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面前，我们平等———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我们享受同样的孕育、感受同样的关爱。然而，从呱呱落地的那一瞬间起，我们注定有所不同，并且这种不同将永远写进各自的人生：因为我们有了户口。
在中国，户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远不是一个红色小本子那么简单。在它的背后，有着与之相连的千丝万缕的社会权利和利益。比如，没有北京户口，你没有权利享受义务教育，没有权利享受超低大学录取分数线，没有权利注册公司、办信用卡、办护照、办签证、上社会保险、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没有权利办理手机入网……更难堪的是，尽管你做着比大多数北京人体面的工作拿着比大多数北京人多的薪水，你仍然只是一个“外地人”、“侵入者”，甚至“盲流”。
所以，就有了人们为追逐户口的奋斗，各种爱与恨的交织……
在中国，户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远非一个红色小本子那么简单。它不啻于一个标签，从一出生即标明三六九等、高低贵贱，每个人只能在它规定的范围内描绘自己的人生。那一页不超过20个字的纸张，那一枚腥红的印章，竟然可以凝聚一生的奋斗、苦涩与梦想。
户口，作为一种人口管理方式，原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只是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带有明显的“二元社会”特征，才赋予它很多本身之外的功能，与之相连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权益，造成种种权利差异和社会不公。
如果说对人的垄断是一切垄断之源。那么，最大的垄断，就是户口的垄断；最大的不公，就是生而不公。
荒诞经历沉淀户口“刚性面目”
10年前，云南人黄庆因为抨击户籍制度弊端，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管制两年。10年后的今天，他的那些“反动言论”，却正在逐步成为户籍改革的目标———一个普通公民的遭遇，从侧面描绘出户口昔日的辉煌，给户口“刚性面目”下出最好的注解。
1991年12月5日被公安部门逮捕之前，黄庆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工作，因工作努力，经常被评为先进和受到表彰。那一年的秋天，黄庆的儿子上学读书。当时，黄庆一家住在昆明五华区永昌小区省检察院宿舍，儿子就近在永昌小学借读。按规定，就读属于五华区的永昌小学必须有城区居民户口。但是，按照当时的户籍制度里的明文规定，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亲。黄庆妻子的户口在昆明市郊区西山区，儿子的户口自然也是郊区居民户口。
一天，老师把黄庆叫到学校，告诉他如果孩子的户口还转不进市区，只能要么转走，要么多交钱，每个学期比有户口的孩子多交四五百元。当时，黄庆的月工资只有300多元，在昆明搪瓷厂工作的妻子的工资更低，实在无力交纳这笔昂贵的“借读费”。
若是没有特殊关系，要将郊区户口转为城区简直比上天还难。对于“没有本事”的黄庆来说，儿子的郊区户口是不可能转为城区户口的。最后，他决定给当地有关部门写信，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1991年9月的一天，黄庆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印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同时，黄庆还把这封信寄给两家地处官渡区、西山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党委。他认为这些企业地处郊区，同样会遇到“户口歧视”的问题，希望他们为自己的职工着想，也向省市党政领导反映问题。如果没有效果，就向政府“请愿”。没想到，这成为导致他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重大根据”。
在“匿名信”里，黄庆主要表述的观点是，把同样的城市居民划分为城区居民和郊区居民，并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加以区别对待，公然歧视后者，这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制度；在昆明市的城镇人口中区分“市区居民”和“郊区居民”，不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有弊端，应当改革；不应该人为地把人划分出高低贵贱，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人权。
1991年12月5日下午，黄庆下班刚进家门就被诱捕。随后，他被昆明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单位除名，分配给他的住房也被收回。
血泪辛酸雕刻“黑人”现代版本
在深圳市莲花山的一间棚屋里，67岁的深圳人陈木利拿出他的身份证，证明自己是正儿八经的深圳人。只不过，他已经当了20多年的深圳盲流…… 陈木利年轻时参加过东江纵队、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做过国家干部，本该一帆风顺的生活，在1968年8月彻底破灭。陈木利正在路上骑车，脑袋突然被人罩住。
清醒过来后，却进了当地派出所。几经提审上诉，陈木利以“强奸幼女”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管教干部告诉他，“安安心心服刑吧，‘四人帮’倒台，你自然就会出去了”。1979年10月，老老实实在监狱呆了11年的陈木利带着释放证、边防证和路费，重新回到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
