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正处在从温饱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分配体系的调整，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变化和利益格局变动，导致社会矛盾多发，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在开放、多元、动态的社会环境和信息化条件下，人们诉求不同更加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扩大化。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思想领域等方面也在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不断发展甚至扩散，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也对今后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现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领域发展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经济的粗放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1564亿元(国家统计局——编者)，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必须看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涅茨增长模式”痕迹，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在全国不少地区，随着重化工业逐步取代轻工业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如我国城市环境正日益恶化，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8％一10％的速度增长，在50％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10％达到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使一些城市陷于垃圾包围之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危害广大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杀手。近几年来，全国因环境污染危害居民健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长，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达数万起。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威胁人们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
(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拉大了地区间差距，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凭借政策支持、良好的发展基础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公平与改革的不对称性。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必然带来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水平等差距的拉大。诚然，现阶段，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小的差距。从对不同地区“全面建设小康”完成情况的测算结果看，2009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分别只有50.8％和27.9％。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还有500多个县低于2000年全国实现小康时的水平。根据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①，可以看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2006年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收敛，但总体上仍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或者说，会大大加大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难度(在我国沿边的一些省区，加强和创新对边境地区、特困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已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点内容)。
一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问题。区域性是我国现阶段贫困问题的重要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要看到，一些地区贫困落后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尚未实现总体小康的500多个县主要分布于乌蒙山区域、桂黔滇毗邻区域、秦巴山区等14个区域，其中大部分贫困地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列入十八片贫困区之中，至今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贫困人口虽大幅减少，但规模仍然较大。按国家统计局划定的贫困标准，201O年，我国仍有农村贫困人口2688万(国家统计局网——编者)。
二是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无论起因还是表现出的特征，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拉大，会加大解决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的难度。西部落后地区主要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宗教信徒较多，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历来比较敏感。如果西部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距过分悬殊，有可能带来民族心理等方面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同时也使国内外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利用地区差距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地区政治稳定。
(三)经济体制变革中出现的经济社会运行失序等问题
现阶段，我国仍处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时期，这也是生产关系重大调整和社会重大变革的时期。经济体制的变革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经济社会运行失序的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还不健全、不完善，经济转轨时期，在价格、收入分配和经济运行规则等方面都存在所谓的“双轨制”。这种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社会经济生活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导致出现经济过热、宏观失控、结构失衡和秩序混乱等经济社会失序情况。这种局面的存在，不仅给宏观调控带来难度，微观操作也难以规范，而且还会使一些不法分子乘虚而入，大肆进行贪污盗窃、行贿诈骗、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导致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现象蔓延、社会秩序混乱(乃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一系列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的出现和不断加重。
近几年来突出表现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失序的一个重要表现。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演变为涉及整个经济运行中生产、销售、监管等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主体的，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官员腐败和不同层次的“非法致富”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运行失序有关(当然，这也不仅仅是经济运行失序的问题)。如一些官员贪污腐败、徇私枉法，造成国家巨大损失，在企业改制、债转股等过程中大肆侵吞、转移和挥霍国家资产；一些基层权力部门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私设小金库；一些握有经济权力的官员及其亲属通过权钱交易，在批租土地等过程中违法犯罪；一些不法商人放肆地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在短时间内非法暴富；一些地方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联手，敲诈敛财等。
(四)工业化进程中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及工伤、职业病显著增加等问题
我国不少地区，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也出现了安全生产事故的频发及工伤和职业病的显著增加的情况。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统计，2010年全国发生74起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近8万人；另据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例75万例(中国网、中国新闻网——编者)。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大量的工伤事故、庞大的受职业病威胁的人群，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五)经济转型过程中劳资矛盾的不断加剧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稳定等层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在进行转型变化；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中，劳资关系也在进行深刻的转型。在这些转型过程中，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矛盾凸显等问题也突出表现出来。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各地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中华全国总工会认为，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
