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先恐后的湖南人
说湖南人什么事都要争个先，这话不假。以鼓吹洪宪帝制为后人诟病的杨度杨皙子，在清末留学日本时，原也是个激进的革命份子，曾作《湖南少年歌》抒怀咏志，其中最为人知的几句是：“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真个是湖南人倔骡子精神的最佳写照。而时过境迁，皙子先生挺身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却又是不遗余力，毫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管他世人如何说三道四，我自一条道走到黑。至于他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垂暮之年再次否定自己的一生所为，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些不用多说，因为此文不是为了评说杨度其人其事，只是以杨皙子为例，引出民国初年湖南人的一段往事。
此事恐怕今日之湖南人知者不多，却的的确确是八十余年前湖南领先中国其他省区的一桩大事呢。那便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湖南省自治宪法，就是要由湖南人自己对自己省内的事务说了算，而且还有一部省宪法作为法理依据，什么北洋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都不能再随便插手进来。咦？那岂不成了“独立王国”了？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晦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那其实还是因外省人张敬尧督湘以来，将湖南祸害得天怒人怨，他一旦被驱除，湖南人觉得再也不能让外人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而已。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润之这种惊世骇俗的见解，在当时正代表着一股强劲的思潮，那就是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一直暗流涌动，时而风行各省，时而遭打压而式微的“联省自治”运动。
此时正当民国九年（1920年），湖南乃至全中国正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是各省由自治而联合，走自下而上和平统一之路，还是沿袭自古以来大一统的观念，由强者以武力削平群雄，重建真正集权的中央政权以号令全国，人人都在期盼，各省都在揣测，看谁敢率先打破僵局，而且是怎样来打破这僵局。果然，敢实干的又是湖南人！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7月22日向全国发出了“祃电”，宣布湖南自治了，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了，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了，还要制订省宪法了！谭延闿说，这就叫作“湘人治湘”。
（二）联省自治的由来
要说清联省自治这回事，还得回头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
辛亥革命起自武昌起义，新军暴动，手里握着几条枪杆，可力量既称不上强大，组织更谈不上严密，何以声势越来越大，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下诏退位？都说是袁世凯乘机要挟，吓唬住了头发长见识短的隆裕太后，才得以冒了这肇建共和之名，窃取了大总统的宝座。但究其实是各省督抚见风使舵，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朝廷，才造成不可逆转的分崩离析之势，令朝廷徒叹奈何，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乖乖下台。各省督抚原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为什么在危难之时不力挺主子，却要落井下石呢？除了不愿作殉葬品谋自保权位的私心之外，受制于地方势力的挟制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其实在慈禧太后所做出的最后一次欲挽救清王朝的努力中，实已种下了各省在事急时自行其是的祸根，那就是以立宪为目的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其中为首领的均为地方名流耆宿，而不是按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对封疆大吏实行的回避本籍原则。未发生动乱时，谘议局议长不过是个摆设，实权完全掌握在外籍的督抚之手，但一旦出现辛亥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朝廷的权威尽失，“王纲解纽”，外籍督抚驾驭地方无所凭依，不借重本地名流聚集的谘议局，又当何如？而本地人自然以置身事外各保桑梓之地为第一选择，那也就由不得督抚独断专行了。换句话说，一旦皇上的指挥不灵了，地方大员的执政合法性就不再出自皇权，而是要转而看地方势力的眼色行事了。这种时候，只要不是伯夷叔齐那样的死硬派，宣布独立就是唯一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辛亥革命看作是对中央集权的否定。那么合乎逻辑的发展前景就应该是地方分权了？事情却远不是这么简单。
