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写她的第一本书时，纯如与我们谈到过许多关于下一本书的选题构想，但动手写《南京大屠杀》的决定却来得十分突然。那是1994年12月。正如纯如后来在书中描述的那样，1994年12月13日，参加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她下定决心去书写历史上最残忍的这一篇章。那年11月，纯如听说，一部描述中日战争和日本军队30年代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纪录片在获取资助时遇到问题。她对此十分好奇，然后联系了几个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人。她被告知，在库比蒂诺将举行一次与此相关的会议。他们对他说，如果纯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她可以去趟湾区，参加会议。纯如当时不仅在寻找新书的题目，也对这段历史极度感兴趣。她从小就从我和绍进这里听到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的故事。当时的时机也正好：她刚刚完成钱学森的传记。
会上展出了3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拍下的许多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照片。纯如在书中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作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着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带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耻辱表情，所有这些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在黑白图像上。"纯如接下来写道："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她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受害者们应得的公道。
1998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一名日本记者德留绢枝(Kinue Tokudome)采访了纯如："为什么你决定写这本书？"
纯如回答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儿与此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许多年，直到1994年我在图片展上看到相关的照片。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事实上，在那之前，纯如一度认为，我们在向她讲述那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或许夸大了1937年到1938年发生在南京的事。
在那次库比蒂诺会议上，纯如了解到，直至当时为止，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她还了解到，许多美国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在日记、电影或照片中记录下了他们的见闻，而这些都保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和湾区一些热切关注这段历史的活跃分子的帮助下，纯如马上被介绍给东海岸的一些活动家。她想到要去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找相关材料。
1995年1月4日，我们飞往洛杉矶看望绍进的父母，然后开车到圣巴巴拉看纯如和纯恺。这几乎成为每年圣诞节后的某种惯例，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不回家过圣诞和新年了。
纯如告诉我们，她准备到东海岸去几天。纯如1月8日那天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当时我们还在洛杉矶。我们到家中后，我给纯如发了封电子邮件，问她是否安全抵达华盛顿。1月24日，纯如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计算机回信说，她一切很好，只不过太忙，无暇详述。5个星期后，她于2月12日返回家中，等着她的是一堆至少有3英尺高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她从东海岸寄给自己的大箱影印文件。耶鲁之行极为成功：她发现了大量素材。纯如说她还欠我们一封汇报这次旅行经过的长信，只要一有工夫就马上写给我们。
3月12日，纯如寄给我们一封25页的长信，讲述这次旅行的经过，这封信本身简直就可以扩展为一篇宏文。纯如描述了旅行中的种种细节，诸如她住过的房子、见过的人、每个人的特征。她说她之所以给我们写这样一封细致入微的长信，也是起到记日记的作用，日后提醒她那些细节。事实上，正如她以前说过的，这封信让我们全面了解了当时她的想法和她的生活。这是她为《南京大屠杀》一书收集资料时的忠实历史记录。
在这封信中，纯如提到，她于1月8日飞抵华盛顿，当天晚上11点30分找到李圣炎博士(Dr．S．Y Lee)的家中。
纯如描述她在华盛顿特区的生活：
我在李博士家住了一星期，睡在二楼的客房里。房间里有个木质写字台，上面有几本李先生夫妇特意为我准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书，里面一些文章便是讲述南京大屠杀的。除了晚上，李先生夫妇很少能见到我，因为我几乎一醒来就一头扎进国家档案馆里去。
我惯常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坐公交车到银溪火车站(Silver Spring)。幸运的是，李先生家对面就有一个公交车站。坐公交车去国家档案馆大约需要45分钟，而国家档案馆大楼早上8点45分开门。我上午在档案馆13层的军方资料区，查找有关文件，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索引卡片。接着，几十个大箱子被从档案架上取下来，放在小推车上，送到二楼的阅览室供我查阅。那里每周二、周四和周五一直开到晚上9点。我通常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或一晚上，浏览文件，把那些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贴上标签，尽快复印下来。
一天工作结束后，李先生在银溪车站把我接上。如果我工作到很晚，就必须靠他开车载我回家，因为公交车一定时间后就停运了。开始时，我为如此麻烦他而深感不安，但他坚持说没什么，因为他反正也没什么事做。此外，李先生还对我每天在档案馆找到的东西非常好奇，他很享受开车回家路上与我就抗日战争展开长时间的讨论。例如，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日本军人在本国时非常文明有礼，但到了国外却如此凶残。他相信，答案或许藏在日本的武士道历史中，在他看来，这种武士道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邪教。
