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两次选举后的俄罗斯呈现出四类危机的诸多征候。民众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危机，而这与国家发展危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追根溯源，在民众信任危机、中产阶级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诸多征候的背后，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出现危机的征兆。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即普京所言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即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依据普京总统竞选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结合其履新以来的政策运作，参照政治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和普京每每在遭遇危机时主动求变的现实，新普京时代或将在稳定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治理选择。

〔关键词〕俄罗斯、新普京时代、危机、治理

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对于普京而言，这不是简单的从总理到总统的移形换位，他的重新上位首先伴随着不同于以往的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俄罗斯已经不是原来的俄罗斯，与12年前相比，今天普京面对的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历2011年12月杜马选举和2012年3月总统选举的俄罗斯显出四类危机征候。

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这迫使普京在总统竞选纲领中罕见地做出某些政治变革的承诺，并认为俄罗斯已结束长达20年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即“俄罗斯的重建时期”，正在迈入“发展的新阶段”。普京总统履新这段时间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分析，普京正尝试主动改变，寻求稳定中的治理转型。俄罗斯“发展的新阶段”与普京的新任期同步踏来，新的俄罗斯需要新的国家治理。在新的总统任期里，普京能否在内外压力中实现对过去和自我的超越与改变，决定着俄罗斯未来6年的国家发展方向。

一、普京民众信任危机的征候

虽然在3月4日之前俄罗斯出现了少有的反对普京的示威浪潮，但是四位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都清楚，这是没有悬念的选举。最大的悬念在于：普京能否在第一轮选举中顺利胜出，而不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即便如此，为了能够与获胜后的普京讨价还价，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们（尤其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还是寄希望于将选举拖到第二轮。对于普京而言，一次公正透明的选举比胜利本身更加重要。从竞选过程来看，此次普京的竞选准备工作比2000年和2004年更为积极和充分，尽最大可能动员了各种资源。他甚至向总统选举中的对手承诺，让他们的代表在未来的政府中任职。普京做出这样的妥协显然是做好了选举有可能被拖入第二轮的准备。这使得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日里诺夫斯基一度认为他的政党“可以在未来的新政府中谋得2－3个部长席位和10－15个地方联邦主体领导人职务”。

3月7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统一俄罗斯党总统候选人普京在3月4日进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4560.207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63.6%，当选为新一届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比照近几次大选以及此次选举后的民众政治心态，不难发现，普京正在遭遇执掌俄罗斯以来从未遇到的民众信任危机。

第一，这是近三届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民意支持率最低的选举。虽然普京的得票率大大超过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的成绩——普京担任主席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11年12月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49.3%的支持率，但这仍是近三届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民意支持率最低的选举。

在这次大选中投票给普京的人比2008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梅德韦杰夫的人少700万，比2004年普京本人获得的选票少400万——2008年梅德韦杰夫获得70.2%的支持率，得票5250万张；2004年普京获得71.3%的支持率，得票4950万张。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只在三个地区的得票率低于60%，其中在别尔哥罗德州得票率最低，为54.8%。在2008年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只在一个地区的得票率低于60%，即在斯摩棱斯克州得票率为59.26%。在今年3月大选中，普京在35个地区的得票率低于60%。另外，此次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同过去几届相比并不高，只有65.32%，而2008年和1996年接近70%，2000年为68.64%，最低的是2004年的64.38%。

第二，普京失去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票仓”。普京在俄罗斯大城市的得票率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例如，在莫斯科，普京的得票率只有46.95%。居第二位的普罗霍罗夫得到了20.45%的选票，久加诺夫得票率为17.18%。在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普京的得票率也只有58.77%。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普京在莫斯科获得了68.6%的选民支持，在2008年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获得了71.5%的得票率。如果选举只在中产阶级集中的大城市举行，普京或许无法在第一轮投票中顺利获胜。

