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中的任何危险都足以造成亡党亡国的危害。总结我们党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险相对于其他三大危险更为首要，更为容易导致党的机体功能衰竭。精神相对于个体来说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绪、意志、良心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精神状况就是党的“灵魂”，是党的理论和思想活动、党的意志力、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风貌、党的作风的总称。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精神风貌的产生、形成、凝练和发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坚强、在失败中奋起的一大宝贵财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1]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理直气壮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探索，还要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嘲笑、干扰、打击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干预，使不少党内同志对自己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山沟里不出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后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理论，具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理论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底气。他们以坚毅的理论勇气，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党在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时，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满了危险。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预言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但是，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不被眼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吓倒，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展示而无限向往。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海纳百川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像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有了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气，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三是奋发有为的锐气。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和社会革命，都因为找不到正确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败，而苦闷和彷徨。由于中国共产党真理在手，正义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运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的积极进取精神，干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围追堵截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地脊民贫、四面受敌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在13年内成为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革命圣地；埋葬蒋家王朝的军事指挥部署竟然能够在西柏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几十年新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要花数百年才走完的路，“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
四是大义凛然的正气。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对于腐败深恶痛绝，19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腐败公告，并且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绝不留情。共产党人具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评精神，乐于接受人民群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十分尖锐和尖刻的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4]正因为这样，才能通过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拨正航向；敢于彻底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辈们率先垂范，发挥正身率下的强大榜样力量，在危险时刻冲在前，困难面前干在前，艰难岁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坚克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长期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强大的敌人、巨大的困难、复杂的矛盾、全新的问题像大山一般压在共产党人头上。但是共产党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困难）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就好像是天生为了战胜敌人和困难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的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火；在封锁和包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两弹一星”；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处于低谷的严峻形势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阔步前进。
六是苦中求乐的豪气。虽然我们党长期处于艰苦、清贫、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先辈们志存高远，豪情万丈，身处险境，放眼未来。1936年2月，经过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8.6万人的队伍已经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却在陕北一个叫袁家沟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见方的小桌子边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宏伟诗篇，展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义之际依然憧憬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前途”。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时刻，党和人民表现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壮志豪情。邓小平同志怀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7]的坚定信心，满怀激情地设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种苦中求乐的豪气，无数先烈把砍头当成风吹帽，无数前辈把苦难当成磨刀石。
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彪炳史册伟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一再证明了一个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首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丢掉了这个前提，什么危险都可能存在。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党的一大思想文化优势。丢掉了这一优势，就丢掉了党之“魂”、国之“神”。
二
经过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物质基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也十分巩固，然而，过去那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却开始有所减弱，表现出精神懈怠的症状。所谓精神懈怠，作为个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产生松弛，缺乏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出现不思进取，情绪、意志、精力和活力开始下降，道德品质开始出现滑坡甚至蜕变的情况。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弱化和丧失的表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懈怠是党的思想理论活动的活力发生递减，产生保守、迟钝、停滞或禁锢的状况，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始弱化，体现党的性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出现退化甚至败坏的情况。
精神懈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觉。我们党内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主观因素开始发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全局性阶级斗争的消灭，没有了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没有了大难临头的致命威胁，没有了刀枪相向的凶恶敌手，没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处境，警惕的神经开始松弛，斗争（竞争）的意识开始放松，顽强的毅力开始减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面临和潜在面临的各种危险，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抵御、战胜各种风险的竞争（斗争）意识。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动用物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迷信于“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挚的感情、良好的作风、饱满的激情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甚至全然不顾群众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用物质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用搪塞推诿的态度对待矛盾，带来一系列发展失衡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疏远。第三，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大，党和国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制止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制造动乱的能力大大加强。