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魏荣汉在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内心充满了烦躁和焦虑。

他刚刚接到乡干部从北王村火急火燎打来的电话：“完了！全完了！票箱被砸了！选票都被撕了！”

几个月来，张吴乡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的事，已在全河津乃至山西传得沸沸扬扬。他知道，某些人正期待着来一次乱子证明：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时机尚未成熟。

魏荣汉本来要亲自去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的。但被干部们劝住了：魏书记，你不去，出了事儿，我们还有人可以汇报；你要是去了，出了事儿，就得直接向市里汇报了，那就闹大了！

那天中午，整个乡政府死气沉沉，“大家连午饭都吃不下”。在随后召开的乡党委会议上，不少人劝他：书记，咱别搞了。反正已经选了几个村了，就是不搞，咱已经是先进了！

“不行！”魏荣汉想都没想，一拍桌子，“无论如何，北王村的民主换届选举一定要推进到底。”他马上布置：立刻去通知，投票下午继续进行；重印选票，换颜色，加盖乡政府公章；通知派出所，跟我一起到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我看谁还敢砸票箱！

回想起1995年的这个选举情景，魏荣汉仍有些紧张和激动。

现在，他已官至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仍主要分管基层民主事务。有人笑称他“专升本”。

他最不能容忍砸票箱、撕选票，“他们撕的不是选票，而是他们获得的民主权利啊！”

他说，如果当时听到这种论调：“中国国情复杂，民众也尚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一放开，就会乱”，也会觉得有道理。但现在，他完全抛弃了甚至鄙夷这种说法。

3个月前，他现场观摩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角逐。

回来后，他说：“比起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山西农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毫不逊色。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中国农民选村官看美国公民选总统》，一经发表，便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2003年，他的另一篇有关中国农村民主选举的论文《我们仍然在路上》，获得了全国《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一等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在北京亲自为他颁了奖。

“我就是想让人知道：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民主选举，完全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

“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

今年47岁的魏荣汉，出生在农民家庭，“文革”后从农村走进大学，然后当了近20年的乡镇干部。2002年任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前，他“大半辈子都在和农民直接打交道”。

他还记得，在人民公社模式统治农村的时候，生产队长常常任意呵斥甚至打骂村民。但每个人都敢怒不敢言。

“一个人怎么可以那样？”看到村民对队长卑躬屈膝，魏荣汉既不解又气愤。

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他很早就有了这种想法：“是不是能让村民来决定谁来领导自己，不再受人欺负？”

1982年，从山西大学农学系毕业后，魏荣汉开始担任乡镇干部，他似乎找到了答案：民主选举———只有让村民自己掌握了决定领导人的权力，领导人才可能处处为农民着想。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实践这个他从青年时代便日思夜想的方案。

“为什么要等？因为没有法律。因为我一直是副职，说了不算。”他笑。

这条路终于在1995年开始了。魏荣汉调任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党委书记，开始用一把手的“强权”，在全乡大力推行依法民主换届选举。

“虽然是试行的，但我们有法律，为什么不依法办事？”面对乡党委班子里的犹豫和质疑，魏荣汉回应，“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党委书记，一切责任我全担！”

魏荣汉完全理解这些犹豫和质疑。那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的第7个年头，但在全国，依法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例子尚不多见。

他感到荒唐，“有法，但不依。依法，有人说你出风头；不依，倒没什么追究责任的程序。”

1995年秋天，张吴乡的村民第一次依法享有了民主权利。民主换届的标语在全乡大张旗鼓地贴了出去，乡干部都被派到村里，帮助农民学习法律，制定选举程序和办法。

有农民跑到魏荣汉的办公室里问：“你说搞民主选举，是真的还是糊弄人的？”

“当然是真的。”

“那党支部提的候选人，我们哪儿敢不选？”

“你们也可以提呀。你们今晚就回去商量，明天提个你们相中的候选人。”

“我们提的候选人，和党支部提的能一样？”

“当然一样。从地位到程序都是平等的。”

“当真？”

“当真。”魏荣汉拍胸脯：“谁敢搞不平等，你们来告诉我，我处理他。”

北王村的撕票事件，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从中感受到，一套公正、透明、合理的选举办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此前被忽视了。

