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外交事务杂志（双月刊）2004年3/4月刊，翻译：卧梅
摘要：西方人普遍认为，冷战后的俄罗斯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这与事实不符。俄罗斯在过去十年的表现表面上看起来令人失望，但如果认为这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灾难和政治倒退，那就错了。那与其说是对俄罗斯实际经历的评价，还不如说是对过高期望的评价。与处于类似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更显得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例外。
安德雷．舒雷佛是哈佛大学的韦珀尔．琼斯经济学教授。丹尼尔．德雷斯曼是位于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完整的数据及参考资料请浏览http://papers.nber.·rg/papers/w10057
重新审视俄罗斯
在过去的15年里，俄罗斯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变革。它从一个共产党专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通过定期的选举选择官员。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被改造为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它从东欧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平撤军，使后者成为独立国家。对西方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将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对准它们的好战对手，而是一个合作伙伴，愿意在裁军、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内战等方面进行合作。
俄罗斯的重生是值得庆贺的。在20年前，只有最天真的理想家才可能想象得出如此巨大的变革。然而，现在弥漫于西方观察家们的情绪尽管有多种多样，却唯独没有庆贺。在他们眼里，俄罗斯是悲哀失败的代名词，它的90年代是其人民遭遇大灾难的十年。在记者、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描述中，俄罗斯不是一个竭力走出共产主义过去、在世界上寻找自己一席之地的中等收入国家，而是一个遍地罪犯的崩溃国度，并以各种传染病威胁着别的国家。
在90年代结束时，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对于当时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迪克．阿梅来说，俄罗斯到1999年时已成为了“一个装备有核武器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被洗劫了的、破产的地区。”对于他的同僚、众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里奇来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由盗贼统治的国家”，比蒙博托统治的扎伊尔还要更加腐败。而在左派阵营里，来自佛蒙特的参议院社会主义者成员伯纳德．桑德斯将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表现描述为一个“历史性的大悲剧”，十年的改革仅仅使这个国家得到了“经济崩溃”、“巨大失业”和“极度贫困”。
最近，在上述普遍的阴沉悲观气氛中终于出现了一丝乐观的情绪。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迅速。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训练有素的总统取代了病病歪歪的鲍里斯．叶利钦。所有这些使一些人看到了俄罗斯出现稳定的迹象。在2003年底，乔治．布什总统对弗拉迪米尔．普金总统致力于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和法治茁壮成长的国家”的努力表示赞赏。不过，这样的愉快谈话并没有持续多久。2003年10月，俄罗斯检察官逮捕了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把他投进了监狱，并冻结了他的股票。批评家们原来就对独裁主义卷土重来最为担心，发生了上述事件后，他们觉得他们的最坏担心现在似乎要变成现实了。按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沙菲尔的说法，俄罗斯现在是被一个由前克格勃和军队的军官组成的“权力饥渴的黑手党”统治着，他们控制了“国家的命脉”。当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表明支持普金的俄罗斯联合党获得了超过37%的选票时，沙菲尔哀叹道：“一党统治的俄罗斯”又回来了，并宣布这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已经“几乎死亡”。
然而，俄罗斯在发展、宏观经济、收入不平等和企业财务方面的数据，以及在选举、出版自由和腐败方面的数据表明，在一边倒的对这个国家的负面评价和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诚然，俄罗斯的变革在很多方面是痛苦的，但是，在结束了共产主义之后，这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在90年代开始时，它的经济是极度扭曲的，原来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正在瓦解，消费品严重短缺，而军事机器却十分庞大。到90年代结束时，它成为了一个正常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的经济产量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下降了，一般的估计认为，这一下降在2003年得到了扭转。从政治上看，俄罗斯起初是一个由共产党和安全机构控制的压抑的专制国家。仅仅在10年内，它的政治领导人就已经由自由的大选--尽管还有缺陷--来产生了，公民能够没有恐惧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注册登记了超过700个政治党派。
