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独控印度洋的时期也是英国扩张达到高峰继而转向衰落的时期，尽管其衰落的速度——因为有印度殖民地资源的支撑——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在中亚失败后，转入衰落的现象再次说明：建立在“心脏地带”之上的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是它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论。这种悖论本文称之为“麦金德悖论”。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国家有足够的国力达到目的。英国之后，麦金德理论的这种悖论——可能是历史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教训——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相反，它在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后发强国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其结果也无一例外地深陷其中并由此转向衰落。“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有相当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关键词]麦金德；地缘政治；悖论
[中图分类号] D815，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5-0036-07
19世纪末，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地缘政治学说在英国流行。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 。英国牛津大学还为麦金德专设为期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麦金德担任系主任。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但这种理论不仅没有挽救大英帝国，它还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推向极端并加速大英帝国的衰亡。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世界扩张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麦金德悖论”
1919年，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枢纽地区”的内容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简洁的短句做出如下概括：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其地缘政治理论的经典的概括。
“英国的海上霸业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全部完成的。” 而英国实现海洋霸权的关键是对其“心脏地带”即印度洋的控制。19世纪初，英国乘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征战的时机，在印度洋大举扩张且大获其利：1798年，英国攻占锡兰（斯里兰卡），1806年占领荷兰人在好望角的据点，1814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回毛里求斯，1826年从荷兰那里获得马六甲。1824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这“可说是替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霸业安下了一块基石” 。印度驻新中国首任大使卡瓦拉姆？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评价说：“英国，维也纳条约以来印度洋上唯一的强国，现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处的战略要冲；得此海上凭借，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稳了。从此英国就这样统治了整个印度洋。” 此后的印度洋，潘尼迦认为：“这就比别处更像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此。”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看到英国利用欧洲战争在印度洋的收获，对当年放弃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说：“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赶跑。
印度洋处于麦金德学说中“心脏地带”，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根据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退出印度洋的经验，英国人明白，如果没有对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占领，英国已拥有的对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得不到持久巩固的。1757年，英国人发动普拉西战役，印度战败，英国占领孟加拉。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对手之后，便将目光瞄向整个印度次大陆。1857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并由此形成对印度的绝对统治。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统治印度。
潘尼迦认为：“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 被歼之后，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这是英国当之无愧称得起威镇四海的世纪。” 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对优势的时间，我们仅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英国开始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此间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成了英国世界海权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它是如此坚固以至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而这样的“战绩”，美国至今也难以企及。
近代历史表明，只有一流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制海权，而只有最终占领印度大陆的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洋是实现世界海权的“心脏地带”。比较此前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等霸权国家，可以说英国是控制印度洋时间最长的帝国，其巅峰时期，印度洋俨然成为“英国的内湖”。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看得明白，他说：“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
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换言之，正是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才得以拥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绝对制海权所需要的巨量的物资支持；同理，不能在印度洋内就地获得这巨量的物质资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不能对印度洋形成“英国式”控制的原因。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对印度洋的占领使大英帝国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繁荣达到顶峰，接踵而至的就是英国转入——尽管速度很慢——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世界霸权受到重创，此后印度出现民族独立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先经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范围的合击，后又遭美、苏合谋及印度本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多重打击，最终被逐出印度洋。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向印度洋的最后告别。 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可能是历史没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足够多的教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与英国实践上存在的上述悖论现象不仅没有引起后人的警觉，相反，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后发强势国家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 二战后美国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遏制理论 以及以“艾森豪威尔主义” 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对“心脏地带”的两翼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特别是21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烙印，这些政策的结果也无一例外地使实施它们的国家的国力因此透支并走向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之间多为市场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转入对资源的争夺。这时世界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新的地缘政治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印度洋沿岸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在战后进一步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更将麦金德“心脏地带”的理论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出版《真正的战争》，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做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注脚。他写道：“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 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在“心脏地带”遏制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的‘石油咽喉’。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然将继续下去。”
