐的方式恢复台湾对日的贸易，双方签订了中日贸易协定，解决了当时近七成的对外贸易额，为台糖找到部分市场，也奠定以后九年间中日双边记帐贸易的基础[47]。此举解除了立即的外贸危机，也为未来十年内糖及农产品取得市场，也能规律性取得必要的机械及零组件进口，大幅降低外汇匮乏的压力。此后尹仲容也随时为了因应未来变化而积极主动筹画对策，并显示极为务实的态度。相比较在南韩，李承晚则一直拒绝恢复与日经济关系，直到朴正熙上台后才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关系。 再举一个他主动解决小问题的例子。1953年5月当时身为生管会副主委但实际负责经济事务的尹仲容，对美援会寄发备忘录，对如何改善美援外汇之运用提出具体建议。他主张美援外汇应与政府外汇合并起来，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决定各种用途的分配，政府应编两种资金预算，一为台币资金，一为所需外汇预算。此建议后得到美方同意后实施[48]。 尹仲容自谓「凡合于政府政策，对于国家有利的事，在我职权范围以内的，我便负责的作了」[49]。譬如某次一批进口物资因税款争议而耽搁，他为了免于此物资因而腐烂，主动由中信局提供担保；再如他一再决定由中信局贷款给质优但财务困难的民营企业，如承接军工任务的扬子公司等[50]。他因为中信局为实际执行单位，故刻意保有中信局局长的兼职但不领取兼职薪资，持续让中信局提供担保及贷款给民营企业；在局长任内，除了贷款给扬子公司外，还曾代管利源化工厂，筹办新竹玻璃厂再转交民营，提供厂房机械贷款给台元纱厂、新台湾纱厂、鸿福丝厂、新光内衣厂等[51]。无可置疑这样的作为也附带了相当高的风险，他也最终为此以及其不怕得罪人的态度及雷厉风行的作风付出代价，终而于1955年因为扬子木材案「图利他人」被起诉，虽最终被判无罪，但仍然因此而罢官两年。一般认为此案或是因为他得罪的人多，或是官场倾轧，同时或许高层也认为当时经济已经稍微稳定到可以用不到他了。而他过两年能够再起，恐怕也是因为高层发现经济情况仍然不断出现困难，还是需要他发挥才能[52]。 即使如此，他虽已为勇于任事付出很大代价，复出之后他仍然继续维持这作风，甚至因觉得时不我予，经常必须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坚定的推动改革[53]。譬如「不顾军方反对，力主用省产皮革制造军用皮鞋，发展皮革工业。不顾林务局反对，毅然进口柳安，以发展夹板工业。不顾粮食局反对，力主米粮出口与肥料进口分开，以去除积弊…..等等」[54]。每件事情在起初几乎都会遭到诸多的批评，直到成效显现。在此无法也无意对他的功过作全面的评价，而主要是引用这些案例，来呈现他不计自身代价勇于负责的态度，这样的生命态度只能是缘于他的时代使命感。

（四）发展愿景

从现实层面来佐证「这些财经官僚实为以实业救国的儒官」的第二个论点是，经建事务的负责者必须要有发展的愿景，才能在解决问题之时，也同时为未来发展定下基础与方向。要真正解决问题除了克服立即的困难之外，必然牵涉到要如何推动工业化、要将产业往何种方向推动等问题，这些都涉及未来的愿景，也牵涉到使命感与发展理念。 在此将以尹仲容推动台湾棉纺织业的案例作为佐证[55]。 自视甚高且有高度使命感的尹仲容，目标是要将台湾建立为一工业化的模范省，并且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扶植是一时的，终究要开放竞争促进竞争力[56]。他在主导棉纺织业进口替代发展时，就显示出要建立上下整合的民族工业的信念与目标，追求产业整体、长期的发展，并极大化可发展的产业空间。在战后有很多落后国家以进口替代政策推动纺织业，但有这样理念作法者是为极少数。这样的思维并非是理所当然。 在1951年尹仲容就提出了「进口布不如进口纱，进口纱不如进口花」（尹仲容1963），表达以发展整体产业为目标，在当时这绝不是无异议的共识。每当管制发生混乱棉纱棉布价格飙涨之际，就有人提议开放进口。棉纱业者会抱怨保护不足，棉布业者会抱怨对棉纱的保护，消费者及经济学者则抱怨对棉纱棉布的保护。 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利益会同时存在互补及相冲突之处。当地供应的便利性是上下游利益与共之处，但从国外进口的可能性对国内上游厂商带来潜在的竞争，这是上下游利益可能有冲突之处。在本地供应产业仍是在学习中的幼稚工业之时，其价格与品质上仍无法与国际市场相比之时，织布业者会欢迎低价日本棉纱的进口，成衣业会欢迎日本棉布的进口。因此，依据向后连锁效果来推动相关中上游产业的发展，在推动初期并不一定会受到下游产业的欢迎。因此政策必须协调上下游的利益，在推动过程中，如果主政者能够清楚显示其是以「整体发展」为目标，则阻碍应会大为减少。重要的是，政策主导者必须决定其政策目标为何，在纺织业的成衣─布─纱 ─纤维─纤维原料的相关上下游产业中，要往上游推动发展到何阶段，而政策措施必须与此目标相配合。 尹仲容在1951提出的「进口布不如进口纱，进口纱不如进口花」，清楚界定了当时政策的目标，是要同时发展纺棉纱与织棉布产业。