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还远非完美，但它们的缺陷是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普遍存在的缺陷。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俄罗斯在1990年和今天一样，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大约8000美元（就购买力而言），相当于1991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墨西哥。这一收入水平的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很粗糙的：政府被腐败所困扰，司法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而新闻出版则几乎从未获得完全自由。此外，这些国家还存在诸如收入差异很大、公司产权过于集中、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等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俄罗斯都是很正常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共同缺陷，与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不相容的。否则的话，西欧和美国将永远走不出19世纪。
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要原谅它的领导人的失误。一般而言，中等收入国家并非是一个安全的、社会公平的居住地。说俄罗斯是个正常国家，更不意味着认为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是严格相同的。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拥有俄罗斯那样的核武器，或者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俄罗斯那样的关键作用。然而，其它的处于俄罗斯收入水平的国家--从墨西哥和巴西到马来西亚和克罗地亚，面临着同样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政治挑战，它们的优势同样的各有千秋。俄罗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它的同类其它国家的经历相类似。
对俄罗斯的流行观点类似于哈哈镜中的景象：尽管其特征还能让人分辨，但这些特征已经被扭曲得失真了。要看清俄罗斯的真实状况，就必须来看事实。
是下降，而非完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经济在90年代灾难性地下降了。例如，在1998年的一份为英国下议院准备的报告中，就声称俄罗斯的生活水准“下降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低水平”。根据俄罗斯国有的出版官方统计报告的机构G·sk·mstat发表的报告，俄罗斯人均GDP在1991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下台）到2001年（普金就任总统1年后）期间下降了24%。从1991年到1998年，在经济复苏以前，该指标下降了39%。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表现实际上要好于上述数据所显示的情况。理由之一是，苏联的经济产量中包括了大量的军事产品、未完工建设项目和劣质消费品，而这些产品在1991年以后的需求量很小，甚至完全没有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不再有任何理由生产无法销售的产品。尽管降低这类毫无用处的产品的生产在短期内导致了GDP经济数据的下降，但这提高了俄罗斯经济的整体效率。还要指出的是，在苏联的体制下，公司经理们往往虚报夸大他们的生产数据，以便捞取更大的奖励。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终结，这些经理则希望瞒报产量，以减低他们要交的税额。因此，俄罗斯在改革前的产量多半要大大低于官方报告的数据，随后的下降也就相应地变小。
理由之二是，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在90年代发展迅速。虽然我们很难估计这些地下经济活动的规模，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估计的手段的，那就是通过测量电力消耗来评估整个经济。这是因为，即使是地下经济，他们的活动也离不开电力。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从1990年到2001年间官方的GDP数据和电力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尽管在此期间官方的GDP数据下降了29%，但同期的电力消费量只下降了19%。这表明，俄罗斯在此期间经济产量的下降幅度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大。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往往会更节约地使用电力，因此，以上面的电力消费量的下降来推算实际经济产量的下降幅度，结果很可能仍然是高估的。
理由之三是，其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平均生活水准在90年代的下降并不很大，有的甚至还有改善。例如，俄罗斯官方统计报告显示，1990至2001年间的最终家庭消费按不变价格计算只下降了4%，实际零售额则上升了4%。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的16平方米上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家庭拥有的收音机、电视机、磁带录音机、冰箱、洗衣机和真空吸尘器的数量在1991至2000年间都有增长。私人轿车拥有量则翻了一番，从1991年的每百户14辆上升到了2000年的27辆。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1993年的160万人上升到了2000年的430万人。