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麦金德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同时也是在其误区中陷得最深的政治家：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并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迅速与石油挂钩，成为“石油美元”，他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心脏地带”的主导权。可能是由于此时的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不久，还没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经验，这使得尼克松——如果再往前说还有凯南的“遏制理论”——在将地缘政治理论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反使美国更深地陷进“麦金德悖论”的泥淖之中。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
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这样做。
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
但是，理论上的推进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外交实践上的进步。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远没有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水平，但为了控制印度洋透支国力的速度却远超过当年的英国。
不错，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曾在中亚地区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没有由此形成当年英国那样对印度洋的有效和持久的控制。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利用当时美国的颓势实现19世纪英俄冲突中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战略目标，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俩 也是利用当时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机遇，试图在“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美国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拿下印度洋西侧的巴尔干半岛——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路径相似——并以此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这为小布什在任期内大规模挥师中亚做了前沿铺垫。但不出意料的结果是，美国在伊拉克被搞得灰头土脸，随之而来的便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从伊拉克的撤军。
二、“麦金德悖论”及其产生原因的历史分析
英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在中亚的多次失败的教训说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其集中表现是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悖论。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麦金德悖论”。
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从实践上分析是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尤其是海权国家的国力可以支持其从本土扩张至麦金德“心脏地带”的战略目标，在理论上分析更是在国家战略能力和目标之间缺乏资源和运用资源经验的维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古训，在不成熟的理论家或政治家那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缺乏的并不是理论逻辑训练而是运用国家资源的经验积累，因此他们设计的目标往往超出资源许可范围，其结果无一不是陷在理论目标的合理性与其实践的不可行的悖论中不能自拔并最终走向失败。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贯穿人类发展进程的始终，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使国家在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有了强弱转化的空间。国际关系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样，它的伸展总有其资源允许的底线和极限。超越了极限，国家就会由强转衰；过了底线，国家主权就会受到伤害。如果橡皮筋的某一边被拉断，则意味着沿此扩张的国家因力量不支而失败，这轻则导致国际体系的局部重组，重则则会导致“橡皮圈”即整个国际体系的崩盘。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保罗？肯尼迪说：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这从扩张中获利到失利之间的关节点，对世界霸权国家来说，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将其战线拉得太长，透支了国力并使国家出现衰迹，这才有了尼克松的调整及其后的中兴。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将战线拉向全世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来不及调整反导致苏联解体。国家扩张的原则是不能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入侵，这是底线。只要找出这两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建立其上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才能避免上述悖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的情况下，仅凭书本上的逻辑知识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实施政策的经验。但从历史所呈现给我们后人的经验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扩张能越过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也就是说，每当世界霸权国家的扩张“皮筋”拉到这一地区，其扩张就开始出现逆转并陷入“悖论”怪圈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哲学就是在战略力量使用上拿捏分寸的学问。关于此，早在250年前的卢梭就有经典的论述，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征服一个国家要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只消用一个手指头便能够摇动全世界，可是要担负起全世界来，却非得有赫居里士 的肩膀不可了。” 据说拿破仑是卢梭的信徒，但拿破仑没把握好卢梭哲学的精髓，在其事业巅峰时入侵俄罗斯，要担负只有赫居里士才能担负的重担，结果失败了。二战前罗斯福明白卢梭哲学的要义，他与斯大林合作，保证了美国在二战后步入世界舞台中心。此后的大多数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认识日益远离哲学境界，步拿破仑的后尘，要接过赫居里士肩上的重任，到处透支国家力量，最终导致它今天的衰落。与英国相比，美国，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是外交理论最缺经验维度，因而最容易陷入“麦金德悖论”并更快衰落的国家。
