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春，笔者在整理近年收集的抗战军政文化资料时，对连震东前辈抗战时期的遗文敬佩有加。尤其是发表在1944年《战干》月刊第二0一期（1）的“台湾与中国”一文，洋洋洒洒万余字，字里行间浸透着连先生拥有的中华文化的深厚功底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民族气节。
1904年生于台南、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的连震东，1931年在其父连横的安排下赴大陆，在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帮助提携下加入国民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筹划迁往洛阳并以西安为陪都，张继任西京筹委会委员长时期，连震东出任西京筹委会专门委员。同时，据有关档案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连震东在西安投笔从戎，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第四团上校教官（2），走上抗日军政文化教育的第一线，展现了连震东抗日救亡的英雄气概。
连震东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1943年，就能引经据典写出台湾与中国血肉相连的关系，有历史深度的文章，这不能不提的是受其父历史学家连横（1878—1936）的影响。连横历经十多年的艰难磨砺，毕其一生在1918年完成了《台湾通史》，1920年由台湾通史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分为纪、志、传，共88篇，36卷，约有60万字，记录自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迄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纵横了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时空。虽然当时由于岁月的艰辛、历史的局限、资讯的闭塞，但也难掩其中饱蘸着连横对家乡台湾的深厚感情，蕴含着连横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朽的朴素思想，也承载着连横一介史学家强烈的使命感。正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黄富三评价这本著作：“《台湾通史》可以说是第一部把台湾当作一个个体来处理的史学著作，具有先锋性的角色。如果说台湾史之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话，无疑的《台湾通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投笔请缨的连震东不会忘记父亲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教诲；而在国仇家难之际，连震东对亡父(连横于1936年逝世)的眷怀，对故园台湾岛的思念。在这种氛围下，躁动在连震东血脉里代代相系的固蒂，才使得他继承遗志奋笔疾书，在战火中完成了《台湾与中国》一文。
一
该文在绪言中开门见山：
“台灣是中國的土地。台灣人是中國人。”
然而，以上这段言之凿凿沉甸甸的文字，却饱含着台湾与祖国上下千余年的血肉相连的渊源。这其中情到深处触绪添怨，爱恨难当，一表连震东期望祖国强盛的赤子之情：
“自從光緒二十一年，清朝為要保持中國本部一時的安全，不惜犧牲數百萬台灣同胞，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至今四十九年了。在這個期間正是中國內憂外患，一天比一天加重之時，中國人士為謀解決比較切迫的問題，早將台灣忘記了。但是台灣人並未因為他們是棄民，而埋怨祖國，懷恨祖國，他們無時不惦念祖國，他們對於祖國的大小事件均極關心，他們無不暗自禱祝祖國能夠早日強盛，而來解放他們。\r
自割讓至辛亥革命之前，是台灣同胞最悲慘的一個期間，他們對於前途毫無希望，辛亥革命成功，使他們精神為之一振，以為祖國從此可以強盛了，不幸十餘年的內戰，混亂，又使他們失望而終於消沉了，北伐成功又使他們極為興奮，他們認為祖國建國必可完成他們的解放有望了，「九一八」事變又給他們精神上一個極大的打擊，他們眼看六百萬同胞尚未被解放，而又增加了三千萬同胞來受同一敵人奴役，他們悲憤，他們痛恨。「七七」事變他們認為台灣之被解放，而重返祖國的絕好機會到了，他們興奮，他們狂喜了，筆者原籍台灣，而身居祖國，目睹抗戰情緒之烈熱，興奮的程度直不可以言喻，因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在西京日報發表「全面抗戰與台灣」一文，略為介紹台灣之史後即要求祖國應極力援助台灣的革命，並策勵台灣同胞掀起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以助祖國的抗戰，同時主張抗戰勝利之後必須收復台灣……”
二
内忧外患，在惴惴不安中，见微知著的连震东秉笔直书，在父辈《台湾通史》等鸿篇巨制中披沙拣金，首先将台湾与中国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跃然纸上。连震东在第一部分“台灣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中分四节阐述。
