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看，江苏省吴江市的开弦弓村，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
这里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即使从经济上看，它在吴江的地位也不突出，无法与“热门”的华西村、南街村等相比。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中外学者频频造访此地，来的官员、学生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人民公社的前夜，还有一名澳大利亚学者，通过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安排，进入这个村庄调查。
围绕开弦弓村的作品也多得“统计不过来”。
“大家都是冲着费孝通来的。”很多开弦弓村人都会这么说。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在此考察近两个月。后来他写下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中国这个普通的村庄，随之进入全球学者的视野。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1982年便追随费孝通而来，对开弦弓村展开了持续30年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这里可算是中国第一个探索现代化的村庄，是一个理想的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窗口。”刘豪兴说。他今年72岁，个头不高，满头银发，走起路来像一阵风。
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
开弦弓村极为平常的一天：
早晨6点，村口的集贸市场就热闹起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小吃店、小商店陆续开门，开始一天的营生；接着，带小孩的老人出现在大街上；再接着，一些人钻进茶馆、棋牌室……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刘豪兴带着一拨大学生出现在集贸市场。
不时有村民和刘豪兴打招呼，他面带微笑回应着。他也时而和卖东西的人攀谈一阵，并随时掏出本子进行记录。
30年来，与人交谈，成为刘豪兴在开弦弓村的日常功课之一。其余的功课则是查阅资料和观察。
在这30年中，这位社会学教授掌握了开弦弓村大量的资料。无论提起哪一段历史，他都能说上一通，连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费孝通先生说过，社会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记录、发现和寻找。具体到开弦弓村，就是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农民出路。”刘豪兴说。
刘豪兴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1978年，该系负责人要他整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资料，他却被社会学所吸引，一下子“入迷”了。后来，他写了《外国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到系里交差。
正是这篇文章，使他与社会学、与开弦弓村有了不解之缘。
1979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胡乔木正式为社会学“平反”。此后，中央委托费孝通开展恢复社会学的筹备工作。这一学科，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而被砍掉。
次年，首期“社会学讲习班”在北京召开，费孝通主持。复旦大学推荐刘豪兴参加学习。在这次讲习班的学习中，刘豪兴对社会学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也和费孝通结下了师生之谊。
费孝通讲第一堂课，课上谈及自己转学社会学的经历。他本学医，是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班学生，后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转学北京，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学医只能为一个个人治病，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刘豪兴清楚地记得，当时费孝通和大家这么说。
“我一下子有了责任感。”刘豪兴笑道，“对我来说，经历过动荡的年代后，选择社会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文革”前一年，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开始后，这名年轻教师目睹了整个社会的紊乱。
从北京讲习班归来，刘豪兴积极投入社会学系的研究与教学，并参加编写《社会学概论》一书。在此期间，他经常与费孝通保持联系，深为这位前辈学者的魅力所吸引。
1981年，“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成立。刘豪兴在费孝通的邀请下，于1982年元旦次日，从上海赶到开弦弓村。从此，他就扎根开弦弓村，并将这个村子作为自己的“第三故乡”。
从集贸市场出来后，刘豪兴又张罗大学生到附近的工厂参观。一上午下来，他带大学生参观了5个地方。他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村庄的气息”。
好客者有时把他让进屋，给他沏上一杯当地的甜茶。他喝着甜茶，主人又上了一杯薰豆茶。
“这里的人太好客了。我都不敢进去喝茶。”说完，他将茶杯中的所有东西吃掉。这是当地的风俗，不把薰豆茶吃掉，意味着轻视主人。
农村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
76年前，也是极为平常的一天，26岁的费孝通走进开弦弓村。
后来留学英国时，他根据对这里的社会调查，包括交谈、观察和查阅资料，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称此书“将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凭借此书，费孝通于1981年获得赫胥黎奖章。这是人类学学科最高的荣誉。