从地区上来说，民众盼望稳定、经济欠发达、中产阶级数量有限的边远地区和中小城市，普京的得票率最高。例如，在受到恐怖袭扰频仍的北高加索地区，普京受到选民的普遍支持。他在车臣共和国得票率为99.76%、在达吉斯坦共和国为92.84%、在印古什共和国91.91%、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为91.36%，在贫穷的图瓦共和国普京的支持率也达到90%。从票源上来说，普京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来自中小城市居民，那里互联网不发达，在获取信息上对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和平面媒体）依赖很大，而普京又是出镜率最高的政治家。普京尤其受到中小城市的很多中老年和女性选民的青睐。普京的支持者还包括俄罗斯各级政府中的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同现政权息息相关，政权的动荡会使他们受到损失。支持普京的还有那些看不上其他候选人的选民——他们除了普京没有别的选择，而选票上没有“反对所有候选人”的选项。

第三，胜选后的普京民众信任度并未显著增加。大选次日，仅在红场周边就爆发了13场反普京的示威游行，类似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月之久。西方观察家认为，尽管普京再度赢得大选，但俄罗斯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普京群体仍然在迅速壮大。由于不满情绪蔓延，普京的支持率可能随后就会下降。俄罗斯权威的“列瓦达”独立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普京重返权力巅峰后，俄罗斯民众对其信任并未显著增加。从2011年1月份以来，普京虽然在“俄罗斯民众信赖的政治家”调查中始终稳居榜首，但是支持率始终在40%左右。这对于民意支持率曾经长期维系在70%以上的普京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信任危机。俄罗斯的政治现实表明，即便是普京这样曾经被民众奉为“彼得大帝再生”的政治家，其民众信任度也有随时跳水的可能性。

二、俄罗斯中产阶级危机的征候

纵观2011年底杜马选举后俄罗斯城市中产阶级掀起的大规模示威浪潮，透过3月4日总统选举中普京大城市民众支持基础削弱的直接表象，与其说普京遭遇其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民众信任危机，莫不如说普京正经历着俄罗斯中产阶级“政治觉醒”给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带来的危机。“在2011年12月第一轮抗议活动爆发之后，普京曾表示，他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能产生一个愿意站起来表达己见的中产阶段感到自豪。但这番言论掩盖了一个事实：促使反对者联合起来的，正是对普京本人的厌恶。”西方的观察家认为，中产阶级的抗议显示，“在沉寂了12年之后，政治生活已经觉醒。就在几个月前，人们还觉得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可能会再干两个任期。然而民调显示，这很可能是普京的最后一个6年总统任期。普京时代开始走向终结。”

关于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界定问题，俄国内尚无统一的标准。与西方社会不同，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将培植俄罗斯中产阶级作为事关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任务提出来，企图通过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改革确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但时至今日，关于俄罗斯是否存在着类似欧盟国家的、真正的中产阶级，依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按照“列瓦达”独立民调机构2008年7月发布的专项调研报告，如果在莫斯科月收入达到2000美元、在圣彼得堡达到1300美元、在其他城市达到800美元，即可划入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行列。俄罗斯中产阶级仍在快速成长。按照《经济学人》的分析，普京12年前首次执掌俄罗斯时，俄罗斯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约为15%。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为富裕、更加畅所欲言的中产阶级迅速出现，他们占人口比例25%，接近劳动力总数的40%。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预测，如保持4%－5%的GDP增长率，到2020年中产阶级人口将从现在的20%左右升至40%。

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俄罗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他们既不当权也不被压迫，但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他们既不是巨富阶层也不是贫穷阶层，不消极也不张扬。他们的三大特征是：“丰衣足食、充满自尊、具有发达国家同类阶层的稳定性”，“他们宁肯失去别的什么也不愿意失去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正是他们决定着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趋势，决定着代际传承，决定着基本价值观的奠定”。中产阶级堪称俄罗斯社会的火车头，尽管他们对政治很淡漠，但是他们有能力、守法纪、意志坚强。研究结果显示，俄罗斯中产阶级基本上都居住在大城市里，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中产阶级大约占28%，2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占24%，在少于250万人口的城市中还不到13%。还有约1/3的城市居民（占俄罗斯总人口的22%）可以称为边缘中产阶级。