辛亥革命毕竟是以民族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驱逐鞑虏”是首要目的，而中国人心目中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建立共和”当然也还要团结在一个头头之下，形成一个整体才觉得心里有底。于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只能让位于袁氏，“临时约法”应运而生，袁大总统在北京执掌了名义上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美好的愿望，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袁世凯不愿受国会约制，杀宋教仁于前，谋黄袍加身于后，眼看着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危如累卵，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好，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也好，只能重披战袍，为“再造共和”而流血牺牲了。袁氏皇帝梦破灭，惊怖而死，却留下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僵局，把中国带入了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
湖南谋自治，并非唱独角戏，当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正响彻全国，俨然要把中国引上美利坚合众国式的联邦国体轨道。说起联省自治，最初被称为“联邦主义”，其实由来已久，孙中山远在光绪年间已有对未来推翻清朝后中国根本制度的设想，他说：“……惟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辛亥年政权鼎革，民国建立，孙中山与他旗下的国民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日益扩张的权力，更是不断鼓吹地方自治思想。比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办《民国杂志》作为喉舌，戴传贤在该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明确说：“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矛头直指谋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而原来组建共和党、进步党在议会里与国民党对垒的梁启超，在看穿袁世凯称帝野心后，也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游览欧洲之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抒发感想，极力推崇地方分权思想，已与当年在国会中高举中央集权旗帜与国民党议员斗争时大异其趣了。还有一帮名流学者，都在鼓吹联省自治，其中为今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胡适、熊希龄、蒋百里、章太炎，甚至还有北大的教授李四光等。其论调不外乎是鉴于国家宪法迟迟不能制定，就不如转而另辟蹊径走地方分权之路，由各省制自治宪法，自行施政，自管军事、经济、教育，进而联合成一国，可釜底抽薪，永远免除重蹈中央政府被独裁者控制而为害全国的覆辙。“联省自治”这个口号，是浙江人章太炎提出来的，为的是强调“联省”而非“联邦”，以防被“统一派”斥之为“分裂”，可见“联治派”用心之良苦。
至民国九年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格外强烈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武人长期专权，各省人民都不胜其苦，却又看不到消弭战祸重享和平的前景，于是日益对南北两个所谓中央政府彻底失望，而自谋保全家园之道的结果。正是“求人不得，不如求己”。特别是在袁世凯洪宪称帝丑剧落幕，猝死之后，北洋政府府院相争，段黎交恶，继而段祺瑞为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制造流氓围殴国会议员案，再至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扶废帝溥仪复辟，再到段祺瑞为扩充皖系实力，不惜以中国路矿之权为质，向日本举借“西原贷款”，终于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不但未从战败国德国手中争回，反而落入宿敌日本之手，激起国人愤怒，爆发了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种种不堪回首的痛史告诉国人，寄希望于只知专制不知民主的北洋政府，只有国权的一步步沦丧，战乱丝毫未见平息之迹象。那么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呢？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从貌合神离到公开对抗，粤桂两家已经呈分道扬镳之势，而粤军内部陈炯明也传出与孙不和的消息。抛开主义不谈，孙大元帅要北伐，逐鹿中原，问鼎神州；段总理要直捣广州，饮马珠江。兵锋所向，无不以华中华南为战场。黎民何辜？又要遭兵燹之灾了！看来只有走联省自治一途，各省自选首脑，自定宪法，以民众的意志和法理的力量阻止外军的侵入，才是釜底抽薪杜绝内战之祸的唯一途径！
