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党报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

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在《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文中作了论述。

应该把党报办成人民的报纸，这个方针问题解决以后，究竟如何把党报办成人民的报纸，使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真正一致起来，还需要作专门的研究。

要把党报办成人民的报纸，究竟有些什么具体要求？我们在历史上曾经作过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在党报的三次大改革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回顾一下这些历史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提出要改变多年来办报的旧传统，在办报的原则上进行彻底的变革。1942年8月4日的社论说：“旧的传统是：报纸上只谈上层人物的活动，或者登载仅供消遣的社会新闻，至于深入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去，则是少有的。因此报纸只是报馆工作人员的工作，读者对它帮助是很少的。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改变这种旧传统、旧观点的时候了。要使报纸成为我们改进工作的工具，就要使报纸的工作带着浓厚的群众性；每个机关、每个乡村、每个部队、每个学校、每个工厂都有报纸的通讯员、撰述员、热心关切报纸的人。报纸上的消息、通讯、论文，要靠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大家来供给，然后报纸的内容才能充实得起来。”因此，解放日报提出全党办报的方针，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反对“报社关门办报”。在报纸的内容上强调了这几点：一，过去报纸的最大篇幅是刊登各国通讯社发的国际新闻，改版以后，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要登，但最主要的位置和最大篇幅应该登人民群众最希望了解的国内情况，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二，加强中央报纸出版所在地的地方特色。中央还决定当时中央党报也是西北局的机关报，报纸要针对当地人民的要求，注重反映当地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同志对报纸将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活动、劳动模范的事迹上了《解放日报》的头条，十分称赞。针对当时我们处在广大农村环境，报纸在农村，报纸的读者很多在农村，还提出“农村办报”的方针，反对照搬城市办报的作法。三，过去“孤立地登载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改版以后，特别强调理论结合实际，要针对人民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读者的理解程度，来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四，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批评和建议，过去“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对于我们工作的缺点，没有严格的揭露和帮助其改正。”五，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问题。”这就提出了报纸内容的大众化和文字通俗化的问题。

在《新华日报》改版时，已经是1947年，我们办党报的经验丰富了。不仅从原则上深刻地阐明了党报和人民报是一致的，而且明确提出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新华日报的立场和任务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新华日报的方针是‘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所谓与实际和群众结合，就是从实际和群众中来，而又到实际和群众中去，也就是在编辑业务和发行业务上建立群众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它把这种办人民报纸的群众观点进行了很好的四点概括：

第一种群众观点：“坚持这种视报纸为人民的武器并交给人民使用的认识。”“这就是说，所宣传的应该是人民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也就是说，替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在形式和内容上力求适合人民的实际活动和实际需要，建立自己与实际运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广泛联系。”

第二种群众观点：“坚持这种以前进分子为骨干又同时团结广大中间落后分子的认识。”“应该以全体人员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所谓全体人民，就是少数反人民的集团以外的一切阶层的人民，而不是仅仅以前进分子为对象。前进分子只是群众的骨干，如果仅仅以前进分子为对象，就有使报纸脱离群众，陷于一个狭隘的圈子里面的危险。”

第三种群众观点：“坚持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为主而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认识。”“应该既要做到普及也要做到提高，而以普及为主。……提高的指导就是建立舆论权威，在政治思想上起教育和领导作用。因此，所谓提高，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向无产阶级的水平提高；普及的基础就是人人能够读，人人读得懂。因此，所谓普及，就是在文化水准上向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降低。”

第四种群众观点：“坚持这种以政治为中心而又能够多方面为人民服务的认识。”必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生活，甚至政治以外的生活。适应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枝节的琐屑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多方面作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才能服务得更好。”

新华日报的这四点概括，很好地总结了作为一张党报——一张党领导的人民报纸的方针和任务，很好地阐明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除了继承和发展过去人民报纸的原则方针以外，特别突出的是强调报纸是党的言论机关，也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报社在改版以前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报纸改革的中心目标，是这样说的：“我们改革工作的中心目标是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的深入的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经验，对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党中央在批准改版报告的批语中，强调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当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纸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会使思想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

在改版的社论《致读者》中，对“报纸是社会的舆论机关”和“开展自由讨论”都有很精辟的论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虽然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

《人民日报》这次改版是考虑得比较周全的，它不是孤立地强调增强人民报纸的特性，而是注意用这来增强党的机关报的特性，把这两者一致起来。这次改版，既强调它是党的机关报，还同时强调它也是人民的报纸，“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既强调加强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又强调“人民群众是党报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既强调“及时地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经验”，又强调“多方面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尽量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既强调党报是党的言论机关，又强调它同时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既强调《人民日报》的言论要反映中央的意志，又强调“除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既强调报纸应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可以允许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又强调“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

仅从这三次改版来看，已经比较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党强调人民报纸的具体的方针和宝贵的经验。

从《人民日报》改版以后的三十年中，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曾经出现过极为严重的恶化时期，由严重地脱离群众，发展到把人民群众当成专政对象。我们的中央党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掌握在反革命野心家手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报纸，变成了封建法西斯专政工具的报纸，《人民日报》蜕化成“戈培尔的报纸”。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痛定思痛，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党中央提出“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重新强调“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党委又要领导党报成为人民的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不能说这不是十分适合时宜的。

对这个根本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是把人民和党对立起来，把人民的报纸同党的报纸对立起来，认为这样就会削弱党的领导。

这也恰恰说明，重新强调这个问题，从加强人民性方面来加强党性，是十分必要的。总结“把党报办成人民的报纸”的经验教训，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想从以下十个方面来阐明这个观点，具体看看它的现实意义。

