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个新命题。要破解这一命题，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本文提出，从理念上看，要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从管理体制上看，要将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以形成更好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从机制上看，要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创新政绩考核机制、民生资源整合机制和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

关键词：无感增长；有感发展；新型现代性；社会管理科学化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并存的独特发展阶段。要保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塑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并创新社会管理和民生事业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发展”，避免“无感增长”。

一、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从“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有力。但是，如何普通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增长带来的实惠，则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新命题。

（一）国富民强：中国社会转型的经典命题

国富民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追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经典表述。近代以来，我国由盛而衰，泱泱大国陷入了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空前危机之中。惨重的历史教训，使得“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被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这一背景下，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并找回民族的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之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始终是将“国富”放在第一位的，而“民强”被作为“国富”的必然结果。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富”与“民强”是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目标。一般来说，“国富”是“民强”的前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是谈不上普遍意义上的“民强”的。这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始终将“国富”放在首位的原因所在。“民强”也是“国富”的支撑条件，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普遍富起来了，这个国家也就真正强大了；反之，一个国家强大了，但其大多数老百姓却没有真正富起来、或者说大多数没有享受到与国家的财力水平相匹配的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国家的“富”和“强”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富民强”的科学理解应该是：国富则民富，国强则民强；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

（二）“国富民弱”与“无感增长”：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中国奇迹”[2]。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更猛，在短短的几年中，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强国；而到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 1.33万亿美元，日本同期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这些指标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

（三）发展的幻象：“无感增长”及其后果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

首先，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信任感。而一旦认同感、信任感削弱了，无论政府做什么、说什么，都难以被社会成员从“同情式理解”的角度去赞赏、去宽容，而往往会毫无理由的成为被质疑、被挑剔，甚至被讥讽的对象。即使是对某一群体有利的政策，也容易被该群体从负面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造成政府动辄得咎，非常被动。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会出问题。

其次，它会造成社会成员普遍的弱势化。长期的“无感增长”，使社会成员感觉到对自己、对社会都丧失信心，感觉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自己的现状。近几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些在人们看来属于社会精英的强势群体也纷纷感叹自己正在陷入“弱势化”，“弱势心态”开始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蔓延[3]。这实际上就是“无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哀莫大于心死！”一旦这种弱势心态演变成为绝望情绪，种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人肉炸弹”就会出现。

再次，从长远来看，“无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即着重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通过压低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商品成本，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本文第一作者曾将这一发展阶段概括为初级发展阶段[4]。这一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大都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而扩大内需，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受到了限制。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必须从扩大内需入手；而要扩大内需，必须首先保证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并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社会成员“无感”的增长，只不过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发展的幻象”[5]，看似发展得很快，实际上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对发展的异化，用马凯同志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发展的增长”[6]。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

二、重建生活世界：以人为本与民生为重

要走出“无感增长”困境，首先必须突破旧的发展理念，重新确立生活世界的首要地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民生为重。

（一）发展主义、现代性与生活世界

“无感增长”是近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意识形态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7]在发展主义看来，经济的增长高于一切，一切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经济更快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发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正如沃勒斯坦所批评的那样：发展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又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问题。[8]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主义”的盛行是旧式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回首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以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就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了满足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人类选择了以掠夺自然界的初级要素资源（土地、矿产、水等）作为聚敛财富的基础，生活世界被摧毁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经济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科层体制、规则体系等系统世界随之日益健全，“物”的世界，一片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社会分裂、社会疏远、社会冲突、社会压抑、社会冷漠等如影随形的缠绕着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使得“人”的世界趋于“异化”。社会进步即意味着代价，社会丰裕也意味着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始终相依共生。所谓风险化社会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反过来，人们也被迫以风险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循着这条轨道，人类与幸福的愿景渐行渐远。这就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旧式现代性的必然后果。[9]

正是基于对旧式现代所造成困境的反思，本文第一作者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共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是一种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使现代性最终向人类自身解放的目标回归。[10]对于人性回归和生活世界重建的倡导是新型现代性理论的题中之意，也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人的命运的回应。

（二）新型现代性视野下的“无感增长”及其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展开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遵循的是典型的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逻辑。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发展的目标是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摆脱贫困状态。第二，发展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其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1] 这种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限的初级资源。第四，参与发展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12]

正是这种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使得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成员“无感增长”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要走出“无感增长”的困境，从深层理念来看，就必须得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按照新型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理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谓“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就是要始终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的需求的满足上，要真正把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加有品味、更加有尊严、更加有幸福感而增长。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科学化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说到底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不合理、不科学，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氛围和现实。要矫正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要构建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体制。这就涉及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13]。所谓“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就是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造福于民。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努力满足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14]：