问题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和广州的孙中山大总统都不吃“联省自治”这一套，老段迷信武力统一是一贯的，而孙大炮也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理想，转而信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一心要北伐，以建立新的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湖南因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南北军队交锋的角逐场。从民元到民九（1911—1920），北洋势力三度祸湘，先是汤芗铭，次为傅良佐，再为张敬尧，湖南人深受其害，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承受刀兵之灾，湖南人是绝不情愿的了。为求免祸而祭起自治这个“法宝”，灵不灵先不说，总算是一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死马医不活，不过仍是死马，若医都不医，死马断无复活之理，又怎能心甘？前清翰林出身，当过湖南省谘议局议长的谭延闿，从辛亥年就任湖南都督始，之所以屡仆屡起，总是位子还没坐热，就又被敌对势力逐走有如丧家之犬。他个人痛定思痛，也觉得哪怕是出于保屁股下的位子起见，也只有宣布自治这一条道，谁会愿意老夹在狭缝之间，过着风箱里的老鼠般的日子呢？所以他一旦借助赵恒惕、程潜的军事实力，假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威，重归故里执掌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大权之后，马上就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自治的旗号，为的就是改弦更张，跳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恶性循环的怪圈。
谭延闿在“祃电”中说：“……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时条例，公布实行……”。谭延闿真要搞“湘人治湘”了！他还要制订湖南省自治宪法呢！南北势力都在观望，湖南人却已激动起来，各种论调一齐出笼，谁都想为家乡未来的命运画出自己的蓝图，毛润之那“湖南共和国”的说法自然也在其列。
（三）谭延闿的“攘外”与“安内”
无庸讳言，谭延闿的自治，与学界、商界，乃至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自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个“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在朝者除了谋长治久安之外，不让外人插手的真实目的，不能说没有保个人权位的私心；而在野者欲得到参政议政的发言权，也即是要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力，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诉求。所以马上就有了“要自治不要官治”的呼声出现在本省的《大公报》上，那是该报主编龙兼公所言，直指谭延闿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一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弄得谭延闿好不尴尬。
谭延闿也有他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当过“国务总理”的湖南人熊希龄。熊希龄是湘西凤凰人，前清进士出身，曾被袁世凯网罗进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却又暗做手脚，诬其在任“热河都统”时盗卖避暑山庄国宝，意在逼其签字解散国会，为袁氏扫清称帝的障碍。此时熊希龄闲居北京，是在京的头号湖南籍名人。熊希龄在谭延闿的“祃电”之后，立即通电支持，还约请了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供谭延闿参考。熊希龄给谭延闿支招曰：“此举宜于南北统一以前办成，并须经过全省人民总投票，基础方能稳固，各省自可响应，然后联省立国，可以刷新，不致为中央权奸所把持，湘亦可免为南北之战场。”熊希龄的方案基本上还是主张尊北京政府为正朔的，既主张省长民选，又要由省议会牵头，会同学商各界联合举荐三人为候选者，再交中央选择任命，方可生效。熊希龄的这一套方案在湖南一公开，就被《大公报》等报纸逐条驳斥，称其为“陈词滥调”，意在欺骗舆论。
