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均产出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但从生活满意度的轨迹看，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并无二致——呈现U型走势，之后平稳或者再往下行。并没有证据表明，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4倍有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正如那些欧洲的转型国家，中国的生活满意度轨迹往下走的时候，看起来与失业率升高以及社会保障网络解体、收入差距扩大有关。

中国的生活满意度的恶化压力主要来自于其最低的社会经济阶层。从前高度平均主义下大家的生活满意度大同小异的景象如今已不再存在，并且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处于收入分配中最底层三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在下降，而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三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在增加。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主观幸福（编注：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趋势，并且比较处于不同社会经济状态（编注：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指以收入、教育、职业三个维度来划分个人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一般分为上等社会经济状态、中等社会经济状态和下等社会经济状态）下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为了支持我们在主观幸福上的研究结果，我们利用了中国和欧洲转型国家的国别证据来分析可能的因果关系。

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将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且经济增长越快，人们增加的幸福感就越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用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增加之间的关系了。过去20年年均8%以上的人均GDP增长率是中国转型成功最无可争议的标志。在1990年到2009年之间，以不变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和消费增长了4倍。

这里用于描述幸福感的工具是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一种曾在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报告[编注：Stiglitz-Sen-Fitoussi report。2008年2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请求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组建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国际专家小组，研究全球最广泛采用的经济活动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最终报告于2009年9月公布。]中推荐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设计是：“把所有事情都考虑进去，你对你最近的生活有多满意？请用1-10之间的数字来回答，1表示最不满意，10表示最满意。”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描述幸福感最好的单一或者综合指数，但我们对通过问卷的方式研究快速变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主观幸福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之前对中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莫衷一是，认为生活满意度下降、平稳、上升的都有。Brockmann et al.等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转型中下降[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Yuan H 2009年发表的《中国之谜：经济增长，幸福下滑（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 Happiness Stud第10期，第387页-第405页]。Kahneman和Krueger[Kahneman D， Krueger AB 2006年发的《主观幸福感评估的进展》（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Econ Perspect第20期，第3页-第24页]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不变但也不排除有下降的可能性。两份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的报告得出了生活满意度平稳的结论[Burkholder R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人比10年前富裕得多——但他们更幸福吗？》（Chinese far wealthier than a decade ago-but are they happier？）；Crabtree S， Wu T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让人迷惑的平稳曲线》（China‘s puzzling flat line）]。同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还有来自Knight和Gunatilaka的研究[Knight J， Gunatilaka R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带来幸福？》（Does economic growth raise happiness in China？）Oxf Dev Stud第39期，第1页-第24页]。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份报告验证了中国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的结论。

研究生活满意度的中国本土研究机构也在增加，但是其研究集中在时间比较研究上[Chen Z， Davey G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大陆的幸福与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ainland China），J Happiness Stud第9期，第589页-第600页]。中国一流的调查公司之一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做过许多生活质量的调查，其中就设置了生活满意度的问题。这些数据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每年的蓝皮书里，尽管如此，其中尚无关于长期生活满意度的讨论（《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

这些研究都不成比例地倾向于城市。在此期间，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收入增长要快得多[《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Knight J， Song L在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向劳动力市场的趋近》（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Xu CG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基础》（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J Econ Lit第49期，第1076页-第1151页]。这样，尽管生活满意度数据主要基于城市调查，经济增长实际上也如此，因此将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也还是可行的。在我们研究的数据中，除了一个数据系列之外，用的都是完整数据而不是单一的城市数据，这样可使我们的样本尽量遍布整个中国。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的调查，利用社会经济状态（SES）分类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趋势。在Inglehart等[Inglehart RF， Basanez M， Moreno Azai 1989发表的《人的价值与信仰：跨文化资料》（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的研究中，问卷调查者根据其收入高低被大致分成了三组，上等、中等、下等收入阶层[编注：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结果显示，1990-2000年间，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由1990年的7.3下降到了2000年的6.5，自我感觉“非常幸福”的居民比例也由28%下降到了12%]。

