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错综复杂，各种逻辑线条贯穿其间。这正是宏观分析引人入胜，同时也是让人困惑的地方。但必须要注意到，各种逻辑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真理可能就变成谬误。长期与短期、总量与结构、市场与政府这三对矛盾是最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也是诸多误解的起源。正如后文将会论述的，在这三处做严格区分不仅仅是学术探讨的需要，更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长期的归长期，短期的归短期

不同的经济力量起作用的时间窗口是不一样的。其中如人口结构这些因素，变化虽然很慢，但持续性非常强。因此，虽然在短期内（几个季度）可能无法明显觉察到它们的影响，但长期（5年以上）日积月累下来，却会决定经济的趋势。同时，还有另一些诸如货币政策扰动、库存变化的因素，在短期内虽主导了经济的波动，但长期的上上下下累积起来的总效应却基本是零，对大趋势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在分析中混淆了长期和短期，拿长期趋势性的因素来解释短期波动，或是用短期的波动性力量来推导长期趋势，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方面最好的反面教材就是对“人口红利”这个概念的误用。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人口中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上升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因此享受更高的经济增速。这不难理解，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显然好过一个人挣钱十个人花。人口红利这个理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逻辑和实证都是站得住脚，但是，用这个长期趋势性因素来解释短期经济周期就犯了错误。

从数量上来看，慢变量解释不了快变量。人口结构变化非常缓慢，只有以5年，甚至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明显的不同。相应的，它对于在经济周期维度上（几个季度）的大幅波动就没有什么解释力。这一点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来。在过去30年中，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是0.4——就业增速每加快1个百分点，GDP增速上升0.4个百分点（文献中的这类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都是类似的）。在2001-2010这十年中，我国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是0.5%。因此，这十年GDP的增速中只有0.2（=0.5×0.4）个百分点来自于就业的增加。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1-2020这十年间，我国的就业增长可能会因为老龄化的影响，下降到0.2%（但仍然是正增长）。相应的，就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会下降到0.08（=0.2×0.4）个百分点。因此，在今后10年，我国GDP增速会因为人口结构变化而减速0.12（=0.2-0.08）个百分点。换言之，如果仅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2020年的GDP增速会比2010年下降0.12个百分点。这样平均下来，未来十年每年因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GDP增速下降是0.012个百分点。而在今年前3个季度，GDP的累积增速下滑就达到了1.5个百分点，比用“人口红利”能解释的整整大出了两个数量级。

所以，“人口红利消失令中国潜在产出水平下降”这个逻辑本身并不错，但关键是目前经济下滑的幅度已经远远超过这个逻辑所能解释的部分。因此，就不应该基于“人口红利”的逻辑来断定经济增速下滑是无害的，更不应该因此就认为可以放任经济增速的下滑。

总量的归总量，结构的归结构

宏观分析中还需要注意区分总量和结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的部分，以一定的结构而组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总量和结构可以等同，也并不意味着这二者之间会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结构的改善未必要以总量增速的高或低为前提，而总量的变化也并不必然带来结构的改善或恶化。

这方面最好的反面教材就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将调结构与经济减速画上等号的错误观点。有不少人以调结构为借口，认为应该放任目前经济增长的下滑，发挥所谓的倒逼机制。更有甚者，将经济增长的减速视为调结构的必要条件，为整体经济的低迷而欢欣鼓舞。这种既错误又危险的思维之所以会出现，就是混淆了总量和结构的因素。

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水坝围出了一个小水库。从这个水库引出了几条位置高低不一的出水渠道。这个例子里面，水从哪条水渠流出来，是一个结构问题，而水库中水位的高低，是个总量的问题。水往低处走，当然会从位置最低的渠道流出来。我们如果希望改变这种出水的结构，将水引入另外一条更高的水渠，一个看似有效的办法是把较低的渠道都堵上，让水库中的水位上升至目标水渠的高度。这样，就通过所谓总量的倒逼（水库水面上涨）达到了调结构（出水渠道变化）的目的。那些宣称要发挥市场倒逼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人，脑子里大致都有这么一幅图景。

不过，如果目标渠道中有一块大石头阻断了水路，那么“总量倒逼”就行不通了。在把这块大石头搬开之前，就算把其他所有水渠都堵死，水也不会从目标水渠流出。反而，水库会因为出水不畅，水面持续上升而出现漫坝毁库的风险。

回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我国投资拉动、工业主导的老增长模式确实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而在次贷危机之前那几年的高增长中，原有的增长模式也的确进一步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调结构就必须以经济增长低迷为前提，更不意味着经济减速是调结构的充分条件。中国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财富分配出了大问题——居民拥有的太少、企业和政府拥有得太多——这令国内消费不足、储蓄过剩，并在投资、产业等方面引出了一系列失衡。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几大部门间调节财富的分配结构。这其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别的，正是政府本身——政府只有将其手中直接或间接掌握的财富返还给居民，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调结构。因此，在这块大石头没有搬开之前，所谓的总量倒逼并不会真正让结构优化，反而会积聚起越来越多的宏观风险，甚至令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以上的讨论将我们引向宏观分析中的第三个需要区分清楚的地方——市场和政府。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这一观点已被广为接受。但认同归认同，在实际的工作中是否能够将其贯彻下去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实中常常看见政府越位，代办那些应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同时，又经常能够看到政府的缺位，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推给市场。

还是回到调结构。这个被所有人挂在嘴上的词，意义却十分模糊。从一些领导的讲话来看，调结构相当程度上是调生产面的结构、调产业的结构 。但这种结构恰恰不应由政府来调。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最终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中国企业之所以在大量生产鞋帽等低端产品，而不大举进入高端行业，不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无知，不知道高端行业的利润率更高，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水平较低，在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优势可言。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是由市场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所决定出来的最优结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去改变它。如果政府基于其主观意志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化，就是在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政府应该调的，是需求面的结构。目前消费不足，投资过度的失衡结构源于中国失衡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企业和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拿走太多，居民拿走得太少。而这，又是根植于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下来的企业产权结构。这是市场力量所难以触及的地方。换言之，当前中国调结构的障碍是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大石头。搬开这些石头，疏通市场发挥作用的渠道，才是政府真正应该做的。这方面政府如果不作为，而仅仅是寄希望于市场的“倒逼作用”，只会让宏观风险不断累积，结构问题却依然故我。

结论

宏观分析需要区分不同逻辑的适用范围。一旦混淆，就会带来错误的认识，甚至偏颇的政策。将目前中国经济下滑完全归结为“人口红利”终结所带来的潜在增速下降，是混淆了长期和短期之后产生的错误观点。将调结构与经济减速画等号的错误认识，是混淆了总量和结构的分别。而如果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政策就会放过那些该调的需求结构，反而对不应该干预的生产结构动手。宏观经济分析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厘清不同逻辑的使用范围，对症下药——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是上帝的，就交给上帝；是凯撒的，就留给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