同样的，日后经济官僚体系持续的推动人纤、石化与人纤原料产业等之作法，都是延续了早期这种以追求产业整体的长期的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思维。推动工作皆是在已有下游需求的情况下进行，如此以务实态度追求极大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为目标，就从此成为台湾战后经济官僚体系的「制度使命」，也可说是尹仲容等人为日后经建官僚体系建立了扶植企业「图利产业」的制度使命。这制度建构在战后初期已经定下雏形，以致延续至今。 当时逐渐摸索出来的协调上下游利益的作法，包括对下游出口业者提供优厚的出口补贴，另外在对上游产业提供贸易保护的同时，对上游业者的价格、品质与保护期限做出限制。若上游产品的价格超过国际价格10~25％或品质不合规格等，则下游业者可以不用国产品而申请进口，同时保护期间限制为二至三年。这框架在1950年代初期尹仲容主持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出现[57]，到了1960年正式订定为「货品管制进口准则」，其后不断修正[58]。 在1950年代初期以进口替代政策扶植棉纺织业的过程中，在短缺笼罩下的管制环境中有不少混乱产生，不过决策者扶植整体棉纺织业方向明确，对内管制逐步解除，棉纱与棉布皆在三年内达到自给自足，上下游部门达到同时的发展。政策协调有助于纺织业上下游全面的发展，以及产业整合程度的提升。台湾纺织业上下游整合程度持续增加。 战后接受美援发展纺织业的落后国家为数不少，但是只有台湾与南韩是利用美援进口棉花，来同时发展纺纱与织布的地方。其他地方则多用美援进口棉纱或棉布，而未能采行较有一致性的产业政策，以致于成果和台韩有相当的差距。再如自产棉花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虽也用对棉纱棉布进口设限的方式发展了棉纺织业，但并未有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大陆则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经营出口。这清楚显示，相较于其他后进国家，台湾南韩战后早期棉纺织业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政策思维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以整体产业发展为目标。 譬如菲律宾当时也曾试图努力发展纺织业的进口替代，在1955年曾派出访问团来台，考察台湾棉纺织业为何能够迅速的在短短三年内达到自给自足。不过菲国的纺织业无法显着的提升其生产力更难以推动出口，所需机械设备及原料的进口，远超过所节省的纺织品进口，反使得国际收支恶化。到了1960年之后，旧有的殖民时期利益集团反击之下，菲政府改变政策不再扶植纺织业。至1970年菲国纺织品占总出口比例为0.5％，进口则高达总进口的8％。 一般认为在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台湾所面对的政策空间特别为之宽广。以此棉纺织产业情况为例，当1950年代初政府开始推动此产业发展之时，当时的「既得利益」力量很微弱。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既得利益力量微弱，因此必然不会影响政策？ 实际上在1950年代扶植纺织业过程中，每个政策转折都有厂商提出请愿甚或抗议，舆论也意见纷纷，党政内部常有各种批评甚至控告。厂商提出的请愿多依据其自身利益而要求优惠，包括棉纱业要求禁止纱进口、棉布业要求开放棉纱进口、既存厂商反对废除代纺代织及反对开放新厂商进入等。如尹仲容所言：「工厂尚未筹备就绪，而请求保护之呈文已至，产品尚未大量应市，而限制设厂以免生产过剩之要求已经提出」[59]。 只是这些要求几乎都未被接受。当时主事者都能坚持依据他们所认为的「整体长期发展利益」行事，而不只是个别部门一时的利益。他们坚持最终目标是整体的成长──「使台湾尽速完成建立现代工业生产系统的大业」[60]，而成长需依赖竞争与进步，保护应有限度有期限，政策措施也以此为依归。这显示尹仲容等人有能力有空间抗拒个别既有利益的压力，更也显示其抗拒个别利益影响的意志，这必须是因为他们有清楚的工业救国的共识与愿景，来支撑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台湾纺织业的成功是因早期主事者发展目标明确，只进口美援棉花，而棉纺与棉织一并推动，并推演出一套协调上下游利益的产业促进政策，来最大化当地的生产价值，能避免既有子产业设法阻碍其他相关子产业发展的情况。同时主事者尽早推动人造纤维的生产更是一具有前瞻性的作法。这些清楚的政策目标与思维，则应是源自主事者这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与追求国家发展的高度共识。