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是普京统治10年来“从繁荣的楼市和石油财富中受益良多的年轻城市阶层”。这些人曾经被称做“沉默的大多数”，过去不过是富裕的消费者，但现在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梅普组合”的“密室政治”，寻求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他们反对贪污腐败，寻求个人的更大发展空间；他们反对专制加剧，寻求推动普京权力阶层的自我改良；他们需要和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空间，寻求进入国家权力精英阶层。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新生代要求对政权进行民主监督，使得“接近政权的一小部分人半合法地大规模寡占原材料红利和聚敛财富的现象难以再现”。由于获利者不愿意退出，“精英阶层变换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冲突。今后一个时期，抗议的活动可能会转向地区层面。在各个联邦主体，示威者更容易组织起政治活动，而且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运动的争论也相对较少，彼此间的信任度也相对较高。鉴于国家将举行一系列的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很大一部分政治活动的目标将转向地方和市政日程，并有望取得初步战果，未来政治精英的首批代表可能进入到权力阶层，他们组织的文化活动可能会多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再只是走上街头。

“列瓦达”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普京在新的总统任期依靠的社会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和传统反对派有诸多相似之处——在3月4日大选前呼唤“诚实的选举和民主”，并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与共产党人以及民族主义分子一同前往集会。

三、俄罗斯国家发展危机的征候

按照“列瓦达”3月的民调数据，在回答“今天的国家是否在沿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提问时，34%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16%的人选择了“难以回答”。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受访者对国家的发展前途信心不足。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危机征候日渐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仍然保持着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中小企业成长空间未能有效扩展；过度依赖能源产业，创新经济更多地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从未中断，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控着国家经济的主要命脉，即政府控制最重要的战略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是单一制联邦企业，也可以是联邦政府持股的股份企业。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在战略性股份企业中持股比例大于25%，即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至少拥有否决权。表面上看，俄罗斯国有企业生产总值只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出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实际具有的超级垄断地位。俄罗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私有化，政府舍车保帅，通过放弃小型国企以加强对大型国企的掌控。

俄罗斯政府深谙通过少数股权来掌控企业的技巧，已经放弃了181家企业的绝对控股权。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国家持股超过10%的企业即为国有企业。国营能源公司已不再满足于坐在家里抽取石油或天然气了。他们愈发频繁地到国外投机经营，以确保未来能源供应或者与私营公司的专业人士合作来提升业务水平并获得好的收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直在东欧和亚洲全额收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2008年它买进了塞尔维亚能源巨头——塞尔维亚石油工业公司51%的股份。在俄罗斯还存有这样一类占俄经济较大部分的企业，即形式上实现了私营化，但实质上延续原有体制的国有大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相当大的比率。即使经营不善，中央或地方政府也会从保持就业率角度，对这些大型企业实行补贴，并对其采取较多的保护措施。

俄罗斯政府一方面宣布要启动新一轮的私有化进程，但另一方面继续将重要企业纳入国家控制范畴。5月21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将俄罗斯水电股份公司、统一电力系统联邦电网公司、系统操作员股份公司和地区间电力分配网络公司纳入国家战略企业的清单。在股票市场中，俄罗斯国有公司的市值占本国股市市值的62%。

作为俄罗斯经济支柱产业的油气工业，在过去几年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飙升的形势下，为俄罗斯重振经济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对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大幅下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随之大幅跌落，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另外，过去几年“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导致卢布持续升值，工业制成品进口增加，出口受到抑制。更为重要的是，油气行业的超常发展和高额利润，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产生了“虹吸效应”，自然资源开采行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左右。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俄罗斯是否存在“荷兰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大量的优良资本和劳动力涌向油气工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只能以被迫提高工资的方式防止劳动力的流失。这为制造业的发展增加了额外的生产成本，对制造业的资本形成和技术革新起到了压抑作用，导致结构调整难以取得积极进展，决定了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和高风险。2012年年初，国际油价保持高位，但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油价并不稳定。依照俄罗斯前财长库德林的判断，如果西班牙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油价半年内可能会跌至60美元。果真如此，这无疑让新普京时代的开篇即将遭遇风霜。

