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成立于1971年的全球性环保组织，很多人初识绿色和平，是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电视屏幕。那时，人们第一次把抽象的“环保主义”概念与那些向日本捕鲸船示威的小船们联系了起来。

而真正使绿色和平声名鹊起的，是21世纪以来该组织持续在抵制转基因和关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发力，随着环保事件与食品安全事件日益成为高关注度话题，公众也给予经常“揭黑打黑”的绿色和平以更多好评。但遗憾的是，由于其在专业性和客观性等方面饱受质疑，这家善于制造新闻吸引眼球的环保组织，对社会公众的误导也同样不可小觑，这往好处说是“异化”，往坏处说就是“堕落”。

2011年7月14日，绿色和平组织的示威者们，闯入了一个坐落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试验农场。这个农场种植了半公顷转基因小麦，这些可以降低血糖系数、改善肠道健康并提高营养价值的小麦，也是转基因麦种在澳大利亚首次室外试验的一部分，而绿色和平的示威者们却翻过农场的围栏破坏了它们。

澳大利亚科普杂志《Cosmos》的总编Wilson da Silva认为这证明了绿色和平已经迷失了方向，成为“令人悲哀的、教条的、不在乎证据的反科学阵营”。

同年6月10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对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发布禁制令，要求其不得对凯恩能源公司在格陵兰海岸的合法业务进行干扰。此前，绿色和平的小艇曾开到了该公司的海洋钻井平台下方，并阻止钻井平台的正常工作。这一切都是因为绿色和平认为“北极一旦发生石油泄漏，将无法清理干净”，而凯恩能源却没有公布漏油应急预案。对于绿色和平来说，诸如闯入核电站、阻拦捕鱼船等事件已是屡见不鲜。

“自然之友”编写的《20世纪环境警示录》中对绿色和平如此评价：“众所周知，该组织的特点是行动出奇地激进……由于他们经常采取十分激进的行动，也使很多人对他们敬而远之。”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曾给绿色和平冠以“生态恐怖主义组织”的称号，并对其进行跟踪调查。

那么，绿色和平的创始人如何看待自己亲手创立的组织呢？作为该组织创始人中唯一的科学家，帕特里克·摩尔最终选择退出了日益“不科学”的绿色和平。有趣的是，与退出后转而支持核电和转基因的摩尔不同，另一位创始人保罗·沃森退出的原因却是因为他觉得绿色和平还不够暴力。这位专职与捕鲸船对抗的沃森先生，甚至凿沉停泊在港湾中的商业性渔船。

绿色和平的激进不仅仅体现在暴力上，更在于其暴力的根源：极端左翼的意识形态，其“把原始落后的生存状态理想化，认为保持原始才是高尚的，进而反对一切大型经济开发项目”的态度，因而日益被打上了“极端环保主义”的标签。

帕特里克·摩尔曾对绿色和平如此评价道：“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Schwartz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

诸如其一贯抵制核电，却不考虑核电退出后国家将面临的能源危机与更大的环保问题（火电污染厉害）。其反对伐木，却无视伐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可再生资源。其认为桉树是旱灾的助推器，其实汲水过多原因在于种植过密等技术问题，与树种并无关系。

其反对人工养殖三文鱼，却罔顾三文鱼养殖业每年都能输出成千上万吨对心脏有益的食物。其曾经发布耸人听闻的“毒蔬菜报告”，却在报告被完全否定后表示沉默。其坚称茶叶中含有农药“高毒剧毒”，却模糊处理了“含有农药残留”与“含量超标”的巨大鸿沟……

食品安全万人瞩目、转基因技术对普通人来说神秘莫测，绿色和平很清楚，只要抓住这些热点神经，就能不断挑起民众的情绪，掀起一波又一波“环保浪潮”。然而，如果当反转基因的口号已经苍白到“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没问题”的语言游戏，这个游戏是否还能继续下去？当其发布的报告一次又一次被揪出技术错漏时，这个组织的公信力是否足以让300万支持者继续坚守？

“环境保护主义就是用尽可能不危害环境的方式获取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能源和材料……环保不能损害经济，也必须为世人所接受。”或许，帕特里克·摩尔的话已经给环保主义的未来做了最明智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