（五）当事人的言行

以上两点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以佐证尹仲容为一心一意以实业救国的儒官。以下将引用当事人的言行作进一步的呈现。 前述尹仲容于1950年主动赴日成功争取到对日贸易之恢复，他的动力来源或可从他当时给友人的信中窥知一二。尹仲容致信友人告以赴日经过，表示自身一介未取且因事成而表欣慰：「因接洽贸易协定及中信局归还日债事宜，在日勾留一零八日之久，九转丹成….除上述二事之外，代台糖售糖八万吨，其中六万吨为一二八元五角；二万吨为一七二元；中盐十五万吨，价九元，均为C.I.F.，经手逾千万，未有一文入私囊，此则可为告慰故人者也。而此次对弟之忍耐性大有补益，然弟之戅直脾气，亦大为SCAP之美国友人及日政商界所了解….」；也言及「百年苦乐由他人，我如不一心一德，发奋为雄，作些可以令人钦服之事，终必无幸也」[61]。 尹仲容因被指为图利他人被起诉而罢官两年，罢官期间他则埋首撰写郭嵩焘的年谱，尹仲容过世后其治丧委员会挽他「志节抱武乡侯之忠，平生以郭嵩焘自况」[62]。郭嵩焘是清末湘淮军中有远见了解西方的西化救国派，曾出使英国，但因写《使西纪程》建议采用西方制度，被人诬陷罢官以致郁郁而终，可见尹仲容的参照对象为何[63]。同时，他在研究郭嵩焘之时，也是在探讨郭为何失败，徐图改进以有能一展长才救国的机会。或许这也有助于尹仲容能够避免郭嵩焘遭遇横逆之后每每自鸣其是致使事态恶化的作风，而多能坚忍处之务使纠纷减少，以免失去作事的机会。如张九如（1988: 48）所言，尹仲容「能忍受悠悠之口直至其身死为止，此似非郭所能及者」。 尹仲容于1945年一月，在期待抗日即将胜利之时所写的一封家书中提到，「男常谓我国近代稀有之机会甚多，皆交臂失之。戊戌维新，以慈禧之争权失之。辛亥革命，以袁世凯之野心失之。第一次欧战，我国原可发展实业，以军阀之内战失之。十六年北伐，以共党之捣乱失之。现为第五次矣。八年抗战，颠沛流离，正不知牺牲多少性命财产，才换得今日之局面，如再失去此机会，则真可惜矣！」，「所望我国上下发愤为雄，勿再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也」[64]。其后在五十年代初曾对老同学说「国难未已，我辈年已五十，只要能够奋身努力，再干十年，虽死亦不算短命了」，再干十年也竟成谶语[65]。 台湾战后另一位重要的经建事务负责人李国鼎，可说是尹仲容的继承人，因坊间对他介绍比较多，故在此只作简短叙述[66]。李国鼎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考上中英庚款去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学核子物理，学业尚未完成时为了参加抗战而回国，先到空军的防空学校当机械员，后于1942年参加资委会新建的资渝钢铁厂。战后接收时期，于1948年受邀到台湾造船公司工作而来到台湾。因其在台船表现优良且勇于任事，日后被尹仲容邀请加入经安会工业委员会，开始了推动工业化的儒官生涯。 李国鼎作风也是如尹仲容一般的积极主动解决问题。他推动了如通过奖励投资条例、建立加工出口区、推动技职教育等，1970年代中期以后，他则以负责科技发展的政务委员身份，和孙运璿合作持续推行「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促进了台湾科技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赢得了台湾科技教父的美名。相关细节无法在此赘述，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孙与李共同推动成立了外籍科技顾问会，这个组成在那年代发挥了很高的效益，外籍顾问们对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的很宝贵的意见；而这些有极高资历的外籍顾问多是因为受到李国鼎与孙运璿的爱国心所感动，而愿意不支薪来台协助[67]。再则，李国鼎在提及他祖父曾投效湘军的历史时，表示李氏家族也很服膺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看法，同时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左宗棠赠与他祖父的「直谅喜成三径友，纵横富有百城书」[68]。这其中显有清楚的家国传承。 近日逝世的赵耀东也是另一例子。他集结多位和他一样出身资委会的老友，把建立中钢公司作为他们救国的志业与理想，成功的为台湾建立起了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国营事业的模范。赵耀东说他在创建中钢初期寻找公司领导人之时，他要找「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人…要读过古书，具有传统文化…人品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无私无我」；「私塾老师是教与育并重…读书人都是以国家为己任」；「我们这批领导干部可说是志同道合，全心全力，为国家筹建中钢公司…共同目标就是要把中钢建起来」；「建厂初期，大家对工作热情的投入，是中钢成功的要素」[69]。 尹仲容以郭嵩焘自况，虽必然有自比有志之士遭遇横逆的悲凉心境，但也呈现了以先辈为典范并力图青出于蓝的企图，而这正是历史传承作用的表现，即中国知识份子自鸦片战争以降救亡图存的历史传承。

