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被普遍认同，这是一个事实。民主的核心是“以民执政、为民执政”。但人民无法直接执政，故代议制即成唯一选择。而代议产生的方式，便是选举。但近年来一些学者过度夸大“选举”的作用，使“选举”被异化成所有政权道德评判的标准。这既是荒谬的，也是危险的。

有没有选举，特别是西方认可的选举，被这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引为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一个“道德”标准。凡有选举的政权都是民主的，反之则是专制的。于是，一切源于选举、归于选举。国家发达，是因为有选举。有选举的国家凡事皆佳。一选遮百丑。万一有选举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那是“选举还不够自由”；要是出现经济危机，那是因为“选举还不够充分”；要是出现犯罪，出现腐败，那是“选举还不够公正”……这些学者看来，在绝对正确的民主之上，还有一个绝对万能的选举！

然而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证明，选举制度仅仅是国家领导人产生的方式而已。对于国家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选举都无能为力。法国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可以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这两场重要选举结束后，法国产生了新总统、新政府和新的国民议会。从行政权到立法权，两大权力均将易手。这两场选举几乎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彻底。然而除了一些细节———如总统和内阁成员工资暂时削减30%、每小时最低工资将增加0.46欧元、将部分低收入家庭开学补助提高25%、让18岁便开始工作并连续工作41年的人可在60岁时退休———将发生有限变化外，在国家面临的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选举不可能给奥朗德带来一根魔杖。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曾坦白地说过：“选举不会抹去所有的问题。”

选举无法抹去法国1.7173万亿欧元的债务、选举无法改变法国不到1%的过低经济增长率、选举无法减少法国近10%的失业率……选举更是无法解决造成这一切困境的根源：金融资本所“创意”的“虚拟经济”掏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

选举甚至不能保证选出一位最佳执政者，而只是一名最佳参选者。西方民主已经为“选举异化”所扭曲。一切围绕选举。选举能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执政能力。奥朗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更令西方学者焦虑的是，选举核心是国内选民，法国及西方各国面临的却是全球化带来的困境。这一矛盾使得选举与治理国家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举甚至阻碍了国家为适应全球化经济而应该及时进行的痛苦改革。因为选民反对。因此，进行了931项改革的萨科齐狼狈地被选民赶下台。

有人认为，选举最重要的好处，是能够防止独裁者上台。也许吧。但我们如何理解巴黎第一大学哲学教授、《选举：愚者的陷阱？》一书的作者让·撒莱姆下面的这句话呢：“为什么德国人民会将希特勒选上台？因为多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正确！”

当然，应该批判的并非选举本身，而是“选举就是一切”和“选举能够解决一切”的幻想。选举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不能解决高速公路上的车祸问题……选举只能使统治阶层找到一件合法的外衣，并给予被统治者一种“自由”的感觉，即“我的统治者是我选择的”。这种感觉非常重要，这是被统治者得以接受有时甚至是非常不公正的统治和统治者的原因所在。这正是选举国家普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有一天也会通过选举来选择我们的领导人。只是，此前，我们首先要解决选举所解决不了的其他问题。

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因为只有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才会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如果将领导人上台方式视为民主与否的主要标志的话，怎么解释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被推翻？

所以，用西方那种选举标准来衡量，中国还不是民主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

▲（作者郑若麟　旅法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