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
这是一个所有问题都得到科学回答和验证的年代，我们不再问世界最初的样子，不再问自己从何处来，不再问历史的尽头是什么。这些都不再是困惑，一次爆炸和种种的偶然生成了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由一个等待的卵子和一个胜利的精子发育成现在的模样，历史是执笔者的故事，在青蛙的世界里蛇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它们保持数量的稳定。
一切都那么的确信，又那么的偶然。
只是当我们放弃了思考那些劳而无功的问题，或者我们没有能力探索到科学以外的世界，那些曾经被用来寄托灵魂和信仰的思考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但我们却又不甘寂寞，科技的进步和消费的观念，带来了知识的普及和舆论的平台，观点的表达不在是十年寒窗后深思熟虑的结论，而是张口即来赚取眼球自娱自乐的表演。
这是一个理应沉默的年代，因为太多的人希望发出声音，大家急于表达急于获得关注急于换取利益，使得这个世界格外热闹而又荒谬。人们处在一种自我膨胀的状态，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让我们觉得自己已无所不知，其实我们都没能知道的更多，不过是在此之前我们依靠尝试和习惯的生活，被描述概括和总结成了文字，那些理论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渊博。
每一个少年都应该拥有改变世界的冲动，当他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师长，那样他们的前人便成了守旧和无知的象征，前人们忽略了时间的力量，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磨损。然而少年们太急于表达自己，用一切可以反抗或者凸显自己的形式证明自己的力量，而后他们又随着社会疲惫的步伐而麻木，最终成为他们当初所不屑的一群。
人们陷入了为了反抗而反抗的陷阱，忽略了自己获得了什么，只是关注于自己所希望获得的，却从未考虑过自己应该获得什么以及要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更为普遍的现象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希望获得什么，在知识和信息的浪潮中，我们似乎更享受获得最新消息的优越感，我们无暇辨析所得信息的正误，沉迷于向不知道的人宣告所知的得意，全然不知信息背后所隐藏的意图和心机。
这也是一个对个体过渡关注的时代，聚光灯的温度让个体滋生出声望，也将个体过度消费。伴随着关注的不仅仅是追捧，还有恶意的利用，当制造话题不仅可以满足虚荣，还能换取利益，目的已无须掩饰，手段更为精妙。美丑不分，善恶不辨，大家势利地以结果论英雄，一切都等待商榷，辩论毫无原则地喧嚣。
当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无论这个想法是从外界衍生还是从内部产生，都会急于表达。而且想法越偏激越会急于告之他人，对方震惊的表情会让诉说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投身于制造语言核弹的威力，以期在震慑他人的同时，不动声色地获得更多的利益。
我们总喜欢以己度人，为了达到自己演说的效果，将所知信息进行取舍和组装，比起分析自己，我们更喜欢分析他人。我们很难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太希望自己完美故而不能接受自身的缺陷，太过标榜自己的独特故而不敢承认自己的平庸。我们宁愿夸张地嘲笑贬低自己，也不肯面对真实的情况。
很喜欢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我们不想说出真理，说话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沉默吗？
沉默之言论的功利性
言论的本质是信息交换，包括知识的传授，交易的商讨，以及情绪的宣泄。可以说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目的的交流，功利性最不明显的自言自语，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我安抚作用。所以，言论常与自由相联系，更为生动的说法，叫做话语权。话语权的掌握者，意味着可以对利益进行分配。
言论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是为了证明个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求共同利益集体。证明个体存在的必要性，可以用一句很通俗的话解释，“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在一个资源有限供不应求的社会，沉默就意味着对权利和利益的放弃，这也造成了人们对于名声的过度追求，甚至不论褒贬照单全收。寻求共同的利益集体是对个人收益的保证，无论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法不责众，都明确表示即使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利益也是多数人的盘中之食。所以“人云亦云”成为最为安全有效的大众言论方式。