六、努力的人民

哈佛历史学者柯伟林认为这批来自中国各地的菁英人才，因为在大陆战前时期已经及早为接收复产及工业化计划做准备，他们带来的经建计划能力是国府接收台湾时期最正面的资产[70]。而笔者之前所做的补充是指出，能力因素虽也是成功推动经济发展之必要条件，但不能忽略更为关键的因素，即发展的意志。不过，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群人持续担任战后经建单位的主导者时，本地人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造成这现象的因素很多，主要还是源自这历史大变局的背景。日本殖民统治时，高等教育基本上只留下医科开放给当地人[71]，其他主要是技职与师范教育；总督府及企业高层治理与技术人才几乎都是日本人，当然更不会培育当地经济建设人才。当时落后威权的国民政府，战后在全国各地接收时还带着中央政府的傲慢，造成无数民怨，同时国共斗争日益激烈，镇压残酷。这种镇压必然不分省籍，如上所述，就像资委会这样不可或缺的单位，也因为留在大陆的资委会高层集体投共，导致国民党为了杀鸡儆猴，进而将台糖台电两个最重要公司的留美博士总经理以通匪名义处死，可想像这如何使得在台资委会人员噤若寒蝉，也就是说，上述的经建主事者当时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为他们的救国目标而努力[72]。在隔阂已久的台湾，这种统治对台人更是导致了严重损伤，造成台湾知识菁英与国民党的长期裂痕。再则，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湾行政事务进行高度的干预，美国顾问长期列席于国民政府的重要会议，经建主事者必须要通晓英文[73]，非留美派实难以出头，留日知识菁英更难以有施展的余地。 日据时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虽然现代工业化部门的管理与技术人员主要为日本人，不过仍训练了一些具有现代工业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与工头等人力资源。同时，虽然高等教育除医科外基本不对本地人开放，技职教育还是培育了不少中坚人才。经济学者何保山就认为，战后台湾经济官僚体系，除了干练的领导阶层之外，中层干部也很优秀，包括在大陆时期和在日据时期有经验者[74]。只是显然本地菁英因为与国府的隔阂，日据时期台湾本地教育之不足，留日教育又因新局面而失去价值，因此在主导战后经济发展上难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却更加深了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鸿沟。 不过，在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在1950年代台湾民营部门成长迅速，工厂数目几年内翻一倍，产值也是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成长，以致于在1958年民营工业产值已经赶上公营部门。这一方面必须归因于日本美国经济力量被排除在外，进口替代政策提供保护，公营部门不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则显示台湾民间已经累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在日据时期被殖民者所压抑的潜在经济活力得以显现，以及土地改革使得投资土地不再有利可图，投资者必须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在经济稳定、制度有利发展之后，这些力量就被释放出来了。譬如，近年来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各省民间经济活力逐渐显现，经济快速发展也是同样的情况。 本文如此的讨论，是否轻忽了人民努力的因素，而太强调经建官僚的角色？非也。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不成功，多半不是因为人民不努力，尤其中国人的勤勉一向为世所公认。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不成功多半是其他因素所致，包括如帝国主义经济力量入侵压制本地力量发展，军事政治不稳定，执政菁英并不以推动现代化为职志，市场与其他现代经济制度未建立等。只有当地社会能够形构成足以抗衡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力量，改造既有地主经济，以推动民族经济为目标，加上培育出经建计划人才有能力处理困难的经济事务，落后国家才能踏上经济发展之路。

