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经济只剩改革一条路 在规律面前没办法

要怎么把经济重新振作起来？可能只剩华山一条路，唯有改革，你没别的办法了。改革见效慢，对既得利益触动大，既得利益不会太支持改革，而是更支持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办法，但是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在经济现实面前，没办法

胡释之：今天跟张总编聊聊中国改革的问题，我们看到有最新的数据，GDP增速三年来首次破八，7月份CPI升幅也降至两年半来最低，会不会是推动中国再次改革的契机？不是老讲危机促改革嘛。

张剑荆：这种偏悲观的情绪，实际上从第二季度甚至是从第一季度开始就很明显了，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当然我同意你的观点，确实，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不要忘了改革，不要忘了通过改革来应对危机。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前比起来已经相当不同，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在之前逐渐积累起来的。比如说，大家一致认为，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造成当前问题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老路，解决不了问题。要走出困境，需要改革。

但是这里面有个矛盾，往往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忘了改革，或者改革就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把重点又放在如何刺激经济，如果使增长速度不要下滑的太厉害这个问题上，所以改革往往被忽视。

胡释之：可能这次是不得不改了。开头我们讲，这是3年来首次跌破8%，3年前也就是2009年，那时候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跌破8%，于是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应对危机。但是接下来出现房价高涨，通胀达到百分之六点多，后来又采取收紧政策，经济增速重新跌回8%。这其实是见证了凯恩斯主义从发挥功能，到最终破产的一个全过程。

危机再次来了，经济再次下滑，2009年我们可以说放弃改革，靠刺激政策把它刺激起来。但现在我们刚刚经历一次刺激政策的破产，再重新搞刺激政策，在观念上已经得不到支持了，在舆论上得不到支持。

要怎么把经济重新振作起来？可能只剩华山一条路，唯有改革，你没别的办法了。改革见效慢，对既得利益触动大，既得利益不会太支持改革，而是更支持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办法，但是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在经济现实面前，没办法，只能通过改革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经济下滑，可能真正是一个改革的契机。

张剑荆：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7月6号在南京召开的五省经济座谈会上，明确地说，“稳增长”要和“抓改革”联系起来，他说，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等等，都要与改革联系起来。很显然，他希望这次“稳增长、防通缩”，不只是沿袭旧的办法，而是要注入一些新的内容，要通过改革，给予经济增长以刺激。我觉得这个判断，这个说法非常对。我们在“九五”时期就讲要转变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但是，进展缓慢。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想不到改革，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一心想的是如何刺激经济，也想不到改革。危机不断强化着我国固有的经济增长机制。结果是，改革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增长才是硬道理。不断强化的结果，是改革越来越难。以至于旧的发展模式压倒了改革。

政策制定者应更自卑一点 经济不是政府搞起来的

传统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硬着走，代价高昂，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越来越不合算。凯恩斯主义是一个短期的工具。但在我们这里，它却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工具，工具箱里面全是这种东西，一遇到问题，拿出来的全是凯恩斯主义那一套

胡释之：这叫做蛮力型经济，用蛮力。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强壮越好，但是你不能拔苗助长，不能靠蛮力，靠打兴奋剂，靠吃激素让它变得强壮，我们以往都是用的这套思路，靠政府的外力去推动经济。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怎么办？靠打强心针，搞硬起飞，搞硬启动，如果还是这样，那肯定就会再来一次“硬着陆”。所以温总提的稳增长和抓改革两者结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蛮力式增长转向精明式增长。

不是靠大投入、大资源或者大放贷、大财政去刺激增长，而是要依靠改革释放民间企业家创新的头脑、创新的活力去推动经济，靠企业家发现市场，他的前瞻性判断，发现市场上消费者的潜在需求，通过这么一种细腻的增长，把经济弄起来。

张剑荆：刚才说的，传统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起的作用实际上是在递减。再弄一个4万亿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敢冒这个风险。房地产再起来有什么结果？在北京等大城市无限制地发展家用轿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产业不转型升级，环境能否承受得住？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

实际上现在很多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产能过剩，就是因为前期投资造成的。传统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硬着走，代价高昂，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越来越不合算。

刚才你讲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是一个短期的工具。但在我们这里，它却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工具，工具箱里面全是这种东西，一遇到问题，拿出来的全是凯恩斯主义那一套。

