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把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归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似乎党管一切、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内缺乏民主等都是从苏联学来的。据我了解这不是事实。我在五十年代曾经在苏联呆过六年，同苏共基层组织有过接触，看到那个时期苏联党政是严格分开的，苏联社会所有领域都是以行政领导为主，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而且当时苏共党内民主远远超过目前我们中共的党内民主。

从1954年起，我在前苏联莫斯科一所大学学习直到六十年代初。其间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就是中国在苏联各高等学校的留学生党组织曾经有一段时间交由苏共党领导。

中国派赴前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党员，分别在各学校建立支部或总支，由中共驻苏使馆党委领导。大约是1955年左右吧，中共驻苏使馆党委发出通知，今后中国留苏学生的党组织转交给各校的苏共党委代管和领导。传达说这是少奇同志的指示，因为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众多又分散在全苏各地，使馆内虽然有一个留学生管理处和党委，但人手有限，了解全面情况和进行管理有困难。而各大学的苏共党组织与留学生朝夕相处，对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学习情况比较熟悉，领导起来更方便。何况当时中共和苏共是兄弟党，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把中共党员交给苏共领导可使中国留学生更好地融入苏联社会，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也有利于完成学习任务。但使馆的留学生党委仍保留领导权，实际上是双重领导，以苏共领导为主。这样，中国留学生党员同苏共党组织之间就有了一些互动，有机会了解苏共党组织运作的一些情况。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苏联是党政分开的，苏共各级党组织并未领导一切。当然，苏联是一党专政无疑，斯大林在世时他身兼党政一把手，实行独裁统治，任何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他去世后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但很快被赫鲁晓夫赶下台。赫开始提高苏共党的地位，设立了第一书记职位，凌驾于新的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之上，但表面上还强调集体领导以示有别于斯大林时期。那么苏共是否实行了像我国目前这样党在一切领域的绝对领导呢？我看并没有。苏共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中央一级，制定方针政策，赫鲁晓夫以第一书记名义树立个人威望指挥一切。但在中央以下政府各部门和地方，仍以行政领导为主，党政是严格分开的。苏联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均实行“一长制”，例如苏联政府（部长会议）的各个部，由部长会议任命的部长有全部权力和责任。各部有一个“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 当然也有部党委，但只管党务，不干预行政事务，也没有被赋予监督行政的职能。它只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和处理党的组织问题。它的级别相当于莫斯科市的一个区委，受苏共莫斯科市委领导，而不是像我们中央各部上面还有一个“中直机关党委”。其实苏联各级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权力远远没有我们党大，不干预司法，从来没有“政法委”之类的组织。他们也提党的领导作用，但这一领导是通过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带领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而不是由党来包办代替，总揽一切权力。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都由直接选举产生。苏联虽然没有多党制，但有一个非党联盟参加政府的选举并任职，其中很多是科学家和社会名流。很多单位特别是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的第一把手都不是党员。

反观我们的党成了至高无上的领导者，行政领导形同虚设，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实权。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委书记，实行一把手专政。荒唐的是现在很多接待外宾、出国访问都是党的政治局常委或各地各单位的第一书记出面，不仅在当时的苏联没有这种事，就是在文革之前中国各级党的领导人都不能以党官的名义出国考察或访问的。

苏联各大学同其他工厂、机关、集体农庄等一样，都有苏共党的基层组织（党委、总支或支部）。在“一长制”下行政首长是最高领导，同级党委只起配合和保证作用。（我国解放后初期也短暂曾实行过一长制，后即废除）。各级党委并没有对本单位的领导权。就拿首都莫斯科来说，莫斯科市长（苏维埃主席）是第一把手，出头露面都是他，而市委书记是谁根本没有人知道。至于区一级的党委做些什么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有一位和我很要好的教授的夫人是莫斯科一个区委的指导员，我经常到他家去做客，也顺便好奇地问她平时做些什么工作。她说她的职责是联系本区的工业系统，平时到工厂、车间去，帮助党组织开展工作，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总之都是和生产有关，除了有时传达中央文件外，没听说有什么政治活动。

我所在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由院长掌握全权，而院长是由外交部任命，听命于外交部。校党委的性质是机关党委，党委书记是一位政治课教师（这人还没有教授职称），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不需上级党委批准。校长也是党委委员。党委不能领导校长，它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动员全体党员完成校方布置的教学计划。顺便说说，苏联的高等学校一般都不发展学生党员，在校的党员都是教师和从工厂、机关、部队考进的调干生。可能苏共领导觉得学生太年轻，没有经受锻炼和考验，应该到工作岗位再发展。我记得我们班级上有一位苏共预备党员（原是工厂工人）正准备转正，他对我说他很紧张，因为他的外语考试成绩不好，担心转不了正。（后来这位学生党员因为学习成绩不佳和生活作风散漫，读完二年级后便被学校勒令退学）。可见学校里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当局也不会因为你是党员而给予特殊照顾。

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党总支在接受苏共领导期间，要向苏共校党委汇报工作，开总支大会时要邀请苏共的一位党委委员参加并做指导（我们开会讲中文，为苏方代表配备一名翻译）。如上所述，苏联的党组织生活主要是讨论业务学习问题，如何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以及向校方反映学生的意见，很少涉及政治，因为苏联不搞运动。记得我们学校有位留学生和苏联姑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支部大会开会讨论对他的党纪处理。多数党员表示这件事影响很坏，应给他开除党籍或至少留党察看处分。但在座的苏方党委委员说这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且这位同学是老党员，又未结婚，应当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建议给予严重警告就可以了。结果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苏共的领导下，我们的组织生活采取了苏共的一套程序和规则，与我们在国内时所过的组织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召开总支或支部大会时，支委会暂时先主持会议，首先经举手表决选出3至5人的大会主席团（一般都不是支委会成员），然后支委会靠边站，由主席团再推举一位主席主持整个会议。这体现了党章中所规定的支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支部大会而不是支委会。支委会只是支部大会闭幕期间的执行和办事机构。支部大会主席团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让大家充分发言，然后主席团做成决议一点两点三点，责成支委会在会后执行，在下次支部大会上向全体党员报告。这种做法让我们大开眼界，初步见识了党内民主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很多留学生党员对这种做法十分赞赏，认为它体现了党员当家作主，是真正的党内民主。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党内文化和传统差异很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误解和隔阂，逐步渐行渐远，双方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只持续了一年左右，最后无疾而终，留学生党组织仍回到使馆留学生党委一元化领导下。

我无意美化和夸耀当年苏联的党政体制，苏联当然有它自己的问题，否则怎会落得后来党国覆亡。这是另一个重大的课题，需要历史学家来探究其原因并做出评价。但前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对它的人民来说不见得是坏事。一致公认的事实是，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文化、人民生活水平都高于前苏联时期，也大大高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十年代以来，不论当时的苏共领导在内外政策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国内从来没有发生过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也没有搞过无数的政治运动把上千万的社会精英消灭殆尽。

这里我只是把我在前苏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仅仅说明我们现在所搞的共产党在所有领域实行全面绝对的领导的制度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我们党自己的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