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也不应该停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于我们与苏共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就造成了苏共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的特殊影响，更造成了研究这种失败对于我们的特殊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曾定下规矩，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把党代会作为党的权力中心。梳理党代会的历史，自然也可成为我们研究苏共兴亡的一条重要线索。

党代会与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党的组织原则是主张民主制的。针对俄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列宁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列宁在世时，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从1917年起，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会上充分发扬民主，使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在党代会上凡有不同意中央决策者可以在大会上作副报告或者提出批评意见。

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之一是统一全党在军事方针问题上的认识。当时俄共(布)党内出现了以反对党中央的军事路线而得名的“军事反对派”。军事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在红军中广泛吸收沙俄时代的军事专家，特别反对由他们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主张维护军队中原来的志愿兵制和军官选举制，否认在红军中加强和执行铁的纪律的必要性;留恋军队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建立正规红军等等。

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宣读反对派的纲领。会上拥护中央军事路线的人和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对军事反对派的主张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列宁指出，常常有一些最忠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激烈反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红军时使用那些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屠杀过工农因而有历史污点的旧军事专家，即沙皇的将军和军官。列宁认为，这种愤懑的情绪可以说是很自然的。

在列宁时期，党内生活较为宽松，一般来说，党内能够发扬民主，能较好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允许在党内自由发表政见，也允许保持不同意见。在1920年初举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曾指出：“不允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同时，党代表也真正是由各地方组织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会上就党的重大方针进行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多数决策如果不当，通过实践检验，由下一年度党代会重新审议，及时改正。

1920年底，针对农民对于战时经济政策的严重不满情绪，列宁开始酝酿调整经济政策。他阅读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书，亲自接见了各地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始终力求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确立合理的经济关系;通过自由贸易周转刺激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周转是工农业之间经济结合的形式。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

随后，苏维埃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1921～1922年的实物税税额为2.4亿普特(普特，是沙皇时期俄国的一种货币计量单位)，比战时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少征购2亿普特。具体来说，粮食征购降低43.3%，油料籽降低50%，肉类降低74.5%，亚麻纤维降低93.3%。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粮食税制的通过和实行，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开始。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全部工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新经济政策实施后，重新提出把国家无法经营的企业出租的问题，出现了租让制、租赁制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一大批小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实践证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大转变，也进一步证明了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曾经持有的“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但值得肯定的是，列宁能够体察民意，审时度势，尊重客观规律，领导全党及时纠正决策失误。

党代会与权力斗争

但在1920年初期，列宁病重和逝世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使苏俄党和国家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严重失衡，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致使随后党代会的主题完全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

党的十一大(1922年2～3月)之后，斯大林于1922年4月就任党的总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成了他的副手。这样斯大林就取得了掌握党内人事组织大权的条件，也为其争取党内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党中央发出一封批评中央工作的信件，信中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指责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别有用心的。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开会讨论托洛茨基的信。19日，8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联盟写了一封“致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的信”，信中断定托洛茨基已成为一切反对党的路线及其基本干部的集结中心。并认为托洛茨基写信的动机是谋求他个人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实行独裁。随后一场历时四个月的争论在两者之间展开，直至1924年1月16日～18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在企图修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1924年5月23日～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争论的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

1925年初，托洛茨基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暂时退出政治斗争舞台。但随后党中央又出现分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新的”反对派，同斯大林为首的中央相对峙。1925年12月18日～31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原先决定党的十四大在列宁格勒举行。鉴于“新反对派”在列宁格勒活动频繁，遂改变决定，代表大会仍在莫斯科举行。中央还否决了列宁格勒代表团提出的一名大会主席团委员候选人。因此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气氛已相当紧张。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将俄共(布)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简称联共(布)。

1926年11月初，在联共(布)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继续受到谴责。1926年12月2日～12日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还有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拉科夫斯基等反对派分子在大会发言。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被喧闹声、咒骂声打断几十次，甚至连发言内容都听不清。这说明党内越来越缺乏正常的民主气氛。最后，大会作出决议，认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是不相容的”，决定把包括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并将23名萨普龙诺夫集团分子开除出党。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纯洁自己的队伍，清除“一切不可救药的托诺茨基反对派分子”。

到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的最高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斯大林必须在政治上彻底击败“左”翼反对派，以确立其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捡起反对派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和路线策略，来对待经济建设和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

党代会与反右倾斗争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发布“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国家计委正式着手编制五年计划草案。可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党内又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使编制计划工作遇到新的障碍和困难。至1928年底，五年计划草案才基本完成。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同时提出两个方案，即初步方案(也称一般方案、最低方案)和最佳方案(也称最高方案)。两个方案均以党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为出发点。两个方案的区别在于，与初步方案相比较，最佳方案要求在计划时期内不发生任何严重的歉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较广泛和稳定，质量指标有显著好转，国防开支比重较小。就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来说，初步方案与最佳方案的区别是各项主要指标一般相差20%。这就是说，如果以初步方案的速度来执行最佳方案，需用6年的时间才能实现。1928年12月，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在报纸上公布，供广大人民群众和专家学者讨论和研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时，联共(布)党内正在开展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在编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提出两种方案，经过审议和比较，选择一种方案作为正式计划，本来，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较好做法。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最佳方案，有人则主张采用初步方案，在计划指标和建设速度问题上，也产生一些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分歧，所有这些都是难免的。可是1929年春天以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逐步明朗化，“初步方案”就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予以披露和批判。在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中曾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的情况，当时流行一个口号，用高速度和高指标“驱赶国家前进”。1930年6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说，当前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全线总进攻”，必须按照这一精神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指标：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预定1000万吨，提高到17000万吨;拖拉机产量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为5.5万台，提高到17万台;汽车产量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为10万辆，提高到20万辆;在有色金属工业级农业机器制造业等部门也都提出了新的高指标。斯大林在报告中强调说：“有人会说，中央把五年计划初定数字改动得这样厉害，这是在破坏计划工作的原则并损害计划机关的威信。但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这样说”。本来，通过的五年计划接受最佳方案的指标已经是相当高的。而这个计划刚通过一年，又大幅度地修改计划，提高指标，这不能不是一种凭主观意志的冒进。

当1928年布哈林的一系列主张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遭受批判之后，斯大林就建起了当年托诺茨基“超工业化”的理论作为思想武器，片面强调高速度和高指标，集中体现在他的“赶超”战略和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中。1931年，斯大林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他提出要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在最短时期内消灭这种落后的状况，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斯大林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鼓吹高速度;又把速度问题当做政治问题，将不同意见的人打下去。这样一来，就为盲目追求高速度、急躁冒进、浮夸风开辟了道路，造成严重的后果。

“反右倾斗争”是苏联政治、经济生活的阶段性转折的大事。这场斗争使新经济政策阶段实际上终止，并开始了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自此党代会渐渐远离的苏联的日常政治生活。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例如1939年开十八大，1952年才开十九大)。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总书记个人成为党的权力中心。从1930年十六大起，在党代会上充满对领袖的歌颂，不能真正自由民主讨论党的决策。苏共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由民主政党开始变为极权政党，使得党内外都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尽管在随后195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问题”，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并改变斯大林体制遗留的弊病。

对于很多人来讲，或许苏共二十大、二十八大等更具历史意义，但苏联解体的祸根其实早在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破坏殆尽时就已深埋，从彼时起，党代会就已形同玩偶。

(本文根据《苏联兴亡史》(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 著)、《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 主编)等书籍整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来源: 《阳光》总第1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