纯如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挖掘出了很多文件和记录。当然，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那儿给我们打来的那通电话。看完魏特琳日记后，纯如感动极了，当场哭了起来，并当即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纯如说，魏特琳就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Secor)，和她一样，也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魏特琳的日记生动而悲伤地记录下了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所目睹的奸杀掳掠。因为她令人敬仰的勇气、人道主义和坚持，魏特琳在安全地带庇护了上万名中国女性和儿童，使得他们免受日军的奸污和凌辱。然而，在魏特琳于1940年返回美国后，她因为身体极度衰弱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或许是因为魏特琳是一位如此勇敢的女性，或许是因为她也和纯如一样，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这引起了纯如的强烈共鸣。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几年中，纯如反复提到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故事。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打来的那次电话里，纯如告诉我们，她希望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完成后将魏特琳的日记出版。魏特琳所经受的折磨和最终自杀的结局深具悲剧性，她的生平事迹一直在纯如心史萦绕不去。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
纯如在东海岸待了5个星期，成果斐然。她说她拿到了许多素材，可能将来得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好好消化。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纯如与苏珊·拉宾娜在纽约的见面。纯如跟苏珊提到打算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纯如告诉苏珊，她非常想写这本书，有必要的话甚至甘愿自费出版。苏珊问起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纯如想写一本与此有关的书？甚至连苏珊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让纯如越发想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告诉世界更多真相。纯如向苏珊描述了她在图片展上看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她在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苏珊迷上了这个故事，要纯如马上写一份图书选题计划给她。
纯如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起她对写这本书的热情："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刚从纽约返回，我就给纯如打电话。听说她好多了，我立感如释重负。她说她已经采访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现在忙着把采访录音和录像整理成电脑上的Word文档。她在南京请了个翻译帮忙将幸存者的中文采访内容口头翻译成英语。尽管纯如可以听懂幸存者的一些话，但南京方言还是令她无法全部明白。纯如说她非常努力地工作，如果没什么大事发生的话，她几乎没有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纯如跟我们讲述了她采访幸存者的进展："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用录像带录下故事的细节。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流下泪来。但所有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
当她发现所有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她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表示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她还告诉我们，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纯如说，幸存者的证言以及目击者的叙述已经证实了她所读到的那些档案文件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我也获知，纯如和她的向导前去查看南京郊区的大屠杀现场时，被蚊子咬了一身包。她说那些行刑场现在遍布荒草，早已荒芜，虽然其中一些立有纪念铭牌。当纯如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发现腿上满是红肿的蚊子包。它们实在太痒了，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很担心她会得上疟疾，于是马上跑到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查看，中国是否是疟疾疫区。幸运的是，南京不在疟疾危险区内。但纯如很后悔没听我的建议带上驱蚊剂。
我试图想象纯如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情景。在南京的炎炎夏日之下，她和向导一起走进南京郊区的荒草丛中，寻找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场。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和T恤。那是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下午。当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数字和日期，想到无辜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然后被遗忘，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纯如和向导看完遍布南京郊区的大小行刑场后，已经是傍晚了。站在无名遇难者的石碑前，看着西边美丽的落日，纯如陷入了沉默。晚风拂过她的长发，悲哀吞噬了她的心灵......
