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均在加剧，国外学者对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对策以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广泛研究。总结和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会对我们认识和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一、国外收入不平等现状
近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均在加剧。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严重且持续恶化，除委内瑞拉外，该地区其他国家基尼系数都超过0.4。2011年《福布斯》杂志列出的50名拉丁美洲富翁，其资产总计高达3343亿美元，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趋严峻。而在经合组织地区（OECD）过去20年中，整个地区的收入差距普遍扩大并呈现以下具体特征：一是无论以什么方式衡量收入差距，经合组织地区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在逐年扩大。二是除个别国家外，收入差距大的国家，其相对收入贫困率往往也很高。三是过去20年中OECD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且贫困人数一直增加。四是自2000年以来，加拿大、德国、挪威、美国、意大利和芬兰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而英国、墨西哥、希腊和澳大利亚有所下降。五是老年人收入贫困率继续下降，而年轻的成年人以及有孩子家庭的贫困率有所增加。六是平均收入高、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的穷人，其生活水平可能低于平均收入低、收入差距小的国家的穷人，而平均收入低、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的富人，其生活水平可能高于平均收入高、收入差距小的国家的富人。同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经过50多年的探索，新加坡成功走上了快速发展经济之路。然而，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新加坡也日益严重。2005-2007年间，新加坡最底层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平均收入仅增加3%-4%，而最顶端的十分之一的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6%-11%。
二、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原因研究
尽管世界很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但导致各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对拉美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工作岗位生产率过低，以及缺乏教育、住房和卫生设施，这些原因导致穷人获取提高收入的机会比较难。另有研究表明，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至少有三个：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情况、人力资本回报状况。在拉美，劳工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考察，均支持以下结论：在大多数国家，技术工人的相对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大为改善，在很多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体现为其相对工资的提高。而对OECD国家而言，促成其收入差距和贫困情况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反映为单身非老龄化成人家庭数目的增多。二是多数OECD国家全职职工的工资差别增大，高薪阶层的工资变得更高。三是工资差异扩大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虽因就业率的提高而受到抵消，但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就业率在下降，全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四是资本收入和自由职业收入的分配差距很大，在过去10年中有增无减，这一趋势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五是失业，失业家庭的贫困率比就业家庭几乎高六倍。六是就业可以减少贫困但并不足以避免贫困。所有OECD穷人中有一半以上属于有某些收入的家庭，但其全年工作时数不多或工资水平偏低。对新加坡而言，全球化和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导致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此外，近几年政府在教育方面对知识精英的承诺、税收结构的调整以及政府吸引外来人才的人力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关于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学界观点各不相同，具体有：第一，工会作用的减弱以及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第二，教育收益率上升和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多数学者同意这样的解释，即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平等是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与制度和规范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低工资的下跌以及工会作用的减弱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第三，收入浮动也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收入浮动即稳定收入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趋势的上升，但也可能扩大长期收入的不平等问题。
除以上针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一些具体原因以外，国外学者还从其他方面考察了收入不平等问题：第一，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导致收入不平等。玛丽亚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并把通货膨胀看做是政府不愿提高税收等方面的一个结果。研究发现，所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可归因于高度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较高的通货膨胀确实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因此，收入不平等也可能成为决定政府决策以及决策结果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二，社会政策措施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大多数OECD国家总体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归因于社会政策的调整。福利国家政策（由支出比率和替代率来衡量）的变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英国和荷兰，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与福利制度的弱化密不可分。以荷兰为代表的一个更详细的预算分析表明，1981年至1997年间，其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急剧上升，而这种现象背后的两个主要推动力就是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转移支出的变化。第三，外国直接投资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国外一些学者针对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认为FDI加大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即FDI通过加大不同类型工人（非技术与技术、非熟练与熟练）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拉大了东道国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第四，金融危机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爆发在日本、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四次典型金融危机对危机发生国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往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同时，金融危机的收入分配效应不仅表现在危机发生之后，也表现在危机的酝酿过程当中。根据艾肯格林和博尔多的研究，1973-1997年期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分别爆发了44次和95次危机，平均经济损失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5%和9.21%。通过对世界各地基尼系数的比较发现，基尼系数高的国家大多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第五，专利保护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安格斯基于研发（R&D）增长模型，发展了一个财富异质性和弹性劳动供给条件下的质量阶梯增长模型，借以分析了专利保护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加强专利保护会通过刺激研发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会通过提高资产收益率而加剧收入不平等。针对美国数据的校正模型证实了这一结论。
