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Kitto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经历过文革和八十年代改革，他在英国《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告别文章《You'll never be Chinese》，回顾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因为文化差异、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Mark Kitto看待中国还是带着有色眼睛。然而，这篇文章反映出一个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此外，Mark Kitto也敏锐捕捉到，中国社会正在剧变，留给共产党的时间越来越短。
死亡和税收。你应该清楚这句古话（译者注：出自Benjamin Franklin1789年给Jean-Baptiste Leroy的信中写道："But in this world nothing can be said to be certain, except death and taxes",但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事：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或者想成为又或者你觉得你理应成为。我也曾想成为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着一件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一套毛主席式的西装帽子，再把我的头发染成黑的，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也挺恶心的。但我很愿意中国成为我生活和成就事业的地方。确切的说，起码在过去的十六年是这样。但现在，我就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再回来。我已经彻底从爱中抽身，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投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飞驰着的盛况空前。我们都大概清楚这些。
难道你不觉得，凭着这些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丰富的原材料，像一个嗖嗖行动的金融界的詹姆斯邦德一样单枪匹马的拯救全世界的经济的中国，不应该足够成为一个更快乐和健康的国家吗？至少要比那个当我在1986年以学生身份首次到来时所遇见的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可笑控制状态下摆脱出来的中国好吧？我并不这么觉得。
当我离开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年的中国学历课程，中国是共产主义。和西方相比，它是落后的。很少能看到汽车行驶在街道上，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寥寥无几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在一个不快的速度下行驶着，能让学生爬上木板被载一程回到宿舍。我一位所谓很负责的老师（介乎于宿管和假释官职位的人）曾是一个可怕的前任红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还有一些零钱买的花生。我们曾生活的像国王，或者说我们本该能找到一些更高端的能让我们花钱的地方。但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买到听装咖啡。
我们也曾有过自己的生活，像学生一样。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不是无聊的恶作剧和我深情记住的那些探险，而是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的西面100英里，那个我曾在过去的七年所生活的地方。
如果非要我选一个词去描述80年代中期，我会选——乐观。一个五花八门的自由的开放的市场才有雏形，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和一个对更多可能到来的期许。强调这个乐观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责任感，至少是责任感的一部分，所产生的要么是一个真正无私的社会体制，要么则是一个表面团结，但私底下根本没这回事的集体。
毛主席在1949年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的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学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广场走向天安门。这是第一个如此多的学生集会游行，也可能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
一个重要的人对那个轻率乐观的事情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现在以当代中国的总设计师而闻名。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现在这样。他同样也是1989年下令让军队进入北京的人，当然，这留下了可能让共产党走向末日的把柄。那个事件，中国人不得不这么称呼它，也是在我期末考试时发生的事件，在共产党做了完全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除的工作之后已经很少被提及。我的同学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所学的中文，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并没有用太久的时间把这个国家扳回到他所选择的路上。他说服了这个世界：要和中国立场保持一致，而不是像一个贱民一样对待中国。并且原谅他在那个事件中所做的一切，将会有更多的好处。他还提出了一个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看来。世界伸手相助，中国人民一概接纳。双方都有经济上的好处。
当我在1996年回到中国，去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社会中出现了一阵商业气息。这个兴奋的时刻更像是我签下一笔为我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所表现出的热切渴望，而不是那种大事件要发生前的颤栗。
这种兴奋戛然而止。邓小平曾保证这些从未要求过体制改革的中国人民会有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衣食无忧。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似乎一切都并没有好起来。
我必须强调腐败现象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在2004年，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打造一本有关经济的在政府的控制下杂志，然后我退隐到了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建立了一个小的位于咖啡馆的金融中心外加三间客房，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半页的每个月的《希望》，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杂志同样的命运，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权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求爷爷告奶奶一次），这也导致了我不继续留在中国的决定。
在我经营杂志的时期，我同一领域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每个我制造的议题从而在我这学到些什么。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去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也给我发了短信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复生成为旅游圣地，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90年初期打造了这个小村）回来居住，最多只能呆上几周。
但这篇文章并非主观。我希望我能给你我对中国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住在这里的时间，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乡村小集体之上，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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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方面：金钱和其中的收购。当今决策中国政策的小组是“经济利益”。
