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日全面开打经济和贸易战，中国有几成胜算?标准答案其实很难找到。
2011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483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GDP2%，日本对中国出口1620亿美元，约占日本当年GDP2.7%。如果中日发生贸易战，并以终止双边贸易对各自GDP的损害来衡量的话，中日损失可算半斤八两，中国略小一点。
或许有人会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要远远大于中国在日本的投资，如果中日互相驱逐或查封所有对方企业，中国对日本的伤害可能大于日本对中国的伤害。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
殊不知，赶出日本在华企业造成日资损失的同时，也会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员工失业、相关中国企业受损。
可见，在当前中日经贸关系中，中国如果想以经贸制裁来压服日本，恐怕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而从深层次看，若真的出现全面经贸战，中国对日本并无绝对战略优势。
对比亚洲各国经济，可以认定中国有潜力获得某种“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即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对亚洲各国的重要性，远大于亚洲各国经济和各国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具体来看，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这种“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可能来自三方面：
其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仍在，日本经济实力将相对下降。
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过日本时，是日本GDP的1.07倍，2011年中国GDP相当于日本同期GDP的1.23倍。就是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增速比日本高出16个百分点。
如果按这种增长优势再发展十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将达到日本的5.6倍。这并非不可能。过去十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增长率就比日本年均高15个百分点。即使未来十年里，中国名义美元GDP增长速度显著回落，若能相对日本有年均10个百分点增长的优势，则十年后中国GDP也将达到日本的3.2倍。
假定届时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没有根本变化，即十年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仍是2%，而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7%左右。
其二，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潜力仍然有待挖掘。
欧盟内部贸易占其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东盟十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内部贸易却只占其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如果亚洲经贸一体化程度提高，亚洲内部贸易占其国际贸易的比例能够达到欧盟的程度，在上述相对GDP规模和总进出口依存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达4%，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14%。
其三，中国进口的增长潜力可以进一步释放，日本难以失去中国市场
中国是一个出口多于进口、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仅在最近几年，中国进口增速开始大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有所缩校
假定未来中国逐渐趋于贸易平衡，在上述相对GDP规模和出口依存度不变的情况下，即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是4%，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16%。
可见，只要中国充分挖掘经济和贸易增长潜力，在未来中日经贸较量中，中国有可能获得四倍于日本的经济战略优势。
届时，中日再出现经济和贸易战，静态测算可知，日本可能拼掉GDP的16%，而中国GDP只损失4%，日本将不会有勇气来承受中国的经济或贸易制裁，谈判和妥协将成为解决争端的理性选择。这就是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的威慑力量。
中国如能对日本能建立如此大的经济战略优势，则对经济规模更小的其他亚洲国家将更是如此。当中国经济规模和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亚洲国家就真正紧密地绑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战车上。
中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为各自利益最大化考虑，亚洲各国宁愿中国稳定和谐，而不是动荡易怒。这很像美国在美洲的角色。
当然，上述经济战略优势只是停留在假设中的场景。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基本可望可期，亚洲经济一体化和内部进口依存度的提高，均不是容易的事。
亚洲各国目前的相互贸易，主要是中国从亚洲各国进口中间品进行组装，然后向欧美出口最终产品。这种模式主导下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使得亚洲各国对相互贸易的实际依存度，低于表面上的内部贸易数据。
考虑到日本等国可以将工厂搬离中国，它们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也可以随之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战略优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模式已经受到了欧美外需下降和中国成本提高的双重约束，若仅仅依靠这种模式，亚洲的内部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程度都将难以提高。
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很难再依靠出口的快速增长，而要依靠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下一步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成长，则中国可通过扩大进口，提高亚洲内部贸易比例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亦将逐步成为现实。
可见，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和长期增长的需要，也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增加亚洲各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提升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