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走向。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人们既对未来充满企盼，也对过去进行反思。在这新旧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群众看来，1976年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它平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待到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11月。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

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共中央制定“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统一部署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随着揭批运动的深人开展，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些要求又突出地表现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上。而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的。

1976年3月底，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个群众运动在4月4日达到高潮。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该文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的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轰轰烈烈的揭批运动址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在指导思想上，这场运动被限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框架内。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人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这种基调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自然不可能顺利解决。

10月26日，中央宣传口成立。华国锋在对其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应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四人帮”本质极右；批判中要注意，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批邓要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准，以四号文件为准(四号文件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作者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被定性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的天安门事件，自然属于“决不允许翻案”之列。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而一个月后，即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全党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拨乱反正的进行。1977年1月，北京市的李冬民等十余名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错案才得以平反。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能翻，这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讲话中，华国锋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和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区分开来。前者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因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后者的行动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应予平反。这两种性质的区分，表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表示，邓小平可以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一封“揭盖子”的读者来信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北京市在一段时间内揭批运动没有能够深人下去，在组织上也没有进行调整，许多问题役有揭批，没有处理。如对北大、清华两校的清查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即黄帅事件)、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等影响全国的问题，没有及时、彻底地解决。群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78年5月，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他到任后当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据那时刚刚调回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许孔让同志回忆：在1978年5月底到6月初，北京市委召开全市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始的工作报告中对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北京市落实干郑政策的情况做了估计，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到会的很多同志对报告中关于前一段落实政策所做的不切实际的过高的估计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绝大部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虽然有了落实政策的决定，但对很多人的结论留有尾巴，很不彻底，因此要求会议重新估计形势。

针对大家的意见，贾庭三同志在做结论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有一个看法，毛主席当年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条适用于北京。我想这一条要明确。贾庭三同志的这个说法看起来是一句老话，但是非常重要。对这一条，与会同志都非常拥护。因为在此之前认识是很不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还是不肯明确说北京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对许多给予落实政策的人，不说你受了冤屈，还说你有错误，甚至还说有严重的错误。这样，落实政策的结论留下了很多尾巴。

贾庭三同志接着说：许多同志不同意会议原来报告的估计，大家认为政策落实问题绝大部分没有完成，我看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比例。我们要按照现在的标准，实事求是地重新把落实干部政策、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这件工作做起来。贾庭三同志讲话前一天晚上，要我找市经委副主任张彭、邢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斟酌后才将讲话稿定下来。他的话不长，可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会后，北京市委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2001年5月22日采访许孔让)

落实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纠正冤案、假案、错案。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大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问被诬陷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邢相生，儿位副局长等23名局处级干部得以平反昭鱿；在这起冤案中受株连、打击和迫害的干警和群众也获得了公开和彻底的平反。在北京市委抓大力度落实几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揭批运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第几版发表了署名杨西岩的人民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在揭批运动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捂盖子”的问题。

据杨西岩回忆：当时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受到冲击，下放到农村劳动。林彪事件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改为西城区委党校)。那时的党校并不重视学习，主要搞所谓的大批判，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这一套做法，我心里很反感。

“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理说应该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可是，一段时间内，还在继续批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凡是”更是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开展〕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我看过之后感觉很痛快。黄帅事件的真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究竟是谁捂的盖子？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问题。理论讨论会在东北搞的很普遍，实际上是毛远新利用讨论会来宣传“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谬论的。北京也搞了〕北京市委曾在市委党校召开专门会议，布置各基层单位进行所谓的理论大批判，并说这是新生事物，是培养“理论解放军”。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心里气愤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事情，市委应该调查清楚，让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里的疙瘩.、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这是封公开信，当时也没有考虑什么后果。信写完后，我还在办公室给大家念了一遥，署上我的真实性名、联系地址，就寄出去了。时间大概在1978年5月份。《人民日报》7月底发表。这么做，自然惹怒了上级领导。他们把我下放到粉子胡同居委会，这个居委会归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我的信发表后，有很多读者来信来电表示支持。(2002年2月27日采访杨西岩)

杨西岩的来信发表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分别转载，国内外对此有不少议论，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注意。8月2日，北京市委就关于《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的问题请示中央。3日晚，吴德、贾庭三又给华国锋打电话，问怎么办，希望谈一下。华国锋回答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是个重要问题，中央常委讨论一下，研究个意见再答复。4日，经政治局讨论，一致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杨西岩来信。中央的考虑是，《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人民来信，没有向中央请示，也没有向中央常委请示报告。《人民日报》有权发表人民来信，但发表这样的人民来信，牵涉到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实际上是点了吴德同志的名，不请示报告中央是不慎重、不妥当的。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转载了，香港《大公报》也转载了，外国记者纷纷猜测。如果《北京日报》再转载，市委再检讨，那就证明是政治局、中央同意的。所以，中央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