国有企业的劳资矛盾，主要涉及的是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一些地方企业改制的政策制定得不全面、不细致，不履行法定程序，导致一些企业改制重组中劳动关系调处政策落实不到位，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等，表现得较为突出。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矛盾，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和基本权益保障的，也有涉及劳动者精神生活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工资水平和支付方式，是劳资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当前劳资关系中出现矛盾和纠纷最多的领域之一。对一些企业调查表明，相当多企业对外地劳动工人按照本地最低工资线计算报酬，工资就低不就高的情况相当突出。二是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内容不规范，且得不到有效落实。《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是，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在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很多合同内容是不规范的。一般企业在合同中都没有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条款，有些条款的表述很模糊而且很不公正。三是劳动保障覆盖率低。从目前非公有制企业情况看，其从业人员的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待遇与公有制企业职工存在较大差距。很多企业不依法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雇员伤残、疾病、失业以及养老保险难以得到保障。即使参保的企业，其保险范围也仅限于养老保险。四是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安全系数低。对温州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企业总数1％的国有、集体企业执行劳动时间规定比较好；大量中小企业工人劳动严重超时现象较为突出，日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企业相当普遍。再有，相当多私营企业忽视劳动安全和生产卫生，缺乏最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以上问题，导致了劳资纠纷不断，劳资矛盾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较过去相比，目前阶段劳动关系变化引发的矛盾和事件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如国企改制过程中，过去由于“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引发的矛盾，大多通过集体上访、“静坐堵路”等形式表现出来；目前则顺应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的变化特点，在矛盾和冲突中，带有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以及较强的组织性等，在一些劳资群体性事件中，“策划力”明显增强，对抗性和暴力性更加突出。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二、社会领域发展变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
(一)就业不足、就业结构性矛盾等仍较为突出
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主要与一个国家就业需求状况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等有关。首先，我国的就业体制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其次，就业供需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有单位吸纳能力逐步降低，服务业等发展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吸纳就业能力的提高。尽管近两年一些地区出现“招工难”等现象，但就业压力总体上仍呈不断加大态势。对2010年数据推算可知，当年全国劳动力总量在8.3亿人左右，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左右，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求缺口在1000万个左右。②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城镇都面临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的矛盾。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也越来越因为其自身文化素质等原因面临更多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和问题。从发展趋势看，就业压力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在未来一定时期，至少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
从社会管理和服务角度，目前阶段，进城农民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进城农民就业方面。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化进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目前，城镇就业压力的不断扩大，必然会影响到进入城市的劳动人口的就业，也必然会影响到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初步估算，如果城市化率按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来推进，每年需要的就业岗位在1500万个左右，但就现阶段来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不到1000万个，即使把这些就业岗位全部留给进城的农民，城市也难以容纳。
需要注意的是，从供给角度，目前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在对就业的需求、自身利益诉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独生子女，一方面其知识程度有限，但又有一些文化程度，对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和手段容易也愿意接触。与上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基本上没有做过农活(有人认为，新一代农民既不熟悉传统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又不熟悉现代农业技术，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这不仅影响粮食安全，更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吃苦能力较差，难以适应艰苦的工作。这些，对其的就业安排、社会管理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趋严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09年增加19万人。在社会就业市场的吸纳能力没有相应增长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本科生相继毕业，一年多于一年。在就业总体形势趋紧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很大压力。有资料表明③，近几年来，普通高校毕业生未就业人数占毕业人数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2010年以后，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相当部分毕业生没有就业。④
就业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经济发展情况(或者说不同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取决于整个社会劳动力供求情况。从社会管理角度，需要通过开发各种工作岗位(尤其社会工作岗位)来扩大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也要加大对已就业和未就业劳动者的管理和服务。尤其在目前，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尤其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下大力气，创新管理手段，提供多种服务渠道，积极予以解决。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多欠缺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社会的“安全网”，也是社会的“稳定器”。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非常欠缺：一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所规定的待遇水平较低，在低保制度的设计上尤其突出。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一般将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的50％定为贫困线，我国各地包括经济发达地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我国的低保制度仅仅能够维持保障对象最基本的温饱，至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很难兼顾。二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包括4000多万已经退休人员在内，我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不及劳动人口的一半，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基本医疗、失业保险、工伤、生育保险等覆盖面更窄。全国农民工中一半以上没有任何保障，1亿多乡镇企业职工徘徊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既未进城市保障体系也未进农村保障体系。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身份转换后进入城镇，但并未能得到有效保障，而现在每年新增的被征地农民有数百万人。再有，据国家民政部数据，截至2011年9月，中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谷歌网——编者)，而如果将低保线适当提高，则制度覆盖的人群将显著扩大。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险种均离全覆盖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三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间严重失衡。目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正在全国推开，但总起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实质上仍还是一种以家庭保障为主的模式，农村居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只覆盖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引发种种社会矛盾