龙兼公与毛润之等人也拟了一份省自治法草案，公布在《大公报》上，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佯作恭维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应抓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湖南革命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而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普选，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再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只有这样，“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这个文件发表时，签名者多达三、四百人，一时间湖南省教育会、学联、商会、报界等各团体闻风而动，召开“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讨论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对谭延闿造成了颇大的压力。
谭延闿本与国民党有着密切关系，于是邀请了一批属于国民党系的人物，抵达长沙来“襄赞”湖南自治，也就是来提供意见与帮助的意思。其中有张继、吴稚晖、章太炎等。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案后，策动讨袁，遭袁世凯关押，深恨北洋政府之专权，这时候成了一个极端的地方分权论者。他不但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制度，而且主张中央仅保留一个虚设的政府，连国会也不必设，甚至外交问题都应经各省首脑副属方能生效，他说：“或云外交大权中央不能专主，则应敌为难。不知今日所公患者，不在外人之迫协，而在中央之贩卖路矿，以偷一时之利耳。中央之所贩卖者，其实还在各省，而非中央自能有之……今使事涉某省者，皆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负其责任，督军省长去人民近，苟有奸私，事易宣露……故外交权归于各省，则贩卖自止，而应敌反易，外患亦可渐息矣。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长沙的报界联合会，也请来了一位国际级的重量人物，那就是美国学者杜威。他当然赞成中国的联邦制应仿效美国，湖南不妨先行制订一个临时省宪作为全国的榜样。
要有一部省宪法，这点大家都同意，可由哪个机构来讨论产生，却是争议的焦点。章太炎反对由省议会制宪，因为那样代表性不够广泛，可他也不赞成由人民直接制宪，他认为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他建议由全省七十多个县议会，再加上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及各社会团体共同制宪。而省议会自然不甘放弃主导制宪的权力，力主要由自己召集制宪会议。在北京的熊希龄也来凑热闹，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湘，将一份《湖南省自治大纲》印刷很多份，分送省内各界要人，作为研究自治法的蓝本，同时召集了全省各界名流四十余人，筹备召开自治会议。谭延闿眼看着要“艄公多了打烂船”，赶紧在9月中旬在湘军司令部以私人名义召集了第一次自治会议，与会者计三十余人，议定由省政府指派十个人，再由省议会推举十一人，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宪工作。可社会上一得知此讯，立刻舆论大哗，坚决反对制定省宪由官绅包办。省议会方面见风使舵，也转而反对上述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主张由全体省民推举制宪委员，来组成代表广泛民意的宪草委员会，显然是受了《大公报》毛、龙方案的影响。谭延闿没想到省议会会出面反对，只得致函议会，表示同意将起草省宪的事务交由省民宪法会议来解决，惟应如何召集组织，只能交给省议会这个立法机关负责主持。这样一来，原定由省政府与省议会合制宪草，就变成了全由省议会独家出面打理了。
省议会争到了制宪主导权，却马上又陷入了内部的意见分歧之中。有人说，在搞省自治之前，先应恢复县自治，而且要完善一套县自治草案，再在县自治的基础上进而议省自治问题；有人大批特批熊希龄的《自治法大纲》，并拟出了自己的长达上百条的省宪草案。省议会勉强协调，召集了专题会议一次，推举出十一人为理事，负责研究草案条例。但这时社会上的舆论更进一步转为对省议会的不信任，指出此届议会任期已满，在法理上已经失去民意代表之效力。谭延闿不是个性格强悍的人，凡事总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曾被讥为“混”型政客，他自己反自嘲说“混之用大矣哉”。他原来以为这难办之事已有省议会代庖了，正乐得躲个清静，没想到又横生此枝节，正在不知所措之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在“双十”国庆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大游行。省会的三十多家团体联名向省政府递交了“敦促尽速制宪”的请愿书，指责政府和议会“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要求由人民直接制宪。