无疑，俄罗斯在收入和消费两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不过，数据显示，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状况也有改善。从1993年（这是有全面统计资料的第一年）以来，装备有活水的俄罗斯住宅的比例从66%增加到了73%，拥有热水的比例从51%上升到了59%，拥有中央供热系统的比例从64%上升到了73%。俄罗斯的住宅电话装机率则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现在的49%。
在仔细研究了上述数据后，我们对于有关俄罗斯衰退的一些普遍说法产生了怀疑。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由90年代被误导的政府的一些政策所造成的。这一说法进一步认为，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和“债转股”计划尤其具有破坏性。在1993至1994年间实施的私有化计划，将绝大多数公司的股份从政府手里转让给了公司经理、职工及社会公众。这意味着到1994年中，大约70%的俄罗斯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肇始于1995年的债转股计划则将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企业的股份转让给了一些大商人，其代价是后者承担政府的债务。这一计划加速了一些大的金融集团的合并，这些金融集团是被所谓的金融寡头控制的，他们在随后的年代里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该图表清楚地显示，私有化和债转股计划是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经济的萎缩的。这是因为，官方GDP数据和电力消费量的下降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994年以前，那时，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主要部分还未完成，而债转股计划则尚在酝酿中。在1994年--此时私有化的效果才可能显现--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实际上已经减缓，而从1999年起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
将90年代俄罗斯的表现与其它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表现相比较，我们更能看出，那种声称俄罗斯经济的一蹶不振是特别异常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在东欧所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中，官方统计的产量都下降了。这种下降，既发生在新生的民主国家中，如俄罗斯和波兰，也发生在继续保持专制统治的国家中，如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既发生在激进改革的国家中，如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也发生在渐进改革的国家中，如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普遍下降的情况表明，下降的背后存在共同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军事产品和无效经济活动的下降，而先前它们都是被计算在产量中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解体时经历的暂时混乱。官方统计数据与这两个解释是一致的，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产量在几年后都开始恢复。
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相对下降的曲线图表对另一个有关俄罗斯经济下降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有人认为，过快的改革加剧了经济衰退。他们还将“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政策与“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相比较，更偏爱前者。事实上，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里，改革的快慢和官方经济产量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根据官方数据，下降最轻微的国家里既包括了激进改革的国家，如爱沙尼亚、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包括了渐进改革或不改革的国家，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下降最严重的国家里同样包括了不改革国家（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某些试图改革的国家（摩尔多瓦）。
将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比较特别有意义。乌克兰拥有庞大的人口（1991年大约5200万），其经济已经工业化，自然资源丰富，而其政治文化在变革前与俄罗斯相类似。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乌克兰保留了原来的共产党领导（尽管已经改名），采取了谨慎改革的路线，国家继续控制了经济的绝大部分。然而，在1991至001年间，它的官方人均GDP值下降了45%，降幅几乎是俄罗斯的两倍。
从这一可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表现与预期大致相当。而最好的评估是，俄罗斯在1990至2001年间的实际产量稍有下降，随后两年增长迅速，因而其下降趋势到2003年得到完全扭转。考虑到改革前的产量中大量的不正常需求、虚夸的统计和无用产品，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总体来说要好于1990年。
克里姆林宫式裙带资本主义？
整个90年代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宏观经济极其动荡的十年。从1991年12月至2001年12月，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比价急剧下降了99%。在当局控制了通货膨胀3年之后的1998年，一场投机性的危机打破了中央银行的防线，迫使政府将货币贬值。许多人就此断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努力已经失败。