三、国外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公共救助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
广义的公共救助可以指任何由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帮助或福利，但在一般意义上，公共救助是指由政府向贫困人口或家庭提供的计划、活动或服务。因此，公共救助一般是与某种资格相联系的，如收入水平、残疾状况等。针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许多国家均采取了公共救助的措施。为了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新加坡政府降低了低薪工人的公积金缴交率，并通过就业人息补助计划（WIS，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来补贴低收入者。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救助方案实现了三个目标：一是让低薪工人缴交更少的公积金，以增加其可支配工资。二是雇主将为低薪工人缴付更少的公积金，从而增强低收入者的受雇能力。三是政府也会将大部分的就业奖励放人员工的公积金户头，以协助他们储蓄。2011年年初，由于经济强劲增长，新加坡政府公布的2011年财政预算案推出了66亿新加坡元（约34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福利计划，包括发放“增长花红”，使低收入者每人最多可获800新加坡元（约4130元人民币），以分享201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联邦政府则采取补充保障收入（SSI，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福利计划，为那些盲人或其他残疾人以及很少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提供现金，以满足他们对食物、衣服和住所的基本需要。具体地，是那些失明或伤残的儿童和成年人以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有资格获得SSI福利。此外，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同样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的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德克研究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可以制定一个总的发展政策加以解决，该政策应当包括增加教育和培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跨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等。
（二）通过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调整收入分配
1.税收政策。为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美国实行了具有分（等）级税率的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制度。EITC制度较好地解决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为解决低收入人群不工作而依赖社会保障制度生活的问题，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即EITC，以鼓励无所事者工作。这套机制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已婚或未婚，是否有孩子，有几个孩子等等）和工作收入的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美国这种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税收政策，使所得税税收减免大幅度增加、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种税收和劳动收入税收抵免是再分配给穷人收入、提高其福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加里·贝特里斯对此认为，EITC是美国针对拥有工作的贫困者的一个独特的政策创新，是一种其他富裕国家最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实施的政策。
2.政府支出政策。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坦桑尼亚政府调整了财政支出政策，在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中，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但支持农业活动和支持非农业活动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本杰明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研究表明：对非农业部门的支持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现象；而对农业部门的支持将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从而增加贫困。因此，为了缓解并最终消除贫困，政府政策应着眼于支持非农业活动。阿肖克等考察了政府支出对美国9个农业地区农户间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有利于改善农户间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从总的效果看，富饶地区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腹地地区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原因在于，从政府农业计划项目中得到的收入有助于减少腹地地区和北部大平原地区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来自非农业的工资或薪金收入在降低美国富饶地区总体收入不平等方面虽然也起作用，但总效应则是提高了收入差距。
（三）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
货币政策同样具有调节收入的作用。斯图尔特等使用一个货币方便交易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在模型中，由于两种类型的代理人（工人和资本家）存在不同的货币需求弹性，所以货币政策对不同类型人的收入分配作用也不同。只有当收入不平等被纳入到货币政策规则当中，该模型才能复制实际和名义总量的周期性波动，并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度量。此外，当新增工人同样接受一部分转移支付时，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反周期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四、几点启示
（一）尽快统一收入不平等的权威测量方式
衡量收入分配状况变化以及政策效果的前提是要有权威的衡量方法和衡量标准。一般来说，国际上常用的衡量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指标为基尼系数，但是国内现有基尼系数的核算方法五花八门，而且查询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存在困难。由于国内学者所采用的基尼系数均来自于不同途径，导致各种研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可比性以及政策效果的衡量结果都大打折扣。因此，应尽快统一收入不平等的权威衡量方式，以此带动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二）建立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救助体制和税收政策
我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收入不平等、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城市居民之间收入不平等以及农村居民之间收入不平等。其中，我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不在于城乡差别，而在于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虽然导致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原因，但是借鉴国外经验可以发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救助体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应当成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
（三）重视对政策效果的测量
从国内现有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看，很多研究大都着眼于现状分析以及政策设计，并没有对各项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效果进行跟踪测量。只有完善政策效果的测量方法、收集真实可靠的数据，进而得出客观结论，才能为政策的调整提供支持，进而找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调节政策。
（四）从更广的视角审视收入不平等问题
我国当前社会收入不平等问题开始呈现强烈的固化、板块化和制度化的趋势，与此相伴开始出现“财富世袭”、“事业世袭”，收入分配不公的核心主体已从传统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演变到“福利性收入”差距、“灰色收入”差距甚至“黑色收入”差距。国外相关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其社会流动性一般更高，反之亦然。因此，实际机会平等实际上是与减少贫富差距相辅相成的。一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很慢，甚至缩小了差距，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政府政策：或实施更有效的资源再分配措施，或在提高人们自助能力方面加强投入。借鉴这些有益经验，我国应将教育、保健等公共服务的公平分配纳入更广的经济资源概念中，通过改善广义的经济资源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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