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于当地时间12月7日晚在瑞典学院的一场演讲中，提到曾令他痛苦的一件事：困难时期母亲带着他偷拾麦穗被人发现。那个高大的男人不顾他母亲的哀求给了她一个嘴巴，在她的嘴角留下一线血迹。“多年以后我在家乡的街巷上看见了那个他——已经成为一个老人——立刻想上去回敬他。但母亲拦住我说，‘这个人与那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可以这样认为：她倒并非以宽容之心忘却了侮辱，而是有能力和自觉作为自己心域的主人去审视一个人一时的德性放任。

莫言在讲演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陈述了这位中国母亲的坚韧性格与他的文学底色之间的血脉关联，令听者动容。一个中国作家的中国式情感，正在赢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无独有偶的是，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之原著《温故1942》也处处可见作家刘震云遥远的故乡底色：“故乡的晚风吹动了俺老娘的白发。就在暮色炊烟里，和俺老娘一起回家。”那些遥远的存在就是刘震云的来路，仿佛一棵树的根脉和供养，使作家的人和文都有了质朴和悲悯的意思。

中国正在抓住以文学艺术更好沟通世界的机会。“莫言-诺奖潮”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形成了一系列反响。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出版机构相应而动，多种“文集”、“选本”、“精选”层出不穷，刺激了低迷已久的出版市场，同时也因阅读者众而拉动了出版供需链条。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由此即得出‘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而可与其他文学大国平起平坐’的结论，似乎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有关此点，其实评论家李建军已曾谈及，“中国很多当代优秀作家的文学成就并不低。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学价值就堪比库切，史铁生作品的价值亦绝不在帕慕克之下。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张爱玲者之才华，放在世界现代作家中来看也是第一流的。只是，以往由于文化沟通上的巨大障碍，常使世界无法准确评价中国的文化成就。”

然而，至少，追索如上两者的关系可以发现：“莫言-诺奖潮”和《温故1942》各自以多棱镜样的方式反映了中国文化现状。它们至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实证，提供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基础密码：关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关于一个时代的核心症结与真切痛疼;关于人性与“非人”时时角力的深刻内在;关于大多数人所共生共有的朴素情感的艺术诠释——其中包含着一种严肃的、由表及里的、直抵人心的文化力量。那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伟大而互通的情感，也是文学艺术本身的魅力所在：在人类内心雕梁画栋。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文化正在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GDP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文化构建的相对滞后，也使得种种“形而上”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即，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这使得中国在社会转型阶段正在经历精神生活的兵荒马乱、信仰信念的缺失和文化道德的无所适从。

在一个价值坐标迷失、文化生态混乱的现状中，人们难免东突西奔。娱乐和恶搞一度几乎成为当下文化生活的主导，人们难以找到对于生命意义的共鸣，对于价值观念的诠释，对于信仰信念的建设，对于至善至美的唤醒。甚至连文化产品最核心属性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都不能实现。文化形态固然可以多元多义，活泼多样，然而与心灵无关的无聊、与德性无关的任性，从来都是瓦解其精髓的敌人。人们在大时代火车呼啸着转弯之时，更需要文化的向心力和建设性。然而，当下，究竟有多少文化产品完成了“精神家园”、“灵魂归属”的使命?

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说，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所经营的文化产品，往往对于过往的历史，主动承载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他们所产生的文化的力量可以也正在成为社会的推动力。但是，我国当下的文化产品面对丰富的现实生活却严重缺席。“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呢?在《上海宝贝》里、《大话西游》里，还是在《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当我们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来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相比于盛行一时的“娱乐文化”，中国当下严肃文化产品，能否重新开启一种触痛现实、反映世相、揭示人性、建构格局的“庄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