七、历史的视野

为何本文要在此时此刻讨论战后初期的情况？这与今日台湾或两岸的困局有何相关之处？对寻找未来方向有何助益？本文认为只有重新理解历史，才能理解台湾今日的困局，同时从了解当年国府为何能够成功启动经济成长，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为何，这其中也包含着落后地区如何追求发展的普世教训。 首先来看一下经济方面的历史事实。本文的题目之所以订为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景，是要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台湾经济的位置。从这视野来看，台湾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及其与世界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近代以来全球帝国主义与落后地区对立关系的一部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仍必须放在其在近代以来必须回应西方挑战的角度来理解，才能掌握其问题的全貌。正是因为在战后两岸隔离形成分断体制，历史视野被切断，因此形成理解台湾经济发展历史的盲点。 日本割据台湾是它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份，是它在回应西方挑战进而维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并立意模仿帝国主义，而形成侵华的长期侵略计划的第一步。台湾经济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被置于与中国相对立的位置。在1945-1949年间，台湾出口从原先依赖日本市场，转为依赖大陆市场，但这重新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在1950年一夕之间完全切断。因此在冷战时期，两岸在实质经济关系上完全隔离，台湾经济独立于中国大陆，并且必须重新建立对外经济关系。同时，美国在围堵中国的冷战目标之下，容忍并协助台湾建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在进口替代阶段之后，台湾藉由利用日本与美国的中间原料为美国加工，进行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清楚定位在美日经济关系圈之中。当时经济上对美日的依赖，与政治上的亲美反共是一致的，同时如Cumings(1999)所言，东亚各国包括日本，虽有自主空间在经济上追求现代工业化，但在政治上依附美国因而并不具有完整的政治主权。但七十年代当美国终于承认中共时，国府失去了代表中国的权利，也开始了认同上的危机。当八十年代中国经济逐步开放，进而快速成长之后，其又重新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台湾经济原有的国际市场定位也开始剧烈转变。 再则，除了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化之外，近百多年来为了救亡图存而逐渐成形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也一直在影响两岸的经济发展，这正是本文所致力呈现的视野与论点，在此再作进一步说明。 战后初期，国府败守台湾，两岸隔绝下分段体制初步成形。前文所述的国府及那批志以实业救国的儒官，带来了有长久历史积累动能的中华民族主义动力，他们并不是要在台湾建立独立的国家，他们除了必须站稳脚求得自身国民政府的生存之外，是要建设一个中国的模范省，他们的救亡图存是要救中国，而不只是台湾。此时「经济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在一个分裂的中国下，以一省为范围，并在左翼分子被消灭及镇压的情况下，所界定的涵盖台湾整体的经济共同体。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计划的先驱部分，也是国共长期（关于如何使中国现代化的）路线斗争的延续。 中共自取得政权至今已六十年，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其执意追求经济发展意图明显不待说明。