第一节“上古至荷蘭人佔據時代”，其文以历史依据和传奇相结合的手法加以考证，而绘声绘色加以描述，让读者读后，绕梁三日而难以忘怀：
“漢民族最初發見台灣，當遠在殷代，列子湯問篇革夏說：「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裏，有大壑焉，……名曰歸虛，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據歷史家的考據，台灣即古之岱，員，而澎湖為方壺，僅一音之差耳。台灣中部因有大安，大甲兩溪流一片汪洋，自中國海遠望台灣西海岸，恰似兩個互不相連的島嶼屹立海中，十六世紀荷蘭人邵典所繪的台灣地圖，猶將台灣自中部分成南北兩個島嶼，所以古人認為台灣系岱輿，員嶠二山是有相當的理由的。至於台灣澎湖之有漢人居住，即還在秦漢之際，有人說秦始皇遣方土徐福帶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或有來往台灣者，有人說後漢書裏所說的東鯷就是台灣。然而見於載籍者，則始于隋代，海防考說：「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這是中國經略澎湖之始，亦即東入台灣之機。至其經略台灣則詳於隋書篆琉球傳及陳稜傳的記載。琉球是台灣的古名，不是現在的琉球列島，已經中外的歷史家所證明，自隋以至宋，明所說的琉球皆系指台灣而言。
唐中葉施肩吾始率其族遷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隱居不仕，有詩行世，他題澎湖一詩說：
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裏。
黑皮年少學采珠。手把生犀照鹹水。
這首詩足以寫當時的景象。歷史五代兩宋漳泉的邊民漸漸移居台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所以舊志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
紧接着，连震东历数了荷兰、以及殖民者侵占台湾的暴力行径：
“天啟元年（西曆1621年）海澄人顏思齊率其党人居台灣,鄭芝龍附之，當時正值歐洲殖民地帝國發展的初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各國正利用其進步海航術在地球上，到處尋覓殖民地，海外的孤島台灣就在這個時候被葡萄牙人所發現了。
先是萬曆中有葡萄牙船航行東海，途過台灣的北部，自外望之，山嶽如畫，樹木青蔥，羨其美麗因名之曰lla or mosa，這是歐人發現台灣之始，而十六世紀以後的世界地圖也能找出台灣的位置了。
萬曆三十七年（西曆1609年）荷蘭人駕二巨艦抵澎湖，當時明兵已撤，遂登陸伐木築屋為永居之計，不久又離澎湖，天啓二年（西曆1622年）再至澎湖，築城於馬宮，四年福建巡撫南居益遣總兵俞啟皋代之，荷人大敗，而東入台灣，築熱蘭城以居，駐兵二千八百人，附近土番多歸服之。六年五月西班牙政府自呂宋派遠征軍人據雞籠（現在的基隆），築桑加羅城，駐兵防守，而台灣南北遂為荷西兩國所據，崇禎二年（西曆1629年）西人複入淡水築聖多明穀城為畸角，十三年荷人攻雞籠，翌年又攻淡水，西人敗走，西人據十六年而為荷人所逐。\r
永曆十年（西曆1656年）荷人複築城赤嵌，名曰Provfdeutja與Selandia相畸角，是時華人移住者雖多，終為所苦，所以十一年有甲螺郭懷一驅逐荷人之舉，不幸事洩被戮，是役華人株夷者千數百人。
……”
第二节鄭氏時代，连震东在明末清初纷纭复杂的乱世，以最简练的笔触，刻画了郑成功率兵一举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形象，文中言道：
“……率兵二萬五千人，出金廈三月泊澎湖至鹿耳門（今之安平）引兵登陸克赤嵌城，荷人退守熱蘭城，成功命使者以書告荷蘭守將郭易度曰：「（上略）貴國人民遠渡重洋，經營台島，至勢不得己而謀自衛之道，固餘之所壯也，然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下略）」而郭易度不從，鄭師乃築長圍困之，荷人以糧盡援絕，乃降，十二月三日率殘兵千餘人而去，而台灣複為中國有矣。自天啓四年至永曆十五年荷據有台灣凡三十八年而為成功所逐，於是鄭成功的威名震乎寰宇。”
而后，对郑氏经天纬地治台的功绩，亦精辟的评说：
“永曆十五年冬十二月，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鄭成功克台灣，以熱蘭城為王城，赤嵌城為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縣，澎湖別設安撫司，總曰東都，各戍重兵，以周全斌總督南北諸鎮巡視番社，番酋率眾歸誠。成功認為治國之道在於足食，足食之後乃可用兵，所以用寓兵於農之法，觀時而動，以謀光復中原，於是遣諸鎮分赴南北開墾。
十六年，成功薨于路寢，年三十九，子經嗣位，以全斌為五軍都督，陳永華為諮議參軍，永華善治國，與民休息，建聖廟，立學校，東都雖系草創，而制度文物備矣。十八年宗室甯靖王術桂及蹈忠赴義之士與耆宿名儒八百餘人東渡鹿耳，以贊鄭氏共麾天戈，於是台灣濟濟多士，足與中原相拮抗了。”
但是，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经台三世，明末清初的海外孤臣——郑成功及其后人仍拒绝降清；虽由于大势所趋，台湾归清时，加之宁靖王的以身殉明。连震东勾画的无疑是郑成功可与南宋以死报国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媲美，彰显的是一代台湾臣民“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民族气节。
