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冲破思想
“如果十几亿人的国家都不敢想、不敢试、不敢做，怕犯错误，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所以，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做对什么才有今天的局面”?不是说中国今天所有事情都做对了，很多事情还是可批评的地方。
在中国生活，总觉得改革进度不够，但又的确做对点什么，这就要从改革的出发点来讨论，即中国原来什么样子。七十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虽然有很多自身创造，但整个体制模式是苏联样式的，权力高度集中，信息成本巨大，准确下达命令非常难。
比如，新华社记者内参反映街上很多人披头散发，有损形象，调查发现是发卡供应不足，最后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主持会议调集钢材，生产发卡。现在想来，难以置信。不久，报告又呈递上来，有了原材料，但制作发卡的设备不够，需开会筹集设备。如果国民经济目标有限，只是为数不多的产品，为追赶经济，作为落后国家保卫国防、发展军工、两弹一星，这一模式是非常有效的，麻烦就在于面对无数的消费品，弹性不够。并且形成一种体制，就会有思想和方法的框框，以苏联为准或以本本为准等等，要向前走，难度会很大，这也就引出到底做对了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不是做出任何具体决定，而是冲破思想(牢笼)。共产党人闹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是为什么?发展生产力。怎么发展生产力?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很伟大，但他们的著作不是圣旨，因为他们没有实践过，也没有处理过发卡之类的问题，只有走进去才有实践、问题，也才会有新的经验。如果十几亿人的国家都不敢想、不敢试、不敢做，怕犯错误，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改革就是给实践中产生的办法以法律地位
“解决中国问题的很多措施，在实践中是有的。中国之大，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办法，关键是实践中产生的办法，政治上承认不承认，给不给法律地位……改革就是给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法律地位，使其与几十年来的主导体制融洽”
社会主义公有制覆盖所有领域，比较硬，没有弹性，如何增加弹性?在农村问题上，早些年提出过奇奇怪怪的各种主张，一种主张就是“土地回老家”，当年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回老家”也就是说回到原先那种占有状态，可问题是土改结束，搞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后，农村增加几亿人，这几亿人怎么办?把土地退回到1951年的状态，那三亿人没有土地，这是开玩笑。
最后发现老百姓很厉害，基层很厉害，逼来逼去会逼出一些办法。据我调查，最早的改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已经萌芽，当时浙江温州有些地方提出责任制，把土地集中到一起，但每个人要有责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甚至土地可以清清楚楚承包给个体经营，有一个类似合约的东西。
1961年大饥荒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调整农村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恢复自留地。在灾荒很严重的安徽，不仅增加一部分自留土地，很多田地都承包给农户，包产到户最早就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
事实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很多措施，在实践中是有的。体制出问题，真正难受的是实践中的人，总要想办法，中国之大，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办法，关键是实践中产生的办法，政治上承认不承认，给不给法律地位。这是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做对什么，不是一批精英想出一套更好的治理办法，而是眼界向下，看第一线做的事情有没有合理成份，然后中央承认其合法性，令其融进体制。改革就是给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法律地位，使其与几十年来的主导体制融洽。
邓小平当时有一个发明很重要，哪省不同意包产到户可以不搞，中央不强制，看其他省份的效果，看国家、集体、农民是否都受益，一年看不清楚就多看几年，后来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全国基本实现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第一次写进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15年不变;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30年不变;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其中写到“长久不变”，温家宝当时回答记者提问，说长久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句话如果是在三十年前讲，不可能被接受，因为没有实践基础。
在法律上，土地还是属于集体，但已经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土地如何管理，农民自己决定，比如种什么、到哪里去卖、土地转包给谁等等。改革开放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些分散的积极性和努力虽然力量小，但尝试的方向无穷无尽，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做对的事情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发展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就要让人分头去试，如果没有这股劲，再辛苦做出的成就也是有限的。
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局面
“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当时不冲出这一步，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的局面，不可能这么有活力，也不能想象会出现马云一样的人物”
经济发展，搞商业办企业，需要扩大雇工，雇工超过八名，就会出现麻烦。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都认为雇工超过八名就是资本主义。以前划分阶级成分的根据，就是统计解放前三年平均雇多少人。划定阶级成分是系统性的社会歧视，成分高，在当时很不容易出头，得不到平等机会。
那一时期，民间各个领域冒出一些人，他们有胆量，看着市场出现机会，敢去做。最早就是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九，他文化程度很低，但是敢冒险，占领市场，扩大规模，雇工超过八人，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年广九的事情最后一直报到邓小平，邓小平批语：先不要动他。过去体制是非常刚性的，只要认为不是社会主义的，就要用国家机器和专政手段灭掉。邓小平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但不要急急忙忙像过去一样搞运动，打棍子。看了几年，他带动了就业，工人收入提高了，国家增加了税收。当然，这一过程也会出现新的情况，年广久文化很低，脾气坏，着急之后会脚踢工人。
现在民营经济就业人数占70%，税收占大约40%，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当时不冲出这一步，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的局面，不可能这么有活力地发展，也不能想象会出现马云一样的人物。游戏规则变了，市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去抓，而在当时是不可以的，这一步要是不出来，哪儿会有今天?
