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蔡铁根（原名蔡泽生，曾用名蔡委心），生于1911年12月，河北蔚县人。1931～1932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为抗日父亲先是加入东北军，后又投奔红军，在红军总政宣传部工作。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所在部队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被正式任命为115师宣传部干事。随部队东进抗日，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在林彪与聂荣臻分兵，聂部往山西河北察哈尔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父亲随杨成武独立团（后扩编为独立一师）回敌后故乡开辟根据地。因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当时河北省委组织的冀东大暴动并在雾灵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一师三团去开辟平西地区并组建准备进入冀东的四纵。因为看不惯当时开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贪腐现象，父亲在未得到师长杨成武的同意下，“非组织”跟着政委邓华去了平西，引得杨成武大怒并派队追赶。

整个抗战期间，从随邓华开辟平西初期，到后来原120师副师长萧克奉命来平西组建挺进军，父亲一直在平西，先后任邓华11支队的宣传科长、宛平县长、抗大四分校教导员、挺进军九团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后改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9年后，父亲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筹建我军第一所正规化最高军事学府，任陆军大学筹备处处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系学习毕业。之后在萧克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等职，参与制定编撰我军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1956年，刘伯承亲自点名，将父亲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一、制定军队条令惹祸

就军队建设，当时毛泽东号召“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建设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见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

因为正规化军队一切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条令来执行，因而制定条令是建设正规化军队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当年苏联大量援助我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中，没有政治工作人员位置，例如坦克、飞机这样的技术兵器中没有政治指导员的位置；另外，苏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编制不一致，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我军的条令制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队中政工人员的地位与职权，其实就是涉及他们将来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待遇。这引起了政工人员尤其是总政治部的强烈不满。

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开：“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下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父亲这个条令局副局长头上（局长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长期养病未到职）。

关于这些，父亲在后来给组织的申诉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撰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撰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萧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为此，父亲曾经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萧克同志。信中写道：“……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会限制我军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要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实践的检验。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显然太早了。

这封信被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一些人套在父亲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二、怀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各部门争相“大跃进”、“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粮食则已有亩产10万斤之说，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了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后即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次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萧克，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搞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萧克现在又挂出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萧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记录）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而父亲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被印发大会，他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萧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迫父亲承认信是萧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教过萧，萧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萧，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萧无关。”（给中央纪委的申诉书）

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一批从事军队正规化建设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如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当时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那时太厉害啦，我们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刘帅都坐在台下的一条凳子上，挨个上去检查，会场上的气氛恐怖极了。”还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老天爷也坐在台上啊”。

父亲难捺心中的痛苦，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关于那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担心啊，我们都给他做了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在我一再追问都骂了些什么时，那天参会的老人告诉我：“你知道他们都骂什么吗？‘妈了个 × ！反革命！枪毙他！……’”

父亲忍无可忍，他放下稿子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批准的！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把父亲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有人告诉我：“那天，还有人动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1978年在为父亲冤案昭雪奔波时，我住在总参二所，有一位据说是林彪当年的机要秘书也因为等待甄别在此同住，他对我说：“小蔡，你知道，那时你爸爸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的，那气氛……”说的时候摇头叹气，尤有余悸。

实际上，毋庸讳言，当年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们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威胁，一些人认为正规化的条令将要影响他们的职权、地位和待遇。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撤职降级（降为行政14级——正团级），调离部队，转交地方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降到副团级）……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三、蒙难中的思考

父亲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现选摘其中部分日记如下（以下仅标注日期）：

1.反思大饥荒

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

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

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得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0年11月24日）

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

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

“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英明伟大的领袖”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

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

“伟大的毛病”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

（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

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

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

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

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

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

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嫌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8月20日）

（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1月11日）　　

党内斗争，据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并不尽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于是党内斗争便成了敌我斗争。于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集团，便成了正确的，因而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也承认，有时多数却并不一定都正确）而失败的集团便成了反马列主义的；于是胜利者集团便给失败者集团作结论，加封号，戴帽子；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甚而至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奸细，特务分子等等名目便应运而生。这都是真的吗？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个号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党时，向党内也就是向党员提出来的号召；最早是出于刘少奇的党员修养。而见诸报纸并成为向全党全民的号召提出，则是最近几年来的事。昨日《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这是每次整风或整风之后，惟恐整风不透的结尾号召，也就是近几年来泛于整风的最明确的答复。