文章写道：
“二十三年清兵部尚書明珠至福建致經書，勸他投降，雖經屢接明珠的信，而矢志不渝，最後給他一個明確的答復說:「（上略）若夫重爵厚祿，永襲藩封，海外孤臣無心及此。」明珠知不可說遂北歸……
三十二年伐漳州，數戰皆捷，三十四年清軍震於鄭師之威，故平南將軍賚塔又與經書提議互不侵犯。
三十五年經薨，年三十九，元子克臧嗣位，克臧年少，明毅果斷，有乃視風，諸弟以其為庶出，殺之，次子克塽立為延平郡王。
三十七年叛將清靖海侯，施琅發銅山以窺澎湖，東寧（東都複改東寧）告急，克塽乃議降，以協理禮官鄭英平賔表謁琅，琅得表許之，命薙髮，宁靖王自以为天潢之贵，義不可辱，自縊以殉，妾五人從死，今日台南寧南門外，桂子山上尚存五妃墓，荒草漫煙，長供後人憑弔，自成功至克塽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朔亡。”
第三节清代及民主國時代，连震东首先历数了台湾风起云涌的抗清的民族运动:
“台灣同胞的祖先儘是不願做滿清的奴隸，不甘心事敵的明朝遺民，歸清以後，人思故國，時謀光復，有清一代，民族革命凡十數起，繼續他們祖先忠勇抵抗外族的精神，而吳球是最初的革命先烈，他于三十五年在新港起義，不成被殺，四十年又有劉卻起事於諸羅，也失敗了。
……
六十年朱一貴在岡川發動壯烈的革命，南北俱應，聲勢極大，一時全島幾全光復，一貴稱中興王，建元永和，恢復明制，不幸未及一年就被清廷消滅了。
乾隆五十一年，又有林爽文在彰化，所發動的大革命，而鳳山莊大田也起來回應，規模之大不亞于朱一貴的革命 ，而時間即繼續三年之久，清廷認為局勢極端嚴重，乃派熱辯大學士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調川，湖，黔，粵四省之兵赴台，複彰化，俘爽文及大田，南北始平。”
几番争斗，几多牺牲。就在1894-1895年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令全中国震撼之际，连震东悲愤交加，对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签署的《马关条约》，进行了正义的鞭鞑和控诉，谴责清廷丧权辱国，详述了台湾同胞奋起抗争、决心驱逐日本侵略者的英雄诗篇：
“馬關條約的第二款：清國將台灣全島及附屬各島嶼，又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永遠讓於日本。簽約之時，適值台灣舉人會試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而台灣紳民亦電奏說：「割地讓和，全台震駭，自開警以來，台民慨輪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正士氣，正為我皇上今日之困，何忍一朝棄之，全台非澎湖之此，何止不能一戰，臣桑梓之地，義於存亡，願於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待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清廷置之不理，詔飭守土官撤回；景崧即電永福詢去就，永福複曰：「與台存亡。」而獨立之議成，展開台灣獨自的抗戰了，初二日紳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總統之章，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藍色黃虎，發行鈔票及郵票，設議院以議軍國之事，於是佈告全台，照會各國領事，井為檄內外曰：「我台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乃上百年日本肇舋，遂至失和……日本要索台灣兌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又……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台，均無成議，嗚呼，慘矣！……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助，台民唯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台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惟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幹預，設以干戈從爭，台民唯有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台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概為傾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此非台民無理崛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欲盡棄其田裏，則內渡無家可依，欲隱忍偷生，實無言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台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當時富商巨室毀家紓難的不計其數，蒼頭特起，枕戈執殳受命疆場的不知有多少人，其中最壯烈的有鹿港的許肇清，苗粟的吳湯興，新竹的徐驤、姜紹祖，雲林的簡精華，以及林昆崗，吳彭年等，所部或千人或數百人，都是鄉裏子弟，湣不畏死的義勇軍，部署甫定，而敵軍到了。
