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新中国的建立，从贫困的农家子弟历炼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地方及部门领导人，曾山与陈正人这两位生长在红土地江西的革命家，抱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几十年的拼搏奋斗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彼此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年4月，是他们两人逝世4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投身革命

曾山与陈正人，一个穷苦学徒，一个贫困学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用一生的实践去执著追求。

1899年12月12日，曾山出生于赣江岸边的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说来也巧，8年后的同月同日，陈正人出生于赣江支流遂川县泉江上游的盆珠乡大屋村，原名陈林，乳名辛古。

曾、陈两家相隔100多公里。曾父和陈父都是清末秀才，两人都以教书为生，在本乡本土较有威望。起初，两家的境况还不错，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都能上学。曾山小时候跟随父亲念书，陈正人7岁时进入私塾。但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曾、陈两家的家境随着国势的衰微而逐渐破落。

曾山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书后便辍学，帮助家里种田干杂活，聊以维持生计。1915年，村里连遭水灾，为了生活，曾山听从父命，到赣州一丝线作坊当学徒，一干就是5年。老板对忠厚、勤恳的曾山十分满意，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没有让曾山学到全部的手艺。

1921年，曾山毅然离开赣州回到吉安老家，借了33块钱开店做小买卖。为了防止地痞流氓和军阀恶棍寻衅滋事，曾山一面经营小店，一面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好筋骨。但是，在那个土劣横行的年代，当地的豪绅还是买通官府，将曾山苦苦经营两年的小店整垮。经历了生活的一个个波折，成年的曾山又一次陷入困顿和迷惘。

陈家也很不幸。陈正人8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庭生活内外交困。无奈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希望陈正人去学门手艺，做做生意，以减轻家庭负担。但陈正人一心向学，而且很快不满足于私塾学习，渴望到开明的新式小学学习。对此，母亲没答应。于是，他就以逃跑的方式反抗。最后，母亲只好借钱让他入了小学。

1924年，陈正人小学毕业后，背着家里借路费带病往吉安应考，被省立第六中学录取，然后又从朋友那里凑借了20元钱进了学校。因缴完学膳费后身无分文，整个学期陈正人未敢出校门。秋冬季节，衣单被薄，瘦弱的身躯不堪寒冬的侵袭，身体从此落下了肺病病根。

1925年，陈正人遇到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曾延生，即曾山的胞兄。曾延生曾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受党指派，以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的身份回到江西，被吉安学联委任为“驻会沪案干事部”特别干事。在他的领导下，吉安很快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陈正人在运动中结识了曾延生，并得到曾的极大帮助。经曾延生和郭佐唐两人介绍，陈正人秘密加入共青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将原名陈林改为陈振铃。

7月间，曾延生回到家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召集2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此时，迷惘中的曾山为哥哥火热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毅然加入觉群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经过斗争考验，由曾迎祥介绍，曾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迅速成长

曾山、陈正人分途走上革命道路后，迅速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斗争地方领导人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定追随者和探索者。

1926年春，陈正人调中共江西省地委秘书处工作。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江西省党组织决定陈正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身份回遂川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同年冬，他秘密建立了中共遂川县第一个党组织——遂川特支，担任书记，领导遂川工农及各界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斗争，点燃了家乡革命的火焰。

刚入党的曾山也在家乡吉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建了区委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1927年1月，曾山被选为新成立的县农协执行委员。

7月底，江西省委决定陈正人回吉安开展武装暴动，以配合南昌起义。经吉安党组织介绍，陈正人又赴万安任职。11月，与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后，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将身在万安的陈正人调来遂川。中共遂川县委成立后，陈正人任县委书记。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执笔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纲——《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自此，陈正人跟随毛泽东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副书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斗争中，他按谐音将名字由陈振玲改为陈正人。

1927年10月，曾山被迫离开吉安，前往广东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年底，曾山因广州起义失败又回到吉安。在县委领导下，他在芳井建立秘密党小组。1928年初，先后担任泰和边区和官田永福区委书记。4月始，赣西特委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系。5月，为配合井冈山的斗争，曾山遵照吉安县委指示，领导官田暴动，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6月，曾山被赣西特委派往吉水组建县委，并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进军赣南后，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等和红五军彭德怀部、红四军王佐部留守井冈山。下旬，井冈山失守，红五军杀出重围，特委和地方武装被打散。陈正人夫妇在组织群众撤离后错过时机，未能突围，只好折回井冈山，转入深山老林。在荆竹山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正人找回一些被打散的战士，重建起一支游击队，苦苦坚持斗争40多天，直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得知消息，才将他们接应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特委恢复工作，继续领导边界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蒋桂战争期间，陈正人与何长工、王佐等率领红三十二团和边界地方武装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和后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月，曾山离开吉水，奉调赣西特委工作。中旬，红四军在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赣西特委书记李文林在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工作时，对曾山作了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等听后很满意，希望曾山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3月初，曾山随军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吉安周围各县因受朱毛红军的影响和推动，革命形势高涨，曾山很快回到赣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特委书记冯任建议，改名曾如柏为曾山。11月，领导建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担任主席。

