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改革者，无论有什么样的伟大目标，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可推却的原则，无论当下有什么样的不得不去做的实际事情，认清这种过日子的心态，知道无论在什么生活条件下和社会大环境中，中国普通人都要过日子、过好日子、过小康日子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今年差不多是新世纪以来，全国上下集中谈改革最为热闹的一年，这大约是有不少恰好的由头促使的缘故。比如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年，又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还有就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等等。在这些大纪念和大事件面前，不谈中国的改革，真可能是不过瘾的，对那些精英之极、喜欢为中国的未来指明道路的人士来讲，恐怕尤其如此。

虽然如此热闹，虽然都意识到了必须改革和形成改革共识的艰难，说实话，能搞清楚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何谓改革的人，未必像顺口就谈改革的人那么多。一谈改革就是政治体制、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开这样的口头支票，未必能取得必须改革的共识，更遑论如何改革、改革如何进行下去了。

必须改革。在好多热闹之中，貌似持论中允的人会说：这已是结论，而如何改革涉及实际的操作，需要面对复杂环境；理论是容易的，实务却要有可操作的方案，要面对利益纠结。这难道还需要怀疑吗？总之，喊改革易，如何改革难，这大概是没有改革共识的情况下唯一容易形成的共识了！

前者——必须继续改革的共识，常常让很多分析者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认为，那时的改革共识，不说是万众齐心，倒也容易有共鸣。比之现在局面错综复杂、既得利益集团似已成改革最大阻力的情形，我们似乎十分缺乏那时的改革气氛。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现在进一步改革的难度，要比八十年代大吗？八十年代真的就在记忆之中，在二三十年间变成了我们美好的过去？未必尽然。

八十年代取得改革共识未必比现在轻松。八十年代的整个十年，改革者和不改革者的激烈斗争，纠缠往复。我是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和参加工作的，我周围的人中，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知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少之又少。那时学生遇到不平，不会在网上发泄，也少有人想到程序正义（客观因素是当时也没有相关法律），但他们有可能会上街。那时距“文革”不远，巴黎公社般的广场革命依然激动人心，高唱《国际歌》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八十年代形成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如今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必然——那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李泽厚九十年代有句名言，算是从学术上比较中性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况，叫“告别革命”，但这句名言至今没有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完全展开。因为“告别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全面，也未必准确，没有说清楚我们到底是告别革命的方式，还是告别革命的目标？抑或革命的方式和目标都不要了？而后者（革命的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我们至今还可能故意回避和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革命都号称追求人类的幸福，追求公平正义，这样的目标想完全否定，恐怕不是比较难的问题，而是谁都不敢直接说、直接做的。但以激进手段达到这些目标，目前不赞同的人也许会占绝大多数。

因此，用改革来作为我们保持发展的正当性前提（这是深思熟虑还是妙手偶得的结果，现在还不太好说，因为还有一个词“改良”，似乎也可以用；也可能因为是历史上革命者和改良者总是分别代表进步与退步的形象，选择改革一词，就可以回避这种历史的尴尬和冲突，也未可知），但这个改革是沿着革命的目标换了方式，还是说改革就和以往革命完全不同，是中国乃至人类发展的模式和目标呢？迄今我们和全球人民都没有足够的、完全明晰的答案。

要是从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如今很少在实践之中强调革命。这起自1978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改革一词几乎完全代替了革命；从革命到改革，一字之差所包含的重大变化，应该严肃地讨论。这是中国向现代化求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不过也可以说得轻松一些，因为这虽然是由大时代和大思考中得来的思想以及实践的转变，却更是生活语境中的细节发生了微妙变化。

这个变化意味着自辛亥革命时起（孙中山将人群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的中国社会主流结构转型的风格和方式，在改革后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这个改变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从革命先驱带动和紧跟革命先驱，变成了大家可以坐下来平等商量；从对传统乃至各类思潮的激烈批判，变成了我们似乎也可以相互包容、相互妥协。假如早期我们一直崇拜的革命更倾向于批判的话，我想现在的改革更多的是在选择之中妥协，尽管妥协在感情上常常是灰色一片、不那么令人激动的，也不大能够成就大英雄。

三十年中国改革史的伟大，号称前无古人，它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段伟大历史的意义可能不在于，当我们继续改革时，在今年或者可见的三五年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极具革命性的变化；三十年中国改革的伟大，在于它的进展始终是在妥协中形成连续性，而且是在充满限制的条件下呈现出这种连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结果永远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并形成统一思想的改革共识。

还是说轻松些：改革这一词赋予我们的意义，与其说它是未来的目标，不如说它就是我们的当下；与其说有什么高明的结论，不如说它是始终提供大家吵架的机会，像是一种辛勤过日子的你埋我怨。

谈改革者，无论有什么样的伟大目标，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可推却的原则，无论当下有什么样的不得不去做的实际事情，认清这种过日子的心态，知道无论在什么生活条件下和社会大环境中，中国普通人都要过日子、过好日子、过小康日子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三十年改革至今硕果累累，这份在“文革”之后清晰认识到的有点小农情怀的常识，如今弥足珍贵。在我的心目之中，它超越改革方向是左还是右、是普世还是别的什么的高调。

而过这种小日子也需要大勇气的。改革之初安徽小岗村的血手印即是证明。这种证明的生命力之强大坚韧，即使不能成为改革的唯一共识，也将会是我们必须改革下去的主要动力。对此怀疑的人很难成为改革者。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