8月5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华国锋对《人民日报》发表杨西岩的来信和北京市委关于《人民日报》群众来信问题的请示，对北京市揭批“四人帮”运动和各项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委在9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央政治局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情况，从《北京日报》11月巧日报道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一二。

这则消息在谈到中央对北京市的指示时称：“中央领导同志对北京市的指示是非常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对于改变北京市目前的落后、被动局面，搞好各项工作，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到会同志发扬整风精神，对北京市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认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致认为，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形势是好的。但是，与先进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距离华主席、党中央对首都的期望很远。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没有搞好。两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单位的运动搞得是好的。但是，市委对运动的领导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北京市的实际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帮’，对一些全市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很好清查和处理。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不舒畅，积极性受到压抑，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决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使全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以实现华主席、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近两年来北京市揭批查运动的情况。正因此，中央要求北京市委进一步深人开展揭批查运动，并决定对市委班子再次进行调整。

北京市工交系统的举措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和尔后的“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干将的“双追”(即追查天安门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中，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加0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北京市群众被拘捕388人，至于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仍认为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只是不再把悼念周总理、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按照这个口径，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期间因悼念周总理而遭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如1978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为因悼念周总理、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中国民航总局报务员付酒严平反。8月4日，市公安局、崇文区革命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为贺延光等人彻底平反(((北京日报》1975年s月14日)。9月19日，朝阳区委召开大会，为周忠铱、刘建英等22人平反(《北京日报》1975年10月7日)。9月20日，市一轻局党委召开大会，为市自行车一厂的青年工人魏海涛平反(《北京日报》1978年10月9日)。但是，天安门事件是上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运动，涉及面很广，只对某些个人进行平反，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群众很不满意。

在平反过程中，北京市工业交通系统首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78年8月下旬，北京市委在整个工交系统为在天安门事件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职工平反，其中以仪表局、机械局的规模较大。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经委主任叶林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过工交系统的平反问题，并获得了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同意。为了解这个情况，笔者致信叶林，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过程，并附上了采访提纲。收到信后，年近九旬的叶林做了认真的准备，同时还找了当年同他一起处理这件事的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张彭，就笔者所提的问题进行核实。2001年3月9日上午，笔者专程到北京市委大楼采访了他们。

叶林对笔者说：我和张彭同志仔细看了你的来信。你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什么说是大题目呢？因为我们经办的只是其中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张彭同志是老同事、老搭档了。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是北京市经委主任，张彭同志是副主任。我们在1977年8月下旬恢复工作。在工作期间，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交战线和国防工业口的广大职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他们强烈要求平反。我和张彭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生命和工作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的意见要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工作。但是，那时我们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作了报告，说明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在天安门事件中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我和张彭同志又商议：口说无凭，应该写几句话，有一个书面东西，最好能在吴德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获得通过。我们商议后就由张彭同志执笔，写了一个东西。我记得那是个晚上，我们俩商议后很快写成了。内容大致是：“1976年春天，广大职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时‘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同志说：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些同志讲：可以。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为他坐得离我比较近，其他人我就记不得了。我来北京工作的时间比较晚，常委的有些同志我还不认识。

张彭在一旁补充道：我是在1977年8月前后调回北京市机关，解放后十七年长期在原北京市委工作的。叶林同志过去在国家经委工作，也在那时调到北京工作，主管经委、国防工办、全市工业系统的工作。当时许多职工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意见很大，有些同志还因此受到迫害，始终未得解脱，要求时这个问题有个说法。后来，叶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给大家有个说法。我们商量应该对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职工予以平反。

有天晚上，市委召开常委会，叶林同志去参加了。那天晚上我没走，就是想听听常委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个什么说法。在开会途中，叶林同志出来了，对我说：口说无凭，咱们是不是拟几句话，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一下。他们认可了，咱们好办事，有个凭证。我们商量后由我执笔写了几句话，那几句话的内容就如叶林同志所说。