这个宝贵的教训很快就用在了张吴村的选举中。

这是一个群派分明的村子，两派力量长年旗鼓相当。“只要一派的人上台，另一派肯定不断地到乡政府去告。这次是这一派上台，下一届肯定就要换另一派，否则工作就没法开展下去。”

怎么能让选举过程既公平又顺利？“你不能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魏荣汉感慨。

村民们想出了秘密划票的办法。没有那么多房间，在空地上拉几根绳子，用床单作隔；对于不能到投票现场的老人，流动票箱必须由两派的人一起掌管，票箱放置好后，持票箱的人一起后退3丈地。

魏荣汉“扑哧”乐了：投票那天的张吴村可好看了，红的绿的床单挂了一院子，一大队人浩浩荡荡端着流动票箱走在村里……市领导和人大代表都到现场去观摩，说：这种场面从没见过。

由于其他闻风而动的乡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张吴乡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中草草收场：十来个村里，只有七八个成功进行了民主换届。

魏荣汉不免有些遗憾。但是，整个运作强化了他的信心：不是农村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关键在于乡政府的决心，以及如何引导。

不过，魏荣汉在下这个决心之前，也有过犹豫。

“为什么不愿意推行民主选举？不就是怕乡里喜欢的、相中的人选不上嘛！我也怕。”他说，“选不上，乡政府布置的工作可能就难执行；遇到事情，村干部不和乡里保持一致，就会出麻烦。”

他说，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乡政府领导与村干部之间的“钱权”交易：乡干部收了村干部的“好处”，就不得不“保证”他上任。

魏荣汉作出了选择。

“什么是权力？”他回忆说，“我告诉乡政府的人：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这二者都是权力。我选择后者，并不是放弃了权力，放弃了党的领导。”

现在，魏荣汉承认这个说法并不全对，可这当时使在场的其他人理解了他。

“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3年后，魏荣汉调任河津市城关镇党委书记。与此同时，那部寄托了他理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历了10年的“试行”后，终于正式成为法律。

“如果这时再不搞民主换届，可就真的违法了。”魏荣汉想。

城关镇是河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搞民主选举，必须慎而又慎。

魏荣汉镇党委书记的“权力”又一次帮助他说服了其他人。

张吴乡的民选经验使魏荣汉更有信心，“首先，要有一套严谨、详细、公开、公平的选举办法”。

村选举委员会如何成立？候选人如何产生、如何排列？怎么选举唱票、监票、计票人？如何保证秘密划票？如何保证选票不被夹带修改？如果候选人的票数都没达到法定票数，如何再次组织投票？

1999年春节过后，面对这些问题，在镇政府的讨论会上，自发地形成了两股力量，一股扮演找茬儿的角色，另一股寻找对付找茬儿的办法，吵翻了天。

几天后，一份有16条内容和14条注意事项的选举办法出炉了。魏荣汉很得意，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审议，看美国有无这么详尽的选举办法。”

这份文件规定：村选举委员会必须由村民推选产生；候选人必须由海选或其他直接提名方式产生；候选人不得加入选举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后，必须经过20天方可投票；必须秘密划票；必须公开投票；必须在有村民代表监督的场所公开唱票；必须在投票当日唱票计票完毕；一律不得使用流动票箱；每位选民不能接受超过三人以上的委托投票，而且只限户内；所有与换届选举有关的决定，必须用广播、海报几种方式，通知全体选民……

魏荣汉说，所有的规定都有其不可缺少的意义：

为什么取消流动票箱？因为流动票箱最容易作假，最容易失去监督；

为什么不能接受三个以上的委托投票？为了保证每个选民的权利最大限度得以实现，同时防止村霸威胁选民；

为什么必须有20天的竞选期？就是要让候选人和村民充分加深了解；

为什么必须用几种方式同时进行公告？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捣鬼，蒙蔽选民。

而在规定的选举办法程序之外，镇政府也好，村党支部书记也好，都不得在选举过程中发号施令，“将一切权力交还给村民”。

这份选举办法被复制了上万份，发送到城关镇13个村子的每一户选民家中征求意见。那一年的秋天，换届选举正式开始后，深思熟虑设计的选举办法，见到了成效。

在只有900多名选民的西关村，几乎每天都有内容各异的竞选材料上墙。今天出现一张“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保证书，第二天就有人回敬一张《评“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质问信；选民们上午刚接到一份竞选材料，下午就有针锋相对的驳斥材料接踵而至。

