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30年的曲折发展道路。上海公报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共处的原则，以及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原则，仍然是今天发展中美关系应当遵循的规范。另一方面，30年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两国国内政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的内容和处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即从30年来"变与不变"的角度，提供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角度。当然，"变与不变"是相对的概念，而且经常相互转换。
先论述"不变"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 30年来中美从来没有互为主要敌手
冷战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中国一直视美国为主要的战略敌人；美国则在60年代中后期把掌握了核武器的中国看作比苏联更大的威胁。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上海公报正式结束了双方互视为主要敌人的状态，而同时视推行扩张政策的苏联为主要对手。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威胁下降乃至消失。美苏的冷战结束了，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一场"新冷战"呢？十几年来，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议论不断浮现。1990年前后有人提出，美国在把苏联搞垮后，将要"挥师东向"，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1995-96年，中美关系因李登辉访美而严重恶化，关于中美将要走向全面对抗道路的议论又一次增加。到了世纪之交，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美军机相撞等事件，都引起人们对美国霸权的反感和忧虑。近一年来，美台军事关系升级，"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上升，美国一些政策报告建议"战略重点应当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美俄就军控等问题达成重大妥协、美国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部署等等事态发展，重新激发了人们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战略对抗的思考。
应当看到，中美之间出现"新冷战"的因素确实存在，但避免两国互为主要敌手的因素更多，更具决定性。首先，冷战时期那样一种意识形态对立和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30年来的中美交往，形成了一种在磕磕绊绊中维系正常国家关系的共识，以及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在李登辉访美、炸馆、撞机等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短暂的时期内，中美关系显得相当脆弱，但不久便恢复了在斗争中有合作、在合作中有斗争的常态。历史已经证明，中美互不为敌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
从中国方面看，我们集中精力抓国内建设，无意与美国为敌，无意同美国在亚洲或世界其他地区争夺势力范围，也无意通过转移核武器技术和导弹武器技术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更没有支持国际恐怖活动。中国的反霸思想和战略，是自卫型的。中国的政治影响、经济水平、军事实力，都远远没有达到威胁美国切身利益的程度。也就是说，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看，中国都不具备美国主要战略敌手的条件。
从美国方面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任何正式官方文件都没有把中国或任何其他大国确定为敌对国家。9*11以前，美国一直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主要指核武器、战略导弹、生化武器）的扩散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同时把企图获得这些武器的伊拉克、伊朗、朝鲜等称为"无赖国家"或敌对国家。9*11之后，则将本*拉登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视为头号大敌。最近，布什政府在"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黑名单"上，列出了伊拉克、伊朗、朝鲜、古巴、利比亚、苏丹、叙利亚七个国家。美国最担心的是有朝一日像本*拉登那样的人既掌握高新武器技术，又掌握国家政权，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因此，反恐和防扩散必须相结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不言而喻的是，美国眼中的恐怖主义威胁基本上来自于伊斯兰极端势力。"文明的冲突"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而且是一种现实。然而以伊斯兰教历史之悠久，伊斯兰世界之广大，信徒人口之众多（美国也有五百万至一千万穆斯林），信仰之虔诚，美国是不能以任何形式公开将伊斯兰同恐怖主义挂钩的。于是它把朝鲜、古巴也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中，多少有将这两个非伊斯兰国家作"陪绑"以掩人耳目的意图，以避免美国要以伊斯兰为敌的印象。
如果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都没有视中国为主要敌手，9*11后它又围绕反恐调整了全球战略，那么就没有充分理由判断它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打击对象。中美长期对抗是应当而且可以避免的。
二、 台湾问题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
从中美缓和到1979年正式建交，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直至今天，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对抗的几乎惟一的问题也是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30年来中美双方的基本立场都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的目标是实现和平统一，而美国口头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反对武力解决。在此期间变化最大的，是台湾当局的立场从坚持一个中国和国家统一，逐渐演化到今天的"渐进式台独"，执政党也从具有中国情结的国民党转变为一贯坚持"台独"主张的民进党。
1972年以来的美国对台政策一直从属于对华政策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来定位的，而不是对华关系以对台关系为转移。这是全球和亚洲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中国大陆毕竟比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得多。
当前美国对台政策要在三个方面服务于对华政策。首先，对台政策要着眼于稳定对华关系。如果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起伏不定乃至持续恶化，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都要遭受重大损失。50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曾策划"两个中国"，将两岸分裂状态从国际法的意义上固定化。但今天如果公开搞"两个中国"，改变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给美国带来的麻烦大大多于好处。几乎惟一能使中美关系脱轨的，是台海两岸发生军事对抗的局面。因此，美国不支持台湾当局铤而走险，公开打出"台独"旗帜。其次，维持两岸"不战不统"状态，对中国国力发展和对外影响的扩大，起着长久的牵制作用，符合美国对华总战略的需要。再次，美国要促进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必然要利用台湾的所谓"民主经验"做文章，以影响大陆的政治进程。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后，李登辉匆忙推出"两国论"，企图利用中美政治冲突达到自己的目标。然而这一次他打错了算盘。"两国论"反而成了缓解中美僵局的契机。今年，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利用美国保守势力对华持强硬态度的机会，又想在"台独"的方向上迈开新的步伐。