煙台換約之後，日廷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命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師伐台，以海軍少將東鄉平八郎為海軍司令，率浪速，高千惠兩艦赴淡水，淡水炮臺開炮擊之，乃清由開底澳上陛，陷基隆，越三貂嶺迫臺北景崧奔滬尾規中國，五月二十一日總督樺山資紀至臺北，遂成立臺灣總督府，台南聞臺北之失，又奉劉永福為大總統，繼續抗戰，日軍既得臺北，即攻新竹，拔苗栗，陷雲林，雖遭義軍屢挫其鋒，而步步南下，雲林已陷又取彰化，迫嘉義，在嘉義一帶抗戰之烈為前所未有，敵近衛師團長即在此陣亡，嘉義已陷，又以海軍窺旗後及安平，台南震動，永福乘英輪離台，九月初四日，日軍入台南，自五月一日起至九月四日，四個月間，台灣數十萬義勇之士，為保衛家鄉，雖以窳敗的武器，與缺乏的糧餉，前僕後繼，猶與敵人的陸海軍搏戰，直至彈盡血枯，台灣民主國才成為史歷上最可悲痛名稱。”
呜呼哀哉！内忧外患，台湾同胞在反抗日本侵略者“前仆后继、弹尽血枯”的悲壮中，连震东以痛惜之情、切肤之恨，在文中曾宣布：
“台灣自清以來，經過二百多年的經營，開山撫番版圖日拓，至此已有十一縣，四曆，一直隸州了，加以銘傳的建設，在地理上與經濟上各種條件均足夠獨立為一省了。
……
光緒二十一年夏五月朔，台灣人民自立為民主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
第四节日本佔領以後，连震东用确凿的历史资料，以蔑视的姿态痛斥日寇侵华的无耻，以下案例字字句句像匕首、似利剑，直击侵略者的要害：
“……日本國會某議員質問內閣說：「帝國統治台灣的政策如何？」當時的台灣民政長官後騰新平公然回答說：「以無政策為政策」確實，日本無政策的統治台灣了，牠對於台灣同胞只有壓迫，掠奪，榨取，愚民化，奴化，暴力，殘殺，再也談不到什麼所謂政策了，這種暗無天日的狀態，一直繼續到大正九年（民國九年）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才發表，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政策是：「內地延長主義」，「內地延長主義」就是同化政策，所以接連地許可日台人通婚，共學，在台灣施行日本的民法，商法，成立掛羊頭賣狗肉式的總督府評議會，又州、市、街，莊協議會，美其名曰自治，民政長官下村宏又將台灣的都，村莊，市街的名稱改為日本名稱，加緊禁用中文，取締舊習俗，想要教台灣人忘記台灣的歷史，消滅台灣同胞的民族意義，向同化的大道邁進，這個政策一直繼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成立大東亞省之時，台灣居然被編入：「內地」了。”
还值得推崇的是连震东在分析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各阶层的政治活动取向时，尤其是对以台湾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民众党，那种对中华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那种深入血脉的民族自豪感，张扬的淋漓尽致：
“……台灣民眾黨的指導原理是三民主義，這一派的構成份子是台灣的自由職業者，與日本留學生及一部分中國留學生，他們根據在日本或台灣於日人共學的經驗，或比較中日的歷史、文化、或根據人類學，生物學之科學的事實，都確信中國民族比日本民族優秀，所以他們絕不發生被統治民族往往要發生的自卑，不爭氣的心理，且對日本人常加以蔑視，這是日人所最痛恨的，他們認為台灣之被統治不足以為台人之恥，亦不足以為中國人之恥，乃是滿清政府腐敗，日本適逢其會，僥倖得勝的結果，台灣之被統治不足以證明台灣族不如日本民族，正如蒙古人，滿州人暫時征服中國與北方民族之暫時征服羅馬帝國，不足以證明蒙古人及滿洲人比中國人優秀，北方民族比羅馬人優秀一樣，日本人對於台灣人的態度，有時像白人對非洲黑人和南洋土人的態度，是他們所深恨而痛絕的，但是民族的優劣是一個事實，台灣之被統治又是一個事實，他們認為要解決台灣問題，非先解決整個中國的政治問題不可，他們認為中國建國完成之時台灣問題自然解決，所以有許多青年回祖國參加各種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工作，抗戰軍興他們更嚴守著他們的崗位，埋頭苦幹，在那裏從事於偉大的抗戰建國的工作。
……”
因此，文以载道，连震东恪守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彪炳的是：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是永不消滅的。
……
自領台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期間，日本統治台灣的方法是用暴力，壓迫，掠奪，所以反抗的方式是用武力革命，台灣人的祖先在前清抵抗過滿族，割台之後仍然繼續地抵抗日本，最初是劉得標，林大北的革命，受辛亥革命的影響，而有羅福星在北埔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餘清風在噍吧呢地方所起的革命，前後凡十數次，以區區四五百萬無武裝台灣的人抵抗世界一等強國的日本，結果唯有壯烈犧牲幾十萬的生命而已。”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抗日战争中，连震东意简言赅地描述了当年台湾同胞和祖国同仇敌忾、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
