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格局变动中的权力博弈,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历史经验证明,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目标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并阻碍社会的发展,而由先进的现代社会支撑的国家最有利于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国家 社会 权力 发展
在“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视角:一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着眼,考察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影响及其互动,这方面的讨论是当前的热点,讨论的中心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博弈及其各种可能的形式、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展开;二是从世界历史运动的较长时段着眼,考察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以发展的位差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区域的结构性变化。显然,这两种视角的研究在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对象时,会发生重合。因为中国当前及今后的发展既表现为社会现代化层次的提升及其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角色变化,同时也表现为国力的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既有国际政治格局的冲击。但是,这两种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尤其在把握“大国崛起”的含义时,两者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而形成对何谓“崛起”的不同理解。
国际政治理论背景下讨论大国崛起,国家的力量及其行为是各种理论流派共同的出发点。在这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崛起的大国,首先就在于这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冲击和挑战既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强大实力,并且具有进入国际权力中枢的实际利益诉求或谋求霸权的扩张性愿望,至于通过何种途径和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目标,则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重组过程中博弈双方的战略互动及实力较量。所谓大国兴衰的规律性和霸权转移的周期性,就是对上述意义的大国崛起以及同样意义的大国衰落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按照这种逻辑演绎的大国崛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因为构成“强大国家”的因素在动态的权力博弈条件下不可能长期稳定不变,权力的扩张达到一定的边际线,成本就会超过受益,于是,新一轮的权力交替就开始了。可见,以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为标志的“大国崛起”,很难避免两种客观历史环境的困扰:其一,由于新兴大国的权力增加而导致既有霸权国的权力亏损所引发的冲突,即所谓“安全困境”;其二,即使在双方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后避免了恶性冲突,崛起的大国要维持得到的权力也需要持续地强化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和加强控制的力量,从而导致霸权成本的不断上升,直至走向新的轮回。从历史的经验看,“安全困境”曾经是国际关系史上战争和冲突的主要原因,而权力意义上大国兴衰的周期律似乎还没有被突破的实证。所以,当我们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时,如果仅仅从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的权力地位着眼,那么很难从历史经验中看到成功的案例,相反,历史上那些因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的目标而使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由此拓展我们的思路,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大视角深化对大国崛起含义的认识。
世界历史的结构性特征缘起于工业生产方式驱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从西欧发端,经历了500年的扩展,在20世纪基本实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建构,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以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经济运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作为人类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功能。“世界体系”的本质表现为发展的层次性和结构的整合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是:体系内不同地区都朝着同一个中心点看齐,“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划分出若干发展程度不同的层次,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因此,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结构中的角色,能够判断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和强度。显然,处于世界经济体中心的国家是强势的,在世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是弱势的,不得不受制于中心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拥有辽阔的国土或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要它不具备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力,其国力在本质上仍然是弱小的。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世界经济结构的制约。所谓发展的成功,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实质性变化,即是否进入结构的中心,否则,即便在某一阶段某些领域取得高速增长,某些显示外在国力的指标令人瞩目,只要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达不到中心区域的高度,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处于受支配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因此,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的国家而言,其“落后”不仅在于比较先进国家的相对实力差距,更主要体现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滞后上,而改变落后状态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跨越社会转型的门槛,提升社会发展的层次,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的先进性是一个国家崛起于现代世界的本质性标志。
世界体系中的国家角色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国家角色既重合(就作为体系结构的单元而言)又不完全重合(就单元功能的发挥而言),国家的现代化与国力的强大既可能表现为同一个过程,也可能表现为不同步的过程,甚至会出现两种目标的内在紧张和冲突。
一般而言,作为现代化的驱动力,国家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的转型,市民社会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塑造国家,而不是国家塑造社会。所以,由前现代国家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最终实现了社会转型的目标,那么国家自身也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转型,即由国家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发展的目标背离了或遮蔽了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国家的目标就会异化,就会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性悖论,乃至形成“强大国家”(即国家机器的强大和国家疆土的扩张)与“落后社会”(即社会转型的难产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的不对称格局。因此,片面的国家主义目标会构成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使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难以完成。