不过，俄罗斯当时的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当时，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类似的货币贬值狂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90年代还有其它11个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和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货币贬值，超过了卢布贬值99%的程度。在1998年，卢布曾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幅贬值61%。而在1992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十年间，还有其它20个国家的货币发生过34次类似的贬值，币值在两个月里降低了类似或更大的幅度。卢布贬值的后果并没有当时有人宣称的那么可怕。事实上，这一贬值随后而来的是持续的经济高速成长，向自由经济转变的动力也更加强劲。
俄罗斯实施经济改革的方式也遭人诟病，认为那种方式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其中，私有化首当其冲，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就指责债转股计划，认为它在90年代中期造成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急剧上升”。诚然，在共产主义破产后的俄罗斯，不平等程度确实是显著上升了。按照俄罗斯官方统计，货币收入的吉尼系数--测量一个国家的不平等指标，数值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4年的0.41，然后稳定在0.40左右。
但是，私有化是不会造成不平等度的上升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不平等的上升发生在私有化之前。俄罗斯的吉尼系数在1991至1993年间急剧上升，在1994年到达最高，而这段时间私有化的效果--如重组与红利收入上升--还未产生效力呢。失业也不应该为此负责。在1992和1993年，失业率一直低于6%。1994年后，失业率开始上升，并在1998年达到13.2%的峰值，但这一时期的不平等度实际上轻微下降。
按照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家勃兰克．米兰诺维奇的观点，俄罗斯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中，77%的部分不是由私有化、失业或商业利润增加造成的，而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有的俄罗斯人在那些受益于自由市场和公开交易的成功公司中工作，其他的人则仍然呆在凋敝的公司与国有公司中。经济活动的合理化调整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巨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这一因果关系与不平等程度上升本身同样不幸。
人们常常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寡头阶层，他们在债转股计划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了颇有价值的公司，然后榨取了公司的财产。据这种说法，榨取财产的行为造成了投资萎缩和经济衰退。
俄罗斯的大企业当然是由一些大亨控制的。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从墨西哥、巴西、以色列，到南朝鲜、马来西亚和南非，它们的大企业也是这样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瑞典那样的发达国家，大公司常常要么是国家经营的，要么是家族经营的。一些家族常常通过金融和实业集团控制了国民生产的很大份额。大商人总是和政治相联系，从政府手里得到贷款和补贴（如南朝鲜和意大利），参与私有化（如墨西哥和巴西），或者在保持与公司联系的同时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如意大利和马来西亚）。公司所有权的寡头化现象也出现在其它经济转轨国家，如拉托维亚和多个中亚国家。
这种产权政治化的体系曾经伴随过某些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并在马来西亚和南朝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快速复苏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体系被贬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个国家的产量统计数据的急剧下降是发生在寡头诞生的1995年之前，而不是之后。在此之后有几年的经济停滞，然后开始了快速增长。
事实上，寡头控制的公司表现非常优异，远远好于许多继续由国家或苏联时期的经理们控制的同类公司的表现。具体来看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在叶利钦的债转股计划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现在狱中）得到了尤克斯（Yukos）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现在流放中）与他当时的合伙人罗曼．亚伯拉莫维奇一起获得了另一家石油公司西伯奈夫特（Sibneft）的控制权，弗拉迪米尔．波坦宁则得到了生产镍的公司诺里尔斯克镍（Norilsk Nickel）。自1996年以来，这三家公司的利润和生产率急剧上升，公司的股价也一路疯涨。从1996年到2001年，尤克斯、西伯奈夫特和诺里尔斯克镍的经审计的税前利润分别上升了36倍、10倍和5倍。三家公司的股票市值也大幅攀升，其中尤克斯和西伯奈夫特膨胀了30倍。这一表现明显地好于煤气垄断公司盖斯泼洛姆（Gazprom）和公用电力公司尤伊斯（UES）的表现。那两家公司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或者是由诸如卢克伊尔（Lukoil）--由私有化前的管理层控制--的大型私人公司所有。