美国接手英国世界霸权后不仅没有英国那样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没有当时英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由于有印度殖民地巨量资源的支撑，英国占领印度洋后出现的衰落的速度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况且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和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冲突、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而英国正处鼎盛时期。1856年在克里米亚成功阻挡俄国南下争夺地中海后，英国即就挥师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同期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最大的国家同时开战并取得胜利。由此形成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了打倒欧洲的世界霸权，释放出民族自决运动的浪潮。这场运动冲垮了欧洲殖民势力并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令美国人意料不到的是，经验老辣的英国人在被迫向美国移交霸权时，不动声色地大幅提升了美国掌控这个“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借力打力，在印度洋地区释放出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还暗助中国 和埃及消耗美国。这样，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目标反成了消耗美国从而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
美国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投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试图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虽然其扩张还没到“心脏地带”，而且美国还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但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至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家拥有核打击能力后，情形就更是如此。
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时的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能实现“英国式”占领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地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美国就不会获得稳定的海外资源回流及由此带来的国内政治的稳定。二战结束之初的美国人明白这样的逻辑关系，它缺乏的只是在现实中联接起这些逻辑环节的能力和经验。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而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甚至对美国之后的可能的世界霸权国家来说，都成了天边那渐行渐远的彩云。
潘尼迦说的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鲜战争后，美国人换了思路，试图通过地区集体结盟的形式替代“英国式”的直接占领：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英国、法国等48个国家在没有中国、苏联等战胜国参加的情况下单方面与日本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 2月，美国拼凑起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当这些所谓“集体安全”链条建立起来后，令美国感到尴尬的是，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外交来说——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更是添乱。这又迫使美国重新回到“英国式”直接占领的思路，为此美国挑起越南战争并再次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尼克松上台后大幅收缩战线、暂时放弃了遏制中国的目标、压缩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这才使美国渡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在古巴导致危机中对苏联的胜利曾骄纵了美国挥师越南的万丈雄心；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燃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冲动，21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些胜利带来的红利。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麦金德的、甚至更早先的克劳塞维茨的经典陆权学说，认为如果没有对中东的直接陆地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小布什上任前夕，时任美国陆军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斯格尔思（Robert H.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国军事技术如何进步，但它终替代不了陆军占领的军事效果。他告诫：“在21世纪，我们国家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将继续是前方存在和力量的投送。” 而“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陆军部署即“直接控制陆地”。在总结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斯格尔思写道：
虽然上述军事挑战的根源不同，种类不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每一种挑战中，战略胜利最终将要求直接控制陆地、人民和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对抗时，战争目的很可能是领土的控制。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抗中，则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镇压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战者将要求剥夺他们的政治、心理和物质支持。
战争是意志的考验。最有把握使敌人意志崩溃的办法是控制他的领土。如果没有实际占领，战争只能仅仅是远距离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想要抵抗的国家都能无限期忍受的东西。
最后，罗伯特？斯格尔思似乎是在为即将上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费菲尔德做政策规划， 他提醒美国政府：
如果在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还要像一个军事大国那样有发展能力，我们必须极大地改进夺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我们必须将速度和灵活性建造在我们的战争系统之中，使得在通过大片地域时能不受阻碍地机动。我们必须像我们现在精确和灵活地把炸弹投掷在远距离目标上一样，能将战斗部队精确和灵活地部署在关键地点。
如果我们有能力将部队部署在广大地区，而且还能在敌人最脆弱和最虚弱时迅速地集中这些部队，那么我们就能在敌人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将其打败。
我们真的不知道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了解到罗伯特？斯格尔思的意见，但从其在2001、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分析，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作战目标已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有了本质的不同，即从海空打击转变为地面的纵深占领。如果读了罗伯特？斯格尔思的书后会发现拉氏指挥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样式与斯格尔思的观点，尤其是与其“领土占有”的观点有相当的契合。
斯格尔思的军事观点是否正确呢？可以说，它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绝对正确的，但由于缺乏资源供给或资源运用的经验，其实践结果让美国很是难堪：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了。与此前的朝鲜战争继而越南战争中的麦克阿瑟和麦克纳马拉辞职的结果一样，拉氏在2006年辞职，此后美国陆军便从伊拉克的领土上退了出来。
逻辑正确的理论却在实践上不可行，继英国之后美国再次遭遇到“麦金德悖论”的尴尬。
三、“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事实上，霸权国家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而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一切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经验上看，英美海权国家的扩张在达到印度洋之前，它们与扩张地区的矛盾依其国力尚有调整的余地，但当它们进入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后，其一路所获的利益已使其与世界人民为敌。正因此，尼克松才说印度洋地区是“全球风暴的风眼。”
深陷在技术拜物教的美国人大多不承认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一切皆可技术解决。一旦军事技术有了什么新突破，他们就开始想入非非，其战略制定也就容易脱离实际，其战略目标常常大到不与一切人为敌则不能罢休的地步。这时，美国从世界扩张带来的利益就日益不足以弥补其为巩固原有扩张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这样的战略是没有不失败的。