第一，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突出源头治理，强调治本管理，把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所谓治标管理，就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应急性、“灭火式”的管理。而所谓治本管理就是从源头抓起的管理，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是有效得多的办法。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第二，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标本兼治的社会管理，则更应该在实行方式上体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有机结合。治本的管理本身就是以柔性管理为主的。柔性管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加大财政投入、德治法治并重、突出社会服务。以第一个方面为例，2011年末我们承担了北京市大民政的一个课题,题目叫《“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适度普惠民生之路——夯实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通过调查我们很受启发。北京市大民政近两年来出台200多项惠民政策，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0亿。其他，城乡居民死亡，一律每人补助5000元。义务兵补助，改变过去城市户口是农村户口几乎2.5倍，一律改为城市的标准10000元，农村65岁老人的生活补助每人每月200元。都需要财政投入。但是，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就是用大幅度增加民生福利来“倒逼效应”，迫使减少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

第三，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实际上，社会管理，既是管理更是服务。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5]最佳的管理方式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服务提高社会管理实效。柔性管理的最切近群众方面，老百姓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服务。

第四，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社会利益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也是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支点。因此，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服务，都离不开社区这一基础平台。就社会管理来说，其重点、难点和亮点都在社区。因此，必须将社区管理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容纳各种主体、整合各种资源、发挥各方面能动性、高效承载各种功能、并实实在在改善社区民生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

第五，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胡锦涛在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中，也对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6]”这里，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说的是政府一块；强化各类企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说的是企业一块；而各类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各人民团体、不同阶层的群众参与，则是社会一块。这三块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作用都要加强或强化。它们之间不是一块压一块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中国，“国家-社会”两维或“政府-企业-社会”三维相互合作、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分歧、矛盾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解决的。

第六，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社会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一方面，社会管理应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断探索其中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作为对人的管理，应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特别是从教育疏导入手，融法、理、情于一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从而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

四、创新民生工作机制：普惠民生与有感发展

要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增长”，还必须形成各社会主体真正愿意关注民生、主动关注民生的工作机制，使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民，使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给自己生活品质所带来的提高，这就是“有感发展”。

第一，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提高占GDP的比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程度的直接反应。当前，在我国大陆地区，这一比例只有37.2%，还不到40%，与发达国家在60%以上，差距太大了。而且，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20多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与1985 年相比，下降了近20%。[17]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7%，同时也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把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明确挂起钩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GDP保持一致，在中国社会，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其次，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特别是要注意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再次，要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要建立居民收入、福利与物价的联动机制，保证收入的实际效用不贬值。通过这些机制，逐渐调整过大的贫富差距，形成一个合理的、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希望，也都有危机感，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

第二，创新政绩考核机制，将民生工作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范围。中国特殊的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基于“目标责任制”的政绩考核机制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指挥棒[18]。长期以来，民生工作、社会建设之所以反复强调但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GDP不用强调，各级政府都将其看做是头等大事，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系的。GDP是硬指标，而民生工作、社会建设等往往属于软指标。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主要是看硬指标，这就造成了被广泛诟病的唯GDP主义现象。如果能把人们的满意指数、幸福指数、社会的和谐指数等民生指数都纳入硬性的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将经济增长的结果转化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创新民生资源整合机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制约当前民生工作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当前的体制之下，民生工作的资源呈现出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格局，难以有效整合、形成合力。北京市从2008年开始，开始推进的“大民政”理念和实践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一种新的工作理念，“大民政”强调站位全市的大局观、统筹协调的发展观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大民政”强调破城乡分割、部门分割，改变社会参与不足，建立一个跨区域、跨部门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使民生工作职能、职责得到全面整合，通过建设大民政统筹机制、联动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推动民生工作由“散”到“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19]他们的思路在解决民生资源的整合问题上，是具有创新性的，值得在全国推广。

第四，创新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民生事业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各种组织通力合作、共同治理。但目前，由于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使得第二、三部门的参与受到很大的限制。实际上，无论是对企业组织来说，还是对社会组织来说，民生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参与潜力和价值的领域。民生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力的增长点，但目前社会参与渠道还太窄，很多想进入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进不来。因此，当务之急是拓展参与机制，构建起由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民生事业发展格局。

总之，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艰巨而迫切的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实现了从国富到民富、从国强到民强的转变，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国富民强”的大国崛起了！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

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马凯，《中国不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载于《企业管理》2004（1）。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2）。

吴世民，《以大民政理念推动首都民生创新发展》，载于《前线》2009（11）。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许宝强，《发展、知识、权力》，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04-21。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1）。

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版。

注释：

[1]［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黄家亮（1980-），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文社科类项目（郑杭生主持，编号：YB201010002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参见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载《人民日报》2011年05月05日。

[4]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5]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6] 马凯，《中国不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载于《企业管理》2004（1）。

[7] 许宝强，《发展、知识、权力》，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9] 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第125-126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版。

[10] 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1）。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13]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4] 这部分的主要观点已在本文第一作者执笔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一文中已有简单表述。参见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郑杭生执笔，《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04-21。

[15]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6]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7] 《全国总工会最新调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原载《解放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7/c_12108971.htm，最后访问：2011-6-1。

[18]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2）。

[19] 吴世民，《以大民政理念推动首都民生创新发展》，载于《前线》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