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取得了连续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成绩面前，社会上仍有不少不满和悲观情绪。这种情绪跟收入分配不断恶化有相当大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改善收入分配。

当初，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公平跟效率。他们之所以能够同时达到公平跟效率，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积累了资本以后再逐渐的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我国的收入分配没有像东亚经济体那样在快速发展中逐渐改善，反而逐渐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休克疗法”那样，把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扭曲一齐消除掉。如果那样做，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改革。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资本非常密集，这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它们是没有制胜能力的。在双轨制的改革之下，我们就继续保留了一些必要的保护跟补贴，让这些企业生存下去。同时，双轨制的另外一轨是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比较优势产业进入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正因为另外一轨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这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停滞，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也在不断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保护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保留了一些扭曲。这些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结构高度集中，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二是资源的税费非常低，基本上等于免费把资源送给企业;三是在某些服务业上面保留着垄断。这三方面措施保证了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当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不至于崩溃。以金融为例，由于我国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跟股票市场，而且实际上是有金融抑制的。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还是大企业和富人拥有的企业。他们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到补贴的，谁补贴他们?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但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普通居民或者是中小企业和农户。让穷人来补贴富人和大企业，当然收入分配会随着经济发展恶化。而且这种金融抑制过度集中，不仅影响到资金回报向大企业集中，因为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农户跟制造业和服务业当中中小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的支持，他们的发展是得到抑制的。而他们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他们的发展得到抑制代表了什么呢?劳动需求也是受到抑制的。因此，工资收入的增长比实际经济增长应有的速度偏低的。这是对于低收入，以及劳动所得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同样，在资源价格的税费非常低的状况下，国家财富逐渐转移到少数能拿到资源开发权的企业手中。另外，金融、交通、通信这些服务业的垄断也必然创造了垄断意义。这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调整两个比重。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深化改革，把现在的扭曲取消掉。只有把这种扭曲取消掉，才会同时达到实现公平跟效率。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要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的产业必要的保护和补贴，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然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也就意味着，原来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企业，现在已经具备比较优势和能力。以汽车产业为例，过去需要补贴才能生存，现在我国的汽车产业，像民营的吉利、奇瑞都可以在国际上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这说明它们是有比较优势和自身能力。所以，双轨制当中的保护补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八大提出很多目标，比如，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在这个过程当中收入分配要改善，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也就是说每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达到7.6%。这样一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还有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当然如果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必须维持社会稳定。要实现社会稳定就要求我们改善收入分配，消除贪污腐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有自身能力，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这样的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是随着经济发展可以改善的，而且没有补贴，就没有行政创造的资金，寻租的行为、腐败的行为就能够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