不过，前三十年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但在经济上要建立现代工业、要超赶西方，其目标其实仍然相当明确，争执主要是在于实践的路线与方案上。这超赶西方的目标一直有社会共识支持，动力仍是来自于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主义，与国民党在台湾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相同。国共斗争代表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这竞争在1949年两岸分隔之后，其实是转换形式继续进行，变为是两种模式隔着海峡以实践成果进行竞争。 在立国前三十年中，中共实验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而同时间内，台湾则以更快的速度工业化，并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其发展成绩也对大陆带来了追赶的压力。在其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因为采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经济的实验被认为是失败了，而改走市场路线。转向后，同样走市场路线的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成果，必然成为比较的参照点并带来竞争压力。虽说台海两岸大小悬殊，历史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模式竞争的潜在作用不容忽视。譬如说，香港的人均所得虽在战后至今一直大幅领先台湾，但对大陆而言，「作为同样是中国人社会却能成功发展工业」的对照案例，必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而不是英国统治的香港。再则，从实质的资本输入来看，虽说中国在近十多年来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落后国家，但港澳台资本其实占了外来资本的绝大部分，对大陆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同时，这背后仍有美国庞大的身影，即美国在二战之后虽然「失去了中国」，但以成功的扶持台湾走市场经济路线而发展，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道路之选择，也继续发挥间接但强而有力的影响。 但是在台湾，在原先的模范省蓝图下，在原先以中华民族为动力的历史传承下，日后的发展虽然成功，但仍必然是一个不完全的发展。近年在两岸经济不再隔离之后，模范省的定位就更是无以为继。同时，承载着原先救亡图存动力的一代人几都已过去，原先成功的发展了台湾经济的动力来源－中华民族主义，不可能再以原有的形式在新的情势下起带动作用。 在近二十多年来，台湾的主流论述以打造台湾新国族为目标，但是这个以省籍路线为主轴的论述，将国民党以及外省籍者视为敌人，更将尚未涉足台湾的中共视为敌人。在此界定下，台湾「经济共同体」的涵盖范围产生问题，这共同体的范围既不包括这些内部的敌人，也不包括已经或即将与中国大陆经济发生关系的台湾的人。既然在主流论述下，台湾经济共同体的界定出现困难，就更无法由此为基础，来规划出推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与目标。 本文在此无法对民族主义进行广泛性的讨论，不过经由对历史经验的整理可归纳出以下论述。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挑战，落后经济体要推动经济发展，其主政菁英必须具有发展的意志，才能排除万难推动发展，而这发展的意志只可能是源自于落后国家抵拒帝国主义所凝聚成的民族主义。一般以为东亚国家的菁英执着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并将其国家称之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75]。但实际上在战后早期，对这些东亚菁英而言，发展只是回应西方挑战、让民族与人民可以在世界上站起来、重新取得尊严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只是他们相信发展与达到现代化是必要的手段。如Schumpeter (1976)所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现实而枯燥，恐怕是一个难以激发人们浪漫理想精神的目标。 关于此点，现在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的相关说法可陈述如下：冷战时期，国府的政治与经济目标合一，故无困扰；近年来当大陆经济兴起之后，以台独为目标的执政者，则政治与经济目标无法合一，因而有困扰。