谭延闿宣布自治，进而要制定省宪法，为的是造成湘人治湘的局面，为自己披上一层法理的铠甲，使南北两个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强势集团不能轻易染指湘境，也就是主要以“攘外”为目的。可他没想到的是，此议一开，众说纷纭，各种看法和政见互为抵牾，湖南内部矛盾大爆发，使他穷于应付，“安内”尚且不暇，甚至似乎比“攘外”还难！事情延宕到当年的10月份，湖南内部仍是莫衷一是，在北京的熊希龄看着着急，发来通电劝告湖南乡亲们，说：“……今当吾湘粗定，南北政府均无能力干涉之时，大好机会，倘不利用，迨至事过境迁，或推代表请愿于中央，而中央不理，甚至求见当道而不可得，或集公民开会于地方，而地方不准，甚至结社出版而不可行，吞声忍泣，虽悔莫追……切望诸公注重根本，迅劝各界互相容让，速告成功，方合民族自决之精神，免贻再误桑梓之大罪，同心协力，是在诸公。”他这番话实有所指，因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桂系失势后，陆荣廷已出现投向北洋方面的迹象，而段祺瑞正欲利用此一对己有利之形势，发动南征而“统一”全国。谭延闿也知时不我待，赶紧向全省各县发出电报，征求对省议会拟定的宪法会议组织法的意见，以便迅速确立湖南的自治地位，作为对北京政府刚刚颁发的“统一令”的抵制。可他没想到，后院先已失火了——湘军内部发生了兵变！
几个月前的驱逐张敬尧战役，乃是湘军几个派别联合行动的成果，可谭延闿当上了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属于他一派的人物自然多占据要位，而赵恒惕、程潜二派的军人们就暗存不服心理。这种心理又被一直想要北伐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方面所利用，孙中山为扫清北伐进军路线上的障碍，暗派周震鳞到湖南策动程、赵派军人，干扰谭延闿的自治进程。程派军人终于发起兵变，先在平江以索要欠饷的名义枪杀谭延闿亲信，继而有李仲麟调动军队，喊出“除宵小，清君侧”的口号，实则对谭延闿形成逼宫之势。谭延闿为了稳住赵派，宣布将湘军总司令的头衔让给赵恒惕，可老赵却堂而皇之地说，公职岂可“私相授受”，硬是逼得谭延闿召开全省军政要员扩大会议，公开让职于赵，才接受下来。
谭延闿知道立宪以自保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知趣地自下台阶，又将省长之位让给了民政长林支宇，然后离湘出走，去了上海，寓居观风以待时机。他后来的行为果然说明，政治人物之间没有永远的敌友之分：正是策动推翻谭延闿的周震鳞，引荐他反投入孙中山的北伐阵营，谭即宣布放弃“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服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便使谭谋湖南自治其实不过是出于自保自固，而非真有此种政治理想的真相暴露无遗。
（四）城下之盟逼出个省宪法
谭去赵代，湖南换了一朝“天子”，可夹在南北势力间的危殆地理位置不会改变，赵恒惕仍要面对“攘外”的难题。所以他宣称“继承谭公未竟之志”，继续推行制定省宪，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程派的军官李仲麟等并不给老赵面子，继续凭武力闹饷，不听新任湘军总司令的命令。可赵恒惕却不是谭延闿那样的性格，加上他本来手中掌握的军力就强于谭，于是立刻以铁腕镇压哗变，杀了李仲麟一干人等，将程派彻底粉碎了。至此湘军一统于赵，已不再有谭、程二派的地位。赵恒惕先解决了武装方面的“安内”问题，接着来在文治方面施展手段，要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制宪问题。他操纵代省长林支宇的省政府，与自己控制的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协议定下“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谭延闿在位时，社会上攻击他的人说他是“官绅包办”制宪，而这时赵恒惕干脆来了个“军人干政”，却没有谁敢再出来反对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就三缄其口，干脆什么也不说了吧。
这时的湖南，因连年兵灾，加上空前大旱，已是民穷财尽，百业凋敝。部队闹饷，实在也是拖欠过于严重，不得已而为之的。从谭延闿手中接过代省长职务的林支宇，囊中羞涩无法应付军人要粮饷，民政缺资金的困窘局面，勉强支撑了四个月，就弃职出走了。赵恒惕经省议会推选兼任临时省长，于是干脆将制宪的主导权抓在了自己的手心里。