对于在私有化中获得的公司，寡头们是不是没有对其投资，而只是榨取其财产呢？分析这些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资产增长巨大，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在刚完成私有化时，尤克斯的资产为47亿美元。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14亿美元。诺里尔斯克镍的资产同样在有数据纪录的期间增加了。确实，西伯奈夫特的资产起初降低了，但在1999年后每年都有增长。主要寡头们已在他们的公司里投资了上亿美元的钱。例如在2001年，尤克斯在房屋、工厂和设备上投资了9.45亿美元，西伯奈夫特的资本开支达到6.19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继续由国家控制的公司中发生了最大的榨取财产的丑闻。盖斯泼洛姆的前经理层被控通过营销公司的复杂网络盗窃财产。国有航空公司爱洛夫罗特（Aeroflot）的资产在1998至2001年间也报告为下降。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寡头们更有公心，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或者善于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事实上，寡头们从与政府的暗中交易中获得好处，大大稀释了少数股东的股权以便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控制。而且，俄罗斯的投资保护和公司监管还很薄弱。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指出，俄罗斯的情况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质的区别。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剥夺和忽视少数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几乎是普遍现象。司法改革最终会减轻这些问题，但是，这样的举措一般要在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以后才会出现，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还未到这样的水平。
其实，声称寡头们将公司私有化是为了榨取公司的财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寡头们从国家控制的公司里榨取财产的目的，是为了购买更多待售的公司。他们企图以最低的价格来购买国家财产，然后通过各种合法（有时是非法）的途径来巩固他们的控制权。但是，一旦成了完全所有者，他们的行动就和任何别的所有者一样，对公司进行投资，以改善公司的运作。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在学世界其它地方的寡头的样。这些榜样不胜枚举，从美国的J.P.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到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总而言之，俄罗斯在90年代开始时是一个正在解体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但在这十年结束时，它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教科书样板。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国家一样，俄罗斯受到许到问题的困扰，如不平等、金融危机、庞大的地下经济，以及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互相勾结。但是，那种声称俄罗斯的经济是特别的畸形的论调，则完全是一个巨大而无知的夸张。
评级错位
90年代末，众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里奇撰文声称，他研究了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其中包括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以及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他认为，尽管那些政权已经够坏了，但是，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遍布各个角落的、政治上被容忍的腐败”还要更坏。其它有关俄罗斯腐败的评论同样的言辞尖锐。在由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TI）每年发表的根据一系列商业调查来评估各国“可感知的有形腐败”评级报告中，俄罗斯几乎位于末尾。在2001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俄罗斯排在160个国家中的第142。在2002年的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中，俄罗斯在102个国家中排第71位。
那么，外人不太能感知到的无形腐败的结果又如何呢？1999年夏，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2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对企业经理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要求经理们估计“类似于他们那样的公司”每年要将收入的多少份额私下支付给政府官员，“以便让事情办成。”调查表补充说，此类付款可能用于增进与官员的关系，获得执照或许可证，改善与税收官员的关系，或者与海关或进口有关。被调查者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议会法律、总统法令或法庭判决的实施对他们的生意的直接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旨在测算决策者受商业驱使的程度。
在上面的“腐败负担”和“国家被劫持”两个指标中，俄罗斯都在它的同类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排名居中。平均起来，俄罗斯的公司大概要将2.8%的收入用于腐败费用，低于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远远低于阿塞拜疆（5.7%）和吉尔吉斯坦（5.3%）。回答“有时”、“经常”、“很经常”或“一直”不得不额外或私下向公务员付钱，以便对新的法律、法令和规章的内容施加影响的人数比例也在平均值左右，为9%，而阿塞拜疆为24%，拉托维亚和立陶宛为14%，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为2%。这两个结果都非常接近于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所做的预测。