不过，这说法将政治与经济目标视为各自独立的目标，其实未必符合事实。在台湾战后早期，执政菁英追求现代化经济发展是为了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两者实难以区分，经济目标并非一个独立的目标。若放眼全球，至今为止，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的落后国家，经济目标多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手段。 近年来，打造台湾新国族是一个政治目标，不过其实主流论述并没能提出与其相配合的经济目标，或者说其目标是「（希望）将台湾经济与大陆隔离开来」。但是，这只能说是一个愿望，而实在不能被称为是一个有具体内容（遑论前瞻性内容）的经济目标。若与战后早期情况作比较，当时菁英是以「在台湾发展现代化民族工业」为经济目标，来达成其「救（中国）亡图存」的政治目标，而这救亡图存的动力是来自回应帝国主义侵略所激发的正义回应。 对照之下，两者的差异应很显着，即战后初期执政菁英的民族主义动力，是来自数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实质的侵略的回应，及相应的真实历史经验的累积，其相配合的经济目标也非常具体，并具有前瞻性。相较之下，则台湾新国族主义则在两方面都阙如，即动力并非奠基于反抗真实侵略的经验，经济目标也缺乏具体内容。这显示目前台独论述的难题并不只是政治经济目标合不合一的问题，这也显示若切断历史，则有效力的民族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打造的。 在此或可再陈述一下本文对民族主义作用的论点，即民族主义虽然有可能可以提供动力，构成菁英们追求发展的意志，不过推动经济发展要能够成功，需要很多其他的条件配合，包括必要的行政能力与外在条件。同时，各地民族主义的形式与内容可以有很大的差异。譬如，落后国家多曾经沦为殖民地，多少都有形式与内容不一的民族主义产生，但是能够成功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至今仍为少数。再譬如，本文一再提到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其自鸦片战争以降逐渐成形，并驱使中国知识份子不断追寻并尝试各种不同的救国方案，只是多数尝试是以失败收场。国共斗争也是救国方案的竞争；同一个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就以惨败收场，只是撤守台湾后记取教训并有各种有利因素配合，才得以在这较小范围内成功推动发展。中共在立国六十年以来，也一直持续在摸索经济发展的模式，而这些成功与失败都是由同源的中华民族主义的动力所驱动。 再回来讨论台湾经济近日的困局。虽然如上述，普遍来说，落后国家要抵拒帝国主义强势经济力量才能发展。不过，如果落后国家能够持续缩小与先进国的差距，则先进国经济力量对民族经济的威胁性就会日减，落后国与帝国主义对抗的模式就必须逐步修正了。台湾在战后成功且自觉地发展了民族经济，而到了1980年代已经完成基本工业化，已经是个工业化国家，逐步脱离了上述基本模式，经济发展的问题已转变为如何进一步升级。因此即使美国到了1980年代不再对台湾宽容，不允许再用过去惯用的扶植产业的作法，并动辄将台湾列入301贸易报复名单等，但是台湾仍然能够发展出高科技代工产业，在全球经济中占到一席之地。至此，台湾经济发展问题不必再以抵拒帝国先进力量为主轴，台湾甚至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 不过，我们虽或许不再需要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但我们仍须要一种有效的「经济共同体」的群体意识，来帮助我们决定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以及发展的愿景，如此才能运用经济政策来促进这「经济共同体」的进一步的发展。 如前述，本文对于台湾战后初期经济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整理，所得到的普世教训，是与发展经济学中修正学派的理论相一致。即落后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要能实践以推动经济「整体」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执政菁英要具有推动发展的能力与意志，能排除个别既有利益的影响，运用集体性的经济政策，来推动这整体的前瞻性的发展。 