地缘政治，本质上反映的还是人地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道理。人当然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影响地缘政治表现水平的深层次的内容，而地理环境则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同一地理环境，配之以不同的社会人群，其表现出的人地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攻击或抵抗能量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我们知道，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认识成果，但位于麦金德理论的“中枢”或“心脏”地带的中亚地区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细胞由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松散部落群构成；与其相应，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多呈蜂窝状，局部的破坏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加以修补。这样的中亚地缘环境对现代工业国家的扩张而言就有了“百慕大三角”的特征。与当年英国在中亚的遭遇一样，美国目前在中亚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而是中亚蜂窝状的社会结构：局部损失不影响整体，而且还能很快使这种损失得到自我修复。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被它吸干。这种蜂窝状社会包围却又不依赖大城市，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存在。部落居民不依赖城市商品生存，它们之间互不隶属，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撒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有粮食就有人繁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人繁衍，就有战士，有战士，反侵略的战斗就不会终止。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的人群紧紧地镶嵌在当地以高原山地为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不能象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将其全部灭绝，是很难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军事手段加以对付的。这就可以解释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何以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坟场”的原因。曾经横行世界的英国在19世纪三次侵入阿富汗，都败了；20世纪末期的苏联和21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是一样。尽管如此，吃尽了苦头的世界霸权国家及其地缘政治理论至今仍没有对此加以深刻解释，至使他们的扩张如飞蛾扑火，前赴后继，深陷中亚并使其国家或快或慢地走向衰落。
这是一种被马克思称做“亚细亚” 的社会结构，它不仅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也曾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败在中国老百姓手中。美国曾打败了已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日本和德国，却打不败朝鲜和越南；曾拿下已进入现代工业水平的南斯拉夫，却至今也控制不了中亚。当他们轻率地进入中亚后，就仿佛来到中国黄河岸边，跳得越起劲，陷得就越快越深。
那么，美国人难道不明白其世界扩张给它带来的上述困境吗？倒也不是，明白人在美国还是有的。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是美国人在二战后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1947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像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
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 但是，与苏联毗邻而又受美国控制的“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篱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 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的全球“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 的政策所挫败了”。 [17]（P.78）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他批评说：“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 [13]（P.614）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时，这个民族也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楚的民族。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
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岛国，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当时欧洲中世纪许多先进的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846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的世界扩张产生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 。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别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 ；“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 。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 。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 。
英国的这种扩张“多动症”是由其自身内在矛盾造成的。 19世纪末英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殖民地争夺范围已扩至全球，并为此于20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英国迅速衰落，其霸权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取代。英国历史学家帕姆？杜德说：“英国收支亏空的问题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十年发展起来的。” 当时对外战争是造成英国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
在地缘政治实践方面，美国是英国后来却没有居上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美国人从一个从受欧洲压迫的民族转变为压迫世界的民族，此后的美国便沿着当年英国称霸世界的路径，将其整个生存都建立在对世界资源，尤其是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变相掠夺的基础之上。
与英国不同的只是，在敛财方面，美国更具金融寡头垄断的特征，因而其外交更具扩张和自毁合一的特性。
美国军火部门曾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在美国政治中——通过其代理人——具有相当的发言权 。尼克松为了使美国摆脱越战困境，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美元——不同于当年英镑依托英国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增值的方式——跳过劳动产品和实体经济而直接与世界资源（主要是其中的大宗消费品即能源）挂勾并以此为后盾。这大大刺激了美国能源部门的扩张，这种扩张又迅速得到军工和金融部门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军工﹣能源﹣金融”三位一体的经济推动复合体。在军工、能源部门的支持下金融与劳动产品相脱勾，其结果是在美国体外接了一个非全球扩张而不能生存且不能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心脏起搏器”。其工作流程是：军事扩张推动军工和能源的国际垄断和扩张，能源的国际垄断和扩张又带动金融的国际垄断和扩张，由此建立起美元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又从世界范围给美国带回巨大的利润以弥补财政收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繁荣和稳定。如此反过来逆推也就是：美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依靠美元在世界的垄断地位，美元的垄断地位依靠能源垄断地位及由此保证的世界能源交易以美元结算。由于美国生存不以国家实体经济为基础，这迫使美国必须死保世界大宗资源消费品即能源交易以美元结算，而能达此目的的主要手段只能是战争。在这三者中，只要有一个断环，尤其是军事扩张的断环，美国就会出现多米诺反应，直至国内社会动荡。2007～2009年间，美国提出从伊拉克撒军，其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 这个比例大体反映了美国近十年的财政与国防以及国防与对外战争的关系。