刘豪兴熟读这本书。在费孝通邀请他到开弦弓村之前，他很好奇，这个中国最早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村庄，到底发展得如何。
结果，他“大失所望”。
那时的村子远没现在热闹。村民还叫做社员，集贸市场还不被允许。男子大都穿着深蓝色的土布衣服，总喜欢戴一顶瓜皮帽，围一条作裙。妇女穿得稍鲜艳一些，但“也不靓丽”。
村民的肚子饥饱已不是问题，但物质的匮乏显而易见。1982年的开弦弓村，只有一辆自行车，还是公社兽医的“公车”；村民大都住在低矮的房子内，“即便大白天也看不清楚”，个别人家还住在草棚里。
“我就像一下子进入原始社会。”刘豪兴回忆说。
在开弦弓村调查结束后，费孝通在吴江做了一次讲座。在这次讲座中，费孝通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先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刘豪兴自己就出生在广东信宜的一个山村，从小砍柴放牛，直到9岁才背起书包，走进教室。
小的时候，他吃过山芋叶子，也吃过南瓜秧。肚子虽不至于太饿，但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去复旦大学上学后，他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我是农民出身，很同情农民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就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刘豪兴说。
多年来，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意识里。他解决过村民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通过自己的关系为这个村庄修了一条路。
但这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希望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为村民寻找致富的途径，就像费孝通一直做的那样。
在费孝通的一生中，曾26次访问开弦弓村。几乎每次，他都会为开弦弓村带来有实际意义的指导。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着重考察了“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并考察了现代化企业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他最后得出结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1982年，刘豪兴第一次踏足开弦弓村时，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遍地开花。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也已露出可喜之势。
“我能不能沿着费老的路子走，考察农工副之间的关系呢？”他想。
这个想法得到费孝通的支持。在“江村调查50年”之际，刘豪兴写了一篇《农工之间》的文章。后来，费孝通还专门交给他一个“农工之间”的课题。
随着社会调查的推进，刘豪兴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现在，农村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事情才好办。”坐在开弦弓村的一个办公室里，刘豪兴严肃地说。
那个厂要还是我们的，华西村根本什么都不是
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南岸，距上海仅100公里，距苏州50公里。村中有两条河，如箭在弦，故名开弦弓。
这一带历史上就是有名的蚕丝业基地，家庭手工业发达，有“日产万匹”之说。
到了20世纪初，这个村庄处在现代化冲击的风口浪尖上。世界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当地的手工蚕丝业迅速衰落。
为顺应时代发展，1920年代，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开始在此地推广蚕种改良及科学养蚕技术。1929年，费达生组织蚕农入股，争取银行贷款，创办了开弦弓村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工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有记载显示，1935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国民政府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
费孝通的调查就是在姐姐安排下完成的。
直到现在，村里一些老人仍习惯地称费达生为“费先生”，而费孝通则被称为“小先生”。
合作社当时共有429名社员，基本上包括本村所有住户及邻村50多户。在刘豪兴看来，这个工厂“已经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形态”。
遗憾的是，1938年日军扫荡太湖时，将工厂的机械毁坏。后来村民干脆将厂房拆掉，以免日军驻扎。如今，这个昔日辉煌的工厂只留下一个废弃的水池。
时局变迁，但开弦弓村一直保有一种创办企业的冲动。
“农民的想法很直接，什么来钱就做什么。开弦弓村从企业中得到过好处，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自然想到办企业。”刘豪兴说。这个结论，是他听很多老人说的。
进入“合作化”时代后，村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被统统砍掉。村子变成单一的农业村。
1957年，费孝通二访开弦弓村时就提出疑问：“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根据调查，他向中央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不久，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时至今日，开弦弓村不少老人提起此事，都感觉“不理解”。
“费老说得没错呀！要是中央那个时候听费老的，村里也不会饿死人。”村里一位87岁的老人说。
根据刘豪兴整理的资料，从1959年到1961年，村里减少人口71人，净减7.51%。
“文革”开始后，村民收入依然不高。经过10多年集体劳动后，“磨洋工”的现象愈发严重。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大队干部开始鼓励社员生产土丝。1968年，在费达生的帮助下，开弦弓村与别的村联合，办起机械缫丝厂。