历史上凡是大国都有追求中心国家地位和霸权的冲动,而国土资源和军事实力是显示国家外向性力量的最明晰的标志。所以,当人们探究大国兴衰和霸权更替的规律时,往往首先注意到构成国家实力的若干指标性因素,如:领土、军事力量和支撑军事力量的经济实力。比较深入的研究则会注意到,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转移与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转移并非同位现象,前者是经常性的“短时段”现象,而后者是相对稳定的“长时段”现象;前者同现代化进程没有必然的关系,后者是现代社会的世界性结构。这样,大国的兴衰就有了两重含义:一是通常所理解的霸权的兴衰,它取决于由军事力量和支撑军事力量的经济力量构成的国家实力的强盛或衰退,并表现为国家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中,有些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国也有可能利用其国土资源并通过集中国力建设起强大的外向性威慑力,从而取得国际事务的支配权。当然,这种类型的霸权即使建立起来也是暂时的现象而不可能持久,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惯性会驱使国家主义的目标不断强化,最后超出了社会的承载力而暴露出外强中干的落后本质。二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它取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层次以及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这种大国地位的本质是与“边缘国家”相对应的“中心国家”地位,而是否取得中心国家地位,国土的辽阔、军力的强大并非必要条件,关键是社会的先进和经济的发达,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综合指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心国家”其实是指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区域,其中既有通常所理解的大国,也包括社会发展先进的中小国家。这些凭借“先进性”而确立其中心地位的国家即使在国际政治的霸权角逐中失利或处于下风,也能继续保持其世界体系结构中的优势位置并对国际事务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当然,如果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竞争中出现“先进”与“落后”的位移,那么这就是第二种含义的大国兴衰。从根本上说,现代世界的支配力量来自“最先进的社会”,而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社会取向的现代化道路比国家取向的现代化道路更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更有利于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及道路选择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这方面,欧洲是一个范例。世界上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欧洲曾经历了长期的列国纷争、群雄争霸,直至走向世界大战,国际政治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即来自欧洲近现代史的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痛定思痛,选择了超越国家主义、走向欧洲联盟的发展道路。50年后,这条发展道路的成就已不言而喻,原本在霸权争斗中失利的国家现在凭借欧盟的整体实力和欧洲社会的先进性稳定地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欧洲也同样发挥着中心国家的作用。欧盟的经验说明,社会的发展不是必然地与“强大国家”概念等同,反之,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必须以先进的社会为支撑。人们曾经说,英国、法国衰落了,德国战败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但曾几何时,欧洲又崛起了,当然,它不是以恢复英、法、德昔日的霸权而崛起,而是以一个整体的先进社会(或国家群体)而发挥着对世界的影响力。显然,这种大国(或区域)崛起的范式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整合性的,因此它能够避免陷入国际政治逻辑中的“安全困境”,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俄罗斯是另一种范例。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归入“国家主义现代化”范畴,即国家驱动和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国家统治者意志的国家主义发展目标始终压抑着社会的发展,迟迟未能形成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因此,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就表现为由国家特性导致的两种结构性矛盾的复合和历史过程的循环。第一种结构性矛盾是内部性矛盾,即社会结构诸层面发展的不同步,专制统治与强国目标的同构使政治转型严重滞后,并导致市民社会的难产。第二种结构性矛盾是外部性矛盾,即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始终未能融入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结构的变迁中,俄罗斯和苏联一直作为反主流或反体系的力量与外部世界进行着斗争。外部性矛盾和内部性矛盾互为因果,复合交织,使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阻力重重,发展进程几度反复和循环,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两次重大转折就是这种循环式历史特征的最典型表现。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俄罗斯和苏联在追求“强大国家”的目标上曾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也曾几度进入霸权国家的行列。然而,在与西方先进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上,俄罗斯和苏联却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领土最为辽阔、国力堪称强盛的大国,其中心国家的地位似乎是自然天成;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内部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落后又使它难以成为主导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尤其是在争霸战争失利而暴露其内在的落后本质时,这种矛盾更为凸现。18—20世纪的几次社会改革都是因对外战争失败或霸权竞争受挫导致国家地位下降而激发,每次改革虽然都多少推动了社会层面的进步,但始终没有完成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顽强地阻碍着市民社会的生长。由此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怪圈:外部竞争失利———国家地位下降———改革兴起———国家实力恢复或上升———改革中止———与外部的竞争再起……。俄罗斯的历史积淀赋予国家太沉重的使命,也造就了极其深厚的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民族意识,每一次历史性转折所迈出的社会前进的步子都因内在动力不足而被历史的惯性拖离本来可能达到的目标,最终又回归于国家主义的道路。至今,俄罗斯还没有卸下传统大国的包袱,它能否在今后的发展中走出一条新的崛起之路,还有待观察,现在下结论尚为时过早。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俄罗斯将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总之,历史经验所提供的范例和理论研究的不同视角都要求我们对大国崛起的两重含义进行必要的辨析和把握,只有通过全面地理解大国崛起问题上各种可能的目标取向和路径,才能突破单一的理论思维,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高屋建瓴地选择最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源：《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