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曾山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了统一指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根根地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曾山是五个常委之一。3月，随红四军行动，下旬当选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

并肩战斗

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山和陈正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开始了40余年的生死交往。

1930年5月，陈正人由安福县委书记调任赣西南特委北路行委书记，管辖吉水、峡江、安福、分宜、新余、袁州6个县委和吉安县之儒行、坊廓、延福区委以及萍乡党组织，积极为红军攻打吉安努力工作。曾、陈二人的名字第一次在党的同一个领导机构中会合。

6月，从第六次攻打吉安起, 曾山担任总指挥。不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书记。10月4日，率10万余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总攻并占领吉安城，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日，根据中央指示，赣西南党团组织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不久代理书记）,曾山任常委。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中山广场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红一方面军和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的领导人共5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正人是执委之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力推进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月25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曾山、陈正人在参加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后继续参加这次会议。为打破日益逼近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可当时部分红军和地方干部坚决反对。关键时刻，曾山、陈正人等先后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使会议于30日作出“诱敌深入”重大决策，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曾山领导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进行了筹措给养、设立兵站、坚壁清野、维护交通、组织支前等一系列精心准备。作为省行委宣传部长并代理书记的陈正人要召开各种会议、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群众宣讲形势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以瓦解敌军斗志，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当时，曾有人诬告曾山是AB团，陈正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冒死相救，才使曾山幸免于难。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15日，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于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山为委员。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江西省行委及其下属各组织，于1月17日成立了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陈正人兼任宣传部长。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曾山、陈正人均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同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上旬，苏区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成立，李富春任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曾山任常委。在李富春到任前，由陈正人代理书记。

1932年5月1日至15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曾山当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陈正人当选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此后，两人的名字不仅经常在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各种训令中同时出现，而且实际工作中也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曾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我是省苏主席，陈正人同志是党团书记。在党内，我们大家是在陈正人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思想敏锐，能力强。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工作大有起色。” 这虽是曾山的过谦之词，但却足见当时他们工作的协调、融洽。

满门忠烈

曾山、陈正人积极参加并领导革命活动，激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他们多次被作为“匪首”遭到通缉，他们的亲属也历经磨难，其中一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曾山的父亲曾昭藻，在1929年就担任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江西早期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竞英在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夫妻二人坚贞不屈，4月同时被杀害于赣州城郊。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入党，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敌人杀害于九江沙河。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路过曾山家乡时，曾亲自慰问过曾山的母亲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至1962年初，曾山回乡探亲时，曾挥毫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是对他自己的家庭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具体概括。

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由于儿子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而遭到敌人的追捕。她本是遂川县城人，19岁时嫁给大屋村前清秀才陈治安为妻。她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28年2月，敌人抓住陈正人的母亲后，威逼她劝儿子投降，张龙秀坚贞不屈。这个虽然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的老人怒斥敌人，并预言革命终有胜利的一天。敌人残忍地割去她的双乳，又用梭镖在她身上刺了28个洞，最后才射出罪恶的子弹。国民党匪徒残酷杀害母亲的暴行传到陈正人耳中时，他十分悲痛，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全国解放后，张龙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1年春，遂川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女英烈，在大屋村修建了张龙秀烈士墓。墓碑上刻有陈正人题写的“碧血千秋怀母德，青山万古蔼慈云”的挽词。在烈士墓右边的三角形纪念碑上刻有当时的遂川县县委书记陈元法、县长吴克汝题写的挽词：“悼念母亲，为革命儿子死于敌人刀枪下的母亲，永远光荣。”

严峻考验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一个由苦难到辉煌的历程。曾山和陈正人在党的曲折历史中，为了坚持真理，都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在江西开展的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实际都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而来的。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曾山、陈正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都被划为“毛派分子”。先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正人就曾被扣以“包办特委”、“副书记专政”之名，留党察看一个月。在这场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中，身患重病的陈正人又被归入“邓、毛、谢、古”的同伙，勒令写检查、发声明。陈正人断然拒绝写任何东西。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报公开点名对陈正人进行攻击。“左”倾错误领导人指责曾山在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没有指出“苏维埃系统中没有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原因”，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逼迫曾山反对毛泽东。曾山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在发展中央苏区、壮大红军队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曾山被委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的斗争环境更加严峻。为加强江西苏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分局将6个连（实际只有300多人）拨给曾山。至11月23日，江西苏区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均被敌占领。接着，敌人又设置四道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将留守红军团团围住，并设立“绥靖区”，组织分块“清剿”。曾山等率部与“进剿”之敌周旋，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