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研究有点像在做拼图游戏。典型的情况是，极少能得到有关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或者可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但同时零碎的数据又非常丰裕。经济史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零碎的数据，经过估量之后看能否将它们还原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 中国1990年生活满意度的中值7.29与从残缺不全的数据中得出的转型之前前苏联7.26的生活满意度非常之接近，而中国过去正是搬用了前苏联的劳动与工资政策。

● 中国在1990年-2010年间的生活满意度U型走势恰好与其城市失业率的走势形成镜像。

结论

长期走势看，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2005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随后出现回升，整体上形成一条U型走势（见图1）。尽管要想精确地比较这段研究区间内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可能的，但这段时期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看起来没有提升或许还有所下降。

U型走势下降部分的证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WVS），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所研究的时间跨度是最长的。其他时间跨度较短的研究结果也列在了图1中。在对2000年前的所有研究中，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在内，2000年之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2000年-2005年低谷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类似的，2005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也要高于2000年-2005年的低谷期。我们观察到的所有研究中，低谷期之后的生活满意度大部分要比低谷期之前的生活满意度低。唯一的例外是盖洛普系列2的结果，但在这个研究中，低谷期之前的年份就是1999年，也可将其近似看作其在低谷期中。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系列中，2007年相比1990年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0.53（分数总区间在1-10之间）。为了得到整个研究时期内的生活满意度走势，我们分析了从2007年到2010年的生活满意度变化，并将其与2007年之前下降的0.53对比。对于2007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估计主要基于三个系列。如何接上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系列2007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走势可以有两个选择，即皮尔研究中心系列增加0.03，盖洛普系列2增加0.18。这些2007年之后生活满意度增加数据远远低于1990年-2007年下降的0.53，支持了生活满意度在过去20年整体呈现不变或者下降的结论。

确实，有人可能会指出，用现在的数据来得出的1990年到2010年的生活满意度走势会高估其积极的一面，因为相对贫穷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来到了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典型地要比城市户籍人口低[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在2008年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第32期，第30页-第43页]。因此城市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比例上升会倾向于压低整个城市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流动人口呈现了快速的增加，大致上从占城市总人口的7%上升到了33%[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在2008年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第32期，第30页-第43页；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这对城市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没有把城市流动人口像城市户籍人口那样纳入进来，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就会被低估，导致整段时期生活满意度曲线向上偏。

在过去20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人均GDP增长4倍而出现大幅上升。在有关幸福的文献中，常用幸福与人均GDP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数据来推导人均GDP的增长对幸福可能产生的变化[Frey BS， Stutzer A 200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与经济学：经济与制度对福利的影响》（Happiness and Economics：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Veenhoven R在1991年发表的《幸福是相对的？》（Is happiness relative？），Soc Indic Res第24期，第1页-第34页；Inglehart RF在2002年发表的《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Wash Q第23期，第215页-第228页]。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所做的1990年国际间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的横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中国2010年的生活满意度要比1990年高0.6，而此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4倍。如果按照Stevenson和Wolfers[Stevenson B， Wolfers J在2008年发表的《经济增长与主管幸福：重估伊斯特林悖论》（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Brookings Pap Econ Act 2008，第187页]的研究，中国在此间的生活满意度应该增加1.0才是。用现在的数据的话，很难说生活满意度还存在这种可观的增加。