高家湾村人口众多，开大会很困难，村选委会独出心裁，搞起了直播的“电视辩论”。从未登过如此大堂的农民竞选者，有的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急得满头大汗。

米家关村则召开了热闹的演讲会。一位候选人情绪饱满地上台演讲，承诺自己竞选成功后，将进行民主管理，带领大家致富。选民立刻质疑：你说每年给俺们分红，俺想问问，钱从哪儿来呀？

魏荣汉说，那些天里，各个村子里像过节一样，各自为了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吵个不亦乐乎，有的人家竟因“政见”不同，闹起了纠纷。每天早晨，村里的地上铺了一层参选者分发的竞选材料；入夜，还不断有人敲门拉选票，搞得村民都烦了，嚷道：“睡了，从门缝塞进来，俺明早看吧。”

“美国的总统选举，哪儿有我们这儿热闹啊！”老魏点了一根烟，得意地说，“农村是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的，谁也糊弄不了谁；选票就那么多，一张都不能放弃。”

投票前夜最为惊心动魄。

候选人和各自的竞选班子分头到每一位选民家里作最后的争取。小一点儿的村子，被脚步声、敲门声和招呼声充斥；大一点儿的村子，竞选队伍骑着摩托，包了出租车，连夜奔忙。

“那些日子，村子里的狗可累坏了。”老魏嘿嘿乐着，“都是整宿整宿地叫哇！”

由于取消了流动票箱，投票当日，有摇着轮椅来的老大爷，有举着输液瓶来的老太太，还有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打工仔。在规定投票时间结束前的一个小时，一个村的竞选者甚至拿出了未到会选民的花名册，派出租车逐一将他们请到选举现场。

镇干部纳闷：“那么多人，你咋知道谁没来？”

竞选者一脸惊讶：“全村的选民俺能倒背几个来回，谁没来，咋能不知道？没这点能耐，还竞选啥村官？”

有人说：乱了，城关全乱了。

魏荣汉却不这么看：“这不是乱，这是觉醒。”

至今，他还记得一位外号“土秀才”的选民兴奋地对他说：“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又递烟，又套近乎，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城关镇13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在2000年春天田地开耕前全部结束。

魏荣汉列出了一系列让他骄傲的数字：全镇98％的选民投票率；在选票上出现的名字达1800多个；当选者得票率多在50％～60％之间；有6个村第一轮投票没有选出，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民主选举，这些数字就是证明。”他说，“如果不是民主选举，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提名吧？不可能有选不出来的吧？不可能得票率刚刚过半吧？百分之百通过的人，百分之百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竞选并非一帆风顺。在绝大部分村里，都出现了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但是，2002年，魏荣汉调任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后，通过观察全运城的村委会换届，他从另一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事件并不是真正的“突发”，而是在修这条民主制度的康庄大路时，必须攻克的“堡垒”。

2003年4月，三位自称是芮城县风陵渡镇东柏台村的人，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办公室，进门劈头就问：你是管农村选举的，你说选委会的权力是什么？群众说我们是骡子毬，不顶用，还不如当叫驴好！

魏荣汉急忙安抚，才渐渐听明白，原来，这个村的党支部为了获得组织选举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偷梁换柱的“魔术”：

选举工作启动后，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党支部同意选委会由村民推选组成，但定下了一个规矩：选委会主任必须由支部成员担任，每张推选票上必须有一名支部成员，否则是废票。村民们同意了。经过推选，党支部副书记被选进了选委会，并由其他委员推选为选委会主任。按照法律规定，剩下的工作应由选委会组织领导。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党支部突然成立了一个“村委会换届选举领导组”。没被选进选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按法律不能参与选举组织工作的下一届村委主任候选人，摇身一变，都进了选举领导组，分任组长、副组长。他们要求每次选委会会议都要参加，并美其名曰“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必须由领导组的组长、副组长主持，而选委会的成员都成了摆设。

村民们提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党支部书记却说：“中央要求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谁反对就是反对中央。怎么，不要党的领导不是？”