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和它的子民，远没有他们25年前富裕。传统家庭文化，由于将近六十年的自我奉献，再加上另外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变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不得不产生经济利益之处，并没有一起实现共产主义，当他们做这些的时候只不过是确保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经济补偿，那些受害于政府赞助下的不合法的土地瓜分的人民，或者那些被毒害的孩子。现在的社会状态，在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被财富所重新定义。车，商品房，珠宝首饰，服装，宠物：都是崭新和闪耀的，带着国外名牌的标识。在这个乡下的小山村，我并不所求我和我的家人健康。我所求的是我们的小买卖能挣多少钱，我们的车，我们的狗得花多少钱。
当然，这个钱的困扰，有多少钱，是你对那些并没有多少钱的人们所感到的不安。因此，党的口号提出了和谐社会，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美化工程，以及对于依赖土地权买卖的投资，多于了个人解决个人负担。
一旦你买了些必须用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某些安全的地方，人们更倾向于一些更能接受的回报——所有的这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把钱用于支付你的医疗费用和储备一些养老金，除此之外还有孩子去国外上学的费用。但并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放这些钱除了投资房地产或者塞进床垫。股市起起伏伏，银行以并不正常的商业方式运营，并且人民币严格来说并没有那么高的外汇价值。一些特许的有权势的有路子的人把他们的资产通过合法途径转移海外，剩下的人们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单。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上去的声音将会更像一起烟花爆炸事故。
简单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一个房子对于生活中城市中的年轻上班族来说已经无法负担，同时大量的房地产持续发展横穿城市，更多的房子被买家当做投资，并非家。如果你有一个房子，你可能起码有三个，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一个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沫破了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未来时间点的持续萎缩，党给人民的财富同样也萎缩了。那个承诺烟消云散。不变的是，你还是需要去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和孩子上学的费用。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在未来中发出类似的话语，会聚集成一个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他们不会再如此和谐。
同时，少数民族，工厂工人，对这些人而言，政府削减他们的压倒性力量不是比对他们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们的不满，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一个全民不满的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了这件事。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更别提去领导人民。
在中国农村，一些决策需要通过一条直通北京的命令锁链，得到更高层的授权，然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个写着：“自己拿主意”的便条。党只会在当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面前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幕后的人处在一个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并不允许他们委派的领导人直接掌控大局。很快将离任的国家主席，现在昵称为温爷爷的老人，是一个傀儡或者说是幕后对公众的虚张声势，也可能他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重组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采访，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实现不了。
为了爬到高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
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总会想着一旦他们到了那个位置，他们能展现出自己真正的颜色。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意识到了这绝不会发生。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听从“上面”传话的官员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我们领导”。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但是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并不存在，它只是个科迈拉（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女怪，作者这里说明它是个虚假的怪物）。
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通过专家学者告诉我们。“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尽管接受这个事实吧。”你叫我如果接受一个在一个需要提出关键决策性意见是只会传一个“自己拿主意”纸条的，甚至都不知面貌的领导人呢？
人们常常觉得，中国曾经领导过世界一次，所以我们毫无畏惧。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想要“取回他们的合法位置”。然而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毫无争议，这里对于中国理所因当取回他的“合法位置”有两个基本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能有现在的成果主要因为它的面积。就像现在这样，曾经很大，也一直会很大。（中国喜欢大，大很好，如果中国人问你觉得中国怎么样，只要说“它很大”，然后他们就会很高兴。）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物理体积的影响在微芯片被发明出来之前，你更易于出于统治地位。就像中国曾经坐在那里接受那些附庸国和宗主国的贡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超越它本身的边界时，就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和其自身的利益，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设计成对立双方，或者用钱打发。
第二个原因在于合法位置这个被误导了的概念其实是中国是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并不被美洲，已经启发过的欧洲或者现代非洲所认可。这个世界并不想存活于中国世纪，就好像同样不想存活在美国世纪一样。中国，从政治文化或者作为一个世界来说，还是太过狭隘。他并不欢迎外来的布道者——除非他们恰巧是拥有更好军事的和北方侵入的，就像两个古代皇朝一样，元朝（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那些进入后会变成更多中国人的人们。比如说蒙古的领土变成了元朝的领土，满洲的领土变成了清朝的，这似乎变成了最终的遏制力：“入侵我们然后内部耗尽。”就像电影《Allien》（译者注：1979年科幻电影）。对于中国人来说，用一个轻微诋毁的词来形容的话，所有的非中国人都是——外星人。更婉转的词是——外来者。中国人是“内部的人”。外面的天气，大声的争论，自然灾害，就像任何不喜欢外面发生的事情的人一样，中国人能关上门置之不理。也许他们会在门上贴个条子：“当你知道怎么做了，敲门。”
领导层需要和人民产生共鸣，一种能把自己穿进下属鞋子的能力。这同样也需要决断并勇于承担责任。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中国人民觉得和他们产生共鸣真的很难。在控制国内人民利益冲突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决定性的，暂且不提国外的。由于不厚的丑闻，领导班子的推迟移交，这个体系设计好了的套路是：有任何重要决定举措之前，避免责任变成了最重要的前提。
一个领导人必须放下这种至高无上的身段。
