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巴西腹地是一片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地，干旱和洪水接踵而至，随时将整个村庄吞噬得一干二净，侥幸活下来的不是变成孤儿和残疾，就是沦为强盗和土匪。随着“劝世者”的到来，孤儿成为最虔诚的信徒，被凌辱的女人化身为世人景仰的圣母，强盗和土匪愿做圣地的守卫者，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皈依。他们守在一个叫卡奴杜斯的地方，日日念叨福音，期盼世界末日的降临。彼时，传说中的圣塞巴斯蒂安国王会手执权杖莅临人间，活人和死人统统要接受审判，而他们将跟随“劝世者”的脚步荣登天堂。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著作《世界末日之战》并非旨在讲述一个猎奇的传说。其实，小说对应的历史背景，可谓政治上一段突飞猛进的“进步”时期。1822年，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帝国；185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可惜，小说中那些“进步”的政治势力各怀鬼胎，他们力图把卡奴杜斯事件描述成背叛国家的罪行，一次次出兵割除这颗历史倒退的毒瘤。随着各种人群深入腹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农民并不像官方宣扬的那样十恶不赦，狼心狗肺；相反，政府军占领腹地后烧杀抢掠，以致陈尸遍野，血流成河，才真正可谓惨绝人寰。
究竟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略萨抛出了一个属于拉丁美洲世界的永恒疑问。
压迫者：名义上的“先进”
从纯理念的角度出发，“民主”“共和”无疑是先进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巴西无法引起底层人民的价值认同，相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特权阶级打着这些旗号实现赤裸裸的利益瓜分。在小说中，当时的巴西有三股势力，一是军事独裁，二是封建大庄园主，三是两股势力中间的骑墙派，时刻期待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巴西最初的共和成果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争取而来的，因此，成立于1889年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的产物。小说中最强力的政治势力来自里约热内卢派来的政府军统帅西塞上校。
西塞上校信仰后殖民时期军事独裁的合理性，“巴西再也不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是任人宰割的属地。军队就是干这个的。维护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人民之间平等相处，使国家进一步强盛、更加现代化，这些便是联邦军的宗旨。”他的外号是“杀人魔王”。作为第三次政府讨伐军的指挥官，他一进村庄就大开杀戒，砍刀对准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农民。原因是他认定村庄里一定有人私底下在物质上支援卡奴杜斯的起义者们，即使不能完全证明是这两个农民所为，也完全有理由“杀鸡吓猴”。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赢得战争而不择手段在军政府眼中也理所应当。面对敌人，政府军竭尽各种酷刑之能事。捉到卡奴杜斯的人就鞭笞，严刑拷打，甚至挖眼、阉割。“壮丁”不足，西塞上校从监狱里找来各种重刑犯充军，并不在乎这些囚犯一有机会便奸淫妇女，屠杀平民。只要上战场杀敌，军队也纵容军官报私仇。
中央有强势的军事独裁，地方的封建保守势力并未就此退场，这也是过渡时期拉美世界的常态。大庄园主与军政府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贫苦大众。小说描述了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旧贵族，他是巴西帝制时期的宠臣，也是卡奴杜斯地区的实际掌控者，在共和制度成立以后依然如鱼得水，担任州议员。虽然奴隶在共和制度下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事实上仍然是他庄园里的廉价劳动力。
政府军进入卡奴杜斯，本身就是地方新旧政治势力的一场利益瓜分。卡奴杜斯本来是一片平静的乌托邦，四方来此朝圣的百姓不过是在这儿安居乐业，享受相互尊重人人平等的生活。但是，另一个地方政客，担任《消息日报》主编的进步共和党人埃巴米农达，将“劝世者”的布道描述为英国人在背后支持的有预谋的反共和分裂运动，要求中央政府出兵镇压，希望以此铲除政敌卡纳布拉沃男爵，因为后者当过驻英大使。男爵也看清了他的意图：“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
略萨万花筒似的描述，让读者对从帝制向共和过渡期的巴西政治丑态一览无余。不要说从西方舶来的“民主”“共和”等政治理念本身已经令百姓费解，更何况，所有的旧势力都可以换上“民主”“共和”的新招牌，换汤不换药，如何让夹缝中求生存的百姓相信这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嗜利者？
正是这些无耻政客间的利益纠纷，把无辜的“劝世者”及其信众逼上梁山，卷入战争，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军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根据历史记载，从卡奴杜斯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平民不足400人，那些牺牲品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死于何种政治势力的屠刀之下。
反抗者：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与先进的“民主”“共和”理念相对，“劝世者”口中的“世界末日”本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旗号，吊诡的是，在这愚昧落后的旗号背后却隐含着底层百姓的正义呼声。略萨用情最深、下笔最细的无疑是“劝世者”安东尼奥和他身边那群虔诚的追随者，颇有耶稣与十二门徒的意味。这群孤儿、残疾人、强盗、土匪各有各的凄惨身世，但几乎都与巴西腹地的天灾人祸有关。无论是孤儿还是瘫子，强盗还是杀人犯，淫乱的神父还是被多次奸污的妇女，都可以在“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处找到安慰。