目前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及引发的种种利益矛盾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分析，在居民收入分配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不断下降。从城镇居民收入来看，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高收入群体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世界上一些国家进行对比后可知，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如何避免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使经济发展成果真正由全体公民共享，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甚至引发贫富分化，将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一是激化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现阶段，我国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据测算，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65％左右)。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将导致城乡居民两大群体，或者说工农两大基本阶级和群体之间的隔膜感和距离感增强，造成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二是可能激化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有些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已严重扭曲为以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所致，所以分配不公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权钱交易、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引发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关系。三是造成社会贫困问题。在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大多是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而在我国，仅从统计数据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于以“七分法”计算的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而在城镇贫困群体的主体，则是企业下岗职工及退休人员等。必须认识到，随着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不断分化，工农群体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等不断下降，成为社会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主体。显然，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动摇或严重削弱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从社会管理角度，缓解收入差距扩大，避免由此带来更多社会矛盾的最有效办法是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存在很多欠缺。以再分配调节机制为例，笔者对有关部门披露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当前再分配机制对城乡差距呈现明显的“逆向调节”，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收入偏好于城镇居民，再分配支出中政府主导力度偏弱，没有发挥应有调节作用；从对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调控作用看，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近几年开始扭转，但力度有限。
(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发展，而养老服务体系尚存在很多欠缺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结果，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已成为国际社会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之一。我国于上世纪末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人民网——编者)。从发展趋势看，未来20年，我国老龄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由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老龄化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一是未富先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来到的，这也加大了应对老龄化的难度。二是城乡间地区间老龄化差距较大。三是弱势老龄群体规模较大。由于老年人口总规模较大，其中高龄老年人口、残疾老年人口、慢性病老年人口等数量相对较大。
促进老龄事业发展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整个老龄事业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尚需完善；老龄政策法规不够健全，老年人权益受损现象时有发生。从老龄社会管理角度，我国养老服务的管理职能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呈现多头领导、政出多门、资金分散的局面，造成职能交叉和职能缺位并存。社会养老机构也处于部门分割、地域分割、不同所有制机构分割的状态，缺乏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尤其是街道和社区由于并没有专设老龄工作部门，使得如今与原单位脱离了关系的退休后老年人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这种责任主体不明确的老龄社会管理体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老龄事业的发展。
(五)城市化推进中流动人口大量出现及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17.92％。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末，城镇人口达6.91亿，城市化水平达到51.27％(百度网——编者)。从发展进程看，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城市化率年均增加不到0.7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初到“十五”期末，年均增加1.2个百分点；“十一五”以来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经历了逐步加快到快速推进阶段后，目前正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城市化在不断推进，但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却始终没有大的改变，这就导致了一个在我国独特存在的现象，即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出现。而在现阶段，农民工群体成为城镇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5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亿人⑤，后者构成城镇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主体。目前带来的问题是：
首先，农民工群体受困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只能获得暂住身份，无法与城市居民以同等条件享受孩子上学、购买住房、就医看病、社会保障等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的公共生活，权利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以及本地居民的歧视，造成农民工群体对所居住的城市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疏离、冷漠乃至敌对情绪。
其次，人口的流动性为人口流入地和流入地的管理衔接造成了困难，容易出现管理盲区。外来人口的身份标签则容易造成当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加大了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治安管理的难度，也造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事实上，随着人员的流动，社会安全、教育、医疗等社会性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让流动人口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根本途径)。而大量流动的社会群体，对完善就业体制、救助体制、保障体制、教育体制、福利体制等都提出了很高要求。
再次，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涌向城市，导致不少农村出现家庭空巢化，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群体数量庞大，迫切需要得到社会保护。根据全国妇联和有关研究机构测算，我国农村留守老人接近2000万人，留守妇女1085万，留守儿童5800万人(每4个农村儿童中有1人留守)。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必要的生活照料，精神和感情需求得不到满足，家庭生活和劳动负担重，生活质量很低。
最后，目前日益突出的城市贫民区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城市贫民居住区多处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些地区大多危旧房多，棚户屋和集体合租屋多，居住条件差、卫生条件差、饮食条件差，是城市中疾病多发区和犯罪高发区。而城乡贫困问题和城市贫民区问题也诱发了大量犯罪行为，为社会安全带来了隐患。
