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保证了总体的稳定，但也导致了一个"成功陷阱"。过去两年间，中国的经济表现助长了其在国际上的过分自信和国内的威权主义倾向。不过，随着中国寻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因此需要独立于既得利益集团并对其施加更多的控制。薄熙来的垮台和广东的政治运动似乎已经导致高层突然的政治转身。目前，中国或者回归民族主义和群众运动政治，或者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以限制权力集中和高层的利益共谋。新近采取的制衡措施和推动可持续增长迅速降低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改革派也将支持地区整合、多边体系和规则，反对盲目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

今年，两起政治事件震动了中国。在广东乌坎，村民们试图重新主张其投票权并罢黜了腐败的村委会成员，村民们的抗议历时数月最终修成正果。在重庆，爆发了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总领馆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罢免事件。这两起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其结果之一是，亲改革的自由派观点重现官方媒体。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领域的关键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解除资本控制和加速自由化改革--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两大问题通常明显意味着同过去政治的决裂。有人批评中国的渐进改革路径--即"摸着石头过河"--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有人则呼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即"过河"--以避免落入所谓的"转型陷阱"。

但中国改革的尝试可能事与愿违，并导致保守派们下定决心。中国的一党制逐步建立了各种法律程序，但在过去的十年里该体制阻止了绝大多数政治变革。中国的国际伙伴们和中国人自己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即政治领袖们害怕变革--他们宁愿推迟任何有望通向未来的一切有风险的变革，并对中国的新官僚资本主义一忍再忍。

中国的成功陷阱

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过去的33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成功似乎表明，中国及其一党制已经找到了稳定的增长路径。一开始只是试验性的进程到头来变成了转型，近年来又被吹捧成一种新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对于部分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可能确实代表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可控的开放，这一中国经验已经使陈旧的托克维尔预言--即政府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最危险--落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政治的两种趋势日益明显。第一种趋势是，围绕"核心"的正式共识或团结变得越来越有限。第二种趋势是，那些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试验性的方式，即常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办法已经固化为一种既为中国亦为其他国家顶礼膜拜的模式。

第一种趋势体现在胡锦涛奉行的"和谐"理念中。"和谐"思想源自儒家规范，但被中国网民所奚落，因为它变成了阻止争论的同义词。尽管如此，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了，律师、法律援助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活动范围也大幅扩展。最重要的是，一党制政府已经尝试建立一种"没有平衡的制约"（checks without balances）。第二种趋势无疑源自成功的自我陶醉效应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控制，由此禁不住吹嘘一种"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两种趋势出现了交汇。经济的成功使高层有可能突然产生一种"终结历史"的强烈愿望，即创造一种能够自我平衡、自我再造以实现永久控制的政党制度。中国的党国体制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连续性的偏向，但其经济成功是在经济追赶阶段实现的，并获得了国际体制内所容许的特殊条件。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已经导致了政治上陷入停滞--这可以被描绘为中国的"成功陷阱"。

民族主义和保守派提出的挑战

这种巨大的经济成功正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在过去的两年里，对此前的主流共识，或"主流思想"的挑战日益增加。不过和许多西方人观点相反的是，这些挑战与其说是来自自由派或改革派，不如说来自强硬派。有些人已经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中国的崛起并由此消除了过去加诸中国的种种限制和屈辱，中国也应该在外交上更加强硬。改革派支持增进国际合作和奉行国际价值，而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则要求收复失去的领土并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的地位。有些人公开批评改革加重了不公平并主张恢复中央集权政策，而对改革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意识形态上给予了更广泛的攻击。

自由派的反攻

不过，中国政治既不始于经济、也不终于经济。国际观察家对温家宝总理不断支持政治自由化，或者反击保守派的行动置若罔闻可能是错误的。目前，温家宝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重新关注重大的经济和金融改革的道路，而不是启动又一个刺激方案。通过限制新的信贷和投资并做空美元，中国在两个主要领域中执行了新政策。首先，中国必须再次鼓励市场改革，并寻求各种措施对过去十年内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予以更公平的征税--这一则可以刺激国内消费，二则为增加社会支出提供资金。其次，中国必须制定新的外国投资和借贷战略，以补充并在某些时候取代中国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在第一个领域，新政策意味着中国必须进行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增长的推动者不能再只是一小撮准垄断寡头，或者依赖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企业。对金融改革来说，以上要求尤其真切；在金融改革进程中，反对改革的主要理由一直是：中国的金融业--银行、证券公司和经纪商们--如果不能保证获得一定资源，决不可能抵挡外国同行们的竞争。加速对外投资--所谓的"走出去"战略--和中央银行、财政部金融压制政策的转变将减少中国如饥似渴的金融部门能够得到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即存贷利差将胡降低。