「民族主义」在本文的真正有效的意义，在于这个名词的使用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不可割弃的问题意识：我们所需要的一种群体的主体意识为何？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共同体的自觉？这些在今日已不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但是却仍是当代的所有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如欧盟）所需要，以立足于世界的「主体状况」。 也就是说，先前讨论尹仲容等「以实业救国的儒官」，用意并非是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性的赞扬，也无意将他们作为适用于任何时期的财经官僚的典范。本文是从历史角度解释他们的兴起，虽然一方面是要指陈他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但另一方面更在强调我们必须承继这历史的资源。我们虽不再需要台湾发展早期那种以反抗殖民者为主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不意味我们不应该努力思考检讨其中有什么主体的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所继承，以及有什么问题可以为我们所反省。若如主流论述一般，轻易抛弃过往这「以抵拒帝国主义为主的民族主义」，则我们就会缺乏资源来进行台湾这经济共同体的形构工作，以致于主流论述形成的是一种切断历史的无效的民族主义[76]。 在较为现实的层面，我们该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关系？上述主流论述对此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意欲入侵台湾的帝国主义者，这看法就经济层面来看是错误的。经济帝国主义者的定义是其本身发展水平较高，并且因为资本追求利润的需求而要（在政治力协助下）以经济力量入侵落后国家。至今，除了一些重要的基础工业之外，台湾的发展水平显着的高于大陆。反倒是台湾在过去二十年来，持续输出资本到大陆。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资本必须输出到台湾寻求出路的阶段。而原先曾经在台湾战后早期发挥作用的中华民族主义，现在正在大陆发挥作用，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种看法则是认为中国低价商品将导致台湾产业萧条、失业增加，因而持保护主义的立场。这其实牵涉到任何经济体包括台湾，要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普遍性问题。在全球化下，将经济问题归罪于贸易对手，甚至诉诸种族主义，确实是常见的现象。譬如1980年代，美国就有些人将自身经济的问题怪罪于东亚国家，甚至主张以保护主义手段抵制来自包括台湾的「黑心商品」。但是这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这问题的解决需要由经济及社会政策，来协调全球化得利者与失利者的利益，保护主义并非解决之道。这些矛盾的看法持续影响着台湾社会，也可说是上述台湾尚无法形成经济共同体主体意识的现象呈现。 现在时代不同了，台湾已工业化，我们不再需要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但我们却因为切断历史、否定过去这种民族主义在台湾的作用，以致于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经济共同体的群体意识，来帮助我们决定台湾在全球经济中定位，以及与大陆经济的关系，并提出愿景，也因此难以找到自身成长的动力与位置。走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我们实在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寻找重新界定我们经济共同体的主体意识的资源，如此才能找到再出发的可能。

参考文献

尹仲容，1963，〈五年后再看「台湾工业发展之逆流」〉，原刊于《中央日报》，1959/5/26~27。收录于尹仲容，《我对台湾经济的看法全集》续编，台北，112-120。 尹仲容，1963，〈发展本省纺织工业问题的检讨〉，原刊于《纺织界》周刊2，1952。收录于尹仲容，《我对台湾经济的看法全集》续编，台北。 尹仲容，1963，〈台湾工业发展之逆流〉，原刊于《中央日报》，1954/4/18。收录于尹仲容，《我对台湾经济的看法全集》续编，台北，27-31。 尹仲容，1963，《我对台湾经济看法三编》之序言，台北，王作荣，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