据叶林、张彭回忆，这次市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约为1977年冬或1978年春。在叶林的提议获得市委同意后不久，叶林受市委委托，召开了一个有各工业局参加的大会，宣布了市委的决定。据叶林回忆：大会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国防工办、工交口的同志都参加了，约一万多人。会前按那时开大会通常的做法，我们以工业局为单位，根据体育馆的方位，事先在草图上划定各个局的位里。会上，我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大家反应非常热烈。

张彭说：当时的这些事情，还不能说是市委为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只是给工交口在四五运动中受到迫害的职工平反。

叶林对笔者说：当时我们经手的就是这么些事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平反，生活上也没有提解决什么待遇问题。至于你提到的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这个大问题，我想许孔让同志会T解其中的情况，他当时在市委办公厅工作。1978年5月贾庭三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过程，参与甚多，可惜他去世了。你可以再找一下许孔让同志。

根据叶林、张彭提供的线索，笔者仔细查阅了1977年至1978年的《北京日报》。1978年s月31日《北京日报》载：8月23日，市仪表局党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郑重地为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魏传军、吕德俊等10多名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大会最后，市委负责同志讲了话。他受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委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为在1976年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受迫害的魏传军、吕德俊等ro名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并对他们及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对这些同志问题的处理，市委是有错误的，这个责任主要由市委承担。他指出，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感到无比义忿，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他们深切悼念周总理，忿怒声讨‘四人帮’，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这充分反映了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

这段报道与叶林、张彭的回忆大致相同，但时间、地点有出人。经多方查证，叶林是1978年5月担任市委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他参加的这次市委常委会议的准确时间是1978年8月22日晚。出席者为吴德、贾庭三、叶林、毛联汪、李立功、王笑一、刘坚夫、白介夫等市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叶林的提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很简单。叶林在发言中说：仪表局明天要开个大会，对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一是讲承认是革命行动，悼念总理受迫害，代表市委(市)革委(宣布)，市委是有责任的，机械局后天开会。吴德说：可以吧？

此外，仪表局8月23日召开平反大会的地点在工人体育馆，而不是首都体育馆。8月31日，《北京日报》登载了仪表局召开平反大会的消息。

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讲话比较起来，1978年8月31日《北京日报》的这段话有三点突破。第一，不再提及“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第二，高度评价了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华国锋的讲话说：“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北京日报》则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这充分反映了首都群众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第三，对过去受迫害同志的错误处理，市委主动承担了责任。

采访叶林、张彭后，2001年5月22日，笔者拨通了许孔让的电话，说明了要采访他的意思。许孔让同志对这段工作情况有较清楚的记忆，当即在电话里与笔者谈了有关情况。提及叶林、张彭请示吴德，要求给工交口职工平反的事情，许孔让回忆说：那时候，工业系统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叶林、陆禹(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同志)、张彭、邢军的态度都是比较明朗的，都积极推动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我从基层调回机关工作不久，我所在单位也存在着因类似情况迫切希望彻底得到平反的问题。叶林、张彭同志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市委常委会上，吴德同志主持的市委，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主动做这件事。叶林、张彭同志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他当即同意了。叶林在会上简要讲了一下，吴德说：可以吧。会上没有不同意见。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可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工交口、国防工业口解决为天安门事件受迫害群众平反的问题走在了前面。机关里关注这个问题的少数同志逐渐了解了解决问题的经过。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在1978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并作出指示后，北京市委决定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获得中央的批准。经过了必要的准备，直到9月22日才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委员和市委各部、委、办，各区、县、局和直属大厂、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共300多人。

会议又分两段进行。第一阶段的会议从9月22日至9月27日，主要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5日接见市委常委时所作的指示，吴德作初步检查。9月27日休会。休会期间，与会代表主要讨论、学习华国锋在1978年国庆招待会上的祝酒辞，以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万水千山只等闲》。

10月7日，中央决定免去吴德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调中央工作。10月9日，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四人帮”粉碎后，林乎加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调到上海工作。1978年5月底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关于这一时期工作交接的情况，林乎加回忆说：大概在1978年10月初，天津市委正在开会，我接到电话，让我马上到北京去。我说：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再去吧。可是，不行，要我马上到北京来。(作者注：经查，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1978年9月，最晚不超过9月中旬)

到了北京，华国锋同志找我谈话。大概在玉泉山。他对我讲：刚刚到天津，现在又调你到北京。我说，屁股还没坐稳呢。他说：北京市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有的干部时吴德同志有意见，有些问题要让他讲清楚。吴德同志又讲不清楚。他怎么能讲得清楚呢？那个时候是上面命令的，他是奉命执行。吴德同志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主持工作。