承认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变化遵循U型走势[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Yuan H 2009年发表的《中国之谜：经济增长，幸福下滑（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 Happiness Stud第10期，第387页-第405页；Kahneman D， Krueger AB 2006年发的《主观幸福感评估的进展》（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Econ Perspect第20期，第3页-第24页]恰好能够将之前莫衷一是的研究结果给串起来。那些推出满意度下降的研究倾向于发生在初期，即U型走势的下降部分，接着是2000年-2005年的低谷期。在皮尔研究中心系列中，满意度上升的趋势来自于它的研究起点处于低谷期。2000年-2005年中国满意度低谷的发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拉丁美洲的类似情况，拉丁美洲的生活满意度在1994年-2006年之间也呈现出了U型走势，其谷底发生在2002年[Easterlin RA， McVey LA， Switek M， Sawangfa O， Zweig JS在2010年发表的《幸福与收入悖论新探》（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Proc Natl Acad Sci USA第107期，第22463页——第22468页]。鉴于新世纪第一个10年前半段全球经济增长的总体疲弱，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生活满意度的低谷大致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联合国《全球经济展望（2002）》；联合国《全球经济展望（2003）》]。

中国长期的生活满意度走势与其他转型国家很相似，先随着转型开始下降，然后出现恢复。中国生活满意度的最初下降发生在1990年到2001年，下降幅度为0.76，比欧洲6个转型国家（原民主德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平均下降0.91要小一些。这种生活满意度的大幅下降是比较罕见的[Easterlin RA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增长与生活圈》（Happiness， Growth， and the Life Cycle）]。

与中国一样，研究者对欧洲转型国家的生活满意度能否恢复到转型之前有颇多怀疑。尽管如此，中国在1990年-2007年间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水平（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数据，大于6.5）要超过大多数欧洲转型国家在此段时间内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正如之前已经提及的，从国际时间序列数据上看，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根据世界观调查组织1990年的数据，中国的生活满意度与其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在世界观调查组织1990年数据中，可以获得其人均GDP数据的国家共有35个，在这35个国家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排在第18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若以人均GDP排名，中国则排在第33位。

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1990年的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增加甚至还出现了下降。但这些数据可信度如何？一个认为其可信的理由是，在1990年中国的所有社会经济阶层中，从最低阶层到最高阶层，它们的生活满意度非常接近，差不多都在中等水平上，即生活满意度数值大于7.0。这些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数值是从教育、职业、收入等分布中抽取出来的，因此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由于给予高生活满意度阶层过高的权重从而推高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情况。

另外，中国1990年生活满意度的中值7.29与从残缺不全的数据中得出的转型之前前苏联7.26的生活满意度非常之接近，而中国过去正是搬用了前苏联的劳动与工资政策。有更甚者，两国在1990年的生活满意度不平等状况也非常之像。

对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1990年数据的可信度，还可进一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获得支持，即其数据集内部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幸福数据集很相近。通过对幸福感的微观经济学回归[Frey BS， Stutzer A 200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与经济学：经济与制度对福利的影响》（Happiness and Economics：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Blanchflower DG， Oswald A在2004年发表的《英国与美国的福利变迁》（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 Public Econ第88期限，第1359页-1386页；Powdthavee N在2010年发表的《快乐方程》（The Happiness Equation）]，可以得到诸如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健康状况、就业情况等变量的回归系数，这些系数的符号与其他国家得到的情况基本一致。这些系数也并不全都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中国1990年生活满意度的数据的可变性太低。如果对俄罗斯1990年数据做一个类似的微观经济学回归分析会发现，这些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以及其变量缺乏显著性都很像。

最后，正如后面会更具体展开分析的，中国1990年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当时中国失业率低以及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有关。城市工人的一生基本上都被纳入到了国家保障体系中，包括食品补贴、住房、医疗、孩童教育、养老金，甚至于其成年孩子的工作[Knight J， Song L在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向劳动力市场的趋近》（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Cai F， Park A， Zhao YH 200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ition），第167页-214页]。

历史背景

中国在1990年-2010年间的生活满意度U型走势恰好与其城市失业率的走势形成镜像[经合组织《经济调研（2010）》；Knight J， Xue JJ在2006年发表的《中国城市失业率有多高？》，J Chin Econ Bus Stud第4期，第91页-第107页；Gustafsson B， Ding S 2011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增加的不平等：和谐社会的挑战》（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Challenge to a Harmonious Society）]。在1990年代，失业率快速地上升，并在2000年-2005年达到了高点，之后开始下降，尽管如此依然还要高于其期初较低的失业率水平。