俄罗斯的腐败对个人的影响又如何呢？联合国曾对犯罪受害者进行过跨国调查。从1996年到2000年，联合国在一系列国家中对城市居民询问了如下问题：“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存在腐败问题。在[去年]中，在你的国家中是否有任何政府官员，例如海关官员，警官或检察员，要求你或希望你向他的公职行为行贿？”在俄罗斯，回答肯定的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附近。具体来说，大约有17%的俄罗斯被调查者在前一年里曾被要求或暗示向官员行贿，低于阿根廷、巴西、立陶宛及罗马尼亚的比例。这一相对排名结果再一次与根据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所作的预测大致相符。
不自由不公平？
西方对过去十年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在2000年6月，《经济学家》杂志宣称俄罗斯是“假冒民主”。与此相反的是，该杂志最近将伊朗标定为“准民主”。而事实上，在伊朗有学者因为宗教异议而被判死刑，而一个未经选举的宗教委员会有权否决所有的立法。自2000年以来，游说团体“自由之家”将俄罗斯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定级都定在5级，该评级的最高级是1级，最低级是7级。这一评级意味着俄罗斯政权的自由度评级竟然低于70年代后期的巴西军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竟然低于1991年由巴班捷达少将独裁统治的尼日利亚。即使对于科威特，尽管那是一个世袭的酋长国，不允许成立任何政党，妇女没有立法选举权，批评埃米尔会被投进监狱，但是该组织仍在政治自由度上给了它高于俄罗斯的评级。
对俄罗斯民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几点上。他们指控俄罗斯领导人通过控制国家媒体来操纵选举，对独立新闻机构进行骚扰和新闻检查，利用司法或行政杠杆来恐吓竞选对手，使其无法有效地参加竞选。投票者被描述为冷漠、易受骗的人。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大企业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进行财政支持扰乱了选举过程。一篇由《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措词严厉且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就认为，选民的冷漠与官员的操纵相结合，使俄罗斯在过去十年里“没有任何真正由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新领导人。”
那么，俄罗斯的民主究竟怎么坏呢？新闻媒体又是如何受限制呢？诚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公民自由在很多方面是不完善的，普金主政后的趋势令人担忧，并可能进一步恶化。然而，如果用一个客观的可比较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西方对俄罗斯过去十年的制度的谴责是极其过份的。事实上，在俄罗斯所在的区域，俄罗斯是最民主的政体之一，它在民主上的缺陷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相类似。
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选举频繁。从1991年到2003年，全国性的投票就有7次：4次议会大选，3次总统大选。每次选举中，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候选人都参与了角逐。人们可以自由地组织政党和选举团体，很少有例外。很多人进行了参选登记。尽管国际观察员们对媒体报道的不平衡和偶尔的差错提出批评，但他们对整个选举还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这与他们对邻近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中等收入国家的选举的评价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把1993和1995年的选举评价为“自由和公正”。随后的代表团在评价1996和1999年的选举时，认为“巩固了代表性民主”。1999和2000年选举的计票过程也显示了“透明、可靠和精确，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OSCE对2003年的议会选举持强烈保留意见，认为“国家机器和媒体偏袒的广泛使用”使支持普金的俄罗斯联合党受益。不过，它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中的“职业水准的组织工作”表示了赞扬。
那些被认为是冷漠的俄罗斯选民参加投票的百分比实际上比美国选民还要高。在所有俄罗斯的选举中，投票率从未低于54%（1991年为最高，达到75%），而在美国最近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平均只有约50%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如果是“假冒民主”，那么选举结果自然会与当权者的愿望一致。然而在俄罗斯，选举结果常常令政治精英都感到震惊。例如在1991年，当时在野的候选人叶利钦以57%的得票率击败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产党领袖，当选俄罗斯总统。在1993年，精英们被弗拉迪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和他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极端民主主义者的强劲表现弄得目瞪口呆。在1995年，共产党获得了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这一结果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这一结果在1999年重演，当时的共产党赢得了24%的选票。相反，与当权者有关的主要党派在1993年只得到了15%的选票，在1995年则只有10%。
不可否认，选举中确实发生过一些弄虚作假和差错。在地方选举中，官员们利用技术手段让他们不中意的候选人丧失参选资格。选举开销的上限常常被突破，虽然总的花费即使按最大胆的估计也要远远低于美国或巴西一个典型的选举周期的花费。当政者在各个层次上滥用国家资源，为再当选造势。
