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汇丰8月份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还是国家统计公布的PMI，其终值都会让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心。汇丰PMI由上月的49.3降至47.6，显示中国制造业运行连续第10个月按月放缓，也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最低值。而国内PMI为49.2，这是该指数自2011年11月以來，再度跌破50的盛衰分界线。而PMI数据恶化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至今没有找到增长之动力。因此，对许多市场分析人士来说，当前又是政府政策出台的节点。不过，在本文看来，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经济政策变动的概率不会太高，新的政策出台估计要是在十八大后新一任的政府上任之后的事情。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性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每一任新领导人上任，对现实的经济把握与定位、专业水平、个人阅历及认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的领导人处事的风格与关注经济问题重点都会很大差别，从而推出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灵活性。正因为这样，上一任与下一任的工作交接期，经济政策的变化更多是以静制动。这样，上一任政府能够为下一任政府提供更为灵活的调整或改革的空间。

同时，在这个经济政策稳定期，也是对以往的经济政策一个认真反思期。这种反思既要看到上一任成绩，更要看到以往的经验有那些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比如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认识，当前整体的经济增长下行意味着什么？这里既有一个与什么比较的问题，也有一个早两年的经济增长态势可否持续性问题。

对于前者，如果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主要是与2009－2011年这种以信贷快速扩张来拉动的“房地产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那么当前的“去房地产化”导致经济增长下行也是一种必然。而经济的“去房地产化”自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国内产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会让不少在“房地产化”时期的过剩产能出现重大调整。如果从这角度来思考，那么当前的经济增长下行并非有多大问题，只是短期的困难却为中长期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如果从横向看或国际比较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与判断更是明显，即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一个潜在的快速增长期。对于后者，“房地产化”为主导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已经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基本共识，只不过对于如何“去房地产化”的方式上还有些分歧。但这种分歧很快就会让现实经济生活理出一条更适合中国的政策思路。

从未来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上来看，其中同样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推出了一系列来重塑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在当今的环境下，经济政策根本就起不了作用。这就是需要思考，当前的经济问题是政策问题还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如果是经济本身的问题，或是长期的经济问题，那么短期政策调整岂能有效果？

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既有国内“去房地产化”所导致的结果，也有外需快速萎缩的原因。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危机对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也造成巨大的冲击。外需的快速萎缩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可以看，2012年上半年整个国内GDP增长下降到了7.8%，其主要原因是以出口为导向的4个省市经济快速下行所导致。如广东、浙江、上海及北京经济增长下行到8%以下。这几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下行过大，很大原因就在于外需疲弱出口快速下降导致的结果，当然不否认与房地产泡沫一定程度的挤出有关。如果说，外需在短时间内（至少要5－7年）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中国无法通过短期政策的变化来刺激出口增加外需。

这自然要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就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中国的内需与美国相比差得太远。美国3亿多人口，年消费达到11万亿美元而中国14亿人口只有4万亿美元。中国人均消费不足美国十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内需增加到美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中国GDP总量上升以80万亿元以上，潜力巨大。还有中国经济不仅居民消费力低，而且存在严重三大不平衡。比如城乡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等经济发展巨大的不平衡。因此，对于欧美疲弱的需求来说，中国潜在需求是巨大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出来。

而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力并非可用短期的经济政策变化可激发出来的，它只能通过重大制度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制度、政府职能重新等重大制度改革才能激发出来的。它是无法用短期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变化得以调整的。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政府宏观调整政策的基调也十分明显。对于财政政策主已经转向为以依法收税及不收过头税为基调，而不是加大财政刺激政策的力度；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则把重点放在密集地使用逆回购操作上。至少传统的下降准备金率及减息的工具不能说不会动用的概率，但是这些工具的使用会比以前更为慎重。这些迹象都表明，在政府调整的过渡期，经济政策减少变化或经济政策稳定应该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这不仅让一些问题更是显山露水，而且也留出一个可反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