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过度依赖投资一直被认为中国经济弊端之一，而2008年的大幅刺激政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近日各个地方政府投资密集上马，再度引发各界对于地方版四万亿的讨论，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程持续关注，讨论仍将继续，具体参见相关专题。

近来， 中国地方政府的新一轮投资密集出台，据初步统计，有贵州3万亿；重庆1.5万亿；广东1万亿；山西1万亿；湖南长沙8300亿，数十天内，全国出台的地方投资计划总额，即达7万亿之巨。如全部到位，估计地方投资，将不下十亿，被称为“地方版四万亿”。

“地方版四万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是否会引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重经济结构的病症？地方财力如何保障？

事实上，此四万亿非彼四万亿。就未来观之，“地方版四万亿”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突破，将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大力支持与鼓励。

被架在火炉上烤的地方势力

某种意义上说，本次地方投资狂潮，其实是变相对国家发展战略部分缺陷的修正。

近十年来，各地如何发展，国家规划的色彩日益浓厚，哪些地方得到扶持，很多不是依靠市场判断，而是根据政治地位排队。比如，最近几年，新区都落户到几个政治地位高的直辖市，这对于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种意义上，与国家资源的分布不均有很大关系。本次地方大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欠发达地区，其实对于国家的均衡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存在两大经济体系，一是横向的经济，就是区域经济，或者是地方经济，二是纵向的经济，即产业经济。

目前，中国的两大经济体系，均出现了问题，而根子都在上层。

就纵向的产业经济而言，从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至今，各级投资几乎都流向了建筑、钢铁、铁路、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而一些轻工行业则危机重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纺织、玩具等大量生活消费型企业纷纷倒闭。从企业所有制来说，大规模投资浪潮，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元气。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产业经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努力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

从横向的区域经济而言，地方投资狂潮，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失误亦是一种修正。

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还一个是势力庞大的垄断央企。

以央企为代表的垄断势力，日益强大，不断膨胀，不仅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亦对地方造成了挤压。造成地方发展权限的收缩。地方对央企的依赖日益加强，出现了大规模的央地联姻。地方发展，受到“外来和尚”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本土经济受到压制。假使在湛江的中石化和宝钢撤退，湛江当下的GDP将下降一半以上。假使央企都撤离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将遭遇毁灭性重创。。

就财权而言，实行近20年的分税制，使财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地方财政自主权萎缩，到底哪里最需要投资，投资什么项目，地方往往无法决定，还需仰仗中央。特大项目的投资，亦集中在中央一些部门，而中央在全国的财力分配并不均衡，由此，则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邪气。也助长了按政治地位排队分钱的恶习。集全国之财富，并没有投到最需要的区域，亦没有投到最需要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活力体现之一，就是地方逐渐拥有比较大的发展自主权，最近几年央企的强势扩张和中央财权的重新集中，事实上削弱了地方自主权，到北京跑项目，远比发展本土经济，培育本土品牌来得快，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种重视大项目而轻视中小企业的风气。本次地方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将有效纠正这种风气，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动辄数万亿的投资冲动，将有效稀释国家层面对部分区域和产业的“偏心”，在产业领域，山东魏桥、陕西电力等地方企业，打破了电力领域的垄断，是一个新的动态。未来值得鼓励。

地方版四万亿被诟病的同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政治地位不高，本地又需要发展，去北京能讨到钱吗？如果讨不到，不自主投资，还有别的出路吗？

简言之，这十年，中央的收权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官进民退、亦导致了“央进地退”。地方发展动力被束缚，地方版四万亿，将打破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稀释资源错置的祸害，同时，将冲破垄断央企的挟持，逐步形成地方自主发展的传统，掀起地方经济自治的风潮。弱化行政计划，还权于地方。中国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定，确立以地方为主的发展体系。

地方更懂得本地需要

从投资效率上说，各地依据当地要素禀赋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和重点产业，更符合当地需求。亦更具效率。

本次贵州的计划，最为引人瞩目。3万亿多少有点放卫星，但是投入方向倒挺适合当地特点。贵州“国家公园省”的战略定位既彰显了贵州的核心竞争优势，又体现了当地特色。长沙市的投资计划，除了交通和城市设施，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布局；广东则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山西的1万亿，更关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产业再造；重庆的七大产业集群，亦是针对性非常强。

在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推行之时，十二五规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投向多在传统产业，而本次的地方版四万亿计划，则可偏重新兴产业。

此外，本次的地方四万亿，亦将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造成深远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但是，这种模式不能长久。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约在70%，而中国只有40%，差距巨大。此前，在很多民生领域，最后买单的基本都是地方、企业以及个人。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央并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账户，并依照各地发展和收入差异，进行补贴，而是单方面让地方搞，由此户籍改革竟引起全国多数市长反对。各种保险主要是企业和个人承担，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缺位。在此情况下，地方的大规模投资，如果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内需上，将是功莫大焉。

事实上，地方上早不乏有识之士。早几年，陕西神木就一度耗13亿巨资推行全民医保，只不过改革推动者郭宝成被明升暗降。而本次地方投资浪潮中，江苏也已经先行一步。7月份，南京专门发布规划，内容涉及10地产，汽车、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及爱与、健康、会展、节假日等10大领域的消费。随着地方投资的不断调整，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消费领域。同时，在提高民众收入，消除两极分化方面，亦需大量投入，经过此关，中国将完成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消费计划的过程，实现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未来中央会默许和鼓励地方的这些变化吗？

中央已放火，地方要点灯

从保增长角度而言，地方版四万亿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惯性。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任政府都不敢在其任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预期，以免引起人心浮动。如此，首先中央层面就有对于高速增长的追求。而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地方对于高速增长，亦存在着强大的动力。

要发展经济，进行产业培育，等待合理的成长，显然并非各地政府最佳选择。而依靠投资驱动，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基数，自然成为首选。如此，疯狂投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潮流。至于以后何以为继，由于中国的任期制，则不为主政者考虑，因为很有可能其时已经升迁调任，或者是光荣退休，实现了安全着陆。

中央版的四万亿推出，正是本届政府在第二个任期之初，从保增长的角度而言，确实达到了目的，但是，地方换届，才刚刚完成，他们的任期才开始，中央已经点灯，就难以约束地方普遍放火了。

钱从哪里来？

外界对地方版四万亿的最大疑问是：钱从哪里来？

事实上，无论长沙的8000亿，还是贵州的3万亿，更多的是一种决心，造势的成分居多，不必当真。就是全部当真，当下统计的7万亿也并不多，今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肯定要超过30万亿。地方投资总额虽大，但是占比并不高。

此外，更重要的是，地方需要广开财源。有一些专家认为，城投债、资产证券化、基建信托等业务或成为银行贷款之后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方向。

而事实上，如果按照目前公布的力度，这些远远不够。当务之急两条，一个是开放地方债，一个是开放民间资本。

目前，地方发债，主导权在财政部，当下发行的地方债务，不过200多亿，相对地方需求，基本是杯水车薪，未来需开放地方债，地方自行发债，比去求北京批钱公平，效率也高得多。

在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部分省市的民间投资，已经超过了政府投资，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民间投资完成4071.81亿元，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2.9%。中国当下很多地方民间藏有财富，比如鄂尔多斯等地，缺的只是政府的信用，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能够重建民间的信心，资金来源并不足虑。

（作者为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