当今“世界领导人”提供给世界的机会是去当美国人或者民主的，如果他们想的话，有时甚至是强迫。大英帝国提供的众多事物之中，重要的是给了奴隶自由和一个合法的体系。罗马人从埃及取走粮食在整个欧洲重新分配。
中国让世界不再提供机会给中国人，因为成为中国人是件不可能的事。中国共产党也并非彻底抛弃了奴隶制度。它鼓励自己的人民像奴隶一样工作生产提供给西方公司他们所需要的货物，以赚取外汇去填补经济大膨胀。（党的宣言里的保证，保证把外来奴隶主赶出中国，现在看来多么讽刺）。同时，党不知道一个合理合法的系统，你可以在他鼻子底下摆弄司法公正的天平。（我曾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原告赢得了官司。但我的律师在路上收集材料时法官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官司的结果就颠倒了）。至于那些从非洲压榨的资源，被送到了中国。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共产党本身，从它的开端，都是带着强烈的反西洋列强的感情的。狂热的爱国主义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部门用“百年屈辱”定义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把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对于颁发给中国学者的诺贝尔奖，对于在公开场合和达赖喇嘛喝茶的人，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和“强烈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中国人民被定期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了什么，定期感到屈辱，同时党也保证会让外国人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还有另外一种剧本就是，一个由定期备受屈辱的中国主宰的世界前景暗淡，但也揭示了中国主宰了世界和它的经济。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日益增加，随着房地产的崩溃，一切化为乌有。像所有大事一样，它发生的同样会很突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随着一个爆炸事件开始。一些评论家说，这会是革命的开始，或者说是中国巨人的倒下。这些都有很好的土壤根基。所有党所做的一切试图在短期内修复这些问题只是让事情更加糟糕了，长远看来，也只是放任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调的利率，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本身没有什么改变。党出台了新的医疗保险体系，只是因为没钱了。钱呢？全投资在美国债务上了，又不能出售，还让美元贬值，提升了人民币价值但让出口贸易受损，关闭了不少工厂，让工人失业，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我希望这场剧变来临的时候可以是和平的，党不再会用攻打台湾菲律宾转移公众的视线。不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终会让中国破纪录式的经济增长停下来，尽管它如今驱导着世界经济，也是从拯救世界经济衰退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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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暴力革命或者内部的动荡的恐惧，大部分的暴力矛头直指外国人，并不是我要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并不否认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我所希望成为这个社会一部分的正当的人类渴望，不再被视为一个外来者，还有我可以在一个规范的环境下运营我的生意，不会再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夺走而担惊受怕，不用为我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气和伤害我们身体的食物而过分忧虑，为什么我必须离开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想给我的孩子们一些像样的教育。
中国内部底层的教育系统并不教育人，那儿只是一个测试中心。课程早已被设置好了如何通过。在中国农村，我们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存在一个选拔系统。考试中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在大城市更好生活的通行证。学校并不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交能力，能自理更生，具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
他们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家去大学研究商业。输家回家种田或者那些他们父母本不希望他们去呆的当地工厂。
还有一点，几乎没有体育和课外活动。一些运动型的孩子被选拔和送到特殊的学校去培养去赢得奥林匹克金牌。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们被埋进了温室，那些所有存在于他们天赋中的热情和快乐都被榨干。（我妻子是后者之一）
这其中还有宣传因素。我女儿上学的第一天被用来观摩了一个大概叫做《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成功战胜北川地震》。道德准则则由那些中国历史上党内神话般的英雄所提供，比如雷锋，一个在他短暂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人类可能的无私士兵，他把这些事迹记录在了日记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又被奇迹般的“发现”。
那些压力让孩子们变得病态，但从个人经验来说，考试在95分一下就可以被认为失败。考砸了就要被惩罚。包含了各种测试卷子的家庭作业，占满了一周中的每一天。我见过很多孩子成群结队的在周日的清晨六点去学校写作业。节假日中他们还要参加课外辅导班，并且必须每天做他们本身的家庭作业长达几小时以赶在下个学期开始前完成。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对这样的教育体系像我一样深恶痛绝，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是幸运的那个，我有。
一个选项是搬回一个中国的大都市然后送我们的孩子去昂贵的国际学校——其中没有一所提供出国——但是我担心的是人口问题和我不得不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大致上就比如一些对外贸易，但这会让我良心上过不去。
我很同情中国那些不能进入大城市中国际学校（这些学校本身也限定了他们能够接受多少中国当地学生）孩子们，同时还有那些父母们供不起他们出国留学的孩子们，还有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受到党组织特别优待的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教育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党组织不希望那些可以解决他们问题的自由思想者。他们仍然坚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尽管他们从未承认过存在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腐败问题是他们唯一公开承认的。因为明显的已经不可能再去否认。
党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开明明智的，能明白必须做些什么去避免危机发生的官员，我也见过一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动荡，那么这些人在从内部改变党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面临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留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我也偶然遇见过几百个全面的睿智的具有现代国际事业的中国人，那些人也十分想要帮助他们的祖国去面对这些会演变成为动荡的问题，但他们得不到到机会。我为那些试图请愿的人感到深深的忧虑，就像我的同学和我在1989年在SOAS考试时为我中国朋友们安危担心一样。
我在微博上读过一些艾未未，陈光诚和刘晓波的消息，微博的审查程度不亚于TWITTER和FACEBOOK。我妻子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审查者不可能全部删的掉。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同样关注着他们，也同样有着不计其数的像他们一样的中国人，迈着不大的步子用他们的方式让中国变得更好。
终有一天，他们这样的人会普遍存在。那时甚至有可能将会是一个变成中国人的好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