在1997年-2001年，GDP增长率走势某种程度上与失业率走势呈反方向趋势，不过GDP增长率要比失业率更早触底，仍在一个每年3.6%的健康水准[《中国经济年鉴：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2011)》]。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1997年出现了上升趋势，之后一直到2003年均保持平稳，接着又重拾升势，只是上升的速度要慢一些（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根据相关文献，低通货膨胀率一般与高生活满意度相对应，通货膨胀率低则意味着生活满意度高。尽管如此，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在中国通货膨胀最低的时候，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却也最低。

生活满意度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与相关文献的结论保持了一致[Blanchflower DG， Oswald A在2004年发表的《英国与美国的福利变迁》（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 Public Econ第88期，第1359页-1386页；Clark A， Georgellis Y， Sanfey P在2001年发表的《创伤：失业的心理冲击》（Scarring：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st unemployment），Economica第68期，第221页-第241页；Kassenboehmer SC， Haisken-DeNew JP在2009年发表的《你被解雇了！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一般负面影响》（You’re fired！ The causal negative effect of entry unemployment on life satisfaction），Econ J第119期，第448页-第462页；Winkelmann L， Winkelmann R在1998年发表的《为何失业那么不开心？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Why are the unemployed so unhapp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Economica第65期，第1页-第15页]。进一步的，有证据证明失业率造成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而且对于仍旧保有工作的人来说，可能由于恶化的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压力，其生活满意度也出现了下降[DiTella R， MacCulloch RJ， Oswald AJ在2001年发表的《通胀与失业偏好：幸福研究的证据》（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Am Econ Rev第91期，第335页-第241页]。

生活满意度与失业率之间明显的相关关系还得到了皮尔研究中心调查数据的支持，中国人对于经济状况比较敏感，皮尔研究中心的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如下：“现在你想一下我们的经济状况，你会怎么描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还好，有点差，很差？”在2002年，当时失业率正处于比较高的时候，差不多一半（48%）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有点差”或者“很差”。在2007年，当失业率已经开始较大幅度地下滑，虽然还是要比1990年时高一些，认为中国经济“有点差”或者“很差”的比例就下降到了14%，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更是下降到了7%。在这些年里，根据皮尔研究中心调查问卷中的“生活阶梯”（ladder of life），生活满意度从2002年的5.27上升到2007年的5.82，之后又进一步地上升到2010年的5.85。

有人可能会猜测，生活满意度的U型走势可能与失业率并无关系，而与同样U型趋势的人均GDP趋势相关。这种猜测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均GDP增长率的低谷发生在1997年-2001年，要比生活满意度的低谷2000年-2005年提前几年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猜测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的人均GDP趋势非常不相同，但是它们的生活满意度趋势却很一致的现实。一种能够同时解释中国和欧洲转型国家之间生活满意度U型走势的理论就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而劳动力市场状况则可用失业率而不是产出增长率来表示。

中国失业率的趋势部分反映了全球经济大势。大家知道，在新千年之初，全球经济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波动，那些过分依赖于出口的国家比如中国，受到了出口需求萎缩的冲击[联合国《全球经济展望（2002）》；联合国《全球经济展望（2003）》]。尽管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失业率上升趋势还是政府政策的结果，它反映了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保障网络在消失。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被称为“铁饭碗”和“迷你福利社会”[Knight J， Song L在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向劳动力市场的趋近》（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尽管有“下岗”政策的缓冲，失业率的升幅还是被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扩大了[Cai F， Park A， Zhao YH 200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ition），第167页-214页]。正如已经提及的，国有企业承担了城市劳动人口就业的主体，这些国有企业工人拥有永久的工作和与工作相关的广泛的社会保障福利。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体系具有效率损失以及激励机制缺失的弊端，但是它保证了城市工人的稳定工资而且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

