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自干:试论当前国际政治观的两极错误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3-01-14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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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自干  

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正确把握的关键在理论结合实际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当前党和社会的思想状况告诉我们,要防止和反对形而上学两极思维,区分政治观僵化与自由化,区分构建和谐世界与否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博奕,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和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是指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围绕国家权力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和进行的社会活动,在阶级存在的阶段,其社会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只有在阶级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的阶级属性才消失。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政治指国际社会中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前国际政治同样具有阶级性。

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指导。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正确把握的关键在理论结合实际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要以唯物辩证法指导,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党和社会的思想状况告诉我们,要防止和反对形而上学两极思维,区分政治观僵化与自由化,区分构建和谐世界与否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博奕,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和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

对外开放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要求更新政治观,防止和反对外交政策僵化

首先,我国所处的环境,与革命和战争时代甚至建国初期根本不同了。那时我们弱小,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围剿中,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条件十分有限。现在虽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还居于主导地位,但我们也有了一定实力,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彼此可以资源互补。担负引领全世界人民争取彻底解放历史重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首先壮大自己,逐步提高国际影响力。为此提出了在国际事务中对外开放的战略,汲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当然,当前我们的力量还有限,还难以全面主导国际事务。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还必须从实际出发,一般只能在遵循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既定国际规则框架中,利用国际资源逐步壮大自己,以便创造条件,逐步构建公平的国际交往秩序。然而,这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从实际出发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政治目标创造条件。必须更新战争与革命时代甚至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观。但是有些人仍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为纲”与零和思维影响,误会甚至污蔑这是“卖国”。

其次,共产党人的宗旨是追求和谐社会,这也是人类的共同向往。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彻底解放、建立阶级和国家都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普遍向往的世界大同境界。为了这个目标,也为了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创造国际环境,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指导下,中央很早就宣布永不称霸,改革开放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对外开放战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形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构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理解和贯彻这个战略思想尤其要更新政治观。

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是鉴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新兴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遇到了麻烦,国力和影响力都滑坡,因而国际形势出现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既竞争甚至斗争,又互利合作的可能,为此中央倡导探索同美国构建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大国争霸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以便因势利导,逐步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权衡利弊,在必要的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对外政策上的这个创新也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从实际出发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政治目标创造条件。但是,一些人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复仇观念,迷失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目标,套用资本主义现代化扩张过程中强国争霸的历史甚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错误解读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和崛起的内涵,在旧的“零和”思维影响下,责备其为软弱。

如果不顾实际,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僵化零和思维,就会使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破局,不仅影响改革开放决策,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危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甚至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陷入困境。

阶级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外交政策更新政治观要防止和反对自由化

当前更新政治观并不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定义。要区分政治观僵化与否认、取消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同资本主义的政治观,区分构建和谐世界与否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博奕。当前特别要防止和反对在构建和谐世界的旗帜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阶级和国家消亡的世界大同境界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前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指导下,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了相当实力和影响力的条件下,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和其它力量,逐步改变资本主义主导下被国际霸权主义操纵的状况,构建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以至进一步争取逐步减少国家、民族和宗教对立的状况,为最终走向这个美好世界创造条件。外交政策语言要高举和平旗帜,多讲共同利益、少讲矛盾。但指导思想、理论上不能因此滑向“阶级斗争熄灭论”。

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作为阶级矛盾集中表现的国家,以及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还十分激烈,基辛格就说国家利益仍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基石。美国就公开声称它的外交政策就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二战后不断发动对它不喜欢的国家或国家领导人的侵略、颠覆。

国家虽是阶级调和的产物,也具有调节阶级矛盾的功能,但它有哪个阶级主导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家在阶级存在的阶段还具有政治性。构建和谐世界这个命题本身就内含承认阶级、国家、民族以及宗教差别和矛盾的前提,并非否定矛盾、差异甚至斗争。

当代各国虽然从策略上把国家利益推向前台,博奕的形式是通过国家,但实质却是主义和制度之争,背后主要的还在阶级利益,正是垄断财团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美国谋求世界统治地位就是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实际就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西方国家对新生苏维埃国家的侵略扼杀、朝鲜战争、美越战争,以至当前的中美博奕,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间的博奕。战后的美苏争霸虽然包含国家利益,但也是主义之争。国际两大集团对抗结束,并非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矛盾以至对立的结束。其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归根结底实质上还是国际阶级斗争。当前世界政治生态虽有变化,但只是浅层次的,形式和形势变化。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并没有变,阶级矛盾虽退居台后,不搞主义为纲,但国家间的国际博奕归根结底是阶级、主义博奕。不能形而上学,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我们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力争构建和谐世界,为此宣布不称霸,更不输出革命、不人为推行社会主义道路,外交政策不一味针锋相对搞对抗,但也不能向霸权主义屈服、投降。反对霸权主义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内政,反对霸权主义,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有能力打破霸权主义的扼制、包围以至分裂、颠覆,决不屈服,也决不继续随西方话语起舞。

虽然我们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也不能只是一厢情愿,而美国言行不一、耍两面手法,口头上也讲同我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实际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敌视,继续加紧对我国遏制、围堵,怂恿邻国侵占我国领土。这是它本性的表现,不能对它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所有这些的背后,都缘于利益问题。我们早就向世界反复宣告永不称霸,而过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解体之后,现在美国却又把矛头转向我们。这除了被广泛认为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大国之间博奕的含义外,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为扑灭社会主义以维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他们露骨地以民主国家(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名词)划线拼凑反华联盟。事实说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并没有完全过时,不可天真地丧失警惕,放松必要的斗争。否则就会助长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最终使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落空。在国家和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博奕主要靠实力(包括硬势力和软势力)。只有在新的世界形势和潮流下,使它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的反霸势力的实力和影响,认识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的国际秩序、新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它也有利的时候,才会权衡利害得失,选择接受这个现实,响应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

但是,一些人在更新政治观的时候却提出“中国的外交奠基于何种价值坐标之上”的问题。他们提出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目的实际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贩卖国际垄断资本代言人“历史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国际事务中鼓吹无条件地“融入”当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社会”,一切同“国际”“接轨”。实际上国际上广泛被称之谓的“共同规则”,所谓的世界主流价值,和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垄断下形成的。新政治观难道要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观吗?如果听之任之,不加以分辨,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就必然会把我国的发展纳入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霸权主义的附庸,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总之,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右可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回顾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改革事业,由于形而上学根深蒂固,往往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中产生和助长另外一种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还往往貌似很“时髦”。例如,革命时期,在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容易产生投降主义,当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又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又把社会主义僵化、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中许多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中又误读甚至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偷换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经验、当前党和社会的思想状况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必须摆脱形而上学两极思维,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和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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