第一，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报的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明确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也是中国人民的党；党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好些同志常常认为党既然是人民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它就是人民的当然的代表，它的所作所为当然代表人民。其实，这是把原则和原则的实现等同起来。原则规定的东西，不一定是实现了的东西。事实往往是这样，自以为是人民的当然代表，反而忽视在具体行动上诚心诚意为人民切切实实地办事。

还要明确：人民既然是报纸的主人，报纸是人民的武器，就要交给人民自己使用。为人民服务是仆人为主人服务。那种把为人民服务当成恩赐、施舍，就是错误的。所以必须坚持视党报为人民的武器并交给人民使用的观点。

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指的人民群众，只是指革命群众，指先进分子。其实，报纸应当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所谓全体人民，按科学的定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全体人民，就是除少数反人民的敌人以外的一切阶级、阶层的人民，包括先进的、中间的和后进分子在内，而不仅仅是先进分子。必须坚持以先进分子为骨干又同时团结广大中间后进分子的认识。

第二，强调党报的指导性，它所要指导的不能只限于干部，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注意这种指导不仅在广大干部中，特别是在广大群众中要产生最实际的宣传效果。

要明确，党报必须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放在首位，“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但是这种宣传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把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同对人民群众负责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孤立地简单地刊登党的指示、决定和领导人的讲话，主要是要根据这些重要文件的精神，针对人民群众的需要，用群众能够接受的文字，通过各种稿件来进行生动具体的阐明，争取产生最好的宣传效果。对于不同的报纸更要采取全登、部分登、摘要登等不同的办法。全国省以上的报纸都用很大篇幅一律全文照登转载重要文件的办法，实际上是最简单的、最省力的办法，是只注重耕耘而不强调收获的办法。

我们一贯强调党报是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这很重要。但是这种指导也必须结合实际结合群众，讲求实际效果。另外，报纸的指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指导，是思想指导，是启发教育，不能把报纸当成各部门各机关具体指导业务工作的工具。现在各个业务单位都要各级党报登很多业务性稿件，实际效果是很差的。

刊登先进典型，是报纸指导工作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这也有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本来叫“典型示范”，这是很好的。宣传一个好典型当然是要人学的，但不能强迫人去学，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推广。学先进，要结合实际情况，能不能学，如何学，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瞎指挥。多年来，我们“全国学大寨”式的宣传推广的办法，自以为指导性很强，自以为党性很强，结果适得其反。再加上宣传先进典型中的浮夸虚假，起的坏作用就更大了。

目前，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所谓加强指导性的办报方法，还是好些同志想摆脱而又难于摆脱的毛病，实在是值得认真研究进行改革的了。

第三，适当压缩上层活动的报导，比较充分地反映基层的情况，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的情况。

旧社会办报的传统，就是只反映上层机关上层社会和上层人物的活动。在《解放日报》改版时，这也是着重纠正的一个大毛病，提出“要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上来。”从原则上说，我们的上层的活动是代表群众的，但在实际上，不一定完全代表群众，上层活动更不能代替群众的活动。现在，我们的报纸的重要篇幅和重要地位，往往刊登的是上层活动：各项指示、决定，各种会议，各种讲话，各种视察，各种交际活动，这中间肯定有十分重要的，是广大读者喜欢看的，应当放在首要地位来刊登的。问题这一类报道是太多了，占的篇幅太多了，相当多的是读者不喜欢看的，或者是不必那样长篇报道的。

这样做的结果，更加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会议越来越多，领导人总得到会讲话；领导人任何讲话都是重要指示，也逼着首长到处指示。这也在事实上助长了个人崇拜。

每天报纸的篇幅有限，把很大的篇幅和很重要的位置刊登这样多反映上层的稿件，必然挤掉很多反映基层的稿件。结果，报上不得不刊登很多广大读者并不欢迎的东西，而且非登不可；而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东西登得不多，却不觉得是大弱点。

《解放日报》改版时，曾经发问：“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报纸今天最致命的弱点呢？”答复是：“虽然我们也缺少好的论文，但是我们今天最需要努力发展的，却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报纸既不是书籍也不是杂志，它的生命主要的就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通讯上面。”《人民日报》改版时，还是强调这个问题。改版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扩大报道范围。”当时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报纸的天职。”又说：“我们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山僻壤的，是直接有关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怎样才能在每天报纸有限的篇幅中多发多方面的新闻呢？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尽量压缩那些完全可以减少和精减的上层活动，挤出篇幅来刊登人民希望在报上看到的东西。这是当前很多报纸的编辑感到棘手的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我们建设的主人；人民又是报纸的主人；为什么不把最主要最重要的篇幅来多多报道主人的活动，偏偏过分地强调公仆的活动呢？有些人民公仆的活动，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事，当然应当大登特登，少数的还应该全文照登。是不是有很多并不重要的活动，因为什么“规格”问题，勉强写，勉强写得长，又勉强放在重要地位来刊登，是不是经常如此呢？我看事实是如此。这种“人显言贵”、“人微言轻”的封建主义影响，难道不值得进行改革吗？

还有，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方面的变化很大，各种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各种经济信息和有关经济的信息很多，广大读者要求更快了解更多的信息。人们越来越要求报纸发挥这种人民耳目的作用，可是好些报纸的领导者却偏偏忽视这个耳目作用。