对于国家而言，言论更多是宣传，而这种宣传往往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对内要稳定民心，对外要树立国威，二者都离不开民族自豪感的渲染。作为统治者，他所发表言论的情绪和内容同等甚至更为重要，以“人云亦云”为方式的大众更容易被某种热情所支配。所以只要了解群众的需要，用鼓动的言论许下利益的支票，无论最后能不能兑现，都会在一段时期拥有自己的随从。言论越高明，信众越多，最后多数者的鼓动者便称为得利最多的统治者。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对宗教教义进行解释。
人类对于男女差异的分析，在言论方面很有对比性。以理性见长的男性言论是为解决问题，而以感性见长的女性言论更多是宣泄情绪，这成为男女之间无法有效沟通最好的解释。也进一步说明，信息的不对称会造成言论的失败，即其功利性的无法实现。
沉默之言论的特性
言论要实现其功利性，本质上必须“言之有物”，“物”即内容，无论是目标明确的商业讨论，还是漫无目的的家常唠嗑，其内容都必须有对方感兴趣之处，否则对话是无法维持的（在此不对自言自语进行讨论）。
言论只要有“物”，其效果就各凭“巧妇”的手艺，演讲和谈判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或者一项技艺，也是和厨艺有相通之处的。言论的加工手段，不论对错的话，可以包括：矫饰、修改、夸张、渲染、断章取义、黑白颠倒等等等等。这些被加工的言论，用于恋人的山盟海誓、将军的鼓舞士气、中间人的巧言令色……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避免现实太过残酷带来的伤害，或者营造出英雄史诗的壮志豪情。
本篇主要谈论的是公众之间的言论，不以恋爱、战乱、伤病等特殊情境为背景，这类言论应该尽量避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并要对所表述内容的真实性严格负责。其中，公众之间的言论分为：国家机构和公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表述；具有信息优势者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信息传播（包括知识的传授）；商业合作者或者竞争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而内容的真实性包括，个体主观意愿的真实和事件客观情况的真实。
对于言论的真实性，最容易对其造成损害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言论者受雇于某个利益集团，需要对该利益集团的不合理行为做出解释，或者煽动群众以民意挟持法令完成某种交易。二是言论者受到暴力机构的强迫，不能直接表述其真实看法。后者可以用沉默作为抗议，但这种抗议是消极的。
此类言论的另一个特性可以称为道德性或者虚伪性，因为流传至今的道德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人性的，但这种虚伪有其合理之处。目前很多言论者以开放为名，将涉性内容作为噱头来吸引注意。“性”这方面的内容，或许由于长期封建礼教的影响，以“存天理灭人欲”为道德修炼的最高境界，而朱熹本人的所为却生动地解释了道貌岸然这个词。对于“性”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应该客观地科学地接受，并尊重其隐私性，把“性”和“生老病死”放在同一的位置来思考人生的意义。而不是用于哗众取宠或者打击蔑视他人。
言论的道德性表现在需要遵守一些礼仪规范，或许的确有繁文缛节之嫌，可以做适当的删减，但这些礼节本身也是尊重或者其他感情的表现，毕竟有些抽象的感情需要双方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表达。或许在性情中人看来这些也是虚伪的一方面，但要明确向对方示好并不是动物的本性，动物的本性是向入侵者宣告自己的所有权。在避免冲突方面，还有比虚伪的道德更有效的方法吗？
如果真的有人对虚伪深恶痛绝，那么你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一、你能否不着衣物裸体生活在公众场合？道德也是言论的衣物，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尊重，你不能因为对“卫道士”的厌恶，而自暴自弃称为“暴露狂”。二、你能否不从他处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所需？即使最文明的交换也不是全然公平的，道德会使得赤裸裸的交易稍带温情，与真实的残酷相比，这也是我们更愿意接受的吧。
沉默之不新鲜的内容
每个身份可以做的事并不多，每个角色可以说的话也有限。人之所以难以独活，正是因为需要不同的对方说不同的话来抵抗生活的枯燥。很多人害怕死亡，可笑的是他们同时觉得活着痛苦。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四五十年保持意识清醒就足够了，只是因为我们很少清醒才会在死的时候恋恋不舍。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才华有限，再多的时间也无非是毫无新意的重复，毕竟像达芬奇、特斯拉这样的人并不多，也幸好不多。对于一个物种而言，种群中个体的数量越庞大，越不可能整体快速地进化，一个臃肿的社会不需要太有才华的个体。
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可以说“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之事”，只要你能举一反三，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值得好奇的了，剩下的不过是数据的积累、细节的补充，以及言论的自圆其说。而确如《天真的预言》所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你可以从任何一处得知整个宇宙的奥秘，而当你真的不再好奇的时候，言论将变的多余，比如禅宗“手指指月”的典故。