胡释之：政策制定者其实得更自卑一点，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很自负，觉得我能把经济搞起来，我能刺激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这种能力是你政府不具备的，只有企业家他不停地去试错，去开发出新的产品，开发新市场。需要企业家去做这个事，而且不是国有企业家，国有企业家也没有这种能力。需要的是民营企业家，像马云，像乔布斯这种。

所以我想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可能是要回到咱们过去几十年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上来，就是国退民进，更多的依靠民间资本。我知道《中国改革》一直对民营经济关注非常多，重视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建设，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国进民退，对民营经济的打压或者是掠夺，民营企业家的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

张剑荆：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中国三十年多年快速发展核心要素，但往往被忽视。我们一说经济增长似乎都是政府的成就。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让企业家发挥作用，让企业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组织各种要素来形成生产能力。

政府官员不是一般公民 权力使用必须严格限定

通过完善法治，对政府权力有约束。虽然官员确实很想收你的贿赂，很想给你这个特权，但是我一给你的话，法院得找我说事，说我违反法律、违反宪法，我就要下台，得坐牢。你企业家再怎么想着寻求特权，我官员再怎么想给你特权，但是我慑于法律的威严，我不敢

胡释之：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而不是移民的热情。

张剑荆：对，现在企业家向海外移民很厉害，应该引起关注。在各种影响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环境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法治。作为转型经济体，违规的事情比较多，政府的项目审批权限很大，各种规章制度有很多很不合理。在种情况下，企业家要依法办事，不逾越各种各样规章制度的界线，确实比较困难。在我看来，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以打黑的名义出现的问题，明显地逾越了一个基本的法律界线，动不动把财产充公。很多地方的“打黑”，变成了“黑打”。比如，以重庆为代表的“打黑”，最值得记取的教训，是一定要依法办事，不能通过践踏法治，实现特定的政府和社会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显得多么高尚，都不能以损害法治权威的方式进行。如果这种做法形成了“模式”，大家起而仿效，我看那将是中国的灾难。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揭开“黑打”的盖子，昭告天下，让人们认清其危害。

胡释之：一次充公，一次莫名其妙的打黑，它造成的危害，会把你发“新36条”、“旧36条”加起来产生的正面效应都要抵消掉。

张剑荆：那当然是。

胡释之：民众不信了，虽然你文件上口口声声说支持我、鼓励我，但你实际行为是打压我。

张剑荆：在所有的剥夺企业家财产的行为中，可以说都有腐败蕴藏其中。比如说，稍微照顾不周，得罪了某个官员，这个官员都有可能动用公权力打击某个企业家。政府官员不是一般的公民，他手里面拥有权力，其权力的使用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否则，就可能给一个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但是，话说回来，我也希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要了解法律，了解政策，也要依法办事，不能够一天到晚都想着攀附政府官员，通过与官员形成特殊的关系，寻求商机，寻求保护。现实中，很多企业家常常以此为荣。很多出事的企业家，在出事之前，往往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我希望企业家一定要自律，要干净，要合法办事，有理有节。

胡释之：严格要求自己。

张剑荆：我经常引用一句话，是费正清说的。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这部书里面讲，中国的商人和西方商人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中国的商人不是想办法去制造一个捕老鼠的机器，捕鼠机，而是想从官方那里得到捕鼠的特权。我觉得这个观察是很敏锐的。企业家不是想着创新，创造出新的产品，而是想着从政府那里得到特权，特权越大越好，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要和政府官员发生一些不正当的关系。但是，形势一变，原来形成的特权关系就有可能变成陷阱。

胡释之：会不会民营企业家，你刚才讲的追求捕鼠的特权，是被逼无奈？是先有寻租空间，先有政府管制，他才去寻求。假如我们通过宪政改革，政府没法给任何人捕鼠的特权，我给不了任何人特权，民营资本也就不会去寻求，他从哪去寻求？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你刚才讲的，通过完善法治，对政府权力有约束。虽然官员确实很想收你的贿赂，很想给你这个特权，但是我一给你的话，法院得找我说事，说我违反法律、违反宪法，我就要下台，得坐牢。你企业家再怎么想着寻求特权，我官员再怎么想给你特权，但是我慑于法律的威严，我不敢。

张剑荆：现在就是权力太大，逼得你没办法。你要想发展，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必须想办法谋取保护，谋取特权。

胡释之：我就想千条、万条，其实不如限制权力一条。“新36条”还是“旧36条”，其实不如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国有经济发展一条。不能光是说去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你要不在权力基础上有限制，那也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