有老人回忆，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村里进厂的工人最高时达到100多人。
1972年，企业被公社接管，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的农业村。
“文革”后期，同处江苏的华西村农民增收很快，在当地名声大噪。开弦弓村的大队干部被组织到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取经”。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华西村致富的“秘密”：办工业。
回来后，大队干部一商量，开始筹办建厂。1978年年初，开弦弓村办起了工厂。这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召开。1980年，工厂进行扩建，一直到1997年，因欠债960万元倒闭。
“我们在60年代就办厂，那个厂要还是我们的，华西村根本什么都不是。要说办村办企业，我们才是第一个。”一提起这段历史，一名老村干部就忿忿不平。
在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中，刘豪兴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源动力——那就是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的冲动。办企业就是他们的致富门路。
可是，当时的农民想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0多年间，开弦弓村的发展仍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绊着。
这种管理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区别
到开弦弓村次数多了，刘豪兴和村民逐渐熟悉。也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他听到了村民对村集体企业的抱怨声。大家为企业不分红的事而耿耿于怀。
这种抱怨，一直延续到村集体企业的破产。
当时，经过扩建后的开弦弓丝织厂发展迅猛。到1990年代初，全村工业固定资产达到750万元，利润最高的一年超过105万元。
企业实行“一户一工”政策，即一个家庭出一个工人。但是，企业的利润不分红。一部分利润用于村里的公共开支，一部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
村民经常问他：“刘教授，集体企业赚了钱算谁的？” “集体。”
“集体创业的钱哪里来？”
“村民。”
“村民的钱，为什么不分红？”
碰到这样的追问，他就回答不了了。
他也把村民的抱怨说给老师费孝通。费孝通感慨道：“这就是小国企呀。”
当时国企的通病，刘豪兴非常清楚。他开始担忧起这个村子的发展。
1990年代中期，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到1997年，终因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一段时间内，开弦弓村甚至成为吴江的扶贫村。
企业破产后，不少人总结破产原因。村民姚富坤认为，市场优势的丧失、管理混乱、盲目投资等原因，都是次要的。
“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姚富坤分析道。他原是村里的农业技术员，被称为“农民教授”。
他观察到，当时的村集体企业，名义上是开弦弓村的，但是经营的好坏，却关系到村镇以及上级干部的“政绩”。上级每年都要给企业下任务，且一年比一年多。
“这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阻碍企业的市场化经营。这种管理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区别。”姚富坤说。
村办集体企业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私营企业却在“偷偷”发展。1995年年底，村里从事羊毛衫编织的农户已经有30多户。几乎每条巷子里都能听到编织机的声音。
不过，在当时的开弦弓村，私营经济步履艰难。
周玉官是开弦弓村最早发展私营经济的人。1983年，他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私营企业处处受限制，银行不给贷款，用电也是问题。”周玉官回忆说。没有钱，他就想办法筹；没有电，他就自己买发电机。
好多人还记得，1994年镇上组织一次逐户检查，凡发现有编织机的，不是剪断轴头，就是掐电。
1995年，周玉官想扩大生产，就在自家的用地上建造一栋两层的厂房，并办理了建房手续。可是厂房快要封顶的时候，镇上派来大型机械，要将厂房拆掉。最后，他托了层层关系，才保住一层厂房。
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破产以后，私营企业迎来了“春天”。1999年，吴江市委提出引进外资、启动民资和搞好改制的“三资（制）”，正式为私营企业“正名”。
第二年春天，费孝通第24次访问开弦弓村。有村民回忆，当费孝通听到“三资（制）”的消息后，连声说“好”，并当场挥毫写下一条幅：“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梓。”
与此同时，镇上也专门修建了工业园区，吸引民营资本的入驻。
目前，开弦弓村周边有11家较大的私营企业，村里也散落着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村民受益于这些企业，现在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万元。
离土不离乡，“农民”超越农民
从1982年起，刘豪兴到开弦弓村考察时，固定租住在一个农户家。这使得他有机会长期观察他的房东。
这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要求之一，即对对象进行持续观察。
在人民公社时代，他的房东只会堆肥种田。1984年，开弦弓村分田到户。他发现房东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每次到开弦弓村，他都能发现房东一些明显的变化。
分田到户后，开弦弓村掀起了“盖房热”。房东和别人合伙，买船运输建筑材料。盖房热降温后，房东又购买了大型拖拉机，开始搞陆路运输。
后来，房东还承包过码头。码头生意不景气后，他就承包了两个工厂的废渣处理，将废渣运送到苏北一带。
直至现在，房东仍然承包着煤渣处理。只是近年因身体不好，他将业务转包出去，自己收一定的费用。
