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的边界、主题、主线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问题，能够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起到什么样的咨询作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5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和全球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美中关系论坛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表示目前中国国际环境面临着“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的矛盾。
“目前看西方处于低迷状态”，王缉思说，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无异于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日两大经济政治实体，皆处于信心不足、前景欠佳的状态。多年前常常听到的“日本崛起”，不久前还耳熟能详的“欧盟崛起”，都已经被公众忘在脑后。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的进程中，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美国人和国际舆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恐怖组织策划的血腥爆炸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少，被西方视为宿敌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政局动荡，伊斯兰势力上升。伊斯兰国家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争斗愈演愈烈，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扩大，以色列内外环境趋于紧张，均引起西方国家更大的担忧。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恶化之时，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却不得不逐步撤出该地区。一般舆论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连锁反应，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忧多于喜，从整体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逐步增长”王缉思说，“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持续壮大，成为新兴国家中最突出的亮点。在未来10年里，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拉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观察家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从而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有人把上述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称为‘东升西降’”，王缉思说，就此而言，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在感觉上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
王缉思说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同时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确实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西方大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乐见其成，而新兴大国对西方经济低迷也不可能幸灾乐祸。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印度经济形势不佳，也同外部环境的消极因素增加有很大关系。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综合来看，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其次，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人口发展速度接近于零或低于零，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和发展中大国的低福利、低消费等因素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明显缓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悬殊在继续扩大。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借助于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媒体，个人和小群体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方兴未艾。在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同时，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中不容忽视的挑战。当然，在这些挑战中也蕴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机遇。
第三，金砖国家的力量上升无疑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造成了冲击，它们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进行的协调，也部分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西方压力。但是，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有些差距还有扩大的迹象。当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端时，当中国同美国就对台军售、涉藏涉疆或人权、宗教、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矛盾突出时，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明确支持，其中有的国家甚至就是某些纷争的当事国。因此，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对提升中国世界地位、改变中国外部形象与政治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也更加严重。这里说的“安全困境”，主要是指在中国为自身安全而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中，周边国家和美国不仅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同时相互协调对华战略，进而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安全压力。于是，同过去国力较弱的时期相比，一些中国人现在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虑情绪，更深的“受害者情结”。公众的一个普遍疑问是：“为什么国家实力强大了，国家安全却受到了更多的侵蚀？”对这个疑问的回答一般是两个，一是国防投入还不够大，二是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太软弱。这种想法不但反映在大众媒体上，也反映在专家学者的战略分析中。但是，中国的“安全困境”在近期内难以解脱，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将继续滞后于国内公众的期待。
最后，中国在外部世界表现的强势，在一定程度被中国国内某些消极因素所抵消。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姿态被部分国内公众视为“过于软弱”。其实，客观来看，中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为积极进取，也更加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至于被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视为“强硬”。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从数量到质量都有相当大的提高。在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公民的身影和中国商业行为的踪迹。中国政府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财力、智力的资源投入。中国的高层外交与公共外交越来越活跃，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的行动明显增加。然而中国在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却仍然差强人意，并未因海外影响的拓展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国内各种消极现象和不稳定因素的牵制。例如，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分别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国内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担忧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态环境，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和高层官员违纪案件，个别中国公民到外国使领馆滞留“避难”的孤立事件及其滞后效应，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加以应对。在中国一些部门看来，所有上述国内问题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扰。但是，承受损失的却是中国的声誉和利益。加强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问责制，惩治腐败，提高公民文化素质，都是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条件，但这些任务却不可能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立竿见影。
“如果以上的归纳和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王缉思认为。加强外交、国防、外宣、对外经济工作等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应对国际挑战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妥善处理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国内公众全面而客观地了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关系。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