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尤其受到严厉的抨击。在2002年“自由之家”公布的反映各国对新闻媒体的“政治压力、控制和暴力”的评分（0分最佳，40分最差）中，俄罗斯得了30分。这一结果竟然低于伊朗，而伊朗仅仅在两年里就查封了40家报纸，被判入狱的记者人数超过任何其它国家，还有许多记者被判鞭刑。
对俄罗斯新闻环境的批评有两个不完全一致的说法。在90年代，批评的矛头集中在寡头对主要电视台和报纸的控制。最近，批评家们则指控国家企图骚扰和恐吓独立记者，关闭寡头拥有的媒体。
这两种批评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断言俄罗斯的媒体特别的不自由就没有道理了。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国家里，最大的电视频道、电台和报纸都是由几个家族或政府所有的。环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媒体老板为了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总是在自己的网络上优先对他们进行政治报道。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里，记者和他们的老板被指控在报道中带有偏见，以换取各种好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记者也总是将他们的报道尽量与诸如贝卢斯科尼和鲁伯特．墨多克这样的媒体大亨的观点保持一致。
最近所谓的国家对媒体的骚扰又是怎样呢？当然，如果是压制，那么即使发生一起就已经太多了。但是，可悲的是，国家对新闻机构的干涉几乎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都有发生，即使在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也有发生。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学会在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属国家里收集了国家对新闻业的干涉的各种数据。从1999到2000年，在被监测的48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发生了至少一起事件，不是媒体被审查，就是记者被判刑，或者被课以“高额的”罚款。尽管同一时期俄罗斯的纪录相对较差，但它与整个名单里最差的土耳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两年里，俄罗斯记者被判刑或“高额”罚款的次数是6次，土耳其则为22次，匈牙利和白俄罗斯各为7次。在俄罗斯，报道过的新闻检查有19次，而土耳其为62次。
考虑了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家对媒体的骚扰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这方面是再正常也没有了。在2000年和2001年，当普金政府企图将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迪米尔．古辛斯基赶出媒体圈时，西方新闻界拉响了警报。遗憾的是，他们对在南朝鲜发生的极其类似的事件却几乎视而不见。当时，韩国国税服务与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了23家媒体公司，对他们处以了几百万美元的罚款。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金大中总统出于政治原因对批评他的政府的报纸进行惩罚。3家批评金总统最严厉的保守派报纸的主管们被检察官逮捕，并被关禁闭。金的助手，卢武玄，也是后来代替金的总统，据称曾说过：报纸“与有组织的犯罪毫无两样”，并告诉记者，他计划将它们国有化。
透视普金
近几个月来，评论家们加大了抨击俄罗斯民主的火力，因为他们觉得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验证了自己的悲观评论。近两年里，普金总统对媒体的恐吓开始升级。他通过经济手段关闭了持批评意见的媒体，吓退了潜在的政治对手。许多人认为，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对他资助自由派政党的惩罚。如果确实这样的话，那将是普金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打击对他构成足够挑战的对手的一个信号。同时，2003年10月在车臣举行的选举，虽然有81%的选票投给了普金支持的总统，但坦克的阴影使投票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这些事态发展，连同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西方的恐慌。例如，沙菲尔就哀叹说：“一党统治”卷土重来，“独裁复活了”。按照沙菲尔的说法，民主选举表达的唯一一点，就是公众的抗议，这是通过“低投票率”来间接表达的。实际上，2003年的选举并不异常。虽然确实存在诸如官方对媒体施压、报道有倾向性、竞选对手遭骚扰等情况，但此类情况的严重程度与俄罗斯以前的选举以及其它中等收入的民主国家的选举中出现的程度相当。有人认为，这些压力对选民的影响要比以前的选举大。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俄罗斯联合党的正式得票率是37.6%，几乎正好是1999年统一党和祖国党的得票率之和。那两个党随后组成了俄罗斯联合党。
虽然某些地区的投票不畅会影响几个百分点的票数，可能使自由派的亚博卢和公民力量联盟的得票率低于5%这一杜马席位的及格线，但正式结果是接近独立抽样调查的预测的。人们也不能想当然地把俄罗斯联合党的高得票率作为选举是不公正的证据。考虑到自普金接任总统以来，人们的实际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0%（在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的一年，更是惊人地增长了17%），支持普金的党不获得好票数才是令人惊讶的事。至于投票率，即使是最低估计的53%到54%也要高于最近美国选举的平均投票率。