在1994年，面对国有企业持续的无效率和亏损，政府开始启动国有企业整合计划，国有企业工人开始大量下岗[Knight J， Song L 200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向劳动力市场的趋近》（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城市下岗计划（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些短期的基本保障）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此产生的失业率增加的后果，但是由于对农民进城限制政策的逐渐放松，农民进入城市，这个问题又趋恶化。很多城市中心都经历了一场失业率快速上升的时期，同时由于很多年纪稍大或者对就业绝望的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也大幅下降。国有企业重组也意味着城市工人“铁饭碗”和终身社会保障体系的终结（世界银行2007年的报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现代化：趋势及挑战》）。

2004年开始，国有企业裁员比例快速下降。在1995年-2003年之间，国有企业减少的就业超过了其他城市部门增加的就业量。但2003年之后局面为之一转，失业率某种程度上下降了[经合组织《经济调研（2010）》；Gustafsson B， Ding S 2011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增加的不平等：和谐社会的挑战》（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Challenge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也很相似，包括大量失业率的出现，就业人口占适龄劳动人口基数比例的减少，因为女性和年龄稍大的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Easterlin RA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增长与生活圈》（Happiness， Growth， and the Life Cycle）；世界银行2007年的报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现代化：趋势及挑战》]，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网络的收缩。世界银行最近一份关于中国失业保障体系的报告[世界银行Vodopivec M， Tong MH在2008年发表的报告《中国：改善失业保障》（China： Improv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谈道，“（中国的失业金）替代率水平依旧很低，要比别的国家低。”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大抵也是这种情况，像一张布满补丁的网。中国养老金的“替代率也相当的低，而且预期未来可能会更低”[经合组织报告《2010年代的中国：重新平衡增长加强社会安全网络》]（编注：养老金替代率系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农村前往城市的1亿人口中，他们大部分人只有较少甚至没有被覆盖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内[Cai F， Wang MY， Wang DW在2010年编著的《中国人口与劳动力手册：人力资源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s），第2卷]。

与欧洲转型国家不同，中国的实际工资在转型过程中有了比较可观的上升，这与GDP的较高增长是一致的。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没有跟上惊人的收入与产出的增长，却与经济增长不甚成功的欧洲转型国家一样呈现U型趋势的现实表明，就业、社会保障网络对于生活满意度有着根本性的重要作用。

社会经济差别

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看，中国从一个最讲求平均主义的国家阵营转向了最不讲平均主义的国家阵营。在转型过程中，对于拥有较高收入、更好教育的阶层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得到了增加。但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在1990年，调查中收入最高三分之一阶层和收入最低三分之一的阶层回答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为较高水平（7-10）的比例基本差不多，一个是68%，一个是65%。在2007年，收入最高三分之一阶层的这个比例上升至71%，但是收入最低三分之一阶层的这个比例则下降至42%（见图2）。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化趋势是典型的转型国家形态[Easterlin RA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增长与生活圈》（Happiness， Growth， and the Life Cycle）]，与俄罗斯近似。

尽管所有群体的收入都上升了，但是中国转型期更明显的特征是收入不平等的恶化[Gustafsson BA， Li S， Sicular T 200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不平等与公共政策》（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Knight J， Song L 2004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农村与城市的分化：中国的经济差距与相互影响》（The Rural-Urban Divide：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Cai HB， Chen YY， Zhou LA在2010年发表的《中国城市的收入与消费不平等：1992-2003》（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1992-2003），Econ Dev Cult Change第58期，第385页-第413页]。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城乡收入不平衡有关，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增长存在差异，而且国企重组造成的城市失业人口增加也是原因之一[Cai HB， Chen YY， Zhou LA在2010年发表的《中国城市的收入与消费不平等：1992-2003》（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1992-2003），Econ Dev Cult Change第58期，第385页-第413页]。Knight和Song[Knight J， Song L 200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向劳动力市场的趋近》（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Xu CG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基础》（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J Econ Lit第49期，第1076页-第1151页]指出，“为了适应改革政策，中国在官员升迁考核中，将产出目标置于其他目标之上，只要遇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平均主义总是处于下风。”