时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积累了无数的样本，“衣食住行性”有多少可能就有多少个体来验证。可以说当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规律可以迅速总结，心思可以迅速推测，而我们离真实却越来越远，这是文明的代价。以“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为例，每一种文体都镌刻在一个时代，它们都因为将一个形式发挥到极致而留下自己的姿态，但所表达的内容千百年来却没有更多的新意。
理想、正义、自由、感情、家国、荣誉……细细看看，所有的问题都从未解决也从未增加。换一种形式换一种面貌，便提供给了“哥伦布”们用以展示的素材，整个世界就任由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主谓宾的台词中换了“主”、“宾”的名称便以为有了新戏。“名学”是极诡辩的学问，“白马非马”的辩论是何等的华丽，也正是这种华丽让不新鲜的言论有了一次次被言说的机会。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保持热闹，利益交换完了，感情宣泄完了，总需要些什么打发时间。
重复言论最大的用途是用来洗脑，这一点广告学运用的最为得心应手，而更具强制性的则属统治者的宣传。教育被用于此目的时，多与潜移默化和奖同惩异相配合。而重复的言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面对冷漠而健忘的观众，你若是想保持关注，就得不断弄出动静，而正如前面所言，我们并没有太多新鲜的内容。
现实是，对于需要热闹的人来说，没有人会真的留意你在手舞足蹈地说些什么。这值得庆幸，还是需要悲哀？
沉默之无法坦诚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是无法彼此坦诚相待的，或者需要营造一团和气的歌舞升平，或者因为顾忌对方感受的关心则乱。所以我们才会自欺欺人地把一些无伤大雅的欺骗称为善意的谎言，这一方面使“善意”变得扑朔迷离难以理解，一方面也证明了某些欺骗是我们所乐于接受并不可或缺的。
真实是残忍的，尤其当我们在文明社会浸渍已久之后，我们变得难以诚实地面对自己人性中的阴暗面。我们高声呼喊着自由解放，可以让衣服越穿越少，却丝毫不愿揭去道德的伪装。是的，我们需要华丽耀眼的尊严和感人至深的温情，在所谓对“真善美”的追求中，位列第一的“真”却是最难的，因为我们需要类似自我麻醉的欺骗。
无法坦诚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有所顾忌，因为对方是你在意的或者不得不在意的。前者多是感情上的不忍，而后者更多出于利益的衡量。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人性的自私，本质上我们都是害怕失去什么，并因此而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组成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微量谎言，让之既能在自己道德感承受的范围内，又不会因此有所损失，包括信誉。
这种顾忌，也可以称为顾全大局，但“顾全大局”更多的时候是话语权的掌握者对于被迫需要说谎者的劝慰。面对国家利益，最明显的表现是，我们一方面推崇儒家的“君子坦荡荡”，一方面执行孙武的“兵不厌诈”。我们很多矛盾的教育，都可以很好地统一于“自私”。
对有道德洁癖的人来言，与人相处是最为痛苦的事情。人们更愿意作为欣赏魔术表演的观众，他们虽知道那是假的，但是他们期待被欺骗住的惊奇。很多人会以“生活本来就不容易，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来给出自己逃避真实的合理性。或许对于道德洁癖的人来说，沉默就是“零度谎言”，我什么也没说所以我诚实，他们很难承认默许是一种误导，沉默亦是一种欺骗。而这种鸵鸟式的谎言只是为了我们可笑的道德感。
我们应该允许欺骗的存在，不能让真诚背负太沉重的较真。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由借谎言编织一个浪漫的惊喜或者一个温情的安慰，有时候我们需要由借沉默来避免强权的迫害或者某些情况的伤害。我们很勇敢才能承认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想得到更多，我们不能失去所以我们欺骗或者沉默。
沉默之特殊的权威
公众之所以成为公众是因为他们中的成员不愿单独承担责任，或者他们明确了解无法实现言论的功利性。为了逃避承担表达观点引发的后果，他们宁愿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然“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所以每一次暴力“挟民意以改律法”都是一场被利用的公众发泄式的狂欢。
这场狂欢的扩音器是媒体，调音师是话语权者（具有一定声名的人），而控制狂欢场面决定开闭幕式的便是权力的掌握者。前文隐约提到对于习惯“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公众，他们没有能力去衡量言论的真实性，他们也不想去考虑言论的真实性，因为需要的是热闹，所以言论包含的内容远没有情绪对他们重要。他们是“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水，是别有用心者最容易利用的力量。
