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一介书生，无权无势，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编者注：今年8月，是易中天先生父亲逝世一周年，易先生撰此文以表达对父亲的悼念。）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