（1960年6月16日晨）　　

几年来，党内出现了一批特殊人物，他们无视党内外的各种庄严规定而任意胡为，他们不仅不按党章规定的程序办事，而且无视党内民主，不准党员有不同意见，也不准党员保留意见，而且也不准党员发表意见。他们任意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随便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加上各种污蔑性的封号并把他们排除在领导之外，甚至于党外，只要对他们个人有意见，那就是反党，只要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右派。他们公开地猖狂地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发表了许多反动而荒谬的理论，在国内造成了空前的饥荒，把工农都导向了绝路，任意倒行逆施却不准党员有任何意见，这是什么马列主义，这是什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究竟打算干些什么？

（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客观上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这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强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国，要挽救中国的人民，要挽救中国的革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粉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传统！必须彻底地打倒中国的各种形式的“皇帝”！必须彻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准任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强奸民意！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意见，分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个政治组织的章程所允许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誉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党内有这么一派，并且还想把它的队伍继续扩大，却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们开除出党，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右派便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一种超然的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些人。据说这些人已经被发展到三十多万，按说这个政治力量也很可观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里作者在描写农奴生活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没有权力为我自己工作——我没有权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脱离动物状态的人宁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饥饿和寒冷，决不愿吃的饱，穿的好而忍受别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这么一所小小的无论多么简陋的茅屋属于自己，或者有一亩不论多么贫瘠的和荒芜，总是我自己的土地。我没有权力结婚……

“我的精力由于丧失了积极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锄，每一锹都需要紧张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这些是作者在描写十九世纪南美农奴生活而写的。但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吗？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可是自由对于人来说，和财产是同样的重要，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饭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自由就没有饭吃，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现代的中国，完全牺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饱。

这样看来，人们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财产，而要私有财产就不能要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作奴隶，要自由，那就还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饭和自由两者才可以兼得，虽然有时两者并不能够完美地兼得，有时为了吃饭不得不暂时牺牲点儿自由，有时为了自由，不得不暂时吃的坏些儿或饿些儿，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连吃饱饭这一样也不能保险。

（1963年6月27日）　　

饥寒交迫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忍饥号寒好呢，还是一部分人饥寒一部分人温饱好？是稍有点儿民主好呢，还是完全独裁统治好？是稍有点儿自由好呢，还是完全没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但共产党有何能一下子把六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部很好地管理起来。于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包而不办”的严重现象来。然而人民却要处处等待领导，既不肯（也不能）积极主动，也不肯积极负责。于是无人管理和胡乱管理的现象便泛滥起来。

（1962年11月21日）　　

四、遇难及平反

父亲“自由思考，独立精神”的思想与实践，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必定给自己铸下悲惨的命运。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经过疯狂的“文攻武卫”和夺权，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从很多记录上看，为了确立这权力，各地都镇压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员。3月11日，江苏常州公检法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开枪决了“以蔡铁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蔡铁根和另一名部队转业军人吴翼，判决多人徒刑，牵连人员达百人之多。此事轰动一时。父亲的死刑判决书甚至被张贴到了他参加革命后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故乡的土墙上……

父亲冤案的产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常州当年的市委书记牢骚满腹地对我们说：“我们能随便说把蔡铁根同志的头杀掉吗？……”

在他的冤案昭雪后，有一位老同志亲口对我们说：“……你爸爸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北京！”

有一点是清楚的，记载他自己思想的日记是直接导致他被杀害的原因之一。

父亲被捕离开我们时，我才9岁，因为他的思考，我们三个幼小的孤儿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过了14年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父亲被害10年后，在胡耀邦、黄克诚、萧克、李达等一大批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的冤案终于昭雪，他被定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只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们把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镜放在盒内。因为父亲被杀害后，骨灰没有被保存，他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顾，真正做到了肝脑涂地，乃至灰飞烟灭。

后来，我才知道，在共和国长长的烈士名册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时期因为极“左”路线被冤杀的他，也是牺牲在“自己人”枪口下的。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据说牺牲的烈士总数约有两千万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杀的，大概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了。如果说战争时期因斗争残酷，难以分辨而错杀同志，那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执政的时期里，也还有着许多同样的故事，造就了不少这样的烈士。这样的烈士人数究竟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了。我的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名。虽然他是一位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