“「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展開了神聖的全面抗戰，凡是中華民族，無論是過去的失地，和「九一八」以後的失地內的同胞，都有和祖國的同胞站在一條陣線內，共同一致服從領袖的指揮，為正義人道，自由解放而與暴敵抗戰的義務。台灣同胞深明大義，所以有中華台灣革命黨，中華台灣革命大同盟的組織與宣言，堅決表示與祖國一致團結，抗戰到底。政府西遷，台灣革命團體也隨之內移，現在重慶有台灣革命同盟會，他們屢向政府請求承認台灣的淪陷省份，組織台灣省黨部等，但迄未蒙政府明確地表示。筆者自抗戰初起即主張政府應發表對台灣的具體國策，以慰六百萬同胞的熱望。總裁在美國先鋒論壇的論文說：「關於民族被壓迫之痛苦，我們所受的經驗為最深，所以我們對於戰後，不只要求得中國之完全獨立，也主張在世界上再沒有受壓迫受痛苦的民族」。收復台灣就是解除台灣同胞所受的壓迫和痛苦，現當盟國間有人作不正當的議論之時，政府更應速有理直氣壯，堅決收回的表示，以杜他人作越俎代庖之想，即台人幸甚。”
三
接着，连震东在该文的第二部份“台灣對於中國軍事之上重要性”中，连震东引经据典强调了台湾和祖国唇齿相依的关系，同时，以史为鉴剖析了台湾对中国的战略地位：
“台灣，澎湖之軍略的價值，自古就被重視了，當荷蘭人入台之時，福建沈鐵上書巡撫南居益說：「澎湖僻居海外，實漳州門戶也，無論紅夷灣泊，即日本西洋呂宋諸國亦所必經，地最險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澎居之，中間一澳，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澳，可泊舟數百艘（中略）今欲紅夷使不敢去住澎湖，其策有六，一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湖內，二曰招募精兵，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制火器，以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蕩，以助糧食，五曰建設公府營房，以安官兵，六曰開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下略）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海中島嶼，東南錯列，以百十計，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若其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迴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往時以民恃險為不軌，乃徙而虛真地，馴至島夷乘隙築穴其中，力圖之而後複為內地，備不可不早也」又說：「海中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並為險要，是固守海壇則桐山流江之備益固，可以增浙江之形勢，守南澳則銅山元鐘之防益堅，可以厚廣東之藩籬，此三山者誠天設之險，或可棄而資歟？」此僅就澎湖而論。
至清初施琅更重視台灣了，他說：「台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中略）如僅守澎湖而棄台灣，則澎湖孤懸海外，土地卑薄，異於台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人，是守臺灣即所以固澎湖。（中略）蓋論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要害（中略）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疆」。他認為要守澎湖非守台灣不可。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役，全台俱沒，及平，清廷議以澎湖海疆重地，欲移總兵於此，而台灣設副將，當時的總兵藍廷珍以為不可，上書總督滿保說：「若果台鎮移澎湖，則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識海外情形，憑臆妄斷，視澎湖太重，不知台之視澎，猶太倉一粟而，澎湖不過水面一沙堆，山不長樹木，地不能生米粟，（中略）台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尋常其地亞於福建一省（中略）以澎湖總兵控制澎湖，猶執牛尾，欲制全牛（中略）何異棄台，台灣一棄，漳泉先害，閩浙江廣，俱各寢食不寧，即山左遼陽，皆有邊患，（下略）」他更認識台灣與中國沿海各省的利害關係了。
中法戰後，閩浙總督楊昌浚更具體的主張在台灣建設海軍根據地了，他對清廷奏說：「（上略）中國海面之闊在在須防，請劃水師為三路，北洋設於津沽，兼顧奉東各口，中洋設於吳淞，兼顧浙江定鎮，南洋設於台澎，兼顧廣東瓊廉，分佈要害，聲息相通，外侮之來，庶克有濟」。
以上諸家皆僅就防禦方面而言，至日本領台之後即形勢大變，台灣在中國為防禦要塞，在日本即變為侵略之前進根據，在「七七」事變之後為侵略華中華南之根據地，太平洋大戰爆發後，為侵略南洋之根據地，日人稱台灣為「南洋之跳石」，「南洋之跳石」名符其實了，牠的軍略價值發揮到百分之百了，要把日本幽禁起來，非由中國收復此島不可。”