报纸是人民的耳目，领导者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神通广大的耳目呢？当然不是。领导者不仅需要报纸了解千变万化的情况和日新月异的信息，以便自己的工作更切合实际，更切合群众的需要。领导者制订政策的依据是什么？是实际情况，只有充分了解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只有在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再说，报纸怎样才能发挥它的喉舌作用呢？喉舌首先要靠耳目，要耳聪目明，情况熟悉，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发出正确指示；一个闭目塞听的领导者，怎么能不犯瞎指挥的毛病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方针政策是实践的正确总结，但它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完全正确，还要实践来检验，要在新的实践中来修正、补充，或者制订新方针政策。可是，我们多年来的报纸宣传，只强调报纸是党的喉舌，只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只宣传方针政策如何正确，宣传群众如何拥护和执行，而对另一面就很忽视，就是忽视报纸是党的耳目，它应当在宣传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注意反映政策在执行中的具体情况，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政策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检验政策、修改和补充政策的依据，作为制订新的政策的依据。

现在，中央已经把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环节，这就更加需要强调报纸的耳目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人民的喉舌作用，更及时地广泛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呼声、批评和建议。

党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是我们长期摸索出来的一个完整的办纸原原。可是，党报作为党的喉舌，这点是一致承认的；作为人民的喉舌，就比较被忽视。作为人民的耳目，还可以接受，因为人民需要听取党的意见，接受党的宣传和教导。作为党的耳目，要经常了解实际情况，倾听人民的声音，就更被忽视了。这里一个核心问题还是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不重视党报是人民的喉舌和党委的耳目，就是党委不重视听取人民的意见，不重视通过党报发动人民向党和政府说话，发表意见，发出呼吁，提出批评，提出建议。

前面已经说到，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意见，是我们党和政府制订政策的基础，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依据。在政策制订之前，要充分了解和研究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意见，这方面就比较忽视。制订出草案，不只在干部范围内广泛听取意见，还应该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特别是通过报纸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讨论，这也比较忽视。政策制订出来以后，对执行情况，对执行中人民群众的意见，常常只愿意听拥护的话，报上也是只登拥护的话，对于不同的意见，有些领导干部是很不愿意听，也是不容易听得进去的。

大跃进时，政策错了，执行更错。刘少奇同志当时就批评报纸不重视作调查研究，不了解党的政策执行情况和问题，不了解党的政策究竟正确不正确，不了解实情，不了解民情，批评报纸不反映人民的意见。这几年，我国经济情况根本好转，首先是因为农村情况根本好转带动起来的；而农村情况的根本好转就是因为大胆试行、逐步推行和逐步完善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每年组织一次比较普遍深入的农村调查，一年一个“一号文件”，对党的农村政策，敢于创新也敢于修改、补充，力求日益完善。在这方面，中央也支持、鼓励、表扬报纸敢于支持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敢于反映群众对已有政策的不同意见。中央不只是把报纸作为宣传和推行党的农村政策的有力武器，也把报纸作为经常地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进而不断修改和完善政策的有力助手。这个效果是很显著的。可惜，这一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不少领导同志只赞成报纸一边倒地宣传政策的英明伟大，不赞成报纸宣传政策也要留有余地；不赞成报纸经常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有些人不赞成在报上刊登对党的政策有理有据的不同建议和意见，动不动就扣上“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的帽子。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又说：“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可惜，我们现在个别领导干部的神经是比较衰弱的。多年来的实践再次证明，领导者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正确了，但在政策上也不可能完全正确，还需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至于具体的指示和规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多民族的大国来说，更是很难作到十分适当的。党委领导报纸注意宣传决策的正确方面，是很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忘掉领导者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和永远正确的另一方面，因而在宣传上，就必须提防和纠正片面性。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关于在报上开展批评的问题。这不只是干部的民主作风问题，主要是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问题。我们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全体干部的工作，都应当经常置于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党报要充满人民的声音，特别要有批评的声音，要有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新事物反对旧事物，正确的反对不正确的声音。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党报的主人，在报上经常开展来自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充分发扬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发挥监督公仆的天职，是我们建设高度民主必不可少的特点。当然，报纸批评是一门学问，在批评材料如何选择、批评事实如何核实、批评稿件如何刊登等等方面都要认真研究。在报上经常开展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个原则必须是坚定不移的。

第五，报纸的理论宣传，要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同时，在报上发动广大群众关心理论问题，议论风生，开展生动活泼的讨论和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报的神圣任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报刊就特别重视这个任务，这也是党的报刊的一个优良传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翻译和论著的出版都十分困难，党的报刊担当起了这一光荣任务，广大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是把党的报刊当成主要的读物。应当承认，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在对新的一代革命骨干的培养，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方面，党的报刊的确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教条主义在党内抬头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提出整顿学风，主要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日报》在改版时，指出当时报纸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理论和理论家、理论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有的放矢、反对党八股等重要的原则，也都是当时改进解放日报理论宣传和整个文风的指导原则。在《新华日报》改版时，根据读者批评的所谓“党性色彩太浓厚”，就是党八股、党腔、党调太浓，特别提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坚持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为主而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认识”，既要树立舆论的权威，就是在政治思想上起教育和领导作用，努力提高读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又要在宣传上适合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努力作到大家能够读，大家读得懂。

在《人民日报》改版时，遵照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大力提高报纸的理论宣传水平……理论宣传必须密切联系实际问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并注意与干部理论教育结合起来。”除此之外，特别强调“开展自由讨论”，刊登某些观点跟编辑部不同的文章。这种讨论可以刊登广大群众、包括专家学者的各种意见，增加报纸的生气，议论风生，充分体现“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是人民的喉舌”。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得到答案，有一部分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后还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而这种宣传也常常需要结合适当的讨论，这种讨论可以帮助群众认识答案的正确性。就是这种自由的讨论，“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由于一种观点战胜了其他观点而解决，或者是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互相接近而解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特别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中，对于我们党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作用。可惜以后，“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还不少，个别人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限制和扼杀这种自由讨论，本来生气勃勃的报纸上的理论宣传，就逐渐降低了它的锐气。可见，现在强调报纸作为人民的喉舌的原则，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六，进一步改进读者来信工作，开展多方面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使报纸越来越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朋友。