于是一些领导干部迷信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群体性事件，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乏“人性执法”、“温情执法”的工作作风，而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不认真调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不放下身段同群众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和沟通，遇到矛盾总是试图以势压人、以力服人、以权制人，甚至以拘禁、强拆、“被神经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剥夺“不听话”群众的权利，“滥用警力”、“暴力执法”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造成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的严重对立。第四，进入和平年代，个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资福利奖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规章有序进行，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拨乱反正年代那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变化，也没有了那种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挑灯夜战的群众运动式的激情。人们生活在有序、安康、稳定的环境中，在规则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们注重物质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质量提高、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现象”、“59岁现象”和“愤青现象”。有的已经没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动力，上班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快要退休的领导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为自己谋后路作准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在官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个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社会和党组织，成天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满意，而自己又不愿意为改变社会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青”。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30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国内政治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不测风险，但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虽有风浪却波澜不惊。于是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自我欣赏，陶醉于“中国震撼”、“中国速度”、“中国之谜”、“中国奇迹”的满足之中，对我国目前尚未转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问题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世界性难题缺乏应有的警醒，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前进道路上潜在的艰巨性、风险性、危险性缺乏忧患意识，对应对未来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和心理调整也做得不够。
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 思想糊涂，信念不坚，精神动力不足。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界限划分不清楚，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为捍卫和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积极主动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机械地、被动地或者仅仅为了得到领导满意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而是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而工作。缺乏远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为自己谋求后路而走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道路。
2. 说得好、做不好，讲得多、做得少，实干精神不强。这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执政目标应当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细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贯彻落实很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执政理念落实到各项事业的具体发展中，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工作是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相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比较浓重，用会议指挥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用汇报来检查汇报，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3. 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前所未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是因为抓住了一些机遇，带有粗放型、扩张型的性质，而今后我国的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别人跟你打交道就会更加算计和提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加增大。然而，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我满足，对未来的前途盲目乐观。看不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严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取得的成绩评价得过高，对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会丧失襟怀坦白、闻过则喜、敢于揭短、勇于纠错的锐气和勇气。
4. 固守陈规，求稳怕乱，创新和开拓意识不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闯敢干的精神。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有效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开始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习惯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会进步提出的新任务不愿勇敢地面对，看不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愿意不断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用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对于基层和群众蕴藏的巨大首创精神不够尊重、不够支持，甚至用现行的条条框框去阻止、扼杀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意和萌芽。
5. 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衰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有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始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贪图安逸。“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领导干部追求奢华，办公楼成为当地的一道豪华风景；讲究级别等级、座次礼仪、官阶待遇，“官本位”观念全面渗透；对迎来送往、公务接待、圈阅文件乐此不疲；指导检查工作习惯于踩点彩排，边界迎送，警车开道，禁行戒严，走马观花，摆姿作秀；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很难在急难险重的工作场合看到领导的身影。艰苦奋斗精神的衰减，不仅会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大大提高执政成本，大大削弱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执政效率。
6. 争功诿过，搪塞推脱，责任意识较差。一些党员干部一扫过去那种争先恐后、奋勇当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在工作中，愿意做好事，不愿做难事；愿做风光的事，不愿做“擦屁股”的事；愿做独挡一面的事，不愿做需要统筹协调的事；愿做有条件保证的事，不愿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事；基本能完成领导布置的事，但不愿多想多干事；遇到矛盾不想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而是以团结稳定为借口调和矛盾，掩盖问题；能听取基层和群众反映问题，不主动上门了解和调查问题；按照领导思路论证问题，不积极用自己的研究报告问题；习惯于用现成套路处理问题，不善于用改革创新精神破解难题；积极处理已经出了的问题，不去研究潜在问题；揭露问题慷慨激昂，解决问题畏缩不前等，致使一些问题和矛盾长期得不到处理，直至积重难返。
7. 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忧患意识淡薄。为了得到提拔重用的显绩，片面追求个人政绩，置子孙后代的千秋事业于不顾，产生“唯GDP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破坏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不顾发展质量和人的生命，片面追求“高速度”等错误观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可能出现和潜在的隐忧缺乏深刻的认识，或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忧患意识的淡漠、工作的短视、急于求成的功利观必然会造成对未来发展预见不足、准备不足、抗拒风险能力下降。
8. 放纵个性，突出自我，团结协作精神淡化。团结协作精神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些年来我们在尊重个性、自由发展、强化责任、责任追究等方面有了比较大的进步，给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和平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个性得到了张扬，自我价值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这是好事。然而，我们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好地把过去团结协作的精神发扬光大。有的党员干部过于看重自己，不相信同事，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别人当成“阿斗”，看不起别人，不屑于与别人合作共事，或者在与别人合作共事时总是闹别扭，总是人齐心不齐，搞得单位乌烟瘴气，工作政出多门，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和贯彻力。