赵恒惕请来了省内外的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十一人作省宪起草委员，打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大门，让他们在那里精心思索，仔细研讨，经一个月完成了全部草案的拟订工作，其时已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4月下旬。接着就进入了宪法草案的审查程序。谭延闿制宪是在第一个环节——由谁起草上卡了壳，赵恒惕却是在第二个环节——审查问题上难产。原因是湖南从来是分中、西、南三路，这次审查宪草也按此划分，分别委派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省宪筹备处主任，对分属三个部分的各县审查员加以组织和召集。这个做法本为照顾各方利益，却不想反成各方畛域之见暴发的起点。在审查过程中，部分人基于路界成见，各争利益，互不相让，特别是在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上争执不下。另一个争论要点，是究竟采取省长独任制，还是模仿瑞士联邦的政务委员合议制？也就是选出七名省政务委员，其中一名为省政务院院长，其余兼任各厅厅长，共同对省务负责。赞成者极言此制迎合民主潮流，既可泯除首领之争，又可免被野心家利用，既能遇事审核周详，又可免除相互推诿之弊，还能提升人民的参政意识。而反对者却坚决要求采取类似美国总统制的省长独任制，说只有那样才能在外力胁迫下果断应对，否则不待内部争论清楚，人家早已越过省界闯进家门了！这一争就争了三个月，尚无结论。其间北京的熊希龄亲莅湖南，出席并主持了恳谈会，协调之下，主合议制的一方才勉强放弃自己的主张。其实赵恒惕虽不直接表态，他当然是反对合议制的，遇事一大堆的人说三道四碍手碍脚，怎比得上他一人决断痛快？而主张合议制其实也多具谭延闿、程潜派色彩，他们已经在军事上失去了发言权，怎会不想从政治上争一些回来？
虽排除了合议制，但其他细节上的分歧仍不少，一时还难以达成共识。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所谓“援鄂之战”。原来湖北一直在北洋系的督军王占元统治之下，鄂人对他的横征暴敛极为痛恨。此时鄂人羡慕邻居湘人得以自治，也一心想来他一个“鄂人治鄂”，于是派出代表向湘、川两省求援，请求派兵帮助他们驱逐王占元。按说湖南自治，基于湘人自决的原则，出兵干涉邻省事务，乃属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开罪于北洋系，后果叵测。但赵恒惕之所以动心并铤而走险，实在是有他不得不尔的难处：本省财政极度困难，军队却难以裁抑，军官们都视所部为私产，你裁谁的兵就是逼谁兵变。而来借兵的湖北人恰好提出了十分诱人的条件：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赵恒惕于民国十年秋季在长沙誓师，发兵北渡洞庭，攻入湖北境内。王占元在湖北确实尽失人心，难敌湘军锋芒，挂印逃走，赵恒惕踌躇满志，眼看武汉指日可下。没想到北洋政府立刻委派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挥军入鄂，与湘军接战。湘军不敌，一溃再溃，退出湖北不说，连湖南自家的北大门岳阳都没有守住，眼看北洋的铁蹄又将践踏三湘大地了！
都说文人清谈误国，可有的时候文人们的言论也还是能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挽狂澜于即倒，得以“一言兴邦”的。救赵恒惕与湖南省宪于大军压境之际的，就是一帮文人。熊希龄、梁启超等不忍坐视湖南自治的局面功败垂成，进而使全国的联省自治进程归于破灭，纷纷发动舆论，制止北军深入湘境。梁启超并亲自代黎元洪写了一封致吴佩孚的信，说全国人民望联省自治若饥若渴，年来湘军即以此为号召，故不可与之作殊死战，当适可而止云云。吴佩孚果然驻马长江南，与赵恒惕签订了“湘直停战协定”。仗虽没再打下去，但北军在家门口虎视眈眈，总是令湖南人不寒而栗，自知这个“城下之盟”难保不被随时撕毁。回想熊希龄预言的“……大好机会，倘不利用，迨至事过境迁，或推代表请愿于中央，而中央不理，甚至求见当道而不可得，或集公民开会于地方，而地方不准，甚至结社出版而不可行，吞声忍泣，虽悔莫追……”，参与制宪的湖南各界人士无不唏嘘感叹，只能仓促审结定稿唯恐不及，但求能免除逼到眼前的外祸就念阿弥陀佛了！湖南省自治宪法于民十9月获审查完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择其要者，有如下规定：
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全省公民凡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受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
这套宪法的要害，仍在军政不分，规定省长统率军队，并能任免全省文武官吏，当然是赵恒惕利用了眼前的危局，为自己抓取更多实权的动作。湖南人这时候已经顾不得是否会留下省长独裁的隐患了，不管怎么说，总比让北军再次祸湘为好！于是这套省宪法就交由全体公民投票表决了。投票日定在12月11日，票上只有可决与否决两个选项，并不再能修改其中条款。于是终于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确立了中国历史上首开纪录的地方自治宪法。