这一点在《新华日报》改版时阐述得很好。它说：“《新华日报》既然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就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的任务，必须在许多问题上，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在人民中进行基本的政治教育，以求得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是丰富的、复杂的。人民群众这种多方面的生活虽然都要服从政治，但并不等于政治。因此，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生活，甚至政治以外的生活，适应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枝节的琐屑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够多方面作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才能服务得更好。”所以必须“坚持这种以政治为中心而又能够多方面为人民服务的认识。”

应该承认，报纸必须成为群众的良师益友，帮助群众提高理论和政治觉悟，帮助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增加时事和各种知识。帮助人民又快又多地获得各种有利于建设的信息，得到科学文化和艺术上的享受。但是，千万不能忽视从多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成为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朋友。

重视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在报纸上充分利用来信来访材料，是我们多年来办报的优良传统。很多报纸的“读者来信”专版或专栏，都是受到普遍欢迎的。但是其他各版特别是头版刊登来信还没有受到经常的重视。在各种“内部参考”中，更多更充分地利用来信来访，也没有受到经常的重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来访是报纸工作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加以利用，还作得很不够。目前，在编辑部里，比较起来，对来信来访工作是重视不够的，表现在干部配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跟不上客观的需要。

这里面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群众的揭发和申诉，这不仅数量比较多，而且是人民群众反官僚主义、实行监督的体现。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冤案满天下，各报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重大的冤假错案。大大提高了我们党和党报在人民群众中和广大干部中的威信。可惜，这项工作已有所放松。现在，虽然“冤案满天下”的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了，但是，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还是很严重的，人民群众受冤受屈、有理无处诉的事还是很多的。当然，这些问题中有相当数量是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但报纸可以起咨询、推动的作用。至于促进解决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那更是报纸的职责所在了。报纸应当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鼓励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发和纠正官僚主义，这也是宪法所规定的高度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解放区时，很多报纸对读者来稿来信，采取每信必回的办法。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稿来信成百倍成千倍地增长，要每信必回很难作到。但是，有不少报纸还是想各种办法来回信，普遍的方法是利用业务刊物登公开信，不少报纸还是尽可能多作个别回信，收到的效果是很好的。在群众心目中：给你去了信，连一个字也不回，能够成为好朋友吗？这是全编辑部的工作，每一个报社领导人，每一个编辑记者，都要把看信、回信、处理信，当成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惜，现在有的报社，有的同志，还是很不重视这项工作。

解放以前，很多革命报刊都很重视读者服务工作。韬奋主办的报刊上的《大众信箱》，《新华日报》的《读者信箱》普遍受到欢迎，《社会服务》栏办得很成功。当年重庆的《新华日报》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的一篇社论《人民的报纸》里，有这么一段话很值得大家一读：“还应更广泛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的生活一切方面都还需要报纸来服务。本报的信箱、医药和法律顾问以至广告都是为人民服务而设的，但这还不够。人民生活中任何方面需要报纸服务的，我们都尽力效劳，无论是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学习、娱乐、婚姻、社交、居住、旅行等等。”

这种为读者答复各种问题、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专栏，有的报纸是坚持下来了。可惜，很多报纸放松了这个工作，甚至当成可有可无的工作。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关于个别服务问题。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和政府的整个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报纸不能停留在个别服务上，要采取普遍性的规模大的更科学的服务方法，这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或者放弃个别服务的工作。一般和个别是辩证的关系，通过个别服务来促进一般服务，产生的效果也是很大的。

当然，报社的力量是有限的，做好这项工作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解放前好得不能比了，报社可以很好地组织社会力量来大规模地开展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很好地组织社会力量，一方面作各种知识性的解答，一方面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丰富报纸的内容，可以更加密切联系群众。

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来说，推动各个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利用报纸、帮助报纸开展群众服务工作，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各个群众团体，更应该利用和帮助报纸开展这项工作。

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千方百计地多方面地为人民服务。在报纸改革中，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一定可以为报纸开创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七，改进文风，办一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大众化、通俗化的问题，提出反对党八股的问题，强调报纸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用群众的语言谈群众的事，把报纸办得群众看得懂或者听得懂。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的社论《宣布党八股死刑》中，就注重阐明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八大罪状中的主要三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认为“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根源上生长起来的，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而以书本的知识和个人的空想为满足。宗派主义就是脱离集体，脱离群众，而以个人的自高自大为满足，生活中的新现象、新事物，是看不见的，感觉不到的。这些都是无生命的、死的东西。因此，党八股也决不能有革命的生气和朝气，而只能发出像死人身上那样的腐臭的气味。”这篇社论号召：要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同人民群众讲话。

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的社论《报社和新的文风》中更明确提出：“对一种人有一种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要知道听话的是什么人？他们的生活如何？需要是什么？想看的什么事？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用他们的语言去打动他们的心弦。……写作的时候应当设想如像自己是在面对着自己的读者说话，那样我们的话说出来就会亲切有趣味，而不会隔靴搔痒枯燥无味了。”

可见大众化、通俗化，首先是内容问题，其次才是文字问题。我上面所论述的六个方面，主要是内容问题。这里我想侧重谈文字方面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那些引起同文字分不开的内容问题。

本来，在报纸大众化通俗化方面，我们解放区报纸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全国解放以后，一些报纸时好时差，没有坚持，老八股还经常出现，新的“党八股”也时有出现。我自己负责编报多年，也时时犯这样那样的毛病，也没有研究出什么很有效的办法来防止和纠正。长期成为自己的一个心病。