当然其中的问题无数，需要慢慢改善，不能走“大掉头”的解决办法。企业发展要竞争，就会把工资、福利抬上来，这就是市场规律，再加上法律、舆论、道德引导，问题会处理的好一点。
靠命令不能解决价格问题
“一个国家再落后，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原来是穷，但体制改过来以后，打开国门竞争，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
农民通过联产承包，经营决策相对自由，很多经营者追逐利润和市场份额，与之相关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价格机制，也就是不再以为靠命令能解决价格问题，不再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信息成本这么高，不可能把决策集中起来统一计划。
把基层农民、企业家和组织激活，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之初，没有资本就引进外资，1978年中央派谷牧带团考察西欧，带回来的消息：第一，技术上差距非常大;第二，欧洲有很多剩余资本，然后就加快利用他们的资本、借钱买技术，加快自身发展。当初谁能想到中国会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都是比出来的，也就是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再落后，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原来是穷，但体制改过来以后，打开国门竞争，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年薪多少?而李书福的工人年薪又多少?
企业追逐利益，就会驱动他去学习，去掌握信息。中国人现在对全世界的产业、品种、款式都很灵敏，分头去“抓”，因为原来起点很低。现在美国人很生气，觉得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其实美国快速发展起来的时候也一样，英国公司天天说美国人。福特汽车快速发展的时候，你看有多少英国公司起诉它。中国现在正好处于这一状态，工资低，学得快，尤其是仿造很快，产品当然有竞争力。中国货源源不断出口，现在成为一个景观。
我早晨刚才从印度回来，印度就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制造业，他们的服务业好一些。印度首都周围的农村，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相比，可能还要差一点，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村里都是年轻人，进到村中，很多小伙子围上来与你聊天，而现在中国的农村中几乎没有小伙子，全都出去工作。印度是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晚中国十年，一个国家到底走哪几步棋，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国家政权不上路，产权很难上路
“邓小平讲单有经济体制改革不行，一定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走了一半，停下来，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
科学的基础就是经验主义，要从经验出发。一切从理想出发，把理想变成概念、教条，然后用来约束行为，行得通也要行、行不通也要行，路只会越走越窄，所以要回到经验主义的基础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发展社会主义，也一定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渐进的，问题严重先解决，包产到户后就业问题出现，于是开始搞个体户，一步一步走过来，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但仗还没有打完，有些关键领域政企高度合一的现象仍然存在，做错事情，政府就要出面救，市场化改革到这一步，挑战就出现了。政企分开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原有政企合一就是国家政权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一起，比如人民公社，国家政权硬绑，与经济决策权捆绑，改革开放后逐渐分散，但在很多领域还看得到政企合一的影子。政权和经济权结合，使责任不清，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受到影响，链条中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危害金融稳定。权力这么深地卷入到市场，腐败难以解决，腐败超过一定的量，就不是个人好坏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是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邓小平讲单有经济体制改革不行，一定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市场改革很对，没有市场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还要补一句话，也没有今天中国这么多问题。走了一半，停下来，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
如何解决?我的看法还是从过去30年吸取经验，在观察中寻找，不靠想象出来的主意。一个前提是要有思想观念的放开，不能说什么事情一定不能碰，自己划很多线。世界上监督权力的做法我们可以参照，与中国实际运行结合到一起。我曾在杨小凯的悼念活动上说，国家政权不上路，产权很难上路;权力歪，你不跟着歪就不行;它愿意受贿，你就要去行贿。
问题要面对，不需要太多激扬的批评，我的立场是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千万不要解决不了问题却编出很多理由。现在很多知识，就是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种种理论说明为什么这一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这代人无能，但凡可能，要向解决问题的方向积累知识。每个时代有很多问题，不一定都能解决，这个时代解决不了，留给下一代，但要向能解决的方向探索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