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而身亡，特别是在贫穷国家。很多时候，救命的药物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大量生产，但售价却让需要它的人可望而不可及。更有许多人的死仅仅是因为缺少治疗或疫苗，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世界所有的宝贵研究人才和有限资源仅有很小部分是用在穷人疾病上。

这情况反映了经济学和法律急需得到矫正，但矫正却失效了。好消息是改变的机会现在已出现，其中最有希望带来成效的是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国际计划，计划将开始解决造成廉价药品的开发和供应受限制的知识产权制度漏洞。

目前，药品不能更普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药品非常昂贵；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药品的要价太高，虽然生产成本其实很低。其次是药品开发的着眼点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使药品开发偏离创造对人类福利至关重要的药物。因为穷人根本没有多少钱可花，所以制药公司根本没什么诱因研究穷人所患的疾病。

事情本不必如此。制药公司指为了给研发提供资金，要价高是必要的。然而，在美国，大部分同医疗相关的研发活动的实际出资者却是政府——或是通过公共支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直接提供资金；或是通过公共部门采购药品，如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间接提供资金。即使是不能获得政府资助的部分也不是传统市场；大多数人的处方药支出都能获得保险赔付。

政府之所以为医疗研究提供资金，是因为更好的药品是一种公共品。研究带来的知识能防止传染病、减轻普遍疾病对经济和人身的伤害，让每个人都受益。要获得高效，就必须广泛的分享研究所取得的任何进展。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将知识比作蜡烛：用一根蜡烛点燃另一根蜡烛，并不会减弱前一根蜡烛的光辉。相反的，这样做能让一切变得更亮。

专利制度利与弊

但是，在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药品价格依然高得离谱，知识的传播也受到严格的制约。这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专利制度，让创新者对所创之物享有暂时垄断权，这促使创新者对知识敝帚自珍，唯恐助了竞争者一臂之力。

这个制度让创新有利可图，确实为某些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激励；但制药公司也得以坐地起价，激励因此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社会回报。在医疗领域，致力于研究仿制药品可能比开发一种确实有效的疗法更有利可图。专利制度甚至可能对创新造成反作用，因为研究的最重要的投入是领先的想法，而专利制度却鼓励彼此保密。

高价格和研究方向偏差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用政府奖励基金代替现有模式。在奖励制度下，创新者将因新知识而获得奖赏，但不再保有使用新知识的垄断权。这样一来，竞争性市场的力量将能确保研发出来的新药品，能以最低的价格（而不是大大膨胀的垄断价）推出市场让病患受惠。

幸运的是，一些美国立法委员已对这一方式显示了浓厚兴趣。由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爱之病毒／爱之病奖励基金法（Prize Fund for HIV/AIDS Act）只是一个开始。桑德斯的法案也包括了一个旨在鼓励开源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将促使现有研究模式从保密转向共享。

但是，从全球角度看，我们的创新制度还需要做出更大的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国际层面的广泛改革的努力非常关键。组织在今年春天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建议了类似桑德斯法案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只不过其方案是全球性的。

有一点很重要，这份题为《用研发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需要》（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eet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建议一个完整的方法，包括供发展中国家进行医疗研究的来自政府的强制性资助；优先医疗项目与其实施的国际合作；及监测那里的需求最紧迫的全球观察组。在5月底，国际社会将有机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开始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这将是为世界公共卫生带来希望的时刻。

改革我们的创新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因此，将研发激励与药品价格脱钩、鼓励更多的科学知识分享至关重要。

对美国来说，桑德斯法案是项重大进步。对全世界来说，世卫组织的建议可以说是改善长期存在的医疗不平等恶疾的千载难逢良机。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也是设立有利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公共品治理模式的良机。我们决不能坐视这个机会溜走。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英文原题：A Breakthrough Opportunity for Glob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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