尽管上述发展将俄罗斯朝不自由的一边推，但它们毕竟还没有超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政治中通常的范围。地方记者和当地市长或省长发生冲突的事在诸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的国家中时常发生，那里的暴徒会一而再地袭击或谋杀批评当地政治家的记者。近年来，从马来西亚到委内瑞拉，当权者的竞争对手最后常常要在监狱里度日，他们是不公正诉讼的牺牲品。在墨西哥，有一些竞选者被暗杀了。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上，从墨西哥的齐亚帕斯到东土耳其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选举往往是在军队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俄罗斯的选举纪录尽管不值得恭维，但也不是不正常的。
走向中等
2004年3月，俄罗斯选民又要到投票站，去第4次选总统。这种情形在20年前是没人能想象的。俄罗斯的经济不再是1990年时普遍短缺的、军事化的、崩溃中的官僚机构了，现在它是为了取悦消费者而非计划者生产产品，提供服务。这个国家的原材料资源非常丰富，但现在其很大部分，连同许多陷入困境的银行，都是由一些商业巨头控制的。他们为了使政策有利于自己而竭力游说。而小企业则受到腐败和管理的拖累。尽管如此，经济仍然继续以可观的速度增长着。
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同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现在他们为了争夺议会的席位而参加竞选。尽管新闻出版业还要为抵制严重的政治干预而抗争，但与80年代中期躁动的宣传机器相比，要更加专业、独立得多。在10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为什么还要有暗淡--有时几乎是臆想--的观点？为什么还要有诸如盗贼统治、经济灾难和克格勃接管这样的夸张说法呢？有一系列的因素，心理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纯粹是政治的因素，使西方的俄罗斯观察家们得出了一知半解的共识。在面对处于转型混乱中的俄罗斯人所遭受的外在痛苦时，西方观察家如果不仔细思考的话，他们的直觉反应是很慷慨的。与新出现的暴富阶层相对照，那些贫困的退休金领取者的不幸显得加倍的凄惨。不过，也有一些人出于不怎么纯洁的动机，将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社会的阴暗面。第一，就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报纸编辑和电视台制作商们明白，通过把俄罗斯黑手党骇人听闻的新闻展现在西方公众面前，他们就能将西方公众焦虑和渴望的感情变成他们的滚滚财源。第二，左翼知识分子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向人展览的小孩，以达到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目的。当俄罗斯领导人开始信奉市场经济的花言巧语并开始改革时，俄罗斯初期的阵痛就被描述成是过度自由化的危害的证据。第三，俄罗斯成了90年代美国政治中的皮球。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承诺支持叶利钦，而戈尔副总统在美俄关系中担当主导的角色。因此，对于共和党来说，抨击莫斯科是他们在2000年的大选中捞选票的手段之一。
一个广泛传播然而根本错误的误解也在夸大俄罗斯的苦难中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在90年代初是一个高度发达--如果还不算富裕的话--的国家。由于俄罗斯既有绝顶聪明的物理学家和国际象棋大师，还有空间计划，加上其全球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实在看起来不象是一个阿根廷或南朝鲜。由于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起点开始变革的，因此，当他们看到这个国家向正常的中等收入国家逼近时，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同样的误解也传染给了学术分析家。在最近一篇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史蒂格利茨和卡尔拉．霍夫发表的论文中，作者对法律制度做出了以下不同寻常的论断：“在俄罗斯和绝大多数其它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在90年代]。”确实存在着质的区别：俄罗斯从来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俄罗斯的未来又是如何呢？有些人将过去4年里的暴发性增长看作是更多美事来临的信号。他们期望俄罗斯由此立即脱离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加入到匈牙利和波兰这一行列，成为一个不富裕的发达国家。他们特别强调这个国家优越的人文资本，改革后的税收体系，以及极其开放的经济。另一些人则认为，官僚政治的管理体系和政治化的干预（尤克斯事件就是生动的例证）是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政治领域，乐观派预期民主竞争会增加，将出现一个更加强势的公民社会。悲观派则预测，俄罗斯将在冠冕堂皇的民主程序的遮羞布掩盖下，加速滑向一个由职业安全官员操纵的独裁政体。
不能排除任何一个预言。不过，想一想俄罗斯是个中等收入国家，就能帮我们把那些极端的预言排除掉。这个收入范围里的绝大多数国家将在合乎规范的民主和十足的独裁之间找到自己的坐标。它们的民主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预知的，并且会在当权者企图操纵民主程序以便继续掌权时产生暂时的反复。而且，这些国家尽管总体上是在发展，但这种发展往往呈现出爆发性，中间夹杂着金融危机。尽管俄罗斯的体制还有缺陷，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健康的国家干预，但它看来已经摧毁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残余，将继续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前进。
俄罗斯只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事实，可能会令那些对它期待多多的人感到失望。这对那些毫无选择只能在那里忍受缺乏安全的生活的人，也起不到什么安慰。但是，这对于一个仅仅在15年前还是“邪恶帝国”--既威胁自己的国民也威胁别国的国民--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令人羡慕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