经济的高度垄断导致俄罗斯经济的集中化程度过高，效率低下。据世界银行估计，俄罗斯22个大企业集团（指年销售额超过7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两万人的企业）占工业品销售总额的39%，占工业企业总就业人口的20%左右。大企业的银行信贷占实体经济信贷总额的30%以上。有专家认为，垄断是俄罗斯经济的“顽疾”，是比“荷兰病”的影响更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将其称为“俄罗斯病”。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垄断企业处在政府的强力保护之下，并在国内市场获得暂时的、虚假的竞争优势，却无法在国际市场形成真实竞争力，“国内为龙，国外为虫”的现象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在政府行政干预下，国家垄断企业排斥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最终导致整个经济失去竞争力，不仅阻碍结构调整，也有损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俄罗斯早已颁布《反垄断法》，但龙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使得俄罗斯中小企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

高度的垄断性和垄断利润的存在，特别是垄断性能源企业极其巨大油气红利的存在，使得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不足，导致俄罗斯经济无法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创新基本停留在纸面上。在国际低碳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俄罗斯的相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此外，经济领域存在的高度垄断性也导致政治上集权的加剧，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制约因素和滋生腐败的温床。

四、俄罗斯威权主义危机的征候

自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的运作都打上了威权主义的烙印，即普京政体是以领袖权威为基础、以强力控制为手段、以法律法规为保障、以善政善治为目标、具有西方民主程序的集权政治体制。威权主义政治通常是集权国家由集权走向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权宜的过渡形式。换言之，普京的威权政治是俄罗斯从旧有的苏维埃集权模式向民主政体转型进程中出现的过渡性政治形式。这就决定了威权主义政治的双重性：集权传统与民主因子的复合体。它的运行逻辑理应是更多地走向民主，而不应大幅度地倒退并固化到集权上，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政体就走向了集权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长期固化在集权上，并日益走向专制的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纵观俄罗斯历史，自建国伊始，它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已经内化到国家和民众的意识形态中。“极权主义是俄罗斯的古老传统”，“极权主义始终融化在俄国的血液中”。俄罗斯宪法虽明确规定放弃国家意识形态，但自2006年8月以威权主义为核心的“主权民主”被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宣布为该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威权主义即成为普京治理国家的典型政治符号。在普京执政的前八年，俄罗斯面临着由乱到治，由无序到有序的治理任务，威权主义政治总体上适应俄罗斯在大开大合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这可谓是威权主义的“黄金八年”。但是俄罗斯的威权主义政治也存在弊端：它终究是极少数人的超级精英政治，排斥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它在专制的废墟上培植出公民社会的萌芽，但难以培育出真正的公民社会之花；其政治顶层设计往往囿于极少数超级精英的道德标准、政治偏好、亲民意识、执政视野和权谋素质。当普京的政治进取心稍有减弱，或者过多地受制于利益集团，或者出现政治判断误差，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运行就会出现波动，而这种波动又会影响到威权政治的稳固度与合法性。例如，2011年9月，普京宣布竞选2012年的俄罗斯总统时就对社会接受心理的判断出现偏差，导致在之后举行的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和其本人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之中。最为关键的是，一旦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民众认可的权威领袖，失去社会大多数的信任，并难以再产生领袖群伦的新人，那么这个体制的运行可能将陷入捉襟见肘，甚至是轰然崩摧的境地。肇始于2011年12月杜马选举后的大规模街头政治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的危机征候。

依照布热津斯基对俄罗斯新一轮街头政治的观察，“俄罗斯实际上正在出现基于民主准则和民主信念的公民社会，但这是否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还是个未知数”。他认为，“俄罗斯应当成为欧洲大西洋体系的一员，这种体系意味着民主伙伴间的合作”，“从文化和历史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确是西方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民主社会”。布热津斯基得的结论是，“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实现民主，因为民主运动还在现行政治体制之外。但民主已作为一个代替体制开始与现行政治体制并存了。目前对俄罗斯而言有两件事：一是社会发现了现行体制的问题，二是人民不再害怕——这是俄罗斯的全新现实。”