但是，所谓"同情台湾"的美国决策者，其实决不会让台湾当局牵着美国的鼻子走。当他们看到陈水扁的所作所为快要"出轨"的时候，又重申了一个中国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台湾问题严峻的一面。"对台湾安全承担义务"，是3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也是美国朝野的一项共识。有人认为，美国在台湾没有生命攸关的利益，因而按照"理性选择"的原理，在海峡两岸爆发军事冲突时，美国会置身局外，避免直接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这种论点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承诺了维护台湾安全的义务，使台湾问题不仅是美国外交问题，而且成为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有约束力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台军售、技术转让、提供情报等方式加强台湾对抗大陆的军事能力，在美国政界无人反对。去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布什政府扩大对台军售和提升对台关系的做法越走越远。台湾当局同美国的勾结日益密切，"台独"的支持者已从国会扩展到行政当局。美台军事关系发展到不公开的军事同盟，"底线"划在不搞联合军事演习。对于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美已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模糊的只是介入的方式和规模。
为遏制"台独"趋势的发展，防止这颗"不定时炸弹"爆炸，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凝聚力和军事威慑力，同时加强对美方的工作。稳定中美关系是稳定台海局势、争取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30年来中美关系的最大变化，发生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中国和美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上升。
虽然在国际舆论界不时出现"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等悲观论调，但大多数战略分析家所持的预测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中国的国内总产值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一方面，我们有理由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的迅速提高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美之间力量和地位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如果按照汇率计算，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左右，人均收入则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30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地位也呈上升趋势。197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万亿美元左右。到199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5万亿美元，到2000年增长到约10万亿美元。现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29-30%，军费占到世界的40%以上，相当于在它之后的8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在经济、科技上同日本和欧洲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9*11以后，美国的经济受到冲击，国内安全感下降，但是政府控制力和民族凝聚力却在上升。在阿富汗战争中得手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得以强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挤进了它一直想挤进的中亚等地区，还增强了它在东南亚等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过去的30年里，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实力地位也有变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上升幅度能同中国和美国相比。苏联力量从7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最终解体。作为其国力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战略核力量虽然仅次于美国，常规武器也很先进，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下降，以及国内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困扰，使它不得不退出对一流世界强国地位的追逐。日本在过去的十来年时间里，经济增长缓慢，体制改革滞后，近年来保守势力上升，执政集团不稳定并且丑闻不断，缺乏长远的国际战略设想。因此，未来的日本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德国统一之后实力增强，但国际影响还需要通过欧盟来发挥。英国和法国的国际地位基本持平。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尚需时日。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的冲击很大，作为东盟"领头羊"的印尼内乱不止，不能在地区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很难超越本地区。
作为在过去30年里国际战略格局中实力地位上升最快的两个大国，中美矛盾在当今世界上大国关系中成为最突出的一对矛盾。按照西方一种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个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大国（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同一个国力迅速发展、对现存秩序不满的大国（如当时的德国），迟早要发生战略碰撞。于是一些美国人认为，"一山容不得二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越强大，就越成为美国的心头大患。
毋庸讳言，中美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看法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国坚持要"领导世界"，而中国主张国际政治多极化。在军备控制、人权等问题上，中美双方的立场也有不容回避的差异。台湾问题则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容易引起冲突的问题。但是，中美两国在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对本身实力的清醒估计，决定了中国不会像一次大战前德国挑战英国一样，去同美国对抗；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也决定了我们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因为要改善中美关系而牺牲根本的国家利益，或者改变国内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 两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30年来，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阴影里走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党的政治路线、指导思想、领导方式与时俱进。同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打交道的时代相比，中国对美政策的国内决策环境大大复杂化了。当年对美政策的调整幅度很大，但决策过程却比较简单；当年"秘密外交"需要互遣特使，如今首脑之间有"热线"电话往来；当年外交工作基本上是外交部等几少数政府部门的事，如今对美关系涉及到的政府部门有几十个，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当年公众对中美关系即使关心也无从了解、不能评论，如今中美关系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和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之一；当年公众对美国毫无感性知识，如今每年访问美国的中国人有几十万人次。在今天的国内外环境下，各个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研究单位和个人，都会从自己的工作范围和特殊角度去认识美国和对美关系，形成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社会上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议论很多也是正常的。但是，宏观的对美政策只能有一个，外交工作的种种考虑和运作过程毕竟不能都向社会公开。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客观而不过分情绪化地报道国际事务，正确引导社会上的爱国主义感情，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在涉外工作中的协调，是处理好对美关系的关键问题。