底层百姓反对奴隶制，却看不懂国家政体的改弦更张，他们以为帝国是因为废除奴隶制而垮台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新兴的共和国必将恢复奴隶制。
对帝国张冠李戴的留恋就此产生。“劝世者”挂在嘴边的那位末日审判者圣塞巴斯蒂安，是16世纪葡萄牙的传奇国王，信众们起义使用的旗帜也印有伊莎贝尔的头像，因为“劝世者”说废除奴隶制的正是伊莎贝尔公主。他们看上去是要复辟帝制，实际上只是为表达他们的切实需求，因为每次变革的结果不过是另一个贪婪政客的上台与随之而来的更深重的压迫，“动物的本能、共同的感受和几个世纪积累的经验”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抵触随着共和制带来的所有政策。“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就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他们不承认共和国的税收，因为“权力属于上帝”。
在“劝世者”的领导下，卡杜奴斯的信众团体生活实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
人人平等，对今世的凄苦感到绝望还可以期盼来世的幸福，今世无奈步入歧途的“恶人”还可以得到进入天堂的门票。虽然底层百姓的思想意识和动员方式貌似愚蠢落伍之极，但却是他们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的最后的精神寄托。正如他们对“民主”“共和”这类舶来品一窍不通，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利”的语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纳税可以是一种监管，选举可以是一种表态，人口调查可以是更好的国情掌舵，宗教调查可以预示着信仰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悲剧的原因也在于先进的“权利”语言变成了服务于特权阶级的“权力”话语，将特权阶级篡夺利益的争斗合理化了，关闭了底层百姓通过伸张“权利”表达诉求的渠道。正如略萨2011年中国之行提及此书时所说：“当时的巴西已经断裂成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
起义者的结局可想而知，荒诞不经的单向性思维，令他们死守卡奴杜斯，幻想救世主的出现，实际上他们等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为装备精良、更为规模空前的政府军部队。
革命者：尚显天真
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卡奴杜斯起义并非一无是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哪怕是以抽象真空的名义，这对于世界上的劳苦大众是一件勇敢而宝贵的壮举，是解放全人类的开端。”“劝世者”确实把十恶不赦的撒旦变成了温顺的绵羊，他们忘记私仇，宽恕彼此的罪过。在这个意义上，略萨肯定卡奴杜斯起义的意义。与此同时，他更警惕极端冒进的左倾主义与自以为是的书生救国。
略萨特意虚构了加利雷奥•加里这样一个革命者形象。他参加过巴黎公社，蹲过欧洲的很多监狱，四处流亡。他根本不了解第三世界被迫现代化的复杂现实，他来到《消息日报》希望刊登一则召开群众大会声援卡奴杜斯理想主义者的告示。一方面，他以西方式标杆来衡量巴西媒体的喉舌作用，称呼《消息日报》是“巴伊亚州惟一真正的共和派报纸”，认不清主编埃巴米农达的伪共和面目，以致轻易成为后者政治报复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忽略了起义者荒诞的思想意识，也忽略了他们过时的组织形式，将其误认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这个左倾冒进的革命者虽然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的政治观念，但对底层百姓的基本诉求毫不知情，而且盲目认同注定失败的革命方式，注定要被历史遗忘。
还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那就是原《消息日报》的近视记者。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起初写的都是些“不偏不倚”的文章，自以为做到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深入腹地才知晓自己的单纯与懦弱，被战争的硝烟与炮火吓得“哆嗦得像树叶一样”，直至九死一生才得到精神上的脱胎换骨。他要写下卡奴杜斯起义的历史，以求将真相和教训留给后人。这也反映略萨本人对于作家使命的理解：“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议，要唱反调，要批评……而一旦社会接纳了文学，社会就得接受一股咄咄逼人、冷嘲热讽、源源不断的洪流，它会冲击社会的表层和本质、暂时现象和长期痼疾、社会的上层和基础。”然而，这位记者为了发表卡杜奴斯起义的历史，又求助于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权贵阶层，这当然绝无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略萨描述的“世界末日之战”绝不仅仅发生在19世纪的巴西。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的受压迫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历类似的阶段。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都无法代表他们，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诸如“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可以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过渡时段找到对应物，或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运动如伊斯兰圣战组织，或是以拯救世人为名的邪教组织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值得深思。来源: 《中国改革》20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