就这样，选委会和党支部彻底闹崩了。选举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来人说：“以前我们吃亏上当多了，每次选举都是他们以党的领导为招牌，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愚弄我们，选委会成员全由支部指定，整个选举由几个人操纵。这次我们要求严格按法律来，结果却是这样！”他们问魏荣汉：“你说，我们选委会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如果党支部是这样领导选举，那法律规定我们选委会干啥？”

魏荣汉答不出来。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他已经知道了不少。某村因选委会主任中途退场而无法确认选举结果，群众将镇政府工作人员围攻了一个晚上；某村因选委会的问题而使选举反复了几次，最终还是镇政府派人主持了选举。结果呢？还是有人上访告状，对镇政府抛开选委会直接组织选举提出质疑；而在另一些村，不论当地党组织怎样强调和引导，村党支部成员在选委会中还是剃了个光头，无一支部成员被村民选入选委会。

“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魏荣汉说，“但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很好地解决”。因为，尽管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已经立法，但村党支部的成员绝大多数没有经过选举，在“党外民主没有带动党内民主”的情况下，即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委会，也不能保证普通村民的权力真正得以实现。

“有反对者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

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另一些沟沟坎坎，虽不像东柏台村那样棘手，却也让人费尽心思。

万荣县里望村是个有2000多口人的大村。老村委主任老刘五十开外，一生务农，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在2003年的换届选举中，他连任的希望很大。

但是，意外发生了。“海选”候选人时，不吭不哈的老刘只得了个“第三”，被淘汰出局。而活动积极、旗帜鲜明的两位后生小张、小李以高票当选为合法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小李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有经历，有实力，有相当一部分铁杆选民，被称为“实权派”。小张虽无官无职，但思维活跃，此次竞选公开向选民承诺：如当选，自己出资15万元，作为村里引资上项目的启动资金，为村民谋福利，被称为“少壮派”。

面对“海选”结果，老主任憨憨一笑，说，猫老了，不逼鼠。还是让年轻人干干，对我对村民都有好处。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支持张、李的村民天然地形成了两个派别，摆开了决斗的阵势。这引起了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警觉”。他们认为，若他们二人中一人当选，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无休止的反对与告状，村将永无宁日。老党员、老干部仍然希望新的村委班子是个没有反对派的新班子。他们开始做工作，实质是“责令”李、张二人退出竞选，力保老主任再次当选。

慑于村情及迫于压力，李、张二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分别以书面方式向选委会递交了不参加竞选的保证书。本不想再“逼鼠”的老村委会主任，竟然成了惟一的候选人。

里望村看似风平浪静了。投票按期进行。

然而再次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老主任的得票率未过半，而选票上“另选他人”栏中，又活生生地蹦出了仅次于老刘的小张、小李。

依照选举的有关规定，需再次进行投票，候选人应为得票最多的老刘和小张。

小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写出书面申请：恢复他村委主任候选人的资格。

这下，小李不干了，他拍起了桌子：“按原来向选委会递交的保证，除老村长外，谁也不参加竞选，谁也不能作为候选人。如果小张想当候选人，那谁也别想选成。”

在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责令下，小张再次宣布退出候选人名单。

半个月后，里望村进行了只有一名候选人的等额选举，选票上仍保留“另选他人”一栏。

投票结果公布，小张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又以第一名的得票率蹦出来，且超过三分之一。小李和老刘追随其后。“少壮派”竞选成功。当选委会征求小张的意见时，他毫不推辞，表示愿意干。选委会据此确认小张当选有效。

听到这件事时，魏荣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选举选举，没有竞争，就谈不上竞选。”

“当然，选举是有风险的。”他笑，“选上个歪人咋办？那还有罢免程序嘛！三年之后，还有下一次换届嘛。大家觉得上次选错了，长了智慧，下次就会格外小心。民主制度本身就是纠错制度。”

在里望村换届选举结束3个月后，魏荣汉到万荣县去调查。提到里望村时，乡党委、人大主席、民政助理员都说，“少壮派”的承诺已开始兑现，新的村委会工作也很得力，没有出现老同志们担心的“大乱”。

“他哪敢出岔岔啊？‘实权派’的人一直在盯着呢，几百张反对票搁在那儿，他敢胡来吗？”乡里的人对老魏说，“别说下届选举结果怎样，届内的罢免还等着呢！”