在2012年的头几个月，中国的确着手进行了上述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份新报告。该报告与地缘政治家和国家既得利益的逻辑相悖，呼吁解除资本管制，并以货币自由兑换为目标。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再次使中国对其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革更为迫切。由于中国的增长主要由出口推动并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的超强吸收能力，目前中国高增长前景已经暗淡下来。而中国预计美国公共债务的形势也一直非常严峻。与此同时，中国对欧洲2011年形势的估计也是极为暗淡的，但自从2011年12月的欧盟峰会订立"财政公约"以来，则乐观了许多。

改革新议程

显然，乌坎抗议和重庆"戏剧"有助于向改革潮流再起，而互联网无疑也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5.5亿互联网用户和3.5亿社交网站用户已经在近来的诸多事件中显示了他们的影响力：从受三聚氰胺污染的牛奶丑闻到四川地震，从温州动车事故到重庆危机，以及其他使人们产生兴趣的故事。网民们的影响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转变为一个运动，更不用说一个可能与中共进行竞争的组织：中共对这一点十分明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政权仍对社交网站施以的严密监管，时而允许大众发表意见，时而又予以压制，就像野火一样。不过，自1989年以来，改革派有可能第一次在党内变得活跃起来。

改革派的主要资本--也是其祸之源--是他们在中共党内规则范围内表达批评和不满--就像他们在1986年到1989年间所做的那样。我们决不应该忘记，中国改革派是和平的，而与此相反，中国的保守派和新毛派分子们则已经表现出了暴力倾向。

为什么中国对我们很重要？

犬儒主义常常充斥着中国。由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无孔不入的宣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使得高层内部的分歧显得无关紧要。而且，高层中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改革派--列宁主义，1989年的阴影，以及领导层中无休止的讨价还价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与此同时，改革遭到了组织良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既有国有垄断企业和高层家族集团，又有将土地变成金子的地方官僚集团。

然而，改革并不仅仅依赖理想主义。中国的成功已经产生了双重期望危机。在国内，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主张权利并要求更多的社会保护，其话语之嘹亮显然要终结西方的神话，即认为中国文化契合威权主义。在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已经取代了让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机构的举动。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国际影响要求其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规则。对上述新要求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选择的道路。

在其中一个方向上，我们发现，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寻租的垄断者中间。他们痴迷于低工资高补贴的出口经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立足点并不是西化这类方案，而是中国自己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其标志就是重庆。

改革派则鼓励中国向另一个方向前进。改革派代表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阶层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也是受工人希望分到更大蛋糕的驱动。改革派倾向于对资源和环境成本定价，希望为国民建立社会安全网，希望重新配置剩余资本，以实现国际投资多元化。改革派试图通过地方选举、节能的城市化路径和公民社会的兴起改造中国。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是广东。这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地，而且于1979年建立了第一批经济特区，政治上通常也支持自由主义。

中国的政治转向如果确能发生，对亚洲，对西方，特别是对欧洲人都有意义。自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以来，中国和美国当局彼此着迷。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着迷也导致了战略竞争。不过，这种竞争通常有利于中国领导层的强硬派。

改革派在高层中的重新崛起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开放、法律制度化和政治改革。中国改革者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为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为抵抗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思潮的压力，或者抵御领导层内部的竞争者。欧洲和美国一样担心这些思潮可能带来的挑战。不过和美国相比，欧洲对中国转向开放的多边主义可能拥有更多的利益。迈向这种转变的第一步是，中国即将卸任的总理在北京发出的令人瞩目的呼吁及其采取的反对倒退到沙文主义和群众运动政治的立场。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仔细观察，如有必要，应予鼓励。

作者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亚洲中心教授，兼任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院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顾问和欧盟（EU）顾问。　

原文"China at the crossroads: are the reformers winning the argument?"刊登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项目部网站：

http://www.ecfr.eu/content/entry/china_at_the_crossroads_are_the_reformers_winning_the_argument。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是第一个泛欧洲智库。该机构成立于2007年，目标是研究并推动整个欧洲一致、有效、基于价值的欧洲外交政策并推动欧洲外交政策的辩论，其资金来自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西班牙国际关系和对外对话基金会（FRIDE)，以及意大利联合信贷集团（Italian Unicredit Group）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