而分到手的耕地，只需半个月，房东就能干完农活儿。其余的时间，他就经营自己的生意。有时，他还会雇人打理自己的土地。
2005年，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允许农民将承包到户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开弦弓村为此成立经济合作社，村民以耕地作股，由合作社集体经营。
刘豪兴的房东也将土地入股合作社，完全变成一个不侍弄土地的农民。
而在大集体时代，开弦弓村的农民，一年有大部分时间依附在土地上。非农忙季节，村民也得集体上工堆肥。
像刘豪兴房东一样脱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经济合作社成立后，大部分村民都将自己手头的一块块土地作股，入了合作社。合作社则发展规模化经营，以养殖业为主。现在，开弦弓村有70多户养殖户，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
其余的劳动力，则分散在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中。长期以来，开弦弓村形成的“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被完全打破。
坐在开弦弓村唯一的小旅馆内，刘豪兴掰着手指头开始算，这个工厂有多少劳动力，那个企业又招了多少工。随后，他笑着说：“你算算，全村剩余的劳动力都消化了。”
“你说这些劳动力算什么？离土不离乡，农民还能叫农民吗？”刘豪兴说。
这位社会学教授对农民工问题也非常关注。他担心的农村空巢化、农民工的犯罪问题、留守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在开弦弓村都不存在。
在1990年代初，开弦弓村曾有部分青壮年，到上海、苏州一带打工。今年35岁的徐玲就曾是其中一个。初中毕业后，她在朋友的鼓动下到苏州找活儿干，后又“漂”到上海。
在打工期间，她经常一天干10多个小时，工资也不高，几年下来，“没存几个钱”。后来她回到村里，先是帮着别的小编织厂做工。2003年，她开始经营自己的编织厂。
“村里好呀。有老人，有孩子，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照应，多有人情味。”她说。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3岁，就养在身边。
打工期间，她见到过不少“悲惨”的工友，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晚上睡觉，她经常听到有工友压抑着哭。
“农村要是都像我们村一样就好了。村里有企业，农民有收入，家庭能团圆，生活就幸福了。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图个幸福？”如今的“徐老板”笑着说。
现代化，路漫漫
70多年过去，费孝通当年在开弦弓村调查时所看到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甚至刘豪兴30年前所见，也已经看不到了。人们要寻找当年的历史，只能到村委会边上的“江村文化园”。
开弦弓村已经发生太大的变化。村中修建了宽阔的水泥路，不少人家门口停着轿车。连不会开车的“农民教授”姚富坤，也为自己的女儿女婿买了一辆轿车。
到村中转一圈就能发现，“小洋楼”到处都是，平房已经很少见了。不少家庭正在开工，不是盖房子就是翻修。
费孝通仍然是当地人尊敬的对象。一提起他，一些老先生就会说：“小先生那人很好，为村里办了不少好事。”
刘豪兴也受到当地人的尊敬。路过人家，总有招呼他的：“刘教授，进来喝杯茶吧。”
不过，这位社会学教授却深深担忧。“这个村庄，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现在条件虽然好点了，但离一个成熟社区还远着呢。”
他最担忧的是当地的企业。这个村庄现在的稳定，是建立在企业发展基础上的。而这些私营企业，如同费孝通在1930年代看到的一样，正在经受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
“费先生”创办的企业，虽然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机器，但在“小先生”开始观察的时候，已经显露出衰败的迹象。
时隔70多年，同样的问题又呈现在刘豪兴的面前。
开弦弓村现在的企业，产品多出口到欧美市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开弦弓村的企业也面临危机。现在，欧洲市场不景气，企业的生产又开始波动。一些企业开始减产，不少工人的钱袋子开始瘪了。
不少企业加入了行业协会，试图通过此力量来抵御风险。但刘豪兴并不放心：“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是一个大问题。”
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办工厂的时候，就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后来开弦弓村几次办厂，问题照旧。现在依然。
“有技术的人在这里待不长。毕竟是农村，生活娱乐还是不方便。”一名企业老板感慨道。他的工厂里曾高薪聘请过几名技术人员，但那些人很快就离开了，辞职的理由均是“不方便”。
开弦弓村距离吴江市近30公里，村里甚至没有一趟直达吴江的公共汽车。
这些年，开弦弓村出了100多名本科毕业生，还有几名硕士和博士生，但没有一个人留在村里。
1990年代初，一名当地的大学生回到村里。他是学纺织的，但是在村集体企业中，他被安排到车间当维修工。几年之间，他学无所用，最后到外地谋生。
刘豪兴曾与这名大学生聊过。对方抱怨：“领导排挤，怕抢了领导的功劳。”
时过境迁，刘豪兴也接触过不少近几年毕业的本村大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到村里工作，答案几乎一样：村里发展空间小，也怕别人笑话自己没本事。
30年来，村里的另外一些现象，也让刘豪兴深感忧虑。
村中有两条河道，费孝通百年诞辰的时候，开弦弓村委会出资，将河道清理干净。但现在，河道中已有不少倾倒的垃圾。
前年修“江村文化园”的时候，附近的篮球场地面受损。为此，他找过村委会，想让村里出面修修，可是村里说“没钱”。他也找过几名开弦弓村的老板，但有的老板只打哈哈，就是不出钱。
“一点小事，拖了两年了。现在的人，怎么都不关心公共事务？”老教授摆摆手，一声叹息后，不再说话。
在开弦弓村“驻点”了30年，刘豪兴已经老了。有一年，他还在村里生过一次大病。老伴儿担心他，劝他不要再到江村。他不听。
“费老说过，要我写一部江村志。我得完成他的遗愿。”他对老伴儿说。
但同时，不少人问他，研究那么充分了，怎么不多写点关于开弦弓村的文章。他总是回答说：“没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