这件事让任了十多年乡镇干部的老魏感到羞愧。

“我们的县、乡一级领导干部选举，哪一个不是举手如林、全票通过？但是结果呢？”他顿了顿，“一旦选上了，就没选民的事儿了。”

“但有个反对派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它的作用是纪律检查机关无论怎样也代替不了的。”

在《我们仍然在路上》中，魏荣汉将里望村的选举事例写了进去，他说：“反对票是一笔财富，它的价值在于当选者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萨达姆当政时，举臂如林，一致同意，无一反对，这才是全世界谁都不相信的荒唐闹剧！这种貌似稳定的统治，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宁可有可以反对的反对，不能有必须拥护的拥护，这才是理性的……一个具有民主文化，富有竞争，与时俱进的社会，必将激励人们的勇气和信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20多年的农村工作经历，他越来越感到这份工作的沉重：“民主是一个系统。民主选举只是第一步。如果仅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真正的民主还是无法实现。”

在几届换届选举的尝试中，魏荣汉发现，凡是竞争激烈的，都是那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落。但另一方面，这些村子里矛盾最大、上访最集中的问题，也是集体经济中的问题。这些与村民生计密切相关的村务，既是村民积极参与竞选的动力，也是阻碍他们享受真正民主权利的心理羁绊。

2003年，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发生了全国皆知的“天价村官”事件。几位候选人为了能够竞选成功，竟公开向选民送了共计230余万元人民币。

魏荣汉清楚，如果背后没有巨大的利益，没有人会花如此大的成本竞选村官。但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珍惜手里的民主权利，向钱投票？为了调查清楚，魏荣汉先后去了十几次，力争和每一位村民进行深入的交谈。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他的结论是：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个案，而是多年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矛盾的集中反映。

老窑头村地处有名的“煤乡”，主要经济来源全靠3口煤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村里人用煤、用电、孩子上学，都不用交钱，还盖起了漂亮的村委办公楼和大舞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煤矿的经营管理、承包、转让，渐渐都变得“朦胧”了。十多年来，煤矿包给谁，上缴利润多少，都由村委和党支部说了算，村民从没有说话的资格。一口年产值几百万元的煤矿，村里每年收的承包费只有8万元，村民分文捞不着。

但是，村里先富起来人都是历届村委、党支部干部。他们在城里购置了价格不菲的豪宅，开着豪华小汽车，拥有巨额财产。当了几年村官后，全家便一举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村民们反映：“谁当了村干部，煤矿就是谁的”。而对于承包合同内容、村民如何监管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多是：不知道。

当了村委、党委干部，还意味着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人大代表。村民们大多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何时选的，能代表他们什么。他们只知道，党委、村委干部总是能当选。而村民们十余年来上访要求解决的问题，却一样也没有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村民对村干部、对民主、对法律，都已不抱希望。“谁当都一个样！”“啥承诺，都不算数。”他们更愿意在自己手里的选票还有点用处时，拿来换钱。

“有人说，农民素质低，不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从老窑头村回来后，魏荣汉十分苦闷，“其实谁也不憨，老百姓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也在权衡：拿到钱，总比选完了啥也捞不着强。”老窑头村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发生了老窑头“天价村官”事件，魏荣汉依然坚定地站在推进民主选举一方。

“有，就比没有强！竞选人能花这么多钱去买选民手里的票，正说明他们也看到了决定谁当村官的权力转移了。他想给上面送钱来指定，也不管用了啊！”他顿了顿，“民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习惯。指望一天两天就能养成这种习惯，可不成。”

从1995年到2003年，魏荣汉从三届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中，越来越明晰地感觉到了希望。

他刚在城关镇走马上任时，从每天一大早直至深夜，不断地有村民来上访。但民主换届选举后，上访量明显减少了，也没有出现一些老同志担心的“大乱”。

“村子里的人都盯着呢，看你竞选时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你的‘反对派’也盯着呢，看你上台是不是就能比我干得好；竞选成功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啊，几百张反对票是真实存在的，他心里也得寻思寻思：干不好被撵下台，多丢人啊！”

在魏荣汉回访过的村子里，大多数村民愿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结果，一些没有竞选成功的人，不仅担负着强大的“监督”职能，还摩拳擦掌，准备三年过后，再次参加竞选。

“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

这是魏荣汉最喜欢的一句话。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