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世界发展趋势之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细致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既不要太“亲美”，也不要太“反美”。
我今天主要向大家介绍我离开美国所之后这几年在想什么，干什么。我到北大以后，教学任务比较多，也需要考虑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讲什么，这都涉及知识体系的建立问题。记得１９８３年我来美国所第一次见到李慎之先生，他谈到要建立中国的“美国学”知识体系及美国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等问题。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五年会发表一份世界发展趋势报告，这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也向教育部申报了一个课题，希望研究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不过这个课题后来增加了与国家应对战略相关的内容，包括一些政策建议。我问过约瑟夫·奈，他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只进行世界发展预测方面的研究，不做具体的政策建议。我总感到，如果要针对未来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必然涉及对未来趋势的认识，或者说客观的评价。在课题中，我们团队有分工，我自己现在专心做预测研究。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１０到１５年初步有几个趋势，其中有些趋势是相对可以确定的，如人口发展、移民、城市化、环境的破坏、能源短缺和水资源短缺等；有些趋势相对不那么确定的，这其中包括大国兴衰、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等。总的来说，未来世界存在六大失衡和三大难题。
六大失衡包括人口发展失衡、社会发展失衡、资源供需失衡、生态失衡、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财富分配失衡。在人口失衡方面，日本、欧洲和俄罗斯人口在逐渐减少，必须依靠移民来补充年轻的劳动力；拉美、非洲、南亚北部、中东则形成一个新月形的青年人口补充带，形成严重的失业和动荡。各国之间的大规模移民不可避免，这就会带来更多的族群冲突和人口骚乱。社会发展失衡主要和城市化进程相关，欧美的一般状况是城市中心区向城外扩展，规模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在欧美发达国家只有纽约市和洛杉矶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表现为人口向中心城市快速集中，仅亚洲就有１６个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形成各种城市病，这在北京表现得很典型，如交通拥堵、住房和就业困难、社会保障问题、犯罪问题、空气污染等。资源供需失衡主要是大宗商品，如矿产等不可再生原材料、水资源和粮食的供需失衡，而粮食供给和不稳定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新兴工业体的崛起也加剧了资源供需失衡。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方面。经济发展失衡，一方面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另一方面金融业则继续向美国集中。财富分配失衡，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继续拉大，马太效应非常明显。缓解这些失衡就需要进行全球治理，但是有三大难题。一是全球治理非常困难，一涉及具体问题，各个主权国家总是争执不休。比如在碳排放问题上，欧洲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人均水准很快就要低于中国和印度了，它们当然很不愿意承担更多义务；二是民族宗教纷争激烈，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群的认同危机，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三是一些个人与小团体的社会能量很大，通过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挥政治作用，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唯一比较能够确定的正面趋势是大国关系可预测性强，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与上述六大失衡和三大难题息息相关，而不是目前大家都在议论的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美国共和党的一位智囊人士最近私下说，世界上其他事情都一团糟，只有中美关系、中国经济、印度经济、沙特政局还好。这反映出美国人对世界乱局的担忧。中美两国需要的是面对未来的全球挑战，进行协调。美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比较好，其资源禀赋和人口结构都非常好，它的移民来自全世界，近年比较多的来自拉美地区，这些拉美裔的移民多信奉天主教，相对稳定，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从各方面情况看，美国这个国家还不会衰落。至少，如果各国（包括中国）的富人和专业人士都用脚投票，想移民美国，那么美国就不会衰落，而如果美国不衰落，那怎么可能有世界的多极化？
中美两国高层最关注的事情其实不一样。中国领导层和外交部门都希望把中美关系搞好，但是最反感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担心国内不稳定，担心美国干涉，在国内安全稳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考虑美国因素，有些部门坚信美国在制造中国国内的矛盾。中国最关注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担心美国影响这种领导权。美国则反复强调它希望中国国内稳定，它最担心的是中国在国际上挑战美国，关心的是美国如何保持对全球的领导权。中国要维护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美国要维护的国际霸权，中美关系的两条主线。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实力快速提升，美国人的自信心有些下降，同时他们也觉得中国的国内发展方向不是美国人原先所设想的那样，所以很不放心。
中美关系一直和全球发展趋势、两国国内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对于中国而言，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两条主线在历史上随着苏联这个大国的兴衰而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战略互疑是无解的。人们往往以为，双方各个层级的接触、了解越多，双方的相互理解就会加深，双边关系就越有可能改善。其实，政治上有许多实例可以说明并非如此。有的时候反倒是双方越相互了解，彼此越不信任。比如历史上的国共两党，相互非常了解，但却不能避免决一死战。另外，互疑双方的透明度是有限的。美国人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许多事情，但他们不会让我们真正深入地了解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和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运作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知道他们如何影响美国军事战略与对华政策；美国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到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解放军指挥系统和我们的维稳部门去了解我国如何管理媒体，如何安排人事，如何管理军队。如果真正了解了，并不一定有助于消除战略互疑。
有人认为我对中美两国及其关系的发展趋势的看法似乎比以前更悲观，实际上我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比较忧虑，比如道德底线和公信力的缺失、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这些问题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形象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从长远看，美国的发展趋势比较容易预料。当然，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存在许多乐观、积极的趋势，如新能源、生物工程、机器人、网络技术等方面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医学的发展有可能在５到１０年内就攻克癌症这个难关，大大造福于人类。从目前情况看，我预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技术创新多半还是会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于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很难再缩小。就大国关系而言，我还是有信心的。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小，世界整体上是稳定的，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之后，过几年世界经济整体上仍旧会缓慢增长。
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中国的社会治理不力，政治改革停滞，美国人会不舒服，但是没有能力改变。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取得进步，那么中美关系问题不大。在美国，即使有人想搞垮中国，这些人也掌不了权，即便他们掌了权，也实施不了颠覆中国政权的设想。据我个人的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其实没有把苏联搞垮的具体计划。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美国也没有把匈牙利搞垮的意图和行动。那些匈牙利的叛乱分子听信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宣传，以为他们一造反西方就会采取行动干预。当英法两国推动联合国承认纳吉政权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表态，反倒去私下跟苏联政府说，匈牙利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不打算去挖墙角。美国对小国可能有搞政权更迭的计划或者设想，但是对大国很难有这种计划，更缺乏手段和经费。即使对伊朗，美国也没有把握搞垮它的政权。但是它有预案，一旦伊朗国内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这个预案它是有的。各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政府中主管政策的官员其实都不想看到动乱发生，都愿意维持现状。如果世界真乱了，或者说有一天人们“惊喜”地听说某个有核国家的政权垮台了，很多人会感到很难办。中美关系的现状具有可持续性，若真要发生了突发事件，很可能会是坏事变好事，促使高层领导注意到潜在的风险，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危机管理。
随着我们对世界性、区域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对诸如贸易、核不扩散等所谓功能性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过去纯粹的、比较窄的美国研究受重视的程度相对下降，这很正常。我们今天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也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我在２００３年的一个国际形势研讨会上曾经说过，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样的论点在一些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看来是不受欢迎的，我发现这有道理，就不再说这句话。做学术分析和判断是一回事，政治上应当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就像所谓“中美共治”（Ｇ２）的观点一样，中国没有对美国人的这个提议给予响应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提法在政治上不正确，不仅对于我们国内，而且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也不正确。我们必须考虑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感受，我们没有“接招”是正确的。总之，对于世界发展趋势之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细致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既不要太“亲美”，也不要太“反美”。
（王欢根据录音整理）
来源: 《美国研究》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