观察近一个时期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在普京的民众信任危机征候的背后，是不甘于现状的俄罗斯中产阶级更多的政治经济诉求，即普京的民众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危机，而这与国家发展危机密切关联。追根溯源，在民众信任危机、中产阶级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诸多征候的背后，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即普京所言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即国家“发展的新阶段”。

五、稳定前提下的治理选择

当今世界充满危机，无论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还是在国别层面，危机不再是一个“是否”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没有重大机制性危机的日子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依据普京竞选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结合其履新以来的政策运作，参照政治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和普京每每在遭遇危机时主动求变的现实，新普京时代或将在稳定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治理选择。

第一，政治上，寻求从刚性威权主义到弹性威权主义的转型。

在本文的界定中，所谓刚性威权主义就是在其政治的双重性——集权传统与民主因子的复合体中，更多地强调“集权传统”的威权主义；而弹性威权主义就是在其政治的双重性——集权传统与民主因子的复合体中，更多地强调“民主因子”的威权主义。今天的俄罗斯已今非昔比。公民意识的觉醒，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意味着以往刚性威权主义色彩浓重的治理方法在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得普京不得不将其刚性威权主义执政理念向弹性威权主义过渡。普京在其竞选文章中曾这样谈及俄罗斯未来的机制建设：“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自社会各阶层有责任感的人、专家、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有所关怀的思想者和那些有实干能力的人将由人民推举入权力机构。该机制研讨、采纳和兑现各种决定——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战术上的决定——的过程对于社会而言都将明白易懂、富有成效并公开透明。”

普京从来就不是保守派。在变革的问题上，他常常说的少、做的多，甚至只做不说。即便是自己曾经反对的事情，如需变革他也会选择变通。事实上，普京已经开始做出某些调整与改变。2011年底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实行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代表了普京未来政治调整的方向。普京上位伊始的政治举措也体现出了国家政治运作从刚性威权主义到弹性威权主义转型的积极迹象。

依照4月4日生效的俄罗斯新《政党法》，截至6月25日，共有177个政党组织在司法部申请备案，其中已经有9个政党获准注册。它们是俄罗斯民主党、公民联盟、“为了俄罗斯妇女”人民党、绿色联盟－人民党、社会正义共产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社会网络党。加上原有的7个政党——统俄党、公正俄罗斯、俄共、俄自由民主党、右翼事业党、亚博卢、爱国者党，俄罗斯至少在形式上有了16个合法政党。

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也面临重大改组，使其更加贴近俄罗斯民众和政治现实。梅德韦杰夫在该党5月25日开幕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统俄党”改革方案被写入党章。主要内容包括：党向各级行政和立法机构推荐候选人时必须坚持差额和保密原则；切实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总委员会成员应有20%以上来自下层支部，每年更新10%的成员等。

从6月1日起，地方直接选举州长的新法令开始生效。只要在俄罗斯司法部注册的政党，即便没有进入地方议会，也可以推选自己的候选人，被推选者既可以是该党成员，也可以是无党派人士。在新一届俄罗斯政府组成上，普京主动求变，大胆选用年轻官员，甚至将“80”后精英选入内阁，并实现了政府部长3/4的“大换血”。

第二，经济上，寻求从传统能源经济到多元经济现代化的转型。

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拉低了油气价格，俄罗斯急需摆脱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发展制造业和创新经济。普京6月17日颁令成立亲自挂帅的经济现代化和创新发展咨询委员会，撤销梅德韦杰夫2009年成立的总统现代化委员会。普京在竞选中指出，苏联时期形成的国际分工延续至今，俄经济对原材料的依赖性决定了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由于1/4的国民生产总值靠出售能源和原材料获得，俄经济对外部市场严重依赖，具体表现为对进口消费品、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依赖和对原材料出口价格的依赖，而这两点都是俄无法掌控的。为改变原料供应者的角色，俄需要大力发展以现代化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有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发展现代化的服务业和农业，并吸引充足的资本和人力资源。他同时强调，实现经济多元化不能依靠保护措施。过分的保护主义往往导致停滞、低质量和高价格。俄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入世后的俄罗斯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普京认为，未来的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传统服务的份额将会缩减，而高新技术产品将成为市场主流。因此俄应成为技术强国，并明确优先发展方向，即制药业、化工、复合材料、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技术、纳米技术和核工业。在制定私有化政策方面，政府考虑于2016年前降低国家在部分原料行业企业的持股比例，并退出大型非能源企业（非自然垄断行业和国防工业企业）。同时要减少银行和国有大型企业（如天然气工业公司）对其他行业企业的参股，如参与媒体控股等，并限制国有公司在俄收购新资产。