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问卷中专门为了解生活满意度不平衡与收入不平等增加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设置了这样的问题：“你对你们家庭的财务状况满意度几何？”三个收入组别的群体都做了回答。1999年时，三个组别的答案很接近，但是到了2007年出现了分化（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到，高收入群体的财务状况满意度趋升，而低收入群体的财务状况满意度在下降。

生活满意度不平衡的上升也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医疗等）的收缩。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为此设置的问题是：“你会怎样描述你自己当前的健康状况？很好，好，还好，不好，很不好？”在1990年，三个收入组别人群中回答“很好”或者“好”所占的比例都在56%左右，高收入组别比低收入组别只高出了4个百分点（见图4）。但到了2007年，随着高收入组别满意度的上升以及低收入组别满意度的下降，高收入组别与低收入组别中回答对健康状况满意的占比的差距扩大到了28个百分点。不难理解，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反映了市场化后的医疗服务成本上升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负面冲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经济重组损坏了原来的医疗健康体系，虽然医疗健康体系大部分还是通过公共支出提供，但是市场化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由于价格被排斥出了医疗健康体系，或者由于健康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经合组织报告《2010年代的中国：重新平衡增长加强社会安全网络》]。

讨论

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生活满意度上其与中、东欧转型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一样——先下降，再恢复，从整个转型期间来看，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提升甚至下降。没有证据表明，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有随着人均GDP和消费的4倍增长而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从一个最讲求平均主义的国家之一转向了一个最不讲求平均主义的国家之一。对于那些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阶层来说，其生活满意度呈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但对于那些高收入、高教育水平阶层则是另一种景象，其生活满意度得到了可观的提升。用于推导出以上结论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数据来自5个不同调查机构的6份调查报告，把它们的结果综合起来后，其一致性非常好。中国与欧洲转型国家之间在生活满意度趋势上的相似性可能与它们都采用了前苏联模式有关。此外，中国在生活满意度上与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也有一致性，因为它们共同受到全球经济景气度的左右。有一种中肯的说法是，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停滞不前很容易让人们想到1950年代晚期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前的情景[Easterlin RA， Sawangfa O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国际差异》（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第166页-第216页；Easterlin RA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增长与生活圈》（Happiness， Growth， and the Life Cycle）]。

也可以进一步地说，中国生活满意度趋势其实是一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些塑造中国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同样也左右着欧洲转型国家——失业率的出现及上升、社会保障网络的萎缩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经济腾飞的中国与经济崩溃然后恢复的欧洲转型国家在生活满意度趋势上并无二致表明，决定生活满意度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