华国锋同志还说，你过去在上海，现在在天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

我说，天津的工作到现在还焦头烂额，没什么头绪。北京的情况我接触很少，我原来在计委工作过几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浙江被关了5年，很多情况不了解。地方部门现在都是初步地应付局面，还不能说已经走上轨道。华国锋同志说：不但城市，全国也都是这样。中央考虑过了，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提了、去天津的那些话，大家都讲过多次了。他还说，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找我。我的意见是，明天找中央几个同志一起，你把困难摆一摆，大家听一听〕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我把华国锋同志找我谈话的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跟小平同志、叶帅、先念等同志说了。

先念同志讲：哎呀，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决不了，你找我，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你过去在计委工作过，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和计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国锋同志、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讲：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在我没到北京以前，中央已经调了贾庭三同志从贵州到北京当第三书记，实际上是，他主持工作。他也是个老北京了，以前也跟我一起在“小计委”工作过两年。我想有事的话，我和贾庭三等同志商量解决吧。(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林乎加到职后，主持听取了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为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复会做了准备。11月2日至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会议主要讨论和部署揭批查运动、进行大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动员以及对当前工作的安排。吴德到会作一补充检讨。

11月3日，贾庭三代表北京市委做了《分类指导，加快步伐，搞好揭批查运动》的报告。贾庭三说，两年来，北京市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总的说来，是落后一r。长期以来，对运动的领导只停留在一般口号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北京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特别是一些对全市以至全国有影响的重大问题迟迟没有清查，甚至采取了定调子、划框框、设“禁区”的错误做法，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致使北京市的运动冷冷清清，揭批查运动没有很好开展起来。针对这种现状，贾庭三讲了今后的部署：第一，为了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仍然要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第二，要抓紧把清查工作搞好，搞到底。第三，结合揭批查的斗争，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第四，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参见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

会议各组讨论贾庭三的报告时，代表们反应热烈。建委口的同志建议，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由市委直接为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财贸口的同志说，加快揭批查运动，当前需要抓的几件大事，其中之一是为在天安门事件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有的代表说，贾庭三同志在插话中讲了这个问题，希望在文件中明确写上，不然我们回去讲多讲少，不好掌握。广大群众很关心这件事，这个问题早讲比晚讲好，早讲早得人心。这次会议最好能把市委的态度传达下去。其他各组的同志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此后，北京市委将常委扩大会议情况上报中央。北京市委认为，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和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为此，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对各单位的运动，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加快步伐，争取在今年年底，多数单位揭发、清查的群众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以便为明年大干快上做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市委并决定今年内要开几次全市性的批判大会，批判梁效和洪广思、第三次理论讨论会、反“右倾回潮”、黄帅事件等问题，以及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所谓“五大领袖”和严重打砸抢事件的首恶分子。第二，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抓紧解决一批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坚决落实作为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搞好治安、交通和市容卫生这三项综合指标。第三，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开展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大发动，并立即着手制定规划，培养人才。第四，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转变领导作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前一天，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林乎加、贾庭三、王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虽然闭幕了，但由于与会代表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反应强烈，会议的报几经修改，仍未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并在公报中添加上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实际上是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一段文字。当时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林乎加、贾庭三、王磊回市委，参加讨。11月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又将事情原委以特急件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获得同意。11月巧日，《北京日报》刊出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

据许孔让回忆：我是作为工作人员市委负责同志到中央工作会议工作的。林乎加同志是会议华北组第一位召人，我是华北组联络员二北京市委常扩大会议基本结束了，但会议还没有总结。11月13日，也就是林乎加、贾三、王磊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两天又回市委一次，进行会议总结。我记那天晚上还开会讨论了公报稿，后来表在11月15日的《北京日报》上。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已经搞过好几次。工业系统的如叶林、张彭等同志，高校系统的如刘达同志都很着急。林乎加同志到任后听取意见时，其中就包括几个大学的汇报。在我的印象中，刘达同志讲的最鲜明。他说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重灾区，十年中这么多人受迫害，应该尽早彻底解决遗留问题。所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整个过程，是水到渠成，并不是到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时才研究这个问题。工业系统和若干大学早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市级机关在四五运动中被定成反革命的并不多)。(2002年2月19日采访许孔让)