6月21日，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称，俄近期将采取新预算规则，预算支出规模将不再与石油价格挂钩，过度依赖国际油价是俄经济的“致命弱点”。他认为，俄目前宏观经济指标良好，通胀率在四年内由13%降至6.1%，但同时也存在中长期挑战，如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等。

如果普京将实现俄罗斯能源经济转型设定为新任期的经济目标，那么俄罗斯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尤其在转型之初。普京将不得不面临艰难抉择：保增长还是保转型？如果是前者，就意味着能源经济的继续维系，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由于面临着民众经济期许的巨大压力和选举中对民众的政治承诺，在新的任期普京不会进行激进的经济转型，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势必是多元经济的现代化，其中包括能源现代化。削减中央政府部门的权力，将某些联邦部委的权力交还给联邦主体。俄罗斯联邦地区发展部的重组很可能是权力重组的信号。

第三，外交上，寻求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转型服务的务实外交。

一般来说，大选年的国家外交往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2012年恰逢俄美两国同时进入大选年，这就意味着两个原本就互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可能在外交上彼此指向性更强。美国国内的某些人一直试图影响俄罗斯大选进程，让普京离开俄罗斯的政治舞台。2012年的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险象环生，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伊拉克，无论哪一个关键冲突点的背后都有俄美两国博弈的身影。随着国力逐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俄罗斯对美外交日渐显现出全球性的“反建构能力”，即在全球层面阻碍美国依照自己意愿进行秩序建构的能力。只要俄罗斯阻挠、反对抑或拒绝积极参与，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虽然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两国在彼此正面交锋时都不会轻言退让，但是俄美两国彼此毕竟存在着战略需求，而且普京一向是实用主义外交（尤其是实用经济主义外交）的集大成者，因此俄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一向对西方强硬的俄副总理罗戈津曾将与美国的博弈形容为“带着手套打铁拳”：“我们应当恢复自己的力量，包括军队和舰队的力量。我们的政策应当是戴软皮手套打铁拳。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手套内铁拳的力量。”未来随着美国支持俄罗斯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与美国在反导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可能获得突破，以及美国可能取消阻碍两国经贸发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俄美关系的发展可能会取得重大突破。

普京认为，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俄美关系不稳的重要原因，“俄美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双边政治对话与合作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双边贸易额和相互投资规模远不符合两国的经济潜力，使两国关系免受时局起伏影响的防护网始终未能建立。”在中俄天然气管道铺设问题久拖不决的时候，俄美能源合作获得突破。4月，俄罗斯石油公司继2011年8月与埃克森－美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的具体协议，包括建立合资公司开发喀拉海和黑海油气田，双方还商定将加强在美国和第三国境内的油气开采合作；6月，双方签署共同开发俄西西伯利亚地区石油和建立北极大陆架油气开发科研中心的协议。俄美两国石油巨擘正在联手打造万亿美元级的合作项目。

从长远来看，俄美关系或将好于中美、中俄关系。但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始终遵循着“双动力”驱动的逻辑：内在动力——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必须交好，不能交恶，邻居不能选择，两国经济又互补互需，因此两国战略合作是必然选择；外在动力，中俄两国崛起都面临着外部势力的挤压，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某些西方国家都将中俄崛起视为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打压中俄两国的战略企图不会根本消失。中俄两国只有相互借重（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结成战略同盟），才能降低各自国家崛起的成本。未来的中俄关系将向内在动力推动型倾斜。重新回归的普京已将东部地区的开发作为振兴经济的先导。5月21日，普京颁布总统令，成立远东发展部，下决心开发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将为中俄两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普京提出创新经济和“再工业化”的目标，有利于两国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俄罗斯的科技潜力和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在新普京时代，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合作伙伴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