我给这种新的“党八股”也凑了八条罪状，因为是凑的，就不够科学，也不好分得那样清楚，无非各有重点，讲述起来方便一点。

一、说长话。长风是报纸一个十分普遍的顽症。除了极个别的稿件应该长，长得好，必须全文刊登以外，绝大多数应当是短的，应当是“短些、再短些”。就是在那些非长不可的稿件中，还可以减少。因为报纸毕竟不是书籍，也不是杂志。有些好的长文章长文件，完全可以放在杂志上。报纸不必全文登，可以摘要，可以根据文件精神分开写文章，这样宣传效果更好一些。有的文件还可以出专册，同当天的报纸同时发行，这样，更便于学习，便于研究，也便于保存和查阅，而且还可以大大节约报纸。这是当前报纸一个老大难问题。我想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

这个问题一解决，两三个“胖子”占领一块版面的事，以及因之而带来的百张报纸一个面孔的毛病，也可以随之解决。减少和压缩长稿，就可以让出很大的篇幅来刊登各种各样的短稿，又快又多地刊登读者最想看的短稿，使报纸办得姹紫嫣红，满园芬芳。

现在不只是文件长、讲话稿长，会议新闻也长，经验性报道也长，人物专访也长。我以为会议新闻不仅可以短，而且很多可以不登。这当然不只是办报的人要有革新精神，领导报纸的人更要支持才行。

经验性的典型报道和先进人物的专访，的确有很多很好的。我以为也可以有几种变通的处理办法。一是长通讯配短新闻，把精华写成新闻登显著地位，这比把长通讯作头条，占一大版，或者一版转二三版，效果会好得多。二是把长通讯，分成几篇短通讯来登。三是强调报纸和杂志分工，应当有意识地让杂志刊登一些独特的好稿子。一般说来，我不主张转载长稿子，更不主张报纸转载杂志的长稿子。一些主要的大报可以自己办一个时事性的杂志，有意识地刊登一些很好的长稿。对于新华社全文转发长通讯、长论文，最好坚守少而精的原则。特别重要的，各报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适当转载或摘要刊登。《人民日报》的一些反映中央精神的好评论，现在各大报是全文转载的。我看广东的《羊城晚报》就别出心裁，不是全文转载，而是把其中的要点编写成新闻，作出很鲜明的标题，登在很显著的地位，这样的宣传效果是很好的。如果读者还不满足，去看《人民日报》的全文好了。好在要找全文也很容易的，何必各报都全文转载呢？总之，各报要有自己的特点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各报都要有自己独特的好稿。好稿，新华社应该转发，但登不登，党委最好少给报纸以非登不可的指令。把全国各大报都办成一个内容一副面孔，或者一篇稿各大报非登不可，这个办法不大得人心，也不大得报心。一个好典型，全国都非学不可，不学就犯政治错误；这种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广先进典型的作法，起了多大副作用，难道还不值得深思吗？即使是一篇真正好的稿子，为什么非要全国各大报都登才叫重视呢？让所有的报刊都有自己的独特好稿，有什么不好呢？让各种报纸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转载不转载一篇好稿子，有什么不好呢？

早在延安时期，胡乔木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好文章，题目就叫《短些，再短些》。他说：“我们的话说得短，靠开会的主席；作文短，靠解放日报的编辑。因此我向解放日报提个建议：

“一、新闻要五分之一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二、通讯和副刊稿件五分之四是四百字到一千字；三、研究论文等等五分之四一千字到两千字。”

“道理无须列举，这对读者都大有好处，都是大解放。五分之四的作者，原也是爱写短的，现在地盘叫少数‘大地主’霸占着罢了。”

“短些，再短些！”整整提倡三十年了，报上这种“大地主”还少吗？读者早就希望这种“大解放”了！

二、说套话。读者批评好些报纸是“千篇一律”，突出的表现不只是照登照转，而且文章的写法和很多话的说法都是一个模子套下来的，或者“差不多”，缺乏新意，也缺乏新话，反正是套话。这主要是党风不正的结果，是政治原因。多少年来我们把纪律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忽视独立负责。有人甚至说，报纸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中央一个文件下来，严格按规定照登，是对的。但是，各报写文章来宣传，却不能满足于层层照抄照转。报上写文章，不只意思一样，词句也照套。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开会讲话、做报告，都由秘书照抄照套，首长就拿着稿子照念。在十年内乱期间，说话写文章，一字之差，就会带来大祸。当时流行“对口径”，强调一个字也不能差。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本变了，可惜这个毛病还时有发生。中央虽然一再强调，再也不搞什么整人的政治运动，可是有的人还是留恋那个整人的老套套，总爱从人家的词句中挑毛病，动不动就无限上纲。凡是整人之风吹来的时候，大家说套话、写套话的歪风也就大了。

本来，“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每一个党员在政治上起码的品质，是一条政治纪律。党员在对中央新的方针政策还不够了解的时候，提出一些问题，产生一点怀疑，本来不是坏事。有的人却对党员和干部丧失信心，动不动就怀疑甚至说人家反党、“同中央不一致”；有的甚至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把他的话当成党的决议，动不动说人家“不听话”，不听他的话就是“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想用这来禁锢人家的思想，达到他自己企望的“统一口径”。一有“不一致”，就当作异端邪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人家“清除”。在这种不正之风吹来的时候，歪风吹到的地区和单位，这种说套话写套话的毛病又发作起来了。