据林乎加回忆：关于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事情，这已经不是新题目，而是个老题目了。两年了嘛。北京市委在吴德主持工作时，已经讨论过为工业系统平反的问题，还写成了文字。我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看过这个东西，认为可以，这就是后来公布在《北京日报》(1978年11月15日)的那个稿子，基本上是原来市委讨论的意见。我问过毛联狂，他都一五一十跟我讲了。他说，当时工厂里闹起来了，反映到市委来，都去找市委管工业的叶林同志，叶林主张支持群众的意见。后来叶林代表市委宣布为工业系统的同志平反至于吴德同志是否向中央报告过，我不知道〕我估计这么大的事情，吴德同志不会不向中央反映的。(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

林乎加的这段话，正好和前文叶林、张彭的回忆相吻合。林乎加所说的“叶林代表市委宣布为工业系统的同志平反”，即是上文提到的1978年8月31日《北京日报》所刊载的那一段内容。毛联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林乎加还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11日)，会议的公报已经改了四五遍。会议结束前一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0日)，我和贾庭三同志都参加。拿到公报最后修定稿后，我和贾庭三同志商量，觉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个问题需要向中央报告。

11月14日上午，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大概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由于到会同志强烈反应，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这段话的大意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我们在信中还说，这段话是8月吴德同志主持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叶林同志讲话稿时通过的，原文登过《北京日报》，现在准备明天再一次见报，如有不妥之处，请速批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很快划了圈。11月15日，《北京日报》公布了上面的这段话。不过，也有遗憾。当时我们要是在这段话前加上“经中共中央批准”这句话就更好了。(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林乎加、贾庭三的请示，与8月31日《北京日报》所刊登的大致内容的新闻报道相比、又有所不同。后者提及四五运动时，说这是“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感到无比义愤，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他们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林乎加、贾庭三向中央请示的报告中，又加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是“它反映了全囚亿万人民的心愿”，另一句是“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表明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为其平反的力度和决心。

北京市委14日的请示很快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并于巧日见报。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问题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人，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江苏、浙江、河南等省的省委，对同类事件，也作了类似的处理。

写到这里，笔者想再附加一笔。对“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这一问题，年事已高的林乎加同志在两年前就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审阅核实了采访记录，并说没有意见。根据林老提供的线索，笔者又采访了叶林、张彭同志。他们看过采访语录后表示，可以发表。但由于某些史实，特别是叶老参加吴德主持的市委常委会议的时间需进一步考证，文章迟迟没有面世。直到本文发稿前夕(2003年8月)，林老这一时间(1978年8月22日)最后查明。当把此事告知叶老、张老时，他们非常高兴，并说对他们的采访记录，在使用时就以本文为准。

新华社电讯稿的发止

1975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以第一版转第二版的篇幅，报道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在这篇近7000字的报道稿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一段文字很快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据林乎加回忆：我们这个稿子在《北京日报》刊登后，曾涛、胡绩伟同志找过我。他们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但我跟他们不熟。他们问：你们这个稿子是不是中央批准的？我把经过跟他们讲了，并说在《北京日报》公布前，我们已经请示了中央。他们说：是不是让我们在全国发？我说：那是你们的事情了。他们研究后认为可以发向全国。据参加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回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了很多部门负责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当时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空缺，我是副社长。本来社长由李普同志兼任，当我调任北京分社任副社长时，中央组织部已任命李普为新华总社副社长，因此，分社的工作由我主持，并参加市委的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从1978年11月初开始，14号结束，开了一个多星期。当时议论最尖锐的一件事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在清查工作中，各单位都会遇到天安门事件问题。当时听说工业系统如机械局、仪表局内部有个传达。大家说，天安门事件应该有个新说法。当时谁也没有说“平反”两个字，这两个字太敏感了。干脆用“新说法”。对这个问题，在会上反应很强烈。我记得开会的头一天，大家谁也没有回家，关起门来议论纷纷，谁也不睡觉。在会议期间，我还将与会代表对天安门事件的强烈看法发了个内参。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背景。北京市原由吴德同志主持工作，后来由林乎加同志主持。大家对林乎加同志寄予厚望，希望市委能对天安门事件有个新说法。会议期间，市委没有表态，很慎重。会议结束前，市委才定了调子。

11月14日下午，开总结会。每个正式代表发了一份报告。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讲话。讲到后边，他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大意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听后非常激动，心想，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2000年2月20日采访周鸿书)

从周鸿书的回忆可以看出，他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始于11月2日)，所以，他说“会议从11月初开始”。常委扩大会议在11月11日结束。根据林乎加、许孔让的回忆，市委在11月13日晚进行会议总结并确定公报稿；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就公报稿中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那一段内容紧急上报中央并获批准在此之后，周鸿书的回忆又提供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市委在11月14日下午召开了有全体代表参加的总结会。