《张纯如：无法忘记历史的女子》
（美）张盈盈 著 鲁伊 译 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序言并前言
献给我的先生绍进，感谢他的耐心、支持与爱
献给克里斯托弗，希望他知道他母亲到底是怎样的人
序
这本书是献给一位卓越的年轻女士的生命颂歌。尽管她英年早逝，但这并不减损其值得歌颂的程度。英国诗人、牧师约翰-多恩（John Donne）曾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沉思录》中写道，"无论谁死去，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任何一个女子的死亡也是如此。但是，每一个人，无论男女，他们的人生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对人类创造和情感的无尽可能的一种体现。即使是那些被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人，那些犯下恶行的人，他们也揭示了人类的某些可能--尽管我们不愿闻听究竟。
作为一名作家，一名年轻的美国华人，张纯如第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揭发日本人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间在南京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我曾写过其他的恐怖事件--1939年和1941年，德军入侵波兰和苏联后，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枪杀；对日本广岛和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我知道，翻阅历史档案、访问那些目击者和幸存者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一项工作。继发性心理创伤是这种工作的一个危险因素。同张纯如一样，我也体验过噩梦连连、轻度抑郁的感觉，如果能保持适当距离和足够安全的话，我把这当成进入我所描写的角色的一种表现。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探索这些恐怖事件。我不知道张纯如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想，在她内心深处，她想要切身体验她对那些受害者的怜悯和对作恶者的愤怒。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近于遗忘，以及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乃至于否认，都令她义愤填膺。张纯如的文化背景令她拥有一个讲述这一复杂历史事件的独特角度，因为她能熟练的运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
不过，光是提及张纯如最著名的作品其实忽略了她生命中更丰满的其他部分：作为一个人的人生--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青年人，一个妻子，以及一个母亲。从生到死，我们扮演着多重角色。缺了哪个角色，其他部分的生命都不完整；每一个角色都是其他角色的组成部分。不管信仰为何，至少，那些失去的人和事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永生。在这本回忆录中，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分享了她对张纯如生命中其他部分的回忆，那些更为私密的部分。张盈盈告诉我们，写这本书帮助她克服了女儿去世的忧伤。对于那些光是通过她的书知道她的人来说，张纯如的生平传记让我们更详细的了解了她到底是谁，她是如何写出那本最著名的作品的。
我只见过张纯如一次，主要通过她的作品和彼此的通信熟悉这个人。但那个下午的会面是多么的令人难忘！当时，我还没有搬到加州来。那次，我到旧金山进行图书签售。此前张纯如和我因为大屠杀的问题曾经有过联系，我请她和我共进午餐。我记得，那是一个安静的周日，我们在我住的旧金山城中心的酒店见面。张纯如应该一直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第一印象的人。初次见面，我自然也大感惊艳：她很高，惹人注目，健谈而又真诚热情。
我们那顿饭吃了大约三个小时。餐厅里的人走光了，餐台也都清理干净了，连侍者都交班了。我们了解对方的作品，抱怨各自的出版商。尽管读者或许期望我们见面时会更多的讨论文学，但几乎所有专业作家都像我们这样。当然，靠写作赚钱永远不那么靠谱。张纯如当时正因为书受到攻击而烦心。我记得我当时想着，她或许有些过分担心--她所描述的那些攻击不像是在21世纪初可能发生在美国的事。从这本回忆录中，我发现，张纯如并非无故多疑。对她的攻击直至今日在网上依然继续着。张纯如在世时，这些攻击直接针对她个人--在她的眼中，那是充满威胁的。
我曾当面见过张纯如。现在，我也认识了她的父母。我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张纯如智慧与勇气的来源。在这本勇敢的回忆录中，你将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女性和她的家人，了解她的一生。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经说过的，失去一位亲人，或是失去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作家或艺术家，那种无可弥补的遗憾就仿佛是蔷薇花永远灭绝、它的香气从此无从寻觅一样。一本回忆录无法挽回张纯如的离去，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她的存在。这会永远是一种真切的存在，充满勇气，充满信念，充满活力。
理查德-罗德斯
前言
"一个人的力量"，这是张纯如的人生信条。在她流星般绚烂的一生中，借助自己一丝不苟的作品和跨越美国东西海岸进行的数百次演讲，张纯如也常常与她的听众和崇拜者分享这一信条。
出于这一原因，张纯如满怀激情的投入到她的使命中去，这个信奉"一个人的力量"的孤独的行者，将其全部精力和所有清醒的时间都用于思考、筹划、推动、抗争和评估中去，周而复始，只为改变既有事实。
张纯如也是个优秀的团队成员。自从张纯如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1994年12月在库布提诺社区中心召开的那次国际会议，几年中，这个很多人已经在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见过的梳着马尾辫的窈窕美丽的年轻女性，一直与我们（史维会最积极的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与我们分享她一丝不苟地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历史事实，参加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的相关学术活动。不管是身在家中还是在飞机场旁边的某个旅馆酒店里，每当我们想要与她联系，她从不令人失望。通话时，她记下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电话里传来的键盘敲击的清脆声响直至今日仍回旋在我的记忆中。在绝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她就已经向许多人发送了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这使她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传播者和"网络斗士"。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源自张纯如母亲的电子邮件档案，作为一名优秀、严谨的学者，她多年以来一直保存着这些邮件。