继而是省议会的改选，此乃行宪之第一步。从民十一3月底起，经过激烈的选战，诞生了新的湖南省议会，时至6月底。其实普通百姓多不识选举为何物，参与意识不强，更兼选民资格调查粗率，登记造册缺乏精确统计，就给操纵议员选举留下了很多空隙。因有谭延闿派的民康社、林支宇派的湘社加入竞争，与赵恒惕派的新新社成三足鼎立之势，谁夺取了议会多数派的地位，谁就在未来的省长选举有更大之胜算，于是各自行为都相当出格，甚至可说是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质疑归质疑，想推翻省议员选举的结果却不是易事，因为赵恒惕派已成省议会多数派，也就是说当政者已经达成了自己的初步目的，被统治者想动摇其统治谈何容易？接着进行正式省长的选举时，更可看出赵恒惕的用心：原来按已通过的省宪规定，省长候选人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体省民总投票决选；可此时赵恒惕恰恰利用了议员改选时出现的种种弊端，以选民教育未普及，对候选人才能判断难以确实为借口，改为由省议会提出七名候选人，交由全省县议员决选！县议员只有两千七百余人，当然比两千多万选民好控制多了！果然，赵恒惕在9月的省长选举中，以1581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终于当上了中国首位“民选省长”。
（五）护宪、修宪与废宪
不管怎么说，1922年诞生的湖南省宪法，在中国是首开纪录的。它确实成了全国人民息战罢兵、各保其境的希望所在，于是四川、两广、江浙、云贵、湖北、福建、安徽等省蜂起拥护与效仿，对南北两个欲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政府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横梗在中间的湖南，真成了双方开战夺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也正因为此，湖南的自治注定难以久长，即使有一部省宪作为护身符，仍难免刀兵之灾。
在民十一年2月，就曾有孙中山照会湖南方面，欲借道北伐的事情，被赵恒惕以刚刚通过的省宪法抵挡了回去。孙中山只得绕开这只拦路虎，准备转经江西入鄂，但又被也坚持要走联省自治路线的陈炯明以财务拮据为由，拖住了后腿。孙中山曾与陈炯明当面争执，陈炯明力陈应先定广东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进而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然后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主张。孙中山与这个死硬的“联治派”话不投机，终至彻底反目兵戎相见，5、6月间广州成为战场，陈炯明叛孙，炮轰总统府，却不久败走。赵恒惕与陈炯明之间是时有信使往还的，对于湖南的自治及制宪，陈炯明也是极力赞成并且十分羡慕的。待到孙陈交恶局势逆转，赵恒惕心知不妙。而战火终于烧进湖南境内，却是起于赵恒惕与谭延闿之间的矛盾。谭离湘后，对湖南的制宪过程仍十分关注，而赵也一直在表面上对谭尊为老长官，显得恭谨有礼。可就在省议员的改选和正式省长的选举上，谭赵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各县的贿选成风，无庸讳言是被赵派所主导操纵，谭派受到压制，进而在省长选举中使同为候选人的谭延闿败在赵恒惕手下，二人间便渐成水火之势了。谭延闿也就是这个时候投入孙中山阵营的，他还在孙陈交恶时遣说客回湘，动员赵恒惕抄击陈炯明的后路，当然被赵坚拒，于是谭乃运动湘西蔡巨酋、陈渠珍部叛离赵恒惕，转投广州政府。赵恒惕派兵讨伐蔡、陈二部，自此挑起了湘军内部的战争。湘军中颇有一批原不属于赵派的将领，貌似中立出面调停，其实在助蔡抗赵，意图迎谭返湘。赵手下的一批实力派团长，在唐生智的率领下，联名通电宣布誓死“护宪”，社会各团体也成立了省宪维持会，并发动大游行，要求驱蔡护宪，拒谭入湘。赵恒惕觉得民心可用，向群众发表公开演说，称省宪为保障湖南利益之公器，有破坏者即为公敌，决以武力驱除之云云。这不啻对谭延闿发出了讨伐令。谭延闿则干脆由韶关率借来的两营滇军入湘，直抵湖南腹地衡阳，宣布就任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并打出了“省宪修正事务所”的招牌，与省会长沙的赵恒惕湖南自治政府分庭抗礼。赵恒惕痛心疾首，发表通电斥责曰：“……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乃成立护宪军总指挥部，决心与出尔反尔的谭延闿血战到底。
谭延闿凭自己在湘多年积累下的人脉关系，迅速网络了大批湘军将领与部队，分三路进逼长沙。赵恒惕也调兵遣将以应敌，摆开了厮杀的架式。谭军先败退耒阳，继而赵军一部哗变，使谭军张辉瓒部得以围困长沙。两军以省会为战场，拉锯战持续半月之久，长沙毁于双方炮火之民房不计其数。湖南人本欲以自治拒客军入境，用省宪保护自己不卷入内战漩涡，却不料反因省宪问题陷于本省军队的殊死战争之中。此时吴佩孚的北洋军占据着湘北的岳阳和常德，不断要求赵恒惕放弃湖南自治，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然后北洋军可加入赵军一方打击谭军。赵恒惕虽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倒也知道一旦公开借助北军，就失去了湖南省宪的法理依据，所以一再婉拒，弄得吴佩孚大发雷霆却无可奈何。就在此时，陈炯明叛军再围广州，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这才解了长沙之围。湖南“护宪”战争达三月之久，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在其次，真正受到致命打击的则是原来对省宪的上下一致的信仰。谭派、赵派从此分道扬镳，泾渭分明。特别是一部分谭派的军人，因此产生了投向广州方面以北伐完成统一的想法，使湖南自治不但受到强大的外力压迫，更有了来自内部的武力威胁。而赵恒惕虽然一再拒绝吴佩孚介入湖南内部的战争，但仍然难以避免北军趁护宪战争之机插足湘境，除了湘北的门户岳阳、常德早已落入北军之手外，更有一部北军深入湖南腹地，占据了衡阳。