周鸿书还说：一散会，我坐车赶到了总社。本来想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他不在，于是我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这时已经是14日的傍晚了。我跟杜导正谈了会议的情况。我问他，能不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他说：定要争取。我说：争取吧。我回到沈京分社，心里老在琢磨这件事。如果争取不成，单发给否了，就没有希望了。如果放在大稿子里，还有这份材料。14日晚，我们决定先写成一个2000多字的长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稿子里；同时尽量争取单发。

由于当时市委第一、二、三书记都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所以我在送审稿上还给毛联狂同志写了一段话：联妞同志：此稿(指长稿子)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妥否，请你审定。

11月14日晚上约10点钟左右，毛联妞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诸示乎加同志。他又说：恐怕他也定不了。

接着我给杜导正打电话，告诉他大稿子的方案已经定了，并把前后过程跟他讲了一遥

杜导正沉吟一下说：那就算了吧。

这天晚上10点以后，我给国内部政治组打电话，对他们说长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对方说：好吧。

第二天(15日)早上，我听广播，没有听到有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这么重要的一个消息，新华总社却没有采用。然后我到分社上班。走到大门口，传达室递给我两份报纸，是当天的《北京日报》。我扫了一眼，看到上面登载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并从一版转登到了第二版。

早8时许，总社国内部的庄重同志来电话说：请你马上到总社来，研究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问题。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他说，要告诉北京分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内容。于是，我坐车赶到总社国内部，先到杜导正的办公室。老杜和国内部值班室的舒人、庄重等同志在崖子里坐着等我。

我们研究怎么突出天安门本件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要突出这一段，要么放在导语里，要么就单发。摆来摆去，拿不定主意。后来我：我讲一个搜点子。我来的时候，《北京日报》已经见报，我们就把那篇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抽出来单发，又可不送审，因为这是市委同意的稿子。大家说：是个好主意。

最后老杜拍板：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开完会，我们从六楼往五楼走的时候，庄重时说：老周，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个单发稿吧。我原稿上调整。

到楼下，他给我找了一张桌子，我动手写单发稿，最重要的是把导语拟好。写完后，我交给庄重。他看后说：可以了。走，咱们找舒人去。他放下还没有弄完的稿子，和我一起去找舒人。舒人看完稿子后，把导语改了一下，加了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标题写好后，我重抄了一遍。我和庄重送到穆青处。穆青在导语部分又做了几处改动。

几经折腾，穆青顿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发吧。

当时我很奇怪，这两个方案，我们争来争去，就这么简单决定了？就不必讨论了？我问穆青：这稿子还要送审吗？

穆青说：不用了。曾涛昨晚来电话了，我们商量过了。

我回到北京分社，把事情经过跟分社的两个记者说了。他们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语法上是不是有点不通？事件是行动，能不能简单化一下？

于是我又打电话给穆青。他说：“天安门事件”得上导语，“革命行动”也得上导语，就这么定了吧。11月16日，各报都广泛采用了新华社的这则电讯稿，就连《北京日报》也在一版采用这条新闻。这条轰动中外的重大新闻，为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推动作用。(2000年2月20日采访周鸿书)

关于播发这则电讯稿的经过，笔者采访了当时新华社的几位负责人。据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回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后，我和国内部的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决定就这一段发一个通稿。我们立即通知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同志到总社来，他参加了市委常委的扩大会议。大概早上9点多钟，周鸿书就定了稿。因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副社长穆青审定。穆青又和曾涛商量过，得到了曾涛的同意。巧日，新华社就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醒目标题，发出这条电讯。电讯的内容没有变，但标题做了改动，比原来的更鲜明了。(2000年12月18日上午采访杜导正)

据原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回忆：当时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参加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11月14日晚上他拿来一个稿子，里面提到了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很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件大事，为慎重起见，我必须与曾涛同志商童，他是一把手。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通过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关于电讯稿的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了。我们决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通了十多次电话。曾涛也跟我提到，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童过这件事情。曾涛同志还给我透了个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看到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我们想这么做没有错。

到15日晚上7点钟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儿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夜。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是一片欢呼。11月19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2000年12月18日上午采访穆青)

采访中，穆青告诉笔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李年贵手土还有当年的电讯稿原件。笔者来到新华社报刊楼，见到了李年贵。他告诉笔者，因这篇电讯稿被别的同志拿去了，答应过几天将原稿的影印件寄给笔者。他还说，原件有穆青和玛健同志签发的笔迹，建议笔者找冯健同志谈谈。