张纯如经历了从一个羞涩少女到一颗耀目明星的蜕变。在因南京大屠杀一书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后，张纯如迅速从一个学究式的记者转型为一名最优秀的公共演说家。她的书揭露了1937年到1938年日本人在8周的时间里对数万名中国平民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血腥屠杀。在失守的古都南京，这些人奸淫妇女，烧杀捋掠。成名后，即便是在Renaissance Weekend这样的场合，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场的情况下，张纯如依然可以口若悬河。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刚出版时，张纯如通常要花一整天时间准备15到20分钟的讲演稿。但一年后，在PBS新闻一小时节目的直播现场，同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进行公开辩论时，她只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便将对方反驳得哑口无言。
我想传达给所有日本右翼分子一个信息："张纯如既不是中国政府特工，也不是美国间谍，与你们的荒谬指控相反，她只不过是一个呼吁改变的使者。"
张纯如是一个全面的人权斗士。尽管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是她出众的作品，张纯如对其他问题也满怀激情，不折不挠的为之奋斗--诸如替那些二战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受害者和死者讨回公道。张纯如坚定的捍卫人权和公民权利，无论事件发生在美国还是国外。
例如，当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乔治-布什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不义之战，在美国境内大范围出现的针对穆斯林的恶意攻击曾令张纯如极度不安。她和犹太及阿拉伯人权活动家一道出席电视台举办的公开论坛，表达自己对此事的忧虑，尽管当时她非常忙，一边要为自己的书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一方面还要应付不计其数的大学和全国性电视台、电台演讲活动。当她讨论历史是如何令人悲哀的一次次重复时--过去是对爱尔兰、犹太和华人移民的歧视，然后是对美籍日裔的非法拘禁，现在又是对少数族裔的恶性袭击--张纯如脸上凝重的表情反映出她内心对那些种族歧视和种族敌意受害者的深切同情。
她的言语发自内心，袒露灵魂。张纯如的写作风格激怒了一些人，他们批评她是一个带有偏见、充满愤怒的历史研究者。没错，出自张纯如笔下的字句，彷如她曾身临其境，与受害者一道经受折磨，面对厄运。张纯如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忠于历史事实，但她的叙述方式非常戏剧化，有时甚至是令人不悦的，这使得一些人宁愿拒绝而不肯接受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人性居然可以变得如此邪恶的现实。
张纯如一直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出于人性，我们都可能被权力、财富和名望所侵蚀。然而，张纯如从未让身外之名掩盖了她的亲切如邻家女孩的本性。在她过世几年后，她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陌生人--仍在谈起他们收到的来自张纯如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被来自张纯如的信件而启发。一些同辈作家，包括某些知名畅销书作家，也对张纯如给予他们的慷慨帮助--无论是撰写书评还是协助作品出版--表示了感激之情。
张纯如也曾面对恐惧。她的崇拜者赞许她为无畏的斗士。但这只是部分真相。张纯如是一名斗士。这毋庸置疑。但她越来越担心，自己和家人会受到历史否定主义者的不可预见的伤害。然而，张纯如从未让恐惧战胜自己追求公正的决心。这名年轻的女性像勇敢的战士那样，鼓起最后的勇气，毅然向前冲锋。
这是一本见解深刻的书。一位富有爱心的母亲以她的视角记述了张纯如的人生事业，喜怒哀乐，对生活和文学的热爱，以及生命最后一段旅程中与抑郁症的抗争。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看到一个来自中西部小镇的女孩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终于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界的一颗明星。正如张纯如所坚信的"人人皆有可能"，我们应当也必须追随她的脚步，追求卓越。
这本书对公众富有启迪意义。尽管对精神疾病的讨论仍属禁忌话题，通过对张纯如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中经历的抑郁和精神崩溃的叙述，张盈盈忍痛逐日乃至于逐小时的记下了每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这使得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个看起来积极外向、无所不能的健康女性精神上可能遭受什么样的折磨。张盈盈细致的记录了张纯如的病情发展过程，以及家人应付这一艰难处境时的做法。从突然接到张纯如精神崩溃的消息，到几个月的治疗过程，他们绝望的试图学习和应对整个家庭成员此前完全不了解的突发状况，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人或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在书中，张盈盈记下了诊断结果、与医生的交流过程以及使用过的各种药物。
此外，张盈盈还在后记中列出了张纯如过世后的一些科学发现和参考文献。她希望这本书可以提供有关精神疾病、相关疗法、药物选择和预警措施的一些信息，从而使读者可以从中获益，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读者应当明白，对于张盈盈来说，回忆犹如重温噩梦，投入数年时间整理相关信息也实属不易。她能够这样做值得嘉勉。这是献给公众的一份重礼。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纪念她深爱的女儿：张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