以上文字，突显了连震东在上个世纪的中叶所具备的战略思想，尤其是对战后的中国收复台湾岛，保障台湾和大陆的完整的战略意义，提到了重之又重的地位。警示中华民族不能再重蹈唇亡齿寒之覆辙。对日本侵略、蹂躏我大中华的暴行，将台湾作为“南洋之跳石”觊觎东南亚的狼子野心，切齿痛恨、揭露无余。
四
连震东在此文的结论中，最后提出：
“……
甲午之戰，台灣的割讓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原因，今日抗戰的近因，雖然是「九一八」事變，而其遠因當然回溯到甲午之戰，所以中國之革命與抗戰，都可以說是因台灣的喪失而起，然則，非收復台灣不能說是抗戰勝利，革命成功，建國完成：抗戰勝利，革命成功，建國完成，必自收復台灣之日始。”
这个结论，连震东分析了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渊源，将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发自肺腑的“抗戰勝利，革命成功，建國完成，必自收復台灣之日始”之言，道出了台湾和大陆同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一脉相承、血浓于水的地缘关系。
就在这篇“台湾与中国”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1945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连震东前辈终于盼来了台湾回归祖国的这一天（3）。
至此，纵观全文起承转合，荡气回肠。落笔之处，如海似潮。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毕竟《马关条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台海历经了60余年的和平时期，两岸的发展有目共睹，这是我们最应当珍惜的。尽管在资讯爆炸的新世纪，军事家、政治家们或以史为鉴或步历史的后尘，将台湾对祖国的战略地位称之为中国沿海“七省之藩篱”，东南沿海各省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门户……但是，细细品味连震东前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苦难中，呕心沥血写出的“台湾与中国”不朽力作，笔者含英咀华心中隐隐泛起的却是连震东先生对中国、台湾同胞世世代代的绵绵情谊，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民族归属感；是那种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中华文化纽带维系着的同宗同族的亲切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高山、海水阻不断。
台湾与中国，这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回避的命题，让多少历史学家竟折腰，让多少文人墨客、草民百姓遐想万千，生存、和谐、幸福、发展，不正是两岸每一位同胞的向往！
笔者不由得掩卷静思，那叶飘荡在祖国东南海的美丽宝岛——台湾，东临烟波浩瀚的太平洋，西和福建省隔峡相望，西南与海南岛相映，北眺钓鱼岛、遥望舟山群岛、庙岛群岛，犹如一串灿烂的珍珠，萦绕在祖国的东南海疆。而又有澎湖列岛、兰屿、绿岛、彭佳屿、赤尾屿等岛屿环抱着梦幻般的中国东南海的岛中之王——宝岛台湾，那座自古就有“蓬莱”、“瀛洲”之称的仙岛，似乎离我愈来愈近……
夜深沉，笔者搁笔之际，只听见小楼外春风阵阵，窗影婆娑。果然，今晨推门出去，昨夜的长风吹散了北京上空的阴霾，一轮红日从高楼大厦的缝隙中冉冉升起，朝霞满天……近年来一种常有的宽松、祥和的幸福感迎面扑来。
………………
（1）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第四团(1938—1945)，是应抗日前线军政人员的需要建立的（受训结业员生为黄埔军校政治科学籍）。抗战后期改称：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战干》杂志是由该团政治部编辑室出刊，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共出版了215期。
由于《战干》杂志年代已久，字迹模糊，笔者在原文抄录、考证方面水平有限，该文中有错字之处，敬请谅解或给予指正
（2）陕西省档案馆藏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通讯录》（封面注明“第一、二、三、四、五期教官在内”）第7页，“本团现任教官”一栏记载连震东为上校教官。
（3）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由国民政府接收。1945年11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委任连震东担任台北州接收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正式参与接管台北州军政事务，开始了连震东以毕生精力奉献给故乡台湾的人生历程。
桑叶 2012年3月2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