9. 文过饰非，恐惧监督，政治勇气不够。中国共产党人襟怀坦白、不怕困难、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政治勇气来源于无私无畏。中国共产党除了代表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为了人民什么牺牲都可以承担，为了人民什么批评都可以接受，为了人民什么错误都可以改正。然而，长期执政的地位，使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我们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忘记了人民群众具有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民主权利，忘记了人民群众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一些领导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为了掩盖矛盾，为了制造虚假政绩，对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采取粉饰太平、文过饰非、封堵言路、敷衍应付、威逼利诱、我行我素，甚至打击报复的态度。政治勇气的不足容易使执政党丧失吐故纳新、自我净化、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功能。
三
虽然精神懈怠问题在我们党内的存在并不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出现问题的一些部门和单位，也不一定同时都存在上述问题。然而，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性、传播性和相对独立性，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局部问题可能很快会变成全局问题，精神懈怠的危险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精神懈怠问题是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危险。之所以说它是首要危险，主要有三点理由。
第一，从历史上看，一些执政党的垮台都是从精神懈怠开始的。例如，苏联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创造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战胜德国法西斯，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等辉煌成就。但是随着执政地位的巩固，党的威信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党和国家组织领导自信心的增加，开始出现精神懈怠的情况。一是党员干部缺乏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苏共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能与时俱进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错误地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理念、制度和机制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造成理论与实际、原则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人们的思想混乱，理想信念错位，社会普遍缺乏正确的精神追求。宣传机器大量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虚假高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普遍产生怀疑、迷茫、失望的情绪。特别是苏共领导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步接受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思想理论的“失魂”，必然走向“思想自杀”[8]。二是改革创新意识越来越淡薄。从斯大林开始的历任苏共领导人盲目自满，自我陶醉，固步自封，缺乏自我解剖精神，缺乏纠正错误的主动自觉。苏共领导人自认为已经建立的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越是后来越是墨守成规、固守教条，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缺乏政治敏锐性，不愿意对僵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动手改革，不愿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政治局私下流行一句话就是：“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9]，抱残守缺的惯性思维使社会发展越来越缺乏动力，日渐沉疴。三是苏共领导人制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形成惟上是从、惟命是从的奴隶心态，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丧失殆尽。苏共领导人为了维护个人的威信，制造个人迷信，乐于接受个人崇拜，甚至不惜采用党内残酷斗争的方式维护威权体制，造成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惟上是从的局面。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严重缺乏，使执政党面临“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险境，广大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缺乏，导致在苏联和苏共处于灭顶之灾的生死关头，竟没有几个人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四是贪图享受，追求特权，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苏共领导人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步追求奢华和特殊享受，与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同甘共苦的精神日益淡化，党内形成了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对领导干部搞“官职名录等级制”、“特供制”、特定工资和“钱袋制”；实行事实上的“终身制”、“世袭制”，严重脱离群众，逐步丧失党的先进性，以至于人民群众越来越不相信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两年就有290多万名党员要求退党，不少人甚至成为苏共的掘墓人。五是官僚衙门作风日趋严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满天飞，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工作职能交叉重复，干部队伍冗员臃肿，党的干部高高在上，不思进取，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党的队伍一盘散沙，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执政党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变成了丧失灵魂，轰然倒塌的‘泥足巨人’”[10]。剧变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第二，从我们党目前面临四大危险的内在关系讲，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险。这四大危险的关系是，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险，能力不足是最直接的危险，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消极腐败是最致命的危险。精神懈怠之所以是最首要的危险，是因为它与其他三个危险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干成别的政治派别没有干成的三件大事，首先是因为我们党有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良好的精神状态，而一个执政党要蜕化变质也是首先从精神懈怠开始的。有了好的精神状态，没有能力我们可以培养能力，能力不足可以笨鸟先飞，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执政党到受人尊重的执政党，这种能力的巨大变化，不就是在良好的精神状态下取得的吗？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11]因此，我们只有很好地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消除我们党面临的其他危险，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先进性。
第三，精神懈怠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还没有解决的首要难题。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建党93年、执政74年的政党，应当说创造了目前世界上一党执政较长的历史。但它还是垮掉了。现在世界上一些政党研究专家提出了一个所谓“80大限”的说法，即一个政党不可能做到长期执政，过不了80年的“生命极限”，在70多年内必然就要衰败和垮台。目前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三个政党都没有超过80年。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间7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时间75年。这些政党突破不了所谓政党执政“生命极限”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些党不能够始终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攻坚克难、万众一心的良好精神状态。不是因为内部分裂削弱自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在强劲的对手和重大的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精神崩溃，败下阵来。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用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多党竞争制、轮流执政制这样的机制，解决了由于执政党的政治精英不思进取、脱离实际、脱离选民、政治腐败等精神懈怠引起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既要为避免西方民主政治的狭隘性、片面性和虚伪性而不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又要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保持永不言输、永不言败的良好精神状态，确实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应当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认真研究在新的客观环境下，通过建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来消除精神懈怠危险的问题。
注释：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第1512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第382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第1101页。
[6] 参见郑必坚、龚育之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55页。
[8] 参见张树华《苏共“失魂”的教训》，载于《瞭望》2011年第26期。
[9]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224页。
[10] 参见姚联合《苏共干部特权制度》，载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11] 转引自《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页。
（作者简介：中国教育电视台党委书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