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外交路线是基本稳定的。但是，30年来美国政治的变化也值得注意。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族群人口比例的变化和新移民的急剧增加。1970年，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占87.5%, 到2000年降低到82.2%。30年间，白人的人口增加了27%，而非白人增加了近一倍。华人血统的美国人，从1980年的80万增加到今天的200万。20世纪60年代以争取种族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民权运动，对传统的美国意识形态形成极大冲击。以民权运动和种族构成变化为基础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与白人基督教文化一争高低。同时，美国的保守、排外势力，特别是宗教右翼，一直企图卷土重来。此外，贫富悬殊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美国国内利益更加多元化，各类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11之后，美国大大强化了它的国家机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穆斯林和其他一些少数族群受到歧视的现象大量增加，以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国内治安为由而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压制。凡此种种，都给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增加了复杂因素，也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许多人意识到中美的共同利益十分广泛，中国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有利，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政治稳定。但也有人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反对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把中国视为头号威胁，主张利用台湾问题在军事上牵制中国。这些人对中国知之甚少，能量却颇大，经常发出刺耳的声音，制造耸人听闻的反华故事。这些不同的主张背后都有利益驱动，而美国对华政策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化合物。三、 以经贸关系为龙头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
30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以经济关系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交往的扩大。尽管双边政治关系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经贸领域也经常受到对华最惠国待遇等政治问题的干扰，但互惠的经济合作以及在教育、文化、科技、能源、环保、卫生、法律等领域的合作却一直在蓬勃发展。
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到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累计达6000亿美元。2001年中美贸易额为805亿美元，是1979年的32.8倍。据美方统计，2001年的中美贸易额则超过了1000亿美元。造成统计上这一差距的原因，是美方把原产地为中国大陆而经港澳、台湾等地转口到美国的产品计入中美双边贸易中。如按照这种统计方法，美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使按照中方的统计方法，到2005年时中美贸易额预计也会增长到1200亿美元以上。中美贸易额近年来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10%。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将继续高踞国外在华投资的首位。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等原因，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经济合作对象的前景是明确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的金融业、保险业和信息产业等将以更大的步伐迈进中国市场。尽管我国经济主要靠内需推动，对美经济关系的巨大潜力仍然必须充分利用。在此过程中，搀杂着政治因素的经济摩擦将有增无减，而我国经济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更加直接，这是我们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现象是不对称的。中国大陆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当前中美贸易额仅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左右，在华投资仅占美国海外投资的3%左右。中国向美出口的产品中，尽管电器、机械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正在增加，但鞋类、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对华出口则以飞机、化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差别。
从中美关系30年来的连续性与变化中，可以对其现状与未来做出几点估计。首先，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一直是我国外交和战略上的主要对手，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美国也加深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但是，中国一直不是美国的主要敌手，9*11以后美国更没有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因此，虽然美国的单边主义在发展，霸权地位稳固，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其次，在对美关系中可利用的矛盾和有利条件很多。美国同其他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牵制着它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和战略图谋，中国有很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应当看到冷战时期那样一种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中国同俄罗斯、日本、印度或其它国家结成反霸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极小。中国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欧洲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实际上是对美国霸权图谋的制肘。
第三，对美关系中最大的有利条件，是同美国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我们有不少的"经济牌"、"社会牌"、"文化牌"可打，可以将我国的影响扩展到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影响美国外交的决策环境和决策过程。对美工作的重心，可以而且应当逐渐转移到美国国内。
最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曲折起伏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做出的基本判断和重大决策上来，冷静观察，趋利避害，沉着应对。紧紧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不放，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综合国力搞上去，是保持有利国际环境、稳定中美关系、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重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