(六)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中城市拆迁、土地征用等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城市拆迁方面。近些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城市规划的不断调整，旧城改造、商业开发、政府重大工程等城建项目的实施，使得几乎每个城市都涉及房屋拆迁问题。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我国与土地征用权相关的一项特有制度，其实质是一种以获取土地使用权为目的、对土地上的相关人房屋或住宅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征收或征用行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从目前来看，因城市拆迁制度设计缺陷，导致了种种社会矛盾问题，这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是，近几年，由于城市拆迁引发的暴力冲突不断增加。“宜黄强拆”等事件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而即使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城镇房屋拆迁立项前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拆迁人的意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国土资源部一再发文严禁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土地开发、拆迁等后，仍不断出现由于强拆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这尤其需要我们在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
土地征用方面。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发展，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年年都在不断新建和扩建各类产业园区，年年都在侵蚀乡村土地空间。而相当多失地农民的出现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说明农民尽管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但却没能够分享其中的利益。
现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主要体现在，一是拆迁补偿纠纷问题。在不少地方，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据相关统计，近几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农民群体的诉求主要是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二是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随着土地被征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社保的“三无”农民。目前，完全失去土地或人均失地0.3亩以下的农民多达5000万。据民进中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超过1亿人。如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他们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都是社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心态深刻变化引发的矛盾和问题
(一)价值观念冲突和社会价值失范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即既要完成尚未完成的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的过程，又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还要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和发展必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也必然对社会价值体系带来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前，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比较单一，总体上是一种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的价值体系。社会转型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削弱了传统的地域封闭观念；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转型期价值观念变革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其社会心理承受力也在不断提高。而改革中呈现出的社会成员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以及自我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应视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
但必须看到，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冲突乃至社会价值的失范。市场体制下的利益追求不断引导人们自发地接受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蔓延和泛滥，权力、地位等以“商品”的面目进行交换，以上种种问题的出现和泛滥，必定会带来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混乱和行为的失范，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二)社会心态多元化且脆弱性趋强
“社会心态”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如对一个时期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经济动向、某一重大事件等所表现出的社会心理状态，反映了人们某种非同寻常的情绪、态度和社会风气等。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把培育社会心态写进五年规划，这还是首次，由此可见认识目前社会心态的变化和演变趋势，无论对加强社会管理，还是对实现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都是尤为重要的。
目前，社会心态的变化或者说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心态多元化不断增加。随着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而风险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及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意识也在逐渐养成，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心态的多元化。社会心态多元化还体现在，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变化，整个社会心态容易受时代主题甚或说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变化。如自上而下对民生的关注，在社会心态上必然带来的与民生相对应的忧患、保障权利等心态；如果倡导帮助、慈善，必然带来懂得感动、良知的社会心态；而如果倡导财富至上，必然带来炫富与哭穷等心态；而与速成、炒作相对应的，必然是浮躁与喧嚣的社会心态。在多元化社会中，社会心态也在趋向多元化。二是社会心态脆弱性趋强。在社会快速转型阶段，社会公众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社会公众的个人利益等更容易地受到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如经济形势严峻时，社会心态比较敏感、脆弱，一些人因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资产缩水等原因，产生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遇事容易采取过激行为。现实中，因一些所谓“小事”导致心态失衡，进而做出危害社会安全的事件屡见不鲜。较过去相比，社会心态脆弱性在不断增强。三是社会心理失衡日趋突出。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心理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仇富、仇腐心理突出、民粹主义心态蔓延、社会怨恨形成并固化等。目前，各种失衡的社会心理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充分。如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和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众多民众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来，参与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的心理失衡为事件爆发、事态扩大提供了土壤。
从社会心态的变化趋势来看，社会心态中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社会心态中的不适应感、不公平感、困惑感、矛盾感、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等非理性因素不断趋强；传统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趋向分化和多元化；对社会公平的心理预期明显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认为，通过奥运会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民众的爱国情感、国际主义、公民效能感都有明显提升。同时也发现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心态问题，如：相对于较大的居民生活压力，社会支持表现相对不足。一方面存在居民的安全感较低，另一方面又存在对社会性风险认识不足的问题。社会阶层较低的民众缺乏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方式，以及阶层自我认同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的现象。
注释：
①地区差距由各省市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人口数据计算。资料来源：常兴华、李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课题(2010年)。
②有关部门预测，中国未来3-5年，每年城镇需安排2200万—2300万人就业，即便经济保持7％-8％的增长率，仍会出现每年上千万的“工作缺口”。
③谭永生，《当前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内部资料。
④从总体看，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据教育部的调查(2010年)，毕业生就业难、人才过剩只是相对人才集中的大城市、大企业和大公司而已，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是绝对不足。
⑤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2月22日——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