三、说老话。老话也是一种套话，但有一点区别，不要都说成是套话。由于很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不深入了解实际，脱离群众，不研究新问题，不敢提出新问题，不敢大胆创新，不敢说自己独特的话，因而说话写文章，总是照抄照引，这样，反映在报上，这种说老话的文章也就多了。报纸工作人员中，不少同志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认真地调查研究，不研究新问题，不搜集新材料，也不敢说人家没有说过的话，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仅缺少新意思、新内容，也没有什么新话。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中就说：“新的文风，应当打破一切固定格式。”“最好的裁缝师，不是用衣服的样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据人的身材决定衣服的样式。”又说：“写文章应如给朋友写信一样，每次有每次不同的问题，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语调。给朋友写信不能按照别人的信照抄，写文章也不能抄写别人的意思和词句。已经讲过的再来重复，就有类于鹦鹉学舌，别人是不高兴听的。”报社一些同志喜欢学人家的文章，这本来也是好事，但学不能照搬，更不能照抄人家的词句。有些文章，如果非引用人家的词句不可，就老老实实，指名道姓地引用人家的原文。

再说，现在世界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思想很多，新名词新术语也很多。我们还有不少“老古板”，他们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什么新东西在他们总有一个似乎是本能的排它性，不愿学不愿听，也不愿说。前两年，对党的开放搞活政策有抵触的同志，连“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第三产业”、“第三次浪潮”、“信息反馈”等等都反对报上用，甚至斥之为“崇拜资产阶级”，这也是影响一些人们爱说老话的原因。

四、说空话。“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是党八股的特点之一。官僚主义者的一个毛病就是浮在上面，不研究具体问题，也不解决具体问题，他们学会一套官腔官调，就是空话连篇。把这种东西登在报上，就是从原则到原则，从名词到名词，不分析具体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满篇空对空，空洞地表示拥护一番。还有，那些发动“大批判”的同志，专门选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名词或者命题来作批判的靶子，要大家根据一定的调子来批，人家就只好翻来覆去说那么几句；有的虽然也可以大做文章，但也是空话连篇。可惜，这个“表态”的毛病还没有断根，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表态新闻”。比如一个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还没有认真学习，就得先表态，有的地区很注意率先表态，先开一个会，找几个人发表一些空洞的话表示拥护，还特别要记者先发一个新闻。我们个别记者也很会写这种新闻，甚至会还没有开，他事先就写出来了，反正照抄文件，说几句拥护的空话。我们有些会议新闻为什么总是压缩不下来，因为对每个到会的人都得写几句空话。

五、说假话。这个毛病现在还是很严重，很普遍，报上浮夸虚假的东西还是不少。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日报专门写社论评价苏联的话剧《前线》，摆老资格的戈尔洛夫和弄虚作假的客里空，成为人人皆知的两个反面人物。我们党从来不把说假话当成简单的技术性问题，总把说真话不说假话当成党性问题，政治问题。在评价《前线》时，我们就把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吹牛拍马，同敢于正视事实，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照起来，把功劳很大的摆老资格、不学新本领、压制新生力量的将军戈尔洛夫，同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记者客里空对照起来，把说真话和说假话对照起来。在莫斯科被围攻时，苏联敢于发表和上演《前线》，当时我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先生说过：“凡是敢于揭露自己缺点的，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当时，我们在延安转载、上演和评价《前线》，表明我们充分具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自信心。在延安，在全国各个解放区的新闻界，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新闻界中，都掀起了一个“以客里空为戒”的学习，结合整顿文风，改进报纸宣传，起了一定的作用。能否如实报道战绩和政绩，能否坦率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早就是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共产党报纸同国民党报纸的一个鲜明的区别。这一点，也是我们党能够赢得全国人心、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是坚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的。到大跃进以后，我们党和党报就逐渐变了。浮夸虚假、吹拍逢迎的升官受奖的事多起来了，这怎么能不祸国殃民呢？到了十年内乱，把假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吹成圣经，把领袖吹成天神，野心家篡党夺权，把党报蜕化成他们的工具，国家怎么不走到崩溃的边缘呢？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从极端坏事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重新恢复了我们党说真话不说假话的优良传统。但是要根除这个坏毛病，并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坚持不懈地做长期的斗争。

我们反对说假话，当然要强调注意事实的真实和分寸的恰当，更重要是从政治上防止和纠正浮夸虚假。事实不真，分寸不当，是人们容易发现的。有些虚假，读者很反感，但不少记者和编者却并不认为是假，这样，危害就更大。比如选择个别事例，戴一顶原则帽子，把好的说得很好，把坏的说得很坏。比如，选几个赞成的发言，完全避开不同的意见，就说会议一致赞成什么。比如，明明是一个很好的革新者，不去表扬，偏偏要去挑他的什么缺点错误。比如，明明群众对某件事很不满意，偏偏报道大家如何满意。比如，某地区某单位工作明明不好，本应批评，却偏偏隐恶扬善，表扬它什么什么好。等等，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经常在报上出现的报道吗？

总之，报纸应该尊重事实，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敢于支持新生事物，敢于仗义执言，敢于揭发批评。在人民心目中，报纸是弄虚作假，言过饰非，还是实事求是，是非分明，是报纸文风正与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

六、说大话。说大话这个毛病，我们的报纸确是闻名的。“大跃进”年代，什么“亩产粮食几万斤”、“土高炉炼钢几十万吨”，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大话屡见不鲜。我当时主持版面，也犯过这类错误，起过坏作用。现在当然不会再说这种大话了。特别是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同志，更加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那种三年完成农业机械化的荒唐口号，也不会再提了。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向上级表功，故意夸大成绩的大话还是很多。记者在写表扬稿容易讨好的情况下，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隐恶扬善，夸大好事；编者以偏概全，标一个夸大的标题，这也是常有的事。至于在我们理论界，这几年，类似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话，还是阴魂不散，一些极左的大话有时还是有市场的。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社会上忽然热衷于什么共产主义的大话。比如有一种理论，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混为一谈。把远大理想和当前现实混淆起来，还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于是，有一个时期，一些报纸上的什么“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处处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芒”一类的话也多起来了。正当党中央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时候，有的却不适当地提倡什么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当中央提倡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带头共同富裕的时候，有的却不适当地反对什么“两极分化”。一些稿件的宣传，给人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不能讲按劳分配，共产党员不能带头先富。