有人会问，人均收入从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为什么生活满意度还会下降？作为回答，需要注意到相对收入的比较以及人们开始表现出来的对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渴望，正是这种相对收入比较和物质渴望抵消了收入水平上升原本会带来的生活满意度的上升[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Yuan H 2009年发表的《中国之谜：经济增长，幸福下滑（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 Happiness Stud第10期，第387页-第405页；Appleton SM， Song L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城市的生活满意度：要素与决定因素》（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World Dev第36期，第2325页-第2340页；Oshio T， Nozaki K， Kobayashi M在2011年发表的《亚洲的相对收入与幸福：中日韩全国范围的实证研究》（Relative income and happiness in Asia： Evidence from nationwide survey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Soc Indic Res第104期，第351页-第367页；Smyth R， Nielsen I， Zhai QG在2010年发表的《中国城市的个人福利》（Personal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Soc Indic Res第95期，第231页-第251页；Tao HL， Chiu SY在2009年发表的《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幸福的影响》（The effects of relative income and absolute income on happiness），Rev Dev Econ第13期，第164页-174页]。这与关于幸福的文献已经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人们由于收入上升而激发出来的物质渴望将减少其原本可以从收入上升中能够得到的生活满意度[Clark AE， Frijters P， Shields MA在2008年发表的《相对收入、幸福与功利：伊斯特悖论及其他困惑的一种解释》（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J Econ Lit第46期，第95页-第144页；Graham C 200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世界的幸福》（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Easterlin RA在2001年发表的《收入与幸福：收入与幸福：走向一个统一的理论》（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 J第111期，第465页-第484页；Easterlin RA在2003年发表的《解释幸福》（Explaining happiness），Proc Natl Acad Sci USA第100期，第11176页-第11183页；Layard R2005年在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经济学》（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而且，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并非只有物质满足一项。其他因素包括家庭生活、稳定的工作、健康、朋友和亲戚等都在起作用。中国生活满意度未能随经济成功而出现上升趋势可能就与这些因素没能同时往正面方向发展有关，而且这种情况亦可从原民主德国的转型历程中看到[Easterlin RA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增长与生活圈》（Happiness， Growth， and the Life Cycle）]。

一个普通的论断是，基于不同国家时间序列的比较，在低人均GDP的水平上，经济增长可以增加生活满意度，但是这种效应有时会减少[Frey BS， Stutzer A 200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与经济学：经济与制度对福利的影响》（Happiness and Economics：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Veenhoven R在1991年发表的《幸福是相对的？》（Is happiness relative？），Soc Indic Res第24期，第1页-第34页；Inglehart RF在2002年发表的《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Wash Q第23期，第215页-第228页；Diener E， Sandvik E， Seidlitz L， Diener M在1993年发表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相对还是绝对？》（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lative or absolute？），Soc Indic Res第28期，第195页-第223页]。为了验证这一点，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中国更理想，因为中国的物质生活在过去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中国的历程又一次表明，利用横截面数据，以人均GDP来解释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很差且容易产生误导的方法[Easterlin RA， Sawangfa O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国际差异》（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第166页-第216页；Easterlin RA， McVey LA， Switek M， Sawangfa O， Zweig JS在2010年发表的《幸福与收入悖论新探》（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Proc Natl Acad Sci USA第107期，第22463页-第22468页；Easterlin RA 201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增长与生活圈》（Happiness， Growth， and the Life Cycle）；Easterlin RA在2005年发表的《收入边际效用的递减：买者自负》（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Caveat emptor），Soc Indic Res第70期，第243页-第255页]。

在政策领域，主观幸福感作为除了人均GDP之外用来衡量幸福的因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报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其他的例子可以同时验证这两种关于幸福的不同衡量方法的高低。以GDP衡量的方法记录了中国人物质生活环境的改善，然而生活满意度的方法表明，对于普通群众，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因为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渴望更加迫切，同时他们为了寻找稳定的工作、得到安全可靠且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障、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产生了许多焦虑。

显而易见，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可用来描述人们生活环境和幸福的更综合且更有意义的指标。如果从中国以及欧洲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满意度下降而推论出这些国家应该回到计划经济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一项政策建议，那就是就业、收入保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修复社会保障网络而努力[世界银行Vodopivec M， Tong MH在2008年发表的报告《中国：改善失业保障》（China： Improv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经合组织报告《2010年代的中国：重新平衡增长加强社会安全网络》；Barnett S， Chalk N在2010年发表的《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络》（Building a social safety net），Finance Dev第47期，第34页-第35页]。这些努力，对于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说，不啻为一个令人鼓舞的预兆。

[作者除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外，还包括：Robson Morgan，Malgorzata Switek，Fei Wang。本文2012年5月14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学报》（PNAS），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见习记者郑景昕翻译，经授权刊发。]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