长征前夕，病中的陈正人到中央要求随主力红军行动，未被允许。鉴于敌军进攻的严峻形势，腿部负伤、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劝导病中的陈正人转移到白区治病。1935年2月间，陈毅先后两次安排部队护送陈正人转移。4月，陈正人被护送到广东兴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后又抱病赶到广州，在这里才发现彭儒已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彭瑛的家里。夫妻汇合之后，他们又辗转至湖南宜章县奇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

1935年1月，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突破封锁线，到达东固地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敌人发现了曾山在东固的行踪，遂调重兵包围。曾山率红二、四团转往兴国崇贤，与红十三团相遇，部队因此集中了2000 多人，敌人为之震惊，不断增兵加紧包围。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省委决定分路突围。曾山与胡海分手时，拿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分为两半，曾山留“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留“奋斗”两字的另半面，相互约定待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缝合起来。不料，胡海在突围途中遭强敌袭击，被俘牺牲。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4月中旬到达乐安，月底转移到新干。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部队最终被打散。敌人四处张贴“捉拿曾山，赏洋八万元”的布告。 5月，曾山只身突围，从吉水乘船到南昌，月底辗转到达上海。9月，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西安事变后，陈正人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心驰神往。1937年5月，他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毅然离开湖南宜章，经广州、上海、南京，辗转到达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寄了路费给彭儒，使她到达西安。6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毛泽东为他俩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欣慰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曾山、陈正人在中央苏区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撤销。曾山在会场上亲自听见，远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也收到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的专电。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了党的肯定和历史的检验。

生死不渝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山、陈正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

1937年11月29日，曾山与王明、康生、陈云等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分别三年后，曾山与陈正人相聚在党的怀抱。

然而，相聚是短暂的。12月底，曾山等奉党中央之命，带领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南昌，投入新四军部队的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两位战友从此天各一方，各自为党的事业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相见。

1949 年3月，中央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时，研究了主政江西的人选。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曾山得知老战友将要南下回家乡主持工作时，特打电报请董必武转告陈正人：“我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份经济建设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谦逊的言辞表达着对战友的信任和对故土的思念。5月, 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2 年夏，曾山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吉安探亲。当他在南昌转车时，与久违的战友陈正人相见。返回南昌时，曾山原打算到庐山休息。但陈正人告知，陈毅来电报催他往莫干山相会。曾山只好取消计划，与陈正人匆匆告别，赶赴莫干山。然而，事有凑巧，曾山在当年10月赴北京，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陈正人也在当年11月赴北京，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后，曾山与陈正人虽不在同一个部门共事，但毕竟同在首都北京，同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工作，相互之间往来甚为频繁、密切。

然而，谁能料想，“文化大革命”时，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和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都受到残酷冲击。陈正人被指为“二月逆流急先锋”，曾山被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后被揪出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曾安排陈正人等 20多位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住进中南海，又嘱咐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护曾山的“四点指示”。这样，陈正人在中南海平稳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曾山也因此避免了身体的进一步伤害。

1969年初，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山当选为内务部的中共九大代表。在九大上，由于曾山对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其揭发批判陈毅一事进行了抵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最后，毛泽东出来说“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才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陈正人最后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连续遭到批斗和毒打，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严重损伤，却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日益加重。

1972年3月底，毛泽东要看陈正人等几位同志的“检查”，准备“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此时，陈正人病情已相当严重。4月5日，曾山夫妇来探望，叮嘱陈正人要多保重身体。可就在当天，陈正人写 “检查”直到深夜，因心肌梗塞未得到及时抢救，于6日凌晨逝世。曾山闻讯后，第一个赶到陈正人家里，帮助料理后事。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去世，曾山失声痛哭。他十分感念地对陈正人的儿子说：“你爸爸救过我的命啊！我们比兄弟还亲。”他当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后，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八机部军管会本打算草草处理后事，曾山十分气愤，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陈仍是部长，陈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且要登报，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八机部专案组又提出陈正人的所谓历史疑点问题。曾山责问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没查清？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但军代表坚持要复查，曾山当场同意派专人乘飞机去调查，并证实了陈正人的清白。

4月13日，陈正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余秋里主持，曾山致悼词。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从外地赶来参加。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公正评价。为此，他又和造反派争吵，经周恩来审阅后，坚持把这段话补充进去。此时的曾山已身心疲惫。

三天之后，也就是 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当夜去世。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和朱德等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十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猝死于心脏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真正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又岂止是病魔呢？为此，周恩来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才保住了生命。曾山、陈正人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他们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9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曾山、陈正人的英名已被历史擦拭得越来越亮，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越来越传为佳话。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

（沈谦芳、周慧芬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