多少年来，这类政治上的大话，使我们吃了很多苦头。报纸宣传防止说大话，主要是指这方面。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具体工作中的宣传上说大话，就不值得注意。如动不动就说自己什么是世界第一，什么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什么全国首创等等。人们对电视广告那种夸大宣传已经够反感了，所以看见报上什么稿子的夸大宣传，常常讽刺为“国内首创”、“誉满全球”。可见，这种说大话的文风是为读者所嘲笑的。

七、说傻话。有很多事情本来是应该埋头苦干，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不说。可是报纸宣传有时常常少做多说，甚至光说不做。读者对于这类宣传觉得可笑，认为是说傻话。比如，我们的国家，受三座大山长期压迫，底子很薄，经济落后的方面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也很多。对于这中间的一些问题，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工作，下狠心改进和革除就行了，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宣传。比如不要随地吐痰，比如在商业人员中提倡说“您好，谢谢，对不起”，放在中央报纸上大宣传，而且一下在全国大小报纸上开展一个宣传高潮。据反映，好些人都感到惊奇。至于我们常常宣传的什么“不缺勤得奖”、“不迟到早退受表扬得奖”、“完成任务当模范”，等等，很多读者都感到这个要求是太低了，说明我们很多本来是起码应当做到的事情都不容易做到，做到了就了不起，就要受奖。好些人认为，这种宣传是说的可笑的傻话。

八、说恶话。就是恶语伤人，说令人可憎的话。这主要指十年内乱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整人害人的余毒。本来在广大群众当中早已没有多少市场了，可惜还残存着余毒。这类文字的目的是整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类文字的本事是罗织罪名，诸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以偏概全；牵强附会，夸大歪曲；断章取义，甚至生编硬凑，造谣诬陷。有人在这篇文章中挑几个“毛病”，在那部电影中找几个“倾向”，东扣一个帽子，西打一棍子，这类文字，在报上还没有绝迹。

但要说明，我们反对整人，并不是反对批评。批评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不是整人害人。批评以事实为根据，以理服人，不是故意挑错，以势压人。批评的文字，有时也需要尖锐，甚至用一些讽刺的笔调，但不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批评是允许申辩反驳和反批评的，批评错了是要认错道歉、作自我批评的，不是那种只准整人，不准申诉，不准澄清事实真象，不准平等地进行辩论，整错了也不检讨，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反正整你，我是对的；整错了，我还是对的。我们所提倡的，怎么能是这种整人式的批评呢？

当然，批评失当的也不少，有的在客观上也起了整人的作用。只要目的不是整人，不是故意挑错，就不能一概说是四人帮整人的遗风，都说成是“恶话”。比如这些年，有些批评改革的杰出者和改革先行地区的文稿，因为事实不准，用词不当，也弄得人家坐卧不安。有人说这是整人，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但这毕竟是令人可憎，是值得警惕，注意改进的。如果发现批评错了，至少应该公开更正。

我这样凑了一个新八股，无非想敲敲警钟。说明无论是老的党八股，还是新八股，都是十分脱离群众的。作为人民的报纸，都必须下决心，在报纸改革中来研究来改进，使人民的报纸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都争取作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第八，开门办报，人民的报纸人民办，人民的武器交给人民使用。

在延安时期，批评“报社办报”、“关门办报”，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提出：党报是全党的报，不是报馆工作人员的报。如果“在这个报纸上，报馆同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社论、专论，总而言之，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及党的影响，党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所以当时就强调“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工作。”首先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来关心和参加报纸工作，全体党员要作报纸的通讯员，大家给报纸写稿，提意见。同时又提出“群众办报”，广泛发展工农通讯网，“就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为报纸写稿，实行群众写，写群众，把通讯工作建筑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

《新华日报》也提出：“向来总以为报纸是报馆所办的，但是人民的报纸其实应该由人民大众来办的。本报之有今日，原来就是依靠多数读者赐与、鼓励、督促、批评、指教的缘故，还有很多读者为本报写消息、写通讯、写专论，给我们帮助很大。我们欢迎专家学者的鸿文，我们也同样欢迎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所写来的东西。假如每一个读者都自动成为我们的通讯员，每一个读者一有什么意见要发表，一有什么问题要提出，就感到有必要写给本报，那么，本报才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所以，“说到本报今后的方针时，我们第一就要提出‘大家来办报’这一点。”

全国解放以后，给报纸写稿的人大大增多。处理这样多稿件，客观上是很困难的。但好些报社没有一直坚持和改进通讯员工作，对通讯员工作有所削弱，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有一些报纸是一直坚持的，除了出版通讯员的刊物，召开通讯员会议，办通讯员训练班，从通讯员中培养提拔记者编辑等方式以外，还尽量采用个别联系的工作。有些报社在建立比较固定的通讯员和通讯员网方面，或者设立通讯小组、通讯干事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加强研究和总结。比如有的同志就提出建议，主张各种大报都可以试办相对独立的“读者来信通讯社”，选择读者来信来稿向各报发稿，同时加强对读者的联系工作。或者办一张“读者来信报”的小报。这是否可以试一试？