走出李年贵的办公室，笔者采访了冯健。

据冯健回忆：我当年在国内部负责发稿11月14日晚上，周鸿书根据记录写了两千多字的稿子，送到总社政治组。政治组负责处理稿子的是庄重。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同志。政治组的同志觉得把关于天安门事件这么重要的问题，放在这么长的稿子里不突出，是不是可以抽出来单发，于是就找到了穆青。曾涛、穆青和杜导正商量。这件事情政治组商量过，但不是在政治组决定的。

于是，巧日早上我们把周鸿书从北京分社找来，让他重新写一个短稿子，写完以后就直接送到我这里，因此我拿到的是一个短稿子。国内部值班的编辑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很有经验。他先看，改过个别词句。我在稿子上也改了个别字，都是技术性的。因为这是件大事，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新华社那时的发稿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后，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要事先写出，一旦要发，就马上可以发出去。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稿子模写完了，穆青一回来，我就把稿子送给他。穆青在上面签字：发。(2000年12月18日下午采访冯健)

这次采访结束后不几天，笔者收到了李年贵的来信，信中还附上了当年新华社电讯稿原件的影印件。李年贵在信中说，此稿的手迹是北京分社周鸿书的。在影印件的左上角，穆青批示：发。穆(“发”字的左下角还有一个“省”字，也是穆青的笔迹，意思是发首都中央级报纸和全国各省报)。“15/11稿”是当时国内部值班室主任舒人的手迹。影印件的右上角是冯健的笔迹：“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冯15/11。”

应该说，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北京市委功不可没。新华社正是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公报的基础上，向全国发出电讯稿，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因新华社电讯稿的措辞与《北京日报》略有不同，事后中央向北京市委问明原因，市委还向中央作了简单的说明。

据许孔让回忆：北京市委把决定正式登报后，新华社又发了一个短消息，标题用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表述上同《北京日报》就不完全一样了。新华社的新闻见报后，11月16日这天夜里，北京市委又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情况，大意是：今天各报刊登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市委没有宣布这个题目，特此报告。

这份报告内容是当晚林乎加同志口授，由我记下来，又经林乎加、贾庭三同志审定的。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中央负责同志有的在会上。林乎加同志要我抄清后，就同贾庭三同志一起签发了报告，还要我就送交中办在会上的负责同志。我说明送中央文件要送一定份数，是否排印后送出。他当时较着急，说：那不又得几个钟头。我说文件很短，拿回机关找印厂马上就办。他说：那索性交给毛联狂同志看一下吧，随后虽经毛手，还是手抄的立即送出了。

11月16日新华社的消息见报后一两天，林乎加同志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几位负责同志，还请了乔木同志，谈了一下。贾庭三、王磊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很简单，没有讨论，主要是新华社负责同志讲了一下编发这篇短稿子的过程，其他同志没说什么。林乎加同志说：我们的消息已经发了，新华社发这个稿子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央问我们，我们说明了这个情况，今天把大家找来的意思，就是打个招呼吧。当时我们几位工作人员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新华社和市委两个新闻稿讲的不完全一样，有点出入，所以市委负责同志同新闻单位负责同志沟通一一。(2002年2月19日采访许孔让)

北京市委加紧为天安门事件彻众平反

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是历史走到转折关头的必然，是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广大群众的热烈呼声，北京市委的带头作用，社会舆论的浩大声势，陈云等老同志的有力推动，汇成一股扭转乾坤的强大合力。更重要的是，党中央顺应民心，作出决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1978年11月巧日，就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文章指出，在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中，“有一种看法：凡是上了文件的，或者高级领导人说过话、作过批示的案子，即使错了，也不能动。现在有一些‘复杂’案件，并不是因为案情本身多么复杂，难以弄清，而是由于上述原因，一拖多年，不能解决。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文件出发的看法，根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文章指出，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错必纠。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高度评价了这部讴歌四五运动的话剧。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演出队《于无声处》剧组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11月14日到达北京并将向首都人民演出四幕话剧《于无声处》。11月16日，中宣部、文化部、总工会、北京市委、上海市委负责人观看了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对首都人民来说，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喜日子里，观看描述当年天安门事件的话剧，更具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一时间，千万人争相阅读剧本。在剧场，在电视机前，观众与演员一起悲哀、流泪、焦急、愤怒，和着男主角欧阳平的声音，喊出震憾天地的“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话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确实是民心所向。