这样一来，赵恒惕无异于在北洋军监管之下苟延残喘，一举一动都只能仰吴佩孚之鼻息了。果然，吴佩孚在民十三年（1924）以开战相威胁，逼迫赵恒惕放弃自治以北附，省宪再度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章太炎等在上海发出通电，劝告湖南省议会及社会各界，当竭尽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湖南省宪法，激起了湖南人再度护宪的高昂情绪。请愿、示威、省内报刊发表文章，不一而足，使赵恒惕也有了坚持交涉的更大信心。吴佩孚眼见民心不可欺，与赵恒惕反复谈判后作出让步，但一定要湖南方面对原有省宪做出相当的修改，才能得以继续保留。实际上吴佩孚之所以坚持要废除、或者起码要修改湖南省宪法，是因为这时北京政府正是由直系掌权，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吴佩孚一定要维持一种全国政令统一的形象，当然就容不得湖南自行其是了。经过一番挣扎与争吵，湖南完成了“修宪”，使原来的立法、司法等自治权力大大缩小了，相互制约的省长与省务院制也取消了，更接近于省长独裁了。而就在湖南修宪的过程当中，北京政变发生，冯玉祥囚禁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联合奉系张作霖，重新抬出了段“执政”段祺瑞，全国形势又为之一变。赵恒惕解除了肘腋之患吴佩孚的威胁，却修出了一个更利于自己独断专行的省宪，实在是一时的意外之喜。
自治也好，省宪也好，具属“文治”范畴，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实力派无不崇尚“武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打得赢谁说了算，要不怎么叫军阀混战呢。赵恒惕打“护宪”战争，对手下大将唐生智倚重颇多，所以战后为了防范广州革命势力北上入湘，就将唐的湘军第四师驻扎在湘南郴州、零陵一带。而唐利用了湘南二十余县财赋充裕的优势，急剧扩张了自己的军力，竟在短期内使第四师的规模超过了其他三师的总和！赵恒惕明知是养虎遗患，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坐视唐生智扩军。唐实力渐强后，自然产生取赵自代的念头。可修宪时取消了原来省长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为赵恒惕连任扫清了法理障碍，却对唐生智的政治野心是一大打击。于是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又渐趋公开化了。赵恒惕对付唐生智的办法是裁军，以节省军费为号召，要铸剑为犁发展经济，不可谓不冠冕堂皇。可这只能加速唐生智反叛的步伐，他于民十五年（1926）春天发难，起兵进逼长沙。
赵恒惕情知难敌第四师的攻击，派人到衡阳向唐生智表示，自己绝无竞选下届省长的意思，只希望唐生智以合法手续，出而主持全省政局。唐生智也彬彬有礼地答复说，我没有对赵省长逼宫的野心，只是想请赵省长到衡阳来检阅第四师的军容。赵恒惕哪敢赴这个鸿门宴？干脆宣布任命唐生智为省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代行省长职权，自己则向省议会提出辞呈，步谭延闿之后尘离湘出走了。唐生智于是从容地抵达长沙，正式接任了湖南代省长的职务。其实他这时早已与广州政府方面暗中联系上了，只是仍在表面上维持着湖南省宪法和自治的地位，为的是麻痹北边的吴佩孚，不让他在自己立足未稳之际抓到把柄，提早攻入湘境。果然，蒋介石7 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唐生智也在长沙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解散省议会，结束湖南六年的自治，正式站在了北伐的阵营中来了。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丧失的最大机遇之一，就是与联邦主义失之交臂。设若中国由湖南自治始，进而达成各省自治，再建立类似美国的联邦制度，则我们在二十世纪遭遇的种种不幸或者大多可免。又有一句话说，历史不可以假设，用在这里似乎暗指中央集权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命定之数，谁也无法更改。其实联邦主义或说联省自治功败垂成，仅差那么一口气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军权不统一于中央，同时各省却又是军政难分。自晚清以来的封疆大吏各掌其兵，留下了民国建立以后的军阀割据隐患，而拥兵自重者不进而谋求更大的权力，让他作一个谦谦君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联省也好，联邦也好，先得让枪杆子置身事外，大家谁也不能威胁谁，才有平心静气议事的可能。否则有的人掌握强大武力，更多人却手不能缚鸡，光有一张嘴巴，能争来平等的权利？“革命”是个富有激情的诱人的字眼，而“改良”总是让人觉得保守，甚至反动，这却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养成的偏见。或许，这个观念一旦改变，我们回顾历史，乃至于瞻望前程的眼光就也会大为改观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