除了来稿以外，每天人到编辑部来的各种读者也是很多的。很多编辑部还想各种办法，出各种题目，约请各界群众代表和知名人士到编辑部来。很多报纸在宣传上丰富多彩，同它们密切吸引群众参加工作有很大关系。在列宁亲自主持《真理报》的时候，莫洛托夫同志作了真理报最初六个月的秘书，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当时人们和事件川流不息地到我们编辑部秘书房间来……”“必须在我们的报纸编辑部也这样沸腾着生活，以便报纸和工人们、集体农民们、知识分子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便劳动人民把报纸看成自己的忠告者和朋友，因而积极地参加报纸的工作。”全国解放初期，作为全国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在新闻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莫洛托夫的回忆。他提出，要我们各报编辑部检查一下：“究竟我们的编辑部是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到报纸编辑部来，每天有很多时间来整理和考虑这些问题呢？还是孤立地、被动地、关起门等稿子，然后加以编排呢？”“我们今天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们检查一下，是不是也同样和城市中的工人，农村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呢？”现在，有很多编辑部同人民群众是保持着比较密切联系的，但是，是不是那样“川流不息”、“沸腾着生活”，恐怕还是有距离的。

衡量一个报纸是不是真正的人民的报纸，是不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不是积极地主动地来参加报纸工作，真正是报纸的主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第九，报纸工作人员应当是扎根于群众当中的政治活动分子，他们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应当是深受人民群众称道的先进人物。

在延安时期，提出报纸大众化，把大众化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就深深地感到，报纸要大众化，报纸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大众化。当时体会到，所谓工作人员大众化，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诚诚恳恳作工农群众的学生，使自己不只在知识上、生活上、语言上来一个大众化，特别是在自己的思想上感情上大众化，努力使自己从一个比较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慢慢变成工农群众的一员，变成工农群众的好朋友。另一个内容是要做好革命的记者，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就是说，他必需积极参加与自己业务有关的实际革命斗争，成为一个模范的革命者，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都要争取成为受到广大群众称赞的模范。

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受群众欢迎的模范革命者，才能办出一张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是值得发扬的光荣传统。

全国解放以后，报社人员多了，新工作人员多了，报社的任务重了，报社的内部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了，甚至削弱了，对报社人员本身革命化的工作也相对地放松了。一般的毛病是，浮在上面多了，关在办公室多了，经常深入实际，特别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少了。很多同志注意研究业务，提高写作能力，这是对的，但是却放松了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有的人甚至文章写得愈好，人品愈差。特别是在近二三十年的政治风浪中，不少同志放松了对自己政治品质的锻炼，有少数人当了“风标”，为了升官，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惜牺牲原则，不惜拿自己手中掌握的新闻工具作政治交易。这样，自己尽管官越作越大了，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却越来越低了，也影响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宣传的威信。

要办出一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必须有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报人。

第十，改善报社的经营管理，扩大报纸发行，逐步摆脱摊派式的订报；在经济上争取作到自给自足，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报纸质量上具有较高的竞争能力，成为人民群众争先订阅的报纸。

我们的报纸是宣传品，不是商品；办报不是为了赢利，国家和人民还要给报社很大数量的经济补助。

但是报纸还是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质，因为它还是要读者出钱订报买报的。不能把办报当成赢利事业，但也不能完全不讲经济效益。要努力改进报纸质量和改善报社的经营管理，力争减少政府补助以至扭亏为盈，减轻人民的负担。

减少补助，扭亏为盈，当然要靠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要努力摆脱靠行政命令订报、主要靠公费订报的办法。这就只能千方百计地改进质量和加强报社的经营管理。既不能靠邪门歪道去搞不义之财，也不能不务正业，只顾赚钱，而不顾报纸质量的提高。报社应该经营副业，但必须围绕报纸工作，又有利于报纸工作，比如扩大其他报刊书籍的印行，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各种文化服务事业，等等。在这方面，门路还是很多的。

对报纸采用行政摊派、公费订阅的办法，只能是暂时措施。从长远来看，必须努力向自愿订阅、自费订阅（公用报纸除外）的办法过渡。比如戏剧，我以为不能唯票房价值论，但也不能不注意票房价值。这两种情况都有：一是戏很好，但一时不为群众所喜爱；一是群众很愿看，但内容并不好，这是特殊情况；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内容好，演得好，很受群众欢迎。一般说来，群众欢迎不欢迎、欢迎的程度大小，毕竟是一个戏好不好的标志之一。

报纸也应是如此。办报的人，必须努力改进报纸的内容，争取更多的读者喜爱。除开老、少、边、穷地区以外，一般情况下，一个报纸，如果长期依赖命令订报、公费订报，离开了这一条，报纸的发行量就大大降低，降低到同自己报纸的身份很不相称的程度，只能说这张报纸是一种纯粹的宣传品，还不算名副其实的人民的报纸。

在发行工作上，长期以来总是把报纸、特别是省市以上的党报的发行主要放在城市，放在公家单位，对于深入工厂，特别是深入农村，注意得很不够。这当然也同报纸的内容不是尽量适合基层、适合群众有关。一些明明以工人农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也愈来愈不适合于工人农民，这就很不好。

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好，文化水平也在提高，他们对报纸的需求也大了。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改进报纸的质量，办一张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也应该千方百计地把报发行到基层，发到广大群众手里，扩大报纸的宣传效果。好些地方发扬过去群众自己搞发行的优良传统，开辟群众发行新渠道，这是十分值得推广的。

怎样才能把党报办成人民的报纸，用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我从以上十个方面来加以论述，不知概括得对不对，阐明得对不对。希望同志们来研究，来指正，来补充，来完善，使我们有一个更为明确的努力目标。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来源: 《胡绩伟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