按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回到原地后，拿释放证到所在公安局重新办理户口，并回原单位安排工作。陈木利回宝安后，先到县公安局交了释放证，公安局的人让他明天再来，没想到第二天再去公安局时，公安说没收到他的释放证，一个星期后再去，公安对这个劳改犯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再加上回来这一个星期的遭遇，陈木利放弃了这个重新走向社会的机会。就这样，他一直过着没有户口、没有身份的“黑人”生活。对户口的渴望，缘于陈木利新的婚姻的开始。
1993年1月，陈木利与客家姑娘小何把两个人的东西搬到同一间铁皮屋里。由于老陈没有户口，他们连结婚证也办不了。1994年，陈木利的女儿在农场出世了，陈木利把两个人的“盲流”生活，导演成了三人。陈木利知道，在深圳郊区莲花山的许多山头，都住着没有身份的盲流。于是，抱着女儿，扛着行李，夫妻俩在山上的一片荔枝林旁搭起了窝棚。随着派出所查的次数增多，再加上女儿一天天长大，没有身份没办法接受教育，曾经搁下来的办户口的事，又重新提起来。
1998年，隔了20年重新走进深圳市公安局户籍科的陈木利得到礼貌的接待，经过提点后，老陈东拼西凑了1000元钱，重新回到韶关第二监狱办理释放证，拿到释放证后，重新申请办理户口。1999年4月，当陈木利终于拿到深圳市公安局签
发的长期身份证后，当了20年“黑人”的他哭得很伤心。这一天，陈木利两口子花280元买了张上下两层的木床当是庆贺，陈木利只说了一句“睡床真舒服”。
最大垄断写就最大的不公
也许两个普通人的经历，并不能构成对户口的彻底颠覆。户口在几代人脑海里，都留下过抹不去的烙印。在短缺经济时代，户口意味着生存，能带来食品、衣物；可以出行，能带来安全、尊重与认同。人们尊重户口，实际是尊重户口背后的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种种利益、尊重“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这道红线背后的社会角色分工———对人的垄断，成为一切社会元素的控制中枢，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制造着关于平等、机会的不公。如今，随着城乡经济的相互包融、城乡人员的大流动，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实行户口二元管理结构，人为分割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既不合理也不科学；此外，户口迁移限制太死，影响了公民的正常合法迁移。去年以来，北京、安徽、新疆以及深圳等地都相继出台了户籍改革方案，存封了半个世纪的“城门”，正在被打开。
遗憾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户口改革，依然留下许多“赚钱”的机会，制造新的不公。在小城镇建设中，城乡户口的差别虽然不像原来的几千上万元，但各地不一，仍有几百上千的区别，虽然三令五申不许乱收费，但土政策仍然体现着当地人的优势；教育部门特别是一些名校也借“户口”大肆敛财，提前演绎高级教育的童话故事。
要打破垄断，关键不在户籍制度、户口迁移制度，不在公安机关，而要看相关制度、相关部门是否能配套改革。只有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真的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如果各部门仍然按居住地区区别对待，“统称居民户口”的改革就成了一句笑话、一场游戏。不从背后的这些制度逐个改起，却希望通过户口迁移制度一次、几次改革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一个无法变成现实的美丽错误。
既然开了一条缝，就无法再关上，不妨把这个“城门”再开大一些，甚至拆除这个禁锢了人们半个多世纪的“城墙”，让现实、让认识、让历史来淡化这条界限，彻底消除这条界限，给公民带来更加平等和自由的空间。
现行户籍四大弊端
政治：大中小城市、城市与乡村等级森严、相互隔绝，不符合工农联盟的国家体制，不符合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因为主要采用“政策当家”的行政审批方式，实际上为产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经济：这种制度虽然促成并保护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格局，从实质上说，是以牺牲发展速度与效益，来换取社会稳定。既违背了个人意愿、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在根本上影响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社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重，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增加政法、公安队伍，加强防范，加大打击力度，重判严打。这是治标的办法。
二是从户籍制度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既有助于形成一支新的产业大军，又有助于解决城市社会治安问题。
心理：由于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以利益为轴心的市民文化形成城市文化的主流，城市与乡村的鸿沟，已经远远超越地域划分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