媒体作为言论特殊的权威，其影响不容小觑，由罗斯福总统“炉边谈话”的举措就可见一斑。对媒体的控制对于一个政党的统治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决定了政府“愚民政策”的程度，也决定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可能性。但如果媒体不能独立存在，受到最大伤害的并不是大多数的公众，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受到伤害，而是说最悲惨的遭遇更多地降临在那些独立思考的人身上。
与媒体的影响相比，教育的特殊权威则要更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教育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它主要发生在个体认识世界的最初阶段，一个人的主要伦理观点、行为和思考方式都在这个时间形成。教育对于集权政府是很棘手的事情，教育必须大力扶持，因为目前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教育推动了科技发展，进一步制造财富。而教育的本质却是让个体了解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个言论特殊权威在医疗界，这个不难理解，出于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我们对他人最心甘情愿的服从，除了有神论者的神，便是生活中的医生。其实稍微了解宗教和历史，就会发现远古神话中的神农，基督教的耶稣，甚至巴西的革命者切格瓦拉，都是通过医术来显示神迹或者树立威信的。医生可以通过健康忠告来影响烟酒业、食品业甚至一些私人的行为。
如果把宗教说成医治人们精神空虚的方法有些勉强，那宗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言论的特殊权威。比起克服疾病的恐惧，宗教更注重对死亡恐惧的缓解，而这才是人们最无法逃避的终极命题。宗教比政体有更强的凝聚力，因为比起政党对于现实利益的许诺，宗教对于死后长久幸福的保证，更难被证伪，也更为人们乐于接受。
随着信息的大众化，人们获得信息的手段越来越方便快捷，教育和医疗中的一些常识将被普及，他们所拥有的一些信息优势将消失，但不妨碍他们作为特殊权威的存在。而政权和宗教因其更具强制性，更不允许强调个体的独立，他们要么成为极端权威要么将被遗忘，不过也可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公众会提供他们在两者之间反复循环的可能。
沉默之信息的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变得越来越廉价。权威，或者更恰当地称为“握有听众者”，他们的诞生和消失印证了沃霍尔的“十五分钟”预言。知识的传播变得肆无忌惮，不加验证的言论和不负责任的宣泄也混淆其中，如病毒般侵噬着受众的思维。这种信息复制，带来了知识的突变，引发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病症，但愿大病之后能重获新生。
虚假的参与感
各大网站充斥着海量信息，二十四小时不断更新的个人、群体、国家的各种状态，远到大洋彼岸的会晤，进到身边的餐饮推荐，仿佛整个世界的运作都展示在电脑桌面，同时搜索引擎瞬息间提供出各种直接答案。这一切形成了一种错觉，使用者满足于这种“全知全能”，似乎参与到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任何他人的生活，然而更多的时候，个体不过是鹦鹉学舌或偷窥成癖。
焦点事件迅速地爆发然后迅速地消匿，公众的视线被最大字号的标题吸引，然后在一场狂欢后，带着宿醉加入另一场喧闹。这一切让人们抓住了“行乐须及春”的真谛，形成了“我传播我存在”的思想。对，这的确可以使空虚的生命填满华丽的碎片，但这些碎片始终平凑不出一个完整的个体。比起理性，群众更享受情绪带来的激情。日本震后的抢盐，伦敦的暴动，信息的传播犹如芭蕉扇不断地将情绪煽风点火，而它本身就像病毒一样为了便于复制，抛弃了是非对错只留下了最能成为噱头的基因四处病变。人们沦为信息的载体，传播和实践信息的内容。
无知的智慧者
或许可以骄傲宣称，正是信息的泛滥才让人们得以享受到公平的知情权。我不否认这方面的成就，而且正是这成就使得人们不再被一面之词蒙蔽。但不幸的是，当我们拥有更丰富的选项，却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我们每天被新的信息迎头痛击，思考的时间被阅读侵占，而阅读的内容却是膨胀的泡沫，我们变得似乎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明白。很少有人还去寻找关于生命的答案，因为这答案可以被百度被微博，我们说着比柏拉图更高深的哲理，比儒家更圆滑的立身之道，然而却都因为肤浅而对生活充满恐惧和诘难。
亟待重生的信任
信息流通之快让谎言更难自圆其说，随之而来是信任的崩溃。宗教被推翻的过程持续了近千年的时间，而政府被质疑在百年之内就可能发生数起，至于群体和个人的信用更是朝夕可变。这是一个神圣被打回原形的时代，对此，我深感欣慰。
因为信任危机，更需要契约束缚，一家之主、一族之长、一国之君都不能再代替个人的意愿。在这场信任大危机之后，人们或许会更加冷漠，或许会更加自制。但我们终于有可能告别金字塔时代，圣战时代，全民运动时代，一切以神圣为名义的集体行为都将被质疑。现在很难说我们是信息的主人还奴隶，因为我们一如既往地贪婪，我们渴望得到越多的信息，越僵化成为信息的容器。