在这里，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这反映了对外战争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金融依赖军工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国际垄断地位的扩张，而这一切则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英美国家兴衰经验表明，当它们的战争“推土机”开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时，其战争成本就达到国家财政不能承受的极限，这时的战争收益已远不能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透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 时至20世纪80年代，遏制战略的创始人凯南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次讲演中向美国发出强烈的警告：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 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的英国以战争扩大市场，以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路子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并没有进入美国的生产领域而是进入了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产业而非实体经济，使美国服务业的比重在美国生产结构中反客为主。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经济中，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比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 。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并且“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 。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在罗马“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自由人的罗马人来做” ，而在当今的美国大量的“自由人”却无工作可做，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只能听由金融家任意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英国学者帕姆？杜德说：“注射美元也救治不了这一病症，因为它没有触到病根。相反地，倒使病情加重了，因为它人为地促进和保存了这一疾病的特有的征象——寄生的依存性，扩大了较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准备了战争的根源，阻止了健康的恢复。”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就点出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死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
与昨天的欧洲国家相比，列宁所指出的这些特征在今天的美国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这么说不能被庸俗地曲解成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与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诸如“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 等概念，应先手从黑格尔“扬弃”的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即危机加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其破坏的规模。目前的美国人民——用凯南的比喻就是——已“变成随军谋生的一大帮子流浪者，就象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尾随军队蹒跚的那些无业游民那样，指望在衣食相对富足的部队后面捡点儿洋落儿” ；至于在财政上离不开华尔街经济接济的美国政府，面对一个险象环生的世界，目前除了使用拳头，便一筹莫展。
四、经验与教训
二战后，尤其是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上述变化影响到美国决策系统的变化，这时，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就不再是白宫政治家集团，而是为国家提供巨大财政资源的聚集于华尔街的能源、军火和金融财团。华尔街的利益需求而非国家民族利益的需求便成了美国政策的出发点。由此产生的必然逻辑是：美国军火能源和金融财团存在的前提是不断扩大的战争，不断扩大战争的结果是持续增加对手，对手增加的结果是以几何级的速度消耗美国的国力并使美国以同比的速度衰落。
现在的美国已被它追求的世界霸权的目标折磨得病入膏肓，它那非扩张就不能存在的社会结构使美国在“麦金德悖论”面前，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由此便可以解释美国二战后出现政治家上台为华尔街利润奔走、下台后又为白宫失误而后悔不迭的现象。
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从而冷战理论的开创人，当他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后，在其晚年便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在一次讲演中，凯南“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尽量“谦虚一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更现实地承认我们的局限性，在卷入远离我国海岸的复杂局面时要比最近几十年表现的克制一些。我请大家记住：各民族之间相处也象个人之间相处那样，身教重于言教。而今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全世界做出的榜样较之它能够作到也应当作到的相差太远了” 凯南这一思想显然不容于美国的决策层（实则不容于华尔街）。越到晚年，他的这一思想越清晰。1999年，凯南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四处充当教师爷的作法“不过脑子，虚荣，讨人嫌”，并表示，美国人要避免对别国指手画脚，特别是对中国和俄罗斯。 2005年，也就在凯南去世当年的9月24日，奥尔布赖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 。2010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评 。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
事实上，造成美国政治家上任后脑子不正常的并非他们的智力，而是他们必须服务的那个由“军工﹣能源﹣金融”三位一体集合而成的华尔街财团及由这个财团绑架了的美国政府。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国家缺乏实体生产，美国政府只有屈服于可以为它提供大量海外利润的财团，并不得不为华尔街的利益采取世界扩张政策并受“麦金德悖论”的折磨。
五、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 光阴荏苒，历史的天空已是斗换星移。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走上“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舞台，在这一点上，今天正处在“生产高峰”并即将由此进入“历史高峰”的中国已胜过了美国。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许会不久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今天对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善于总结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英美国家兴衰经验总结起来，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点值得中国注意并引以为戒：
第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守成可以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扩张则会导致目标迫使国力透支，透支反过来又会迫使国家继续扩张以弥补国力的不足，结果因目标过大而使国力进一步透支，直到衰落。1972年尼克松收缩战线，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第二，霸权主义是国家政治的死地。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结果时间是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外交早已超过这个限度，小布什曾点名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第三，失去实体经济的大国必然导致世界扩张，世界扩张必须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必然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就可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而发展实体经济就不能脱离国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工农业劳动者。资本是劳动的克星，在资本破坏劳动的进程中，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导致“9?11”事件。这个模式搞不下去时，资本又将增值的压力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向资本的反抗，人民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些西方大国在其世界治理过程中留下的几乎是血写的教训，对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要引以戒，未来中国要在实践中形成既能高效利用资本而又能有效驾驭资本、有效保障国家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政治管理机制，并以此为人类文明做出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