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知道革命这个词，它就从未脱离我们的语境。创造这个词的人，似乎没有给它下过定义，以致它的含义再无机会可以被盖棺定论，无数人谈及革命，而谈及的人又多标榜革命，革命似乎意味着正确，又恰可与正义划等号。假若加入意识形态的考量，这便更加成了一桩悬案。

什么叫做“革命”？2012年7月22日，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推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套书。四本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也被媒体和读者称为“革命四书”，是历史学者杨奎松多年的著述合集。22日下午，“革命四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等多名著名学者到场参加研讨。

自知道革命这个词，它就从未脱离我们的语境。创造这个词的人，似乎没有给它下过定义，以致它的含义再无机会可以被盖棺定论，无数人谈及革命，而谈及的人又多标榜革命，革命似乎意味着正确，又恰可与正义划等号。假若加入意识形态的考量，这便更加成了一桩悬案。

单单选择这两个字作为著作集的标题，杨奎松笔下的革命与他多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密不可分。杨自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一直没有停下对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无怪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说：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自诩为革命者，杨奎松第一次读到删节本的《蒋介石日记》，惊讶于里面众多的“革命”二字，蒋介石似乎将这个词作为评价他人的标准，这人够革命，那个人不够革命，又或者革命的不彻底，革命一词出现的频率之高，用杨奎松自己的话，“比毛泽东讲话还多”。蒋介石谈革命之多，让杨奎松不由得反复阅读他的日记，试图了解蒋介石嘴上的革命是什么含义，但却最终没能找到答案。

蒋介石自称承袭自孙中山，但仔细揣摩，二者虽相似却有不同。杨奎松与同为历史学者的陈永发讨论起来，这大概也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既自认为与革命站在一处，便以为舍我其谁，与自己不同的反对者，即为反革命者。陈永发谈到革命的含义时，也因此一再强调，“不能用某种意识形态去定义革命。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用法，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用法，”而其共同点，便是都牵扯到整个社会国家的巨变，研究中国的革命，“一方面要了解当事人所说的革命是什么意义，一方面也要知道他们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所做的事情。”

杨奎松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无人能出其右，但与杨奎松不同，陈永发对革命的研究有其自下而上的视角，他曾经写过一本《制造革命》，聚焦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动员工作。最早的工人运动的发起者实为国民党，但共产党在农村的动员活动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什么共产党在农村搞革命可以取得成功？而国民党却不行？

陈永发解释，国民党到地方去，但“他和地方的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无法肆意地去改变地方的秩序以达到动员下层的目的。动员农民搞革命，“不是理论上的去说，农村有矛盾，但要怎么利用这个矛盾去动员大多数人，国民党是想不到的。”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在农村的动员工作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他们最终跨过了这些，“建立了另外一种力量。”农村的环境与城市不同，那里充满了贫穷，也就带有很深的矛盾和悲哀，有一点让陈永发很佩服，“那么一个不是革命材料的人，一个个都成了基石”。当然具体是怎么去做的，其中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这个过程恰恰也是他最感兴趣的。

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工人运动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这方面，共产党的起步较晚，因此也就失去了先机。杨奎松提到，“共产党要做工人运动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已经被国民党组织了，还有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他以广州为例，广州当时的机器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而更下层的劳苦大众，则是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无可组织的情况下，共产党开始组织当地的人力车夫，因此当时的广州，有三大公会，且三个公会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这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做工人的基层运动是有一定基础的。”在城市中，共产党一直没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国民党在控制城市的很长时间是很牢固的，但是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公会也有他的特点，他比较重视技术工人，比如层级比较低的建筑工人，共产党建国时就发现，很多比较好的技术工人都是国民党工会的骨干。”

国共两党既有其相似之处，在多年的战争与合作中，也一直相互影响。在陈永发眼中，“国共斗争就是两条不同道路的确立。”国民党到了台湾，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不让最穷苦的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是不行的。”国民党的土改相对来说是温和的，陈永发谈到，“用温和型的办法做土改能够成功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韩日可以成功，是因为长期以来受美国影响，台湾当时的改革是独立的，但一方面与日本留下的基础有关，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帮助。”

台湾的土地革命虽然和平，没有流血，但却让地主恨之入骨。与富农不同，地主并不最在乎土地，而是不能接受自己长年来建立的社会地位遭到破坏。提起富农，杨奎松讲起毛泽东年轻时的故事，毛泽东的父亲就是富农，富农都是一点点打拼上来的，靠的是勤俭，“毛泽东帮他爸爸干了一天的活，但家里的雇工可以吃上鸡蛋，做儿子的却没有。农忙时节，雇工吃的比自己家人都好。”而这些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却不再被提起。

杨奎松总结，“革命这个词，大家用的很泛，其中都有一些改变中国，让中国富强的概念。但他们最在乎的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喊出这个口号。”陈永发也有同感，“国民党垮了那么久，骂国民党很简单”，但真正重要的是，在抗战研究中，“要把国民党、共产党都看做抗战的力量，其中有冲突，但我们必须知道双方都在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

革命被说的太多，被说不完，说不尽，但却不能不提，更不能当做口号来提。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