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据1978年11月18日新华社发出的电讯稿《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报道：经过大量调查证明，天安门事件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38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3人因当时犯有偷盗等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为这些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捕的同志进行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1976年4月8日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进行了批驳，向世人澄清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为彻底解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11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1978年第302号文件：《关于抓紧解决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发至工厂、企业、公社，传达到职工、群众。通知要求：

(一)对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关押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凡尚未宣布平反的，都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宣布平反，充分肯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凡在关押期间被扣发工资的，要一律补发；补发工资时扣除了在公安局关押期间伙食费的，应退还本人。凡调资、就业、升学等受到妨碍，造成损失的，应一律改正，合理解决。凡家属和亲友受到株连的，应由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负责消除影响。

(二)天安门事件后，市委1976年26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深人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作者注)是错误的，市委已决定撤销。根据这一错误文件，在所谓“双追”中受到迫害、审查的同志，要一律宣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按照上述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三)1976年清明节期间，市委由有的领导同志出面，借口清明节是“鬼节”，清明扫墓是“四旧”，限制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完全是错误的。因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悼词、诗文等而受到审查的同志，要按照上述规定，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四)天安门事件后，经市委批准，由当时的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分别召开大会，表彰、奖励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的集体和个人，并为他们“记功”、“授奖”，这些都是错误的，应一律撤销。此后，又组织了所谓天安门事件的巡回报告团，同样是错误的。要在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刘传新的斗争中，肃清流毒和影响。

(五)各单位对有关同志的档案材料，要认真清理。已平反同志的人事档案中，只保留平反决定，其它诬蔑不实的材料，一律要当面销毁。公安部门的预审档案，由市公安局负责清理。所有在审查中被迫交出的诗文、笔记本，被迫写的“检讨”，凡是保留下来的，均应退还本人。上述问题，责任在市委。下边的干部和群众执行了市委的错误指示，是没有责任的，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不要歧视。通知还要求，各区、县、局接到通知后，应抓紧把这项工作做好做细。有些单位，过去平反不彻底，善后工作未做好，应进行检查，加强领导。通过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受审查的同志彻底平反，做好善后工作，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受到教育，提高觉悟，增强团结。

1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街头出现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应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加寸立(《邓小平思想年潜》，第91页)。

关于这次听取汇报的情况，林乎加回忆说：报纸公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大家议论纷纷。全国各地很多人要求平反。比如说，湖北方面就要求为武汉七·二0事件平反等。我们事先对这些问题没有估计到，事先和各省打招呼就好了。当时，西单也出现了大字报。这些情况，中央都知道了。那段时间里，华国锋同志每天打电话问我情况。后来我把问题集中归纳了几条，在电话里和他讲了。我说，中央最好能有个态度，这样我们好讲他赞成。

11月25日，华国锋同志、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找到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韩英、胡启立，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我汇报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公布后，群众的反应以及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并说我们需要中央的明确指示，答复群众。小平同志有一番讲话，讲得很好。我做了记录。小平同志说，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拉，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我们现在时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话，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我们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他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小平同志还说，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央和各省市都在抓紧处理冤案、错案、假案。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宣布给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湖北省委提出为“百万雄师”平反，中央已经批准了、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果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可以写信、来访。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人都团结起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小平同志还提出，有些问题和中央各部门可以研究一下。如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要肯定，要保护，也要帮助这些青年人，做些思想工作，使他们按照中央的部署来办事。还有些受迫害的人没有平反的要很快平反，有气的，应给他们一个讲话的机会。要研究一下怎么做思想工作，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小平同志对我们说，一定要把首都的工作做好。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要把这种热情引导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不做工作，不向正确方向引导，就要陷于被动。

接见结束后，根据我的记录，并以贾庭三同志的记录为补充，将小平同志的讲话进行了整理。我和贾庭三同.态把记录上报中央，并报告了华国锋和小平同志。我在电话里跟华国锋同志讲，我们准备开一个三级干部偿行义，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各组要求看这份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给池们。华国锋同，志说，那当然给了。

很快，我们在11月29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有465人参加。贾庭三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主要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还由赵鹏飞同志宣读了小平同志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的谈话和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小平同志在11月26日就国内形势回答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子提出的问题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不久前，《人民日才时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这些讲话宣布以后，全国逐渐稳定下来。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想，华国锋同志内心是支持的。但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主席批准的，华国锋同志的“凡是”观念束缚他〕天安门事